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写下这题目，好像就听到有读者朋友在笑我：俗！写作，本该挺神圣的事，在他这儿，却成了买卖，俗！

想想也没办法，本来一个俗人，做的也便都是俗事。更实在的是，我码出的字都是要稿费的，还从来没有过一回高姿态：免，不要稿费。何止从来没有过不要稿费的高姿态，有时候给少了还真有点不高兴呢。

那是好些年前的事了。一家新创办不久的报纸的编辑朋友写信约稿。家乡的报纸，人家又找上门来，咱肯定就得热情。一篇，两篇，三篇，一边写一边发。编辑朋友一个劲儿地说“感谢支持”。连发几篇之后，才见稿费：每篇十几块人民币。当时感觉如何？出人意外，热情降温，有点凉。由于有了交往，跟这家报纸的编辑也就成了未曾谋面的朋友，也就通了电话。这天，编辑朋友打来电话：“马老师，知道真不好意思跟您再约稿，我们的稿费太低，新创办，没拉上来广告，钱是紧，闹得我们当编辑的都不气派，不好跟作者打交道。可是，还是想请您抽空写几篇，您看……”

我凭什么不答应呢？凭什么让热情变凉呢？

不错，此刻我手上确有一些刚刚收到的各地编辑朋友的约稿信，上面大多都有“请在百忙中为本刊撰稿”，“请拨冗赐稿”一类的话。更何况有几家刊物的稿费挺有吸引力：北京的一家杂志按每千字200元付稿费，广州的一家杂志按每千字300元付稿费给我，再少也得千字几十块。不用说，哪位写字的不愿意自己的字卖个好价钱？可是，当我这样一闪念之后，电话里却跟朋友照样热情不减：“实话实说，您的报纸稿费实在没有吸引力，但是，这报是咱家乡的报，咱们是乡亲，是朋友，乡情，友情，还是有吸引力的。不说稿费多少，尽请放心。”

说到做到，就时不时地给这家报纸写些东西。您可别以为我境界有多高，打心里说，我是一直盼着这家报纸的稿费见涨呢。这不，前些日子果真涨价了。心里就又多了几分热情。谁让咱是卖字的俗人。

我心里明白，自己的字不值多少钱。可倒也时常有些文字被转载，也常常收到《读者》、《青年文摘》的转载稿费和样刊。人家这是规矩。可不是都这么规矩。那天，身边的一位朋友拿来一本杂志，说上面有我的文章。一看，是转载，上面有地址、电话，我就想起了稿费。于是就电话追稿费。说来还真够意思，不久就收到了这家杂志的样刊和稿费。何谈“真够意思”？也有两次这样追转载稿费的电话，就没有回音。还有一阵子，连续接到两三封内容大致一样的信，说我的“大作已被国内某权威刊物转载”，如交纳一些查询通讯费用，可以帮我追到稿酬。转载，我自信是真；稿费，也应该要。可是，这转载的稿费是追不起的。谁觉得该给，就给，不给，也由人去吧。这倒不是大度，是没辙。就说那天一位文学前辈告知，某大报转载了我的一篇小文。通话后，编辑说稿费转到了版权中心，让我和他们说明地址姓名来要稿费。可他们连联系电话都不知，我朝谁要稿费？照直说，心里是一直怪有些转载我文章的的报刊不光不够朋友，连买卖之道都不讲了：我卖字已经够俗了，你凭什么白拿了去自己赚钱？

卖字卖多了，就时不时地有些大买卖：把字码成一本一本的书给出版社来卖。早些年，书价没涨多少时，稿费自然要低。我最早的一本书是千字25元，说是定得不算低。后来，书价一涨再涨，稿费可没书价涨得那么冲。自然，咱也写不出多畅销的书，卖不了大价钱倒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过呢，有的事好像并不怎么在情理之中。比如据圈内人说，这书的事似乎是这样：写书的不如编书的，编书的不如卖书的。这些年一直如此。还别说一手的书商们行起来是天上飞，住下来是总统套房，就是二手、三手的批发商们也都发得可以。可写书的谁听说有多少真发了的？卖字的还是不行。不过，话说回来，也得说这事有几分情理。没有卖书的，你编书的，你写书的去吃谁？可细一想，不对，真正的上帝是读书的呀！凭什么写书的不如编书的，编书的不如卖书的？说来也是写书的还干不好这卖字的买卖。古时候的司马迁写出《史记》，就想的是藏诸深山，传之后世，哪想过卖多少钱？

瞧，说说的就扯到司马迁那儿去了，你跟人家能比吗？从哪方面我压根儿都没有这样比的想法。咱是俗人，才有这卖字一类的俗念：写字，不能全为钱，也不能不为钱；价码低时字可以卖，价码高了字更乐意卖；字，应该越来越值钱，也会越来越值钱。

到那时候，我更乐意卖字。

200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