《师范教育》（1986年第6期）发表了拙文《由“眼光”想到的》。文中立论是很明确的：“教学情况如何是衡量一个教师的主要标准”，教师应首先务好这个“正业”。不期叶水涛同志有《眼光三失》（见《师范教育》1986年第10期）这样的误解。看来有必要做些解释，兼与叶水涛同志商榷。

教师以教好学生为本，此为“正业”，其余皆为“副业”。明乎此，二者当如何摆布？我以为：身为教师理当分清主次，把“正业”置于第一位。翟在科同志的文章（见《师范教育》1985年第7期）说得好：“处理不好这种关系，学生会腹非，家长可能侧目，领导者也难免送来‘白眼’。”倘叶水涛同志的子女遇到的老师虽不“平庸”，却不肯首先花最大气力教好学生，作为家长将有何感？

教师当然应该是一个研究者。不过研究的对象，苏霍姆林斯基说得是非常明确的，即“研究教学和教育过程的规律，研究具体学科的学术问题，研究儿童心身发展特点”。可见，不是任何领域的研究都可以成为“教育工作的能手”，教师从事的研究工作也不能“不管出在哪个领域”。所以，倘个人的志趣不在教育，而其所长又在别的领域，那么，学校“不聘请”，教师“不应聘”，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何必“身在首营心在汉”？这里说不上是否“完人”和掂什么“份量”，也无所谓“气度”，而是怎样更好地人尽其才，既利于局部事业，更利于全局大业的问题。

即使同是心在“曹营”，也职责各异。教师与科教所的专家们的职责就有重要区别，有个首先是实践者还是理论家的问题。假如老山前线的战士们不是首先“急功近利”地打好眼前的仗，却在“猫耳洞”进行军事基础理论研究，虽有“战略家的眼光”，可老山前线将是个什么样子？总之，教师首先要研究并教好学生。

若别有所好，另有所长，怎么办？很高兴的是叶水涛同志与笔者所见略同：“请出学校”，“改行转向”。（注意：人才流通的工作还需社会来解决；师范培养目标不能改变。）故此，孙中山、鲁迅被请出医疗部门，陈景润、刘心武的被请出学校，皆为“幸事”。令人费解的是，何以说到把雷光文同志这样另有所长的人才请出学校，便被冠以“教条”、“狭隘”，而且被视为“愤激”、“横眉怒目”？君不见“请出学校”后还有极要紧的“到别的岗位上发挥作用”和“不是驱逐”的话。况且雷光文同志果真被有关部门请出学校，请到更好的用武之地，岂非也是幸事？

所以，在我看来，叶水涛同志的批评不失为一剂好药，却失之未能对症，而且副作用颇大，搞得不好，反有害健康。身为教师如果对本职工作和业余研究不分主次，甚至视业余研究胜过本职工作；如果不问教学又是怎样如果“醉心于”“基础理论的研究”，眼望什么“家”，不是首先盯着课本，首先看重教学实践和学生的发展，这样的教师岂不害了孩子！

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是默默之人，绝非碌碌之辈，其工作平凡但绝不平庸。他们以自己的平凡培育出伟大者。因之，这平凡本身也蕴含着深刻的伟大！所以，即使是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这样的教育家，在身为教师时也首先注视教学和学生的发展。因为这是教师神圣的天职！正是辩证法要求我们从现象的各个不同方面的总和中找出其主要的决定的方面，找出历史任务链条中决定性的环节。看来讨论问题时，确实应该“多一点辩证法”。

1987年2月

附：发表于1986年10月《师范教育》的《“眼光”三失》原文。

“眼光”三失

叶水涛

马志国同志《由“眼光”想到的》一文（见《师范教育》1986年第6期），我以为立论欠妥。

一、失之偏激。教师教学之余研究思维科学颇有成果，马同志即汹汹责问曰：“教学又是怎样？”“其创造能力在教学中有何体现？”“他的学生‘创造思维’有何发展？”这种责问难于令人心服。教学之余，打球弈棋者有之，甩牌聊天者有之，忙于家务者有之……为何独独容不得教学之余搞研究？业余当然不应该影响本职，但业余研究达到何种水平，教学业务也须同步达到何种水平，否则，便是“不务正业”，这要求是否太苛刻？至于教学工作“平平”也不能说是过错，因为实绩显著的佼佼不凡者毕竟是少数。专业思想不巩固，业务水平低，决不是教师教学之余致力于学术研究所至。

二，失之呆滞。教育的改革关键是指导思想的改革。这就要求破除陈腐的教育思想的束缚，这就要求按照教育规律、儿童心理发展规律实施教学。所以，心理学从来是师范教育的一门重要学科。把教学研究局限于一招一式的具体教法，以多少年来所形成的、习惯的、急功近利的眼光去看待当前教师的生动活泼的教学及其研究工作，这是一种僵化的实用主义的眼光。因为其一，基础理论的研究，尽管一时并不表现为直接的教学效果，但其研究的进展，迟早会推动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的改进；其二，这种醉心于研究工作，并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教师或许目前专业思想并不巩固，但通过启发引导完全可以使他们明确并坚定专业思想的，而且一旦他们把本职工作和业余研究有机地统一起来，其作为决非碌碌之辈可以比拟。苏霍姆林斯基说：“凡是感到自己是一个研究者的教师，则最有可能变成教育工作的能手。”“不欢迎”、“不聘请”、“请出学校”的愤激之词，流露的是一种教条、狭隘的思想。

三，失之近视。随着科学学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兴起，科学创造心理纳入了科学学的研究领域。今天，创造心理研究工作更进一步发展为一种综合性的科学探索，投入这个研究领域的有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哲学家、艺术家、逻辑学家、社会学家等等。所以，小学教师教学之余研究思维科学，不能认作是“不务正业”，倘以为小学教师只配永远捧着小学课本，永远围着学生作业本兜圈子，只能当平庸的教书匠，这完全是一种妄自菲薄的自卑心理。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提出，小学教师中要出陶行知，出苏霍姆林斯基呢？即使一小部分师范生不能成为优秀的小学教师而成为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这也是我们四化事业的幸事，同样也是教育事业的幸事。你能说孙中山弃医从政、鲁迅弃医从文，是医学教育的失败，是医学事业的失败？再说小学师资队伍的不稳定，也决计不是由于许多小学教师改行转向在其它领域有所建树造成的。

马志国同志现在大概还不是校长，今后也不是没有可能当校长。我衷心希望校长们多一点辨证法，少一点形而上学；多一点宽容，少一点苛求；多一点战略家的眼光，少一点封建家长的指手划脚。学有所成毕竟是难能的，也是可贵的，不管是在哪一个领域。所以，还以爱护引导为宜，大可不必横眉怒目。容得平庸而容不得冒尖，这就失去了做领导的起码分寸和气度。更何况即使给你招聘权，也未必便能招得个个如意，人人称心，一律是完人。再说教师也得掂掂你这位校长的份量，他们还有应聘不应聘的权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