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高士其来到北京之初，党组织安排他住在前门附近的远东旅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给高士其治病，政府将他送进了北京最好的医院——北京医院，让他长期养病。高士其向党组织要求工作后，为了工作方便，就离开了医院，住到了北京干面胡同31号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宿舍里。这里很快成了社会各界争相拜访的中心，但房子太小，少先队员经常整个中队乃至整个大队前来访问，很多小朋友只能站在门外。为了让高士其有一个较好的工作环境，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批示下，有关部门决定给高士其专门造一座房子，以便让高士其能有一个舒适的环境从事写作，有一个宽敞的会客室接见客人。起初，高士其的新居地址选在建国门外使馆区，大家认为那里很安静，适合高士其居住。可是，高士其坚决反对，说：“这不把我跟机关的同志分开了吗？”他要求把自己的新居建在北京西郊全国科协的大楼旁边。于是，在大楼附近建起了一座米黄色的两层小楼。本来上下两层都是给高士其住的，高士其不同意，以自己行动不方便为由，硬是把楼上安排给了工作人员。

这是一座极普通的楼房。夏天，在浓阴下，黄绿相映；冬天，在白雪里，黄白交辉。它并不华丽，然而，自从高士其住进以后，在数不清的拜访人群中，有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科学家、作家、新闻记者、报刊编辑，有少数民族的代表、华侨、外宾，还有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当然来的人数最多、次数最多的，还是少年儿童。在高士其的人生旅途中，这幢小楼还给高士其带来了终身难忘的甜美回忆——高士其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在董必武同志和他的夫人何莲芝大姐的关心下，高士其与安徽芜湖的金爱娣同志结为夫妻，从此俩人相知相爱，相濡以沫，谱写了一曲惊天动地的爱情颂歌。

对于高士其的婚事，党和政府一直关心着。前文说过，由于战乱，高士其失去了自己的夫人。现在，生活安定下来了，虽然中国科协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着高士其，但由于高士其的特殊身体状况，他更需要有一位爱人。这位爱人应该具有很高的情操，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因为她所爱的人，身体受到病魔严重的摧残，已经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给予她很多。当时，中国科协的党组书记张震球同志就反复考虑过如何为高士其选择一位合适的爱人。这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呀！给高士其选什么样的人呢？他们之间怎么进行了解、交流感情呢？婚后对高士其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凡此种种，都是他要考虑到的。

曾经做过董必武的秘书、作家田海燕同志是位热心人，早在50年代就为高士其的婚姻操着心。其间，虽有人做过介绍，或有的“毛遂自荐”，但都未给予考虑。后来，有人向田海燕同志介绍了安徽芜湖一家工厂的保管员金爱娣同志，经过各方面的了解和考虑，田海燕觉得她是一位“理想中的佳人”。

高士其和金爱娣开始通信了。他们需要在书信中交流感情，寻找共同语言。对于一般人来讲，“情书”是热烈的，但也是秘密的，可是高士其的“情书”却是“特殊例外”。因为此时他基本上丧失了写信的能力，颤抖的手费好大的工夫才能写出几个字来，所以只得由人来代写“情书”。这个人就是高士其同志的秘书高仰之。高士其传奇式的经历深深打动了金爱娣的心，她非常愿意与这样的人白头到老。她想着许多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献身，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他们奋斗的结果。高士其虽身有残疾，但仍然在为我国的科普事业努力工作，能够与这样的人一起生活，就可以让他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经过慎重考虑，金爱娣同志同意了，双方约定金爱娣在9月（1961年）期间到北京与高士其见面。

9月，是北京一年中最好的季节，风清气爽，金桂飘香，也是花好月圆的季节。可这一天，高士其却感到阵阵燥热，他被焦急、期待的思绪扰得不安。这天下午，这种状态简直达到了顶点，以至他那科学家的大脑暂时无法正常地运转。这会儿，他正呆呆地坐在会客室里，他的耳朵却一直听着门外。这种情形可是极其少见的。

暮色渐渐来临。随着秘书高仰之同志拉开电灯的一刹那，门外响起了汽车喇叭声。高士其眼睛一亮：是她来了！

果然不出高士其所料。在田海燕同志的爱人张林冬的陪同下，一个梳着两条乌黑大辫子的年轻女同志走了进来。她身材不高，胖瘦适中，肤色粉白，眉目清秀，庄重娴雅中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她就是高士其盼望已久的金爱娣同志，特意从安徽芜湖赶来看望他。在这之前，高士其与金爱娣通过几封信，又看过她的照片，所以不用张林冬介绍，高士其便像老朋友似的冲金爱娣说：“你一路辛苦了，辛苦了！”他多么想站起来，表示自己的欢迎，又多么想伸出手与她握手，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但是，他身不由己，坐在椅子上双手一个劲地发抖，不知该说什么了。只听见秘书在一旁不断提醒高士其：“镇静一点，镇静一点。”金爱娣羞涩地喊了一声：“高代表。”（高士其是第一至第六届人大代表。）

金爱娣心里虽然对高士其已有了不少“底”，但一看到本人，仍然掩饰不住由惊异而产生的惶惶不安。同时，这屋子里的一切，都让她感到陌生。她拘谨地站在一把椅子旁边，把自己事先想好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也难怪她，高士其的状况大大超乎她的想象：高士其不仅仅是瘫痪不能活动，而且脖子发硬，眼睛经常上翻，吃饭还得依靠别人喂，甚至不时地流下口水，这都让她陷入了沉思。

敏锐的高士其感觉到了一切，镇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慢慢地、尽可能清楚地对金爱娣说：“不要拘束，在我这里，你放心好了。我有很多书，你喜欢看什么就看什么。”

金爱娣听了，心中一动，觉得高士其能看懂她的心。三十一年来，除了母亲，还没有第二个人能够了解她的内心。她一下子觉得自己与高士其的距离贴近了。很快，她也恢复了常态，坐下来静静地看着高士其。她见他坐在椅子上，精神很好，不过面庞清瘦，脸色也有些苍白，心里不由得涌起一股怜惜之情，反而觉得高士其像个圣僧，很圣洁，很善良……

她想起来北京的第二天，董老夫人何莲芝大姐在宴请她时说的一番话：“你看到高士其这样的病人不要害怕。看一个人不要看外表，要看心灵的美……高士其同志是品质高尚的科学家，对党和国家有很大贡献，我们都关心他，希望你能与他组织个小家庭……照顾好高士其同志，就是干好革命工作……”是的，应该有人来帮助他。想到这，金爱娣完全平静下来了。她天性中的善良、稳重、细致和含蓄中蕴藏的热情也自然地流露出来，对高士其投去了深情的笑意。这一切都被高士其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金爱娣自愿留下来照顾高士其。与高士其在一起的日子里，金爱娣亲眼看到了高士其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状况，时常被高士其顽强不屈的精神所感动，有两次她还偷偷地流下了眼泪。于是，半个月后，金爱娣作出了抉择，她对何莲芝大姐表示：“我要好好地与他生活一辈子，好好地照顾他一辈子。”

金爱娣作出这样的决定，并不是一时的**，她是经过充分的认真考虑的，这还与她特殊的身世有关。金爱娣三岁丧父，母亲为将两个女儿抚养成人，没有再嫁。母亲的行为对她有很大的影响，当她的生活也遭遇不幸时，她就不自觉地以母亲为榜样。在她自己的婚姻遭遇变故后，她想过，要么像母亲那样不再嫁，要么把今后的日子献给一个有价值的人。她是50年代长大的青年人，那一代人把献身精神看作是一个人应该具有的最大美德。她向往着自己也具有这样的美德，所以她为自己作出的决定感到骄傲。但她也深知未来的日子不会轻松，所以，当她作出决定后，反而更加冷静，有一种找到了实现人生价值和人生归宿的满足感。

转眼已是10月中旬了。一天，金爱娣迟迟疑疑地对高士其说：“我要走了，火车票已经买好了。”

当高士其听到这个消息时，非常吃惊。他睁圆了眼睛，责怪秘书为什么要给金爱娣买票。看到高士其那孩子似的紧张反应，秘书笑了，对高士其说：“人家是请了一个月的假来看望你的，现在，她的假期到了，她应该回去了，这是组织纪律呀！”

高士其不说话了。他也知道她是请了一个月的假期，但他没有觉察到日子过得这样快。他是个明事理的人，没有阻拦金爱娣的行程，但自从金爱娣走后，高士其仿佛变了一个人，精神不振，目光呆滞，一连几天茶饭不思。而离开高士其回到安徽芜湖的金爱娣也像高士其一样，思想总是难以集中，脑子里经常浮现出高士其的生活情景，她突然感到自己一天也放心不下高士其。如果说当初作出嫁给高士其的决定还多少带有同情与献身的崇高追求的话，那么现在对高士其的思念就是发自内心的爱了。就在这段相思难熬的日子里，中国科协的调令来了，金爱娣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故乡，于11月中旬来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和董必武同志都十分关心高士其的生活，一致认为，应该早日给高士其建立一个家庭。就这样，在金爱娣再次来到北京后一个月，即1961年12月16日，由范长江同志主持婚礼，马海德、苏菲夫妇证婚，高士其、金爱娣结为伉俪。

结婚那天，高士其的寓所前，高挂着大红灯笼，张贴着大红对联，爆竹声声，笑语朗朗。屋里高朋满座，他们当中有高士其在清华的老同学、上海的老同事、延安的老战友以及解放后科普界的同行们。其中有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艾思奇，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著名诗人萧三，以及李公朴夫人张曼筠等。由于高士其的寓所本来就在全国科协的大楼旁，科协的人来得更多。

高士其穿着笔挺的藏青中山装，胸前挂着一朵大红花，红花下佩戴着新郎的彩带。这一天，高士其红光满面，显得十分精神。他没有让人搀扶，自己慢慢地摸着墙，一步一步走到了他平时的大会客厅——布置得张灯结彩的结婚礼堂。人们看到高士其坚强地走过来时，给予热烈地鼓掌，并向他表示祝贺，正如著名诗人萧三和他的夫人叶华在赠诗中所写的：

新郎最高明

新娘胜金玉

结为连理枝

合唱同心曲

从此以后，高士其夫妇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他们相亲相爱，白头偕老。金爱娣是在上海长大的姑娘，酷爱声乐，曾在名家门下学习过正统的意大利发声法，她最擅长的是用英语演唱《蓝色的多瑙河》。与高士其结合后，日夜操劳中常有歌声伴随。

生性幽默、乐观、活泼、好动的高士其自己身体不能动，但内心的动意无穷。每次吃饭前必说一阵笑话。平时看电视，一听到好词句，就用他那弯曲变形的手指着电视机，对夫人嚷嚷道：“快抄！快抄！”

作为活生生的人，高士其有着各种各样的要求。他渴了，饿了，对脖颈僵直失去咀嚼功能的他来说，一日三餐，全靠金爱娣一勺一勺喂到嘴里。他要工作，一会儿要查资料，一会要翻英文辞典，有时半夜想出来一句什么话，也让金爱娣帮他记下来。他有感情上的要求，今天想去看望这个友人，明天想去探视那个朋友，还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科普会议。他的轮椅车踏遍了祖国大地：钢都鞍山、锡都个旧、大庆油田、三门峡水电站、五指山苗寨、科尔沁草原、西双版纳丛林……一个娇小的身影，总是陪伴在他的左右。可以说，在高士其有生的岁月里，她以爱心呵护着高士其，“把妻子、妹妹、朋友、同志和母亲，总之，一个女人所能有的爱全部奉献给了高士其，常常忘记了自己。他们当年的证婚人苏菲同志每逢提到金爱娣，总要说：‘她是个了不起的女性，伟大的女性。’这一评价一点不过分。高士其同志就曾多次在妻子的日记上题字赞美她，还对别人说：‘她是中国优秀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