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修正主义的祖师爷”(1 / 1)

高士其评传 韩进 2354 字 6个月前

1966年,“**”全面爆发,由此开始了中国科学文艺有史以来最困难的十年。

全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是于1958年根据当时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需要,将原来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合并成立的。“当时中央批示:‘中国科协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全国性科学技术群众团体,是党动员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工具和助手。’科协建立以来,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组织群众在科学普及、学术交流和国际交往等方面开展了不少工作,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即便在“**”开始后,中国科协也是组织人民群众积极深入地开展“斗、批、改”运动,总结经验,改正不足,努力配合当时的形势,主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仍然想方设法阻止科协开展正常的工作,甚至叫嚣要砸烂科协。面对这股倒行逆施,当时的科协主席并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的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同志,曾经专门向周总理请示过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开展科协工作,周总理表示可待中央稍后研究。不久,李四光同志去世了。就在1972年下半年,周总理在一次宴请英国客人时,曾经向接任负责科协工作的周培源同志当面指示:科协不是撤销单位,要开展工作,并希望周培源同志能够尽快把科协工作抓起来。可待周培源同志开始工作时,却发现,当时的上海市委在这年的夏天,背着党中央、周总理,早已将科协私自撤消了!当中国科协到上海调查时,上海科技局的领导却气势汹汹地叫嚣:“在上海不准提科协!”“我们市委决定砸烂旧科协,搞科技交流站!”言下之意是谁要再提科协,谁就是与党对着干,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他们对周总理亲自指示并一直关心的科协工作都敢对着干,其嚣张气焰,不可一世!

在叫嚣要砸烂科协的同时,科学工作者也更是受到了极其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是残酷迫害,就连像高士其这样不能行动、不能说话的几乎瘫痪的人,他们也不放过。

有人给高士其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名字就叫做《高高盘踞在科协之上的修正主义祖师爷——高士其》。真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他们是想借高士其这面科普界的旗帜来打倒关心高士其、关心科协的周总理。有良知的人们对这种做法非常气愤,在嗤之以鼻的同时,更为高士其担心,也更在心里关心着高士其。周总理很快知道了这件事,马上让秘书给中国科协打电话,明确指示:科协要保护好高士其,不要给高士其同志贴大字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科协马上把写高士其的大字报揭了下来。

大字报的阴谋没有得逞,那一伙人仍不甘心,更加变本加厉、明目张胆地直接向高士其下手了。高士其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个接着一个被调走了,原来为高士其配的专车也被换走了,理由很简单,既然高士其是修正主义的祖师爷,有什么资格要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专车呢?本来是体现党和政府以及全国人民对高士其关心的照顾政策,而且也是高士其为党和人民工作的需要,现在却变成高士其作为修正主义享受的罪证了。更有甚者,还有人打起了高士其夫人金爱娣的主意,要将金爱娣也从高士其的身边调开,要金爱娣与高士其划清界限,并威胁金爱娣说,高士其是修正主义的祖师爷,你为高士其服务,就是为修正主义服务;你成天守着高士其,躲在狭小的屋子里,就是脱离群众,脱离运动,就是保皇派;要金爱娣与高士其决裂,参加到运动中去,就是把高士其留在家中,让她去参加所有的学习会、讨论会、揭发会、批斗会。

金爱娣怎么会离开高士其呢?高士其又怎么能离得开金爱娣呢?他俩早已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人了。金爱娣不仅是高士其的爱人,还是高士其的手和脚、眼和耳呀,哪有手、脚、眼、耳离开过身体的?尤其是在高士其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被抽走后,金爱娣不仅要照顾高士其的生活起居,还要给高士其担任工作秘书,一个人要干原先几个人的活,又怎么能承担得了呢?高士其看在眼里,实在不忍心把夫人累坏了,就忍痛中止了创作,心中的痛苦自然是没法说的。即便如此,那些好斗者仍不肯罢休,不断有人来催金爱娣去参加批斗会,扬言如果再不答应,性质就严重了,不仅金爱娣要被批斗,因为是高士其“拖”了金爱娣的后退,连高士其也会被拉出去批斗。金爱娣和高士其商量,最终他们答应下来。如果金爱娣走了,儿子又去上学了,只有高士其一个人在家,万一有什么事,该怎么办呢?思前想后,始终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还是高士其说:你出去开会时,就把我也推出去吧,也让我看看那些人到底在做些什么,他们的用心何在。

不出去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多么残酷。原来,外面发生的很多事情,金爱娣怕高士其担心和伤心,以前都没有完全告诉高士其。这次出来才知道,要批斗的正是关心科协的领导——当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范长江!他被戴上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双手被反剪在背上,被人按着头,强迫跪在地上的破砖头上。他不跪,就有人拿着棒子,用力打弯他的膝盖……高士其再也看不下去了,他气愤得“噢噢”大叫起来,手脚发抖,眼珠向上翻,吓得金爱娣马上把他推出了会场。

回到家里,高士其沉默了。不吃,不喝,不睡,而且经常手脚发抖,眼珠上翻。金爱娣又急又累又担心,终于积劳成疾,病倒了。那是1968年的一天,金爱娣肚子疼得在**直打滚。她一个人流着泪一步一步挪到公共汽车站。医生诊断是疲劳过度,大脑中枢神经失调,功能紊乱,造成“肠坏死”,必须住院开刀治疗,组织抢救。而就在手术过程中,当1米多长的烂肠子被切除后,金爱娣的心脏突然停跳,血压降到了0。医生不得不马上缝合。

一天,周总理到北大医院看望一位大面积烧伤的工人,听说金爱娣住院了,当即向医院领导指示,要想办法治好金爱娣的病;回来后,又派身边的工作人员去看望高士其。事后,还多次亲自向当时的科协主席李四光同志询问高士其的健康状况、政治处境,以及金爱娣的病情。金爱娣的伤口因为多次化脓,需要不断治疗,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金爱娣在一年内就做了三次手术,终于把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抢救了金爱娣,就是抢救了高士其一家呀!

金爱娣住院的消息一传开,很多同志都自觉地来关心高士其的生活,其中有一位被调走的工作人员,又主动回来照顾高士其,但还不到一个月,就被发现了,被勒令回去了,不得再来。高士其的儿子也没法上学了,留在家里照顾高士其。

大字报没有将高士其从精神上打垮,将金爱娣从高士其的身边拉走也没有得逞,那些人又想出了新的办法,就是孤立软禁高士其。在将身边的工作人员全部调走后,再派人挡在科协的大门口,将来看望高士其的人一律挡回,连小朋友也不准来看望高士其,将高士其与外面的世界隔开了,与少年儿童分开了,这不等于是将高士其软禁了吗!就这样还不算完。一天,突然有人来通知高士其,要他赶快把会客室腾出来,作为那伙人的接待站。金爱娣上前解说,这是周总理亲自批示为高士其建造的呀,让高士其在这里会见各地的朋友,你们不能没收。来人不无蔑视地说:“现在有谁来看你们呀!你们占着这么大的会客室,不是浪费吗?”说着,就把高士其赶进了小小的卧室里,强行霸占了会客室。

高士其病倒了,他是被气病的。眼下已经是数九严寒的冬天了,往年这个时候,党中央和周总理都将高士其送到气候温暖的广东去疗养,因为高士其体弱多病,在冬天的抵抗力更差。如今,金爱娣将家里能够拿出来的衣服都给高士其穿上了,从头到脚,被裹了个严实,还是挡不住严寒的侵入,屋里连暖气也没有,高士其整天冻得发抖,手脚都起了冻疮,冻裂了,化脓了,还得了严重的气管炎,气也喘不过来,吓得金爱娣赶忙将高士其送到医院看病。可上医院也成了麻烦,过去高士其有专车,有工作人员照顾,现在车子没有了,金爱娣一个人好不容易将高士其推到路边,又打不上车,高士其在寒风中一等就是一个小时。好不容易赶到医院时,又要排很长的队,过去对高士其的一切照顾政策都被取消了,这样看病,折腾一次,高士其的病情反而加重了。

有一次,高士其刚刚从医院回来,就有人登门造访,手里拿着红头文件,说全国已经进入战备状态,限时要高士其一家“紧急疏散”到北京城外。金爱娣反复交涉,恳求等高士其稍稍好些再搬走,这样拖了一段时间。后来不断有人来催逼,甚至威胁说,如果再不搬走,他们就要采取革命行动,将他们强行赶出北京。正在这困难时刻,还是周总理惦记着高士其。当时的周总理已经病重,不仅让夫人邓颖超同志给高士其家打电话问候,还派身边的工作人员来看望高士其。在这最困难的时期,董必武同志还亲笔手书《九十初度》一首,让夫人何莲芝同志赠送给高士其,以自己亲历五朝的人生感悟,鼓舞高士其“深信前途”:

九十光阴瞬息过,

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弊政皆亲历,

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

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阻,

深信前途会伐柯。

总理的关心和董老的鼓励,高士其备感鼓舞。经历过战争年代艰苦环境考验的高士其,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他坚信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尽管身边的工作人员被调走了,他不能正常地开展创作;即使他辛辛苦苦有了作品,也没有地方发表,由“四人帮”把持的文艺界,企图将高士其完全“封杀”掉。但他们不了解高士其,他是科普界的“铁人”,他的骨头是硬的。从未在逆境中屈服过的高士其,“非但没有倒下,反而更坚强地站了起来”。高士其充满信心地说:“不能发表,我也要写!总有发表的那一天!”在《生命的乐章——记高士其同志》一文中,作者李宗浩真实地记录了那个特殊阶段高士其的创作状态:

那年月,高士其听不见孩子们的笑语欢歌,看不见孩子们憧憬未来献身科学的一封封天真热情的来信。历史无情地把他和孩子们隔开了。尤其到了后期,时代的“杰作”竟产生了一位“白卷英雄”,使高士其愤怒极了,他实在想不通,也实在不能容忍。他借用当时一句时髦的话,说这是“彻头彻尾的混蛋逻辑”。他气得浑身哆嗦,僵硬的手握着颤抖的笔,怎么也无法驾驭,他难以自己写作,但他还是要写。他要用人类的科学、知识、文化、艺术,他要用人类的文明、探索、斗争、精神,画一幅五彩缤纷、光辉照人的图画,将这幅图画放在白卷之旁,让人们来评价,来观赏,来分清真善美与假恶丑。

空旷的房间,微弱的煤火在跳跃着,使冰冷的屋子尚有一丝暖意。高士其继续以坚忍不拔的毅力,艰难地进行创作,写出一篇篇启迪青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的文章。在当时,百花纷谢,科普之花根本没有出土之地。有人劝他:“你年岁这么大了,身体又是这个样子,就别写了!”“你何必去操这些心呢,花费那么大的劳动!”“算了吧,无效的劳动!没有地方发表你的作品的!”但是,在岩石的重压下,倔强的生命还是要破土而出、顶石而立,还是照样会在凛冽的寒风中傲然挺立成长的!高士其坚定地说:“不发表,我也要写!”

一篇篇文章寄出后,被退了回来,可他仍然没有住笔。他的心中还在默念着,无论是“大魔王”还是“小魔王”,都“禁不住我们声浪的交响”。

社会并没有忘掉他。“四人帮”控制了书报杂志,把持了文化科学等阵地,但是,像高士其一样,心中记挂着祖国的前途、憧憬着美好的明天的,大有人在!高士其在“**”前夕完成的《杀菌的战术》未能出版,对此高士其并不灰心,他反复地修改,并且得到了微生物所一些热心人的帮助,增加了内容,也得到了出版社的支持,尽管能否出版未定,但他们还是在不停地工作着。这本书,终于在十年内乱后期付印了!

《杀菌的战术》是高士其在这十年间花费精力较多的、也是影响较大的一本科普读物。由于当时“穿靴戴帽”等恶劣之风的条条框框,在《杀菌的战术》一书中,减弱了高士其科学小品的风格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