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推动佛教现代化,应该遵守一些什么原则?我提供几点参考。
(一)度生重于度死
一般人的观念里,人死了才需要找个出家人来诵经、超荐,佛教仿佛是专为死人而设立的,和活着的人毫不相干,佛教对社会民众,遂变成多余的存在,和实际生活脱离关系。细察其原因,这种风气的形成,佛教界中的一些人士也难辞推波助澜之咎。
当我们问某人:“你为什么出家学佛?”答案往往是:“为了了脱生死。”本来解脱生死的根本烦恼,是佛教最终的目标,但是了脱生死并不是逃避现实生活,而是从日常的身心净化中去下功夫。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出家,我绝对不敢说为了了脱生死。我12岁的时候,看到家乡的一位大和尚,对着众多的信徒讲经说法,威仪具足,令人敬慕。我心想:假如我也能出家度化那么多人,让大家在有生之年,就能蒙受法益,不必等到断气了,才麻烦一些人来唱唱念念,那该有多好。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记载,替去世的亡魂超荐,固然也有功德,但十分利益亡者只领受三分,其他的七分还是生者受益,如果超度的法会做得不如法,功德就愈小了。因此度死固然重要,度生更为迫切;生者、死者都能度化,才能了脱生死。
时下佛教有一种弊病,青年发心出家学佛,有些寺院不知施予教育,青年本身也不知如何精进,有些人三三两两凑在一起,到处赶经忏。更有甚者,一些在家人士也加入此行列,竞争激烈,“经忏公司”如雨后春笋,到处林立,徒然造就一批靠死人吃饭,使佛教趋于末流的焦芽败种者。因此,佛教要步向现代化,“度生重于度死”的原则,是第一要务。
(二)奉献重于祈求
台湾的宗教界一片重于祈求的现象,要求佛菩萨保佑他添丁发财,要求神明赐给他功名富贵,把宗教的信仰建立在个人的私欲、贪求之上,使宗教的格调不能突出,人性无法透过宗教的熏陶而提高升华。我以为现代化的佛教应该发扬服务、奉献的精神,为大众付出一片热诚,为社会献上一份关爱。
在平时的修持中,我和佛光山的徒众一样也拜佛祈愿,只是我不曾祈求佛菩萨保佑我长命百岁,保佑我发财腾达。我总是如此地祈求着:“佛菩萨,请将一切的苦难都降在我的身上,让您的弟子考验自己,能不能为众生担当苦难。请将所有的挫折都加诸我,使您的弟子在挫折中,把自己训练得更坚强,为众生挑负一切的责任。”
我不曾想过要从菩萨那儿得到什么,我只是想到信仰了佛教,如何为大众尽一份心力,奉献一份微薄的力量,我觉得奉献的心愿,才真正能和诸佛菩萨慈悲的精神契合。
(三)生活重于生死
我们并非反对了生脱死,但是在了脱生死之前,先要把生活问题解决了,才能达到真正的了脱生死之境。眼前的生活都无法解决,还奢谈什么生死解脱呢?
为了某些人要了脱生死,放弃人间的责任,到深山幽林中去清修,我们这些人就要辛苦地工作,供养他生活所需,让他躲到山林中去修行。此人成佛作祖了,而佛教也因此被讥为社会的包袱。其实,这种只求自度自了的思想,是无法成佛作祖的,因为缺乏大悲心,是成不了佛的,而大悲心是在引度大众,利益群机之中养成。我们应该先在人间辛劳播种,从生活上去健全身心,解决生死的问题,而不是当社会的逃兵。
过去太虚大师提倡佛教要从事生产,我认为出家人也要学会社会的技能,具有服务社会的能力,以自己的劳力,换取所得来办道修行,不必仰赖社会养活我们。自己的生活没有匮乏了,进而服务社会,奉献人群,协助众生解决生活上的问题,解脱生死的根本烦恼。
总之,推行佛教现代化,虽然最终的目的是生死的解脱,但是必须从生活的完成着手,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种人间佛教、生活佛教的推展,是佛教走上现代化的必要行径。
(四)事业重于庙堂
放眼今日台湾的宗教,三步一寺,五步一庙,已经到了近乎泛滥的地步,其中佛教的寺院也不在少数。这些林立的寺院,不但不能为佛教提供什么贡献,反而分散佛教的力量,使社会人士对佛教所投入的物力,以及佛教本身的财力,分散于各个寺院,无法集中一处,充分发挥佛教教化社会的功能,阻遏了佛教的进步。
寺院本来是传播佛法的道场,是大众心灵寄托的地方,但是今日佛教界,有许多人将寺院视为个人清修的场所,是安养天年的养老院,是逃避世间责任的收容所。佛教取诸社会,而对社会却不能有所回馈,担当起福利社会的责任,肩挑起引导人生的大任,使佛教成为社会所诟病的对象。
慈航法师说过:“宗教生存的三大命脉为教育、文化、慈善。”一座寺庙盖得如何的富丽堂皇,如果没有教育、文化、慈善等事业作为内涵,就不是完整的道场,只是虚有其表的建筑。
当初开建佛光山时,有一些名家送我一些宝贵的字画,由于当时经济拮据,捉襟见肘,有人建议我,将这些字画义卖了,以建设佛光山。我一幅也舍不得卖,全部保留下来,因为我认为有了历史文化,宗教才有生命。自从创建佛光山以来,我一直在创办这三种佛教事业,在教育方面,开办培养弘法人才的佛教学院,以及社会一般的学校,乃至以社会各阶层人士为对象的各种讲座、夏令营,务求僧众信众,出家与在家都受到教化。在文化方面,办有出版社,编辑佛教丛书刊物;办报纸、设电视台,传播佛法。在慈善方面,则设立养老院、育幼院、诊所等福祉设施。
我们的宗旨是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希望透过佛教事业的创办,为佛教开创新纪元,担当起弘法利生的任务,使佛教免于寄生社会之讥。因此对于佛教现代化,我们应有事业重于寺庙的认识。
(五)大众重于个人
佛教的教团称为僧伽,僧伽的意思就是众,僧团本来就是六和合众,可见佛教是个非常重视大众的宗教;离开大众,就没有佛法。而社会是由大众组成的共同体,佛教是无法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
佛经上说:诸法因缘和合所成。世间上的万相,不能单独存在,一切都彼此相互依存,才能成其事。譬如我们所穿的衣服,要经过工人的纺织、缝制,才能适合地穿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所吃的米饭,要经过农民辛勤地播种,商人的运输销售,才能吃到香喷喷的饭食;我们出门的舟车、生活上的所需品,没有一样不是取之于社会大众的辛苦结果,没有社会大众,个人必然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大众是我们的恩人,我们应该报答大众的恩泽,所谓报众生恩;取之于大众,回报于大众。
我们如何报答众生的恩惠呢?慈航法师说:“只要一人未度,切莫自己逃了。”地藏菩萨的大誓愿说:“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佛教重视的是大众的福利,而非个人的解脱。只要有一个众生尚在受苦,菩萨绝对不自己证入涅槃,享受快乐。这种以众为我,利他即自利的大乘菩萨行,才是佛教现代化的真正精神所在。
(六)法乐重于欲乐
不管男女老幼、贫富贵贱,人生活着是为了追求快乐,乃是人之常情、共同的目标。不过,如果仔细地思考,究竟有多少人能够得到快乐?有人以为拥有亿万的财产就很快乐,但是有钱的人也有他的痛苦,有时担心金钱周转不灵,有时为了事业的推展,忙得无法和自己的妻子儿女团聚、共享天伦。
有的人以读书为乐,但是如果不能活用,满腹经纶也无济于世。有的人以爱情为乐,但人间多怨偶,法庭上互相控告的,不少是当初恩爱的夫妻。有的人则在信仰中寻找快乐,只是不幸信了邪教,不但人格不能升华,并且危害社会。
那么,真正的快乐是什么?真正的快乐不在欲乐,而在法乐。《维摩诘经》上说:“吾有法乐,吾不乐世俗之乐。”佛光山出家的大众,他们牺牲世俗的享乐,献出青春年华,看似愚笨,其实他们自有一种法乐。我们提倡的是佛法的快乐,也就是真理的快乐。佛法的快乐不是以感官五根去感受的人间快乐,而是一种虽然不看不听也陶然自在、发诸于内心的宁静之乐。参禅者有禅悦,诵经者有法乐,拜佛者则有法喜的智慧之乐。我们对于世间上的一切,自有与世俗不同的看法,我们所追求的是简朴勤劳、超然物外的宗教生活,向往的是内在生命的显发,精神上解脱自在的般若之乐。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确实地去体会这种法乐,我们的身心将更安住。
(七)国情重于私情
俗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有父母、亲人、乡里故旧,爱家乡固然很重要,但是爱国家更是要紧。即使是从事宗教工作的人,也一样要对自己赖以生存的国家加以爱护。佛教说的“上报四重恩”,即是除了报答父母恩、众生恩、三宝恩之外,还要报答国家恩。如果没有国家的庇护,我们就无法安乐地过日子,更遑论安心办道了。
佛陀在世时,听说琉璃王要大举攻打祖国迦毗罗卫国,虽然已是成佛证道的佛陀,也挺身而出,在大军经过的路上静坐,来劝阻这一场战争的发生。依照印度的习俗,如果大军遇见了沙门,今日就偃兵不战。琉璃王一看,阻道的是佛陀,只好退兵。第二天、第三天再出兵,佛陀仍然静坐在炎日下,琉璃王于是对佛陀说:“佛陀,这里太阳酷烈,请您坐到那边有树荫的地方,比较阴凉。”
国王的意思是请佛陀离开此地,以便军队前进。佛陀说:“亲族之荫胜余荫。”
亲族的庇荫,胜过树木的荫凉。眼看自己的国家即将遭到灭亡的不幸,到树下去享受荫凉,又有何意义呢?身体都不存在了,毛发将何以安附?国家灭亡了,个人也无所依靠,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
佛陀也如此的爱国家,我们应该提升对私人、亲族的感情,把这种爱乡的感情扩大,去爱护国家,培养休戚与共的爱国情操,为保护我们的国家尽一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