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高士其继续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

1988年，高士其因病医治无效，于12月19日逝世，享年84岁。

高士其的逝世，给他的夫人金爱娣带来了巨大的悲痛。

高士其的灵堂前摆放着金爱娣自己题写的挽联：

今生成永诀

来世再结缘

“他没有死，他还活着……他身体是热的……”金爱娣趴在白床单上哀哀恸哭，怎么也不相信这是事实。这位看上去已经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其实才59岁！长年的劳累和疲乏，使她的大脑中枢神经严重失调，疾病也开始纠缠她，她经历了四次大手术的折磨。尤其是最近一年多来，她照顾高士其，昼夜不停地吸痰、翻身和护理，每天坚持洗脸擦身。焦虑、压抑、操劳的情绪，一直随着高老的病情折磨着她的心。她三个月没顾上洗澡。直到高士其烧退清醒之后，她才放心地去擦擦身子。她摸着像针扎一样疼痛的胸口惊呆了，右乳竟长出了疙疙瘩瘩的小硬块。她的一位搞医务工作的朋友拿着化验单心疼地责怪她说：“爱娣呀，真有你的，到这地步了，你怎么不知道哇！”

乳癌手术后，她的淋巴腺上还留下大大小小的几十个癌块尚未完成治疗，她又去照顾高士其。癌症病人的化疗，使她头晕、恶心，全身瘫软。为了照顾高士其，她多次停掉化疗。按规程2年中应完成8次化疗，而她只做了4次。现在，癌细胞转移，已呈晚期骨癌扩散。人们看着她憔悴的面容，迟缓甚至有点蹒跚的步履，怎么都难以把她与高士其夫人的身份联系起来，更不相信她是位只有59岁的人。在漫长的28年的时间里，金爱娣“把妻子、妹妹、朋友、同志和母亲，总之，一个女人所能有的爱全部奉献给了高士其，常常忘记了她自己”。此刻的金爱娣，头发凌乱，形容枯槁，穿着一件后背有些开线的黑毛衣，噙着泪水，说话哽咽，朴实得像一个老保姆一样，显得格外清瘦、孤单。

“他去了，我也差不多了……”一缕白发耷拉下来，她也不用手拢一拢。

办完高老的丧事，金爱娣又从医院挪到家里，从满床满架的诗书卷帙中整理着高士其的遗稿，从中看到了那些高士其随手写给她的字条：

爱娣妻：你老是拿心脏病吓唬我（金爱娣1978年查出冠心病。——引者注），自己又不肯去找医生。光说没有空，没有时间，舍不得抛开这一个烂摊子，真是要做一辈子奴隶，一辈子牛马，这还了得？

爱娣妻：照顾我23年（写于1985年。——引者注）如一日，食不成顿，夜不成寐，似春蚕到死丝不尽。

爱娣老伴：风雨同舟，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形影不离。

每一个字条下面都有颤抖的签名。睹物思人，金爱娣无法抑制自己心中的悲痛……“今生成永诀，来世再结缘”的挽联，正是她此刻心情的真实写照。

高士其的逝世，是中国科学界和文学界的巨大损失！人们痛惜“中国科普界的一颗巨星陨落了”！“一颗科学的星辰，闪烁了半个多世纪特殊光辉的星辰陨落了”！人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来纪念这位人民科学家、中国科学文艺的主将、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李宗浩在《你，永远在歌唱春天——怀念高士其老师》中写道：

我刚刚从新加坡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回来。旅途的疲惫，使我早早地睡下了。突然，电话铃响了，是志其——高士其老师的儿子的声音。一种不祥的预兆掠过心头。接着，我终于清楚地听到“高老于今天早晨六点半……”

一颗科学的星辰，闪烁了半个多世纪特殊光辉的星辰陨落了！我的一位良师益友，“忘年之交”的长者，远远地离去了！

放下电话，我困意全无，一种从未有的空寂、惆怅、悲哀充满心中。我呆呆地坐在沙发上。房间里死一般的肃穆，只有滴滴答答的闹钟声，此时变得越来越响。这只闹钟是高老亲自到百货大楼买的，又亲自送到我家的。我站起来，走到书橱旁，取下《高士其及其作品选介》，翻开书，高老那慈祥的面貌，高老那抖动的手迹……

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无情未必真男儿。泪水慢慢地慢慢地流到了我的嘴角……

张锋——在“**”期间大胆向高士其约稿并发表了高士其《生命进行曲》的那位《化石》杂志的青年编辑，在《中国科学诗坛的先驱——怀念高老》中动情地写道：

熄灭了，

像一把火炬，

这稀有的天才，

凋残了，

那壮丽的花冠。

——莱蒙托夫：《诗人之死》

中国科普界的一颗巨星陨落了！

中国科学文艺的主将、新时代科学诗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已永远离开了我们。

竖琴喑哑了，缪斯的宠儿停止了他奇妙的吟唱。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生死搏斗后，我们的勇士终于为魔鬼的枪弹所击倒。

花儿低首，草儿垂泪，菌儿姑娘、土壤妈妈和时间伯伯在无声地抽泣，他们与所珍爱的大自然的歌手作最后的话别。

那是什么？由十余名少先队员高擎着的“高士其爷爷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字牌，和那川流不息地拥向灵堂的人群都在告诉我们，高士其的作品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同胞。人的生命终究有限，然而高士其的数百万字的作品将越过历史的长河，在星空中长久地闪烁光芒。我这时想起了十年前，一位女主治医生在回答高士其致谢时所说的一段动人而又朴素的话（正是由于她医术高明，使重病入院的高士其迅速康复）：“应该谢谢您，当我还是红领巾的时候，就曾唱着队歌去您家访问过您。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您的《菌儿自传》，从您的著作中我学到了许多微生物知识，爱上了医学。我今天能够成为一名光荣的白衣战士，应该谢谢您！”可见高士其作品的不同寻常的魅力！

他怎舍得就此离去？他是如此深深地眷念着这片土地、这里的人民和他为之终生奋斗的科普创作事业。是的，高士其病残的躯体内所蕴藏的热情和无比旺盛的生命力，着实叫人吃惊。死神多少次召唤了他，他却依然如松柏般傲然挺立，人们称这是医学史上的“奇迹”，我看是不为过的。你看，六十年前，当远离祖国、在他乡几乎为病魔所击倒后，回国途中，他照样执行自己的“环球旅行”计划，不顺原路返回，却东渡大西洋，经欧洲、印度洋周游了17国，借此壮游开阔了眼界。“七七”事变后不久，他抱定“就是爬，也要爬到目的地”的决心，拖着病躯，辗转跋涉两个月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延安，被根据地的干部赞为“不倒的病号”。1985年，他大病入院治疗后，院方多次宣告他病危，连新闻部门也做好了准备，可他却一次次地抗过来了。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古希腊的一个神话：先知普罗米修斯从天庭盗取火种并将它带到了人间，他因此触怒主神宙斯而被锁在高加索山崖，每日让神鹰啄食其肝脏，可是他的肝脏却一面被啄食，一面又不断得到了修复。这位先知宁受折磨，坚强不屈，最后终于被赫拉克勒斯所解救。后来，普罗米修斯将科学和文明带给了人类，从而造福于人类。

我们的诗人高士其不就是这样一位当代的普罗米修斯么？

……呜呼，诗人已离我们而去。此刻，千思万绪涌上心头，言有穷而情不可终。中国科普创作界失去了一位热忱而勇敢的主将，我和我的同伴们失去了一位良师挚友，这是何等的令人哀痛啊！我们应该沿着高士其的足迹，实现其宏大的理想和遗愿，继承他的宝贵遗产，继续开拓我国科普创作（包括科学文艺）的新路。这也许是对已逝者的最好的纪念罢。

周培源同志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追忆高士其同志》中写道：

惊悉老同学高士其同志病逝，不胜悲痛。

我和高士其是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同学。他是1918年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二年级的。我于1919年进清华中等科四年级，比他高一个年级。他和当时的同学相处得都很友好，为此，他们给他起了一个亲密的外号叫“阿米巴”。他学习很刻苦，于1925年以优异的成绩在清华高等科毕业后，抱着“科学救国”的热情，作为清华公费生赴美国留学。

高士其先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芝加哥大学学习。1926年，他进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医学博士课程。当时，我也正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现在回想起来，往事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在芝加哥大学，他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为研究细菌学的“食物毒细菌”掌握第一手资料，曾吞食过减毒的“食物毒细菌”。1928年，高士其培养了一瓶脑炎过滤性病毒，听说因瓶子突然破裂，他不幸染上了脑炎病毒并留下了周期性双眼昏花、眼球上翻和两手颤抖等后遗症。但是，到了1930年，在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痛苦与困境中，他竟能以惊人的毅力修完了医学博士的全部课程，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毕业，并加入了美国化学学会和公共卫生学会。……五十多年来，高士其写下了几百万字的科学小品、科学童话、科学故事、科学诗和多种形式的科普文章。为丰富我国科学文化的宝库，他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劳动。……半个多世纪来，他的病情一直在加重，不但双腿站立不起来，双手也不能自如地取物翻书了；工作几个小时眼皮就耷拉下来，得请人翻上去；吃饭要别人一口一口地喂；睡觉时不能翻身，一切生活都不能自理，想说话又讲不出来。这种艰难的生活，确实使他痛苦，但是他有一个为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的理想，有一股子为国家和人民而工作的热情，用他自己的话说：“热情和困难成正比的时候，困难就消失了。”

高士其说的和做的一样，他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楷模，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也是我们努力学习的榜样。

高士其同志，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