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人是群居的动物，不能离群索居；既然无法离开群众，所以不能不关心众人的事，不能不关心政治。

一般人谈到政治，每每将之与权术、谋略、党派、斗争画上等号，因此强调和合无争的佛教徒往往避谈政治，甚至在社会人士高唱“宗教的归宗教，政治的归政治”口号之下，更以远离政治为无求。

然而实际上，参与政治是国民的权利，除非触犯国家刑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才没有参政的资格。佛教徒中，即使出家僧侣也要纳税、服兵役，尽国民应尽的义务，所谓出家并不意味着出国，何况佛教主张不仅要自度，还要度人。佛教与政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彼此息息相关，相辅相成，不但政治需要佛教的辅助教化，佛教也需要政治的护持弘传。

因此，历代以来佛教非但未曾与政治分离，而且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例如佛陀成道后，游化诸国，经常出入王宫说法，开示仁王的治国之道，许多印度大国的君王如频婆娑罗王、阿阇世王、波斯匿王、优填王等，他们受到佛陀的感化而皈依佛教，进而成为佛教的护法，并且将佛法的真理应用在治国安邦上，健全社会，福利百姓。佛陀涅槃之后，仍有许多国王，如阿育王、迦腻色迦王、戒日王、弥兰陀王等，他们遵循佛陀教法，以法治国，建立清明政治，写下印度史上辉煌的一页。

在中国，历代僧侣与帝王也常有密切地合作往来，其中或有辅弼朝廷被尊为国师者，如南阳慧忠、法藏贤首、清凉澄观、悟达知玄、玉林通琇、天台智凯等。或有出仕朝中为宰相者，如宋文帝礼请慧琳为宰相，日理万机，时人称为“黑衣宰相”；唐太宗向明瞻法师请教定国安邦之道，明瞻陈述以慈救为宗，太宗大悦，尊为帝相；明朝姚广孝本为道衍禅师，永乐皇帝爱其英才，敕令还俗辅佐朝纲，对明初的清明国祚贡献很大。

此外，自魏晋南北朝起，朝廷并设有僧正、僧统、僧录司、大僧正等僧官，至今仍为日本所沿用。直到今日，泰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以“佛教领导政治，政治尊重佛教”；日本不但以佛教为国教，而且规定全国人民要信奉三宝，执政者要礼敬三宝，佛教备受尊重；韩国亦曾以佛教为国教，并曾雕刻大藏经以救国。凡此都说明佛教与政治关系密切，政治需要佛教的辅助教化，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佛教乃救世之仁，可补政治之不足。”

佛教不但有和谐政治的功能，并可帮助政治化导边远、消除怨恨、感化顽强，发挥慈悲教化的功效。例如佛教的五戒，对安邦治国的贡献，正如《传戒正范》云：“若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传此风教遍于宇内，则仁人百万。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能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百刑息于国。其为国王者，则不治而坐致太平矣！”

佛教对国家政治的影响与贡献，历代均有记载，诸如帮助生产、开发交通、保护生态、利济行旅、文化建设、安住军民、兴办教育、医疗救济、财务运转、科技文学等。

佛教在烽火连天的乱世，经常扮演攘敌安邦的角色，例如佛陀对摩揭陀国雨势大臣昭示健全国家的“七不退法”，巧妙地化解了一场血腥战争；唐朝的安禄山举兵造反，朝廷军需短绌，佛教徒于是发起贩卖度牒以增加军费，为平定安史之乱尽了最大的力量；南宋高宗偏安江南，礼请法道禅师入朝共谋国事，在禅师的极力奔走之下，为国家劝募了丰足的军粮，并且参战军旅，贡献计策，稳定了军机。曾经一度为禅僧的刘秉忠，元帝入主中原，耶律楚材仰慕他的贤能，特别征召他出仕为相，刘秉忠为了保全汉人的生命财产，免受无辜的杀戮，于是挺身而出，立朝仪，订制度，辅佐耶律楚材推行汉化，延续了汉民族的命脉。元代至温禅师，由于赞助王化有功，感动世祖而被敕封为佛国普安大禅师。可以说，自古以来，佛教辅佐、教化政治的事例，不胜枚举。

此外，佛陀对仁王政治的教化，也是散见于诸多经典，例如佛陀在《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开示，执政者应当心常忧民，如母之忆子，不离于心；在《如来示教胜军王经》告诉身为国王者：“于诸国邑所有众生，童仆作使、辅臣僚佐，应以诸佛所说四摄而摄受之。”在《长阿含经》说：“君臣和顺，上下相敬，若能尔者，其国久安。”在《佛说孛经抄》里记载：“为君当明，探古达今，动静知时，刚柔得理，惠下利民，布施平均。”在《法句譬喻经》中亦提出为王之道，当行五事：一者领理万民，无有枉滥；二者养育强士，随时禀与；三者念修本业，福德无绝；四者当信忠臣正直之谏，无受谗言，以伤正直；五者节育贪乐，心不放逸。在《金光明最胜王经》则说：“于亲非亲，平等视一切，若为正法王，国内无偏党，法王有名称，普闻三界中。”

佛教教义与僧侣行仪可以影响帝王的政治理念，建立祥和社会；帝王的权势则能帮助佛教普遍弘传，净化世道人心。晋代道安大师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佛陀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中，将护法之责交付国王，以收“上行下效，风行草偃”之功。此可证之于佛世时，因为有频婆娑罗王、波斯匿王的护持，佛教才能传遍印度；佛陀灭度后，阿育王修建八万四千座佛舍利塔，并派遣布教师到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等地弘法，使得佛教得以向外弘传，广宣流布。中国因有东汉明帝派遣郎中蔡愔，西赴天竺迎请迦叶摩腾、竺法兰等高僧来华弘法，佛教因此得以传入中国。至于中国佛教的译经事业，大多是由于历朝帝王保护，设置译经院，因而得以完成，如鸠摩罗什大师受后秦姚兴的护持，在西明阁从事译经，而有《法华经》《中论》等74部384卷经论流传后世；玄奘大师在唐太宗的支持下，译出《大般若经》《成唯识论》等75部1335卷经论，使法宝圣教的光辉普照于中国。

现代信教自由，且政治有护持佛教的力量，佛教也有清明政治的功用。因此，佛教需要政治的护持，政治不要嫉妒佛教，也不要舍本逐末地只奖励慈善，应该多奖励从事净化人心，改善社会风气者。而佛教对于社会的关怀、人权的维护、民众的福祉，自是不能置身事外。因此，佛教徒不能以远离政治为清高，个人可以不热衷名位权势，但不能放弃关怀社会、服务众生的责任。今日佛教徒为了弘法利生，对政治不但不应抱持消极回避的态度，相反的，应该积极关心，当下承担。因为人在社会上谁也脱离不了政治，佛教徒虽不介入政治，但关心社会，关心政治，所谓“问政不干治”，这是佛教徒对政治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