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新年刚过，上海党组织得到重要情报，因为高士其在最近一段时期写下了一批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诗篇，反对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要求和平民主，加上高士其作为人民科学家的特殊身份，已经在人民大众中引起了强烈的政治反响，在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之后，其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特务已经侦探到高士其是从延安来到国统区的，并且一直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支持与援助，因此，高士其被列入了国民党特务暗杀的黑名单。为高士其的安全起见，党组织通知派在他身边工作的护士白玉华，马上将高士其从上海转移到苏州。

1947年2月，高士其在四位青年的护送下，乘火车离开上海到苏州。这四位青年中，小白是党派来照顾高士其的，高士其给她取了个别名叫白桦，以后就一直用这个名字。小郜、小朱、小刘都是苏州人，小朱、小刘是夫妇，这次转移就是要安排高士其住到他们在苏州的家。一路上，他们四人装扮成国民党演剧队的演员，都穿着国民党军队的军大衣，躲过了国民党特务盘查，安全到达苏州观前街大儒巷29号。高士其的到来，给小巷的居民带来好奇，因为他们见到小朱、小刘家来了这么一位病重的客人，特别显眼，大家都很关心地打听起来。而这时，高士其的身份又变成医生了，好在高士其学的是细菌学，本来就与医学不可分，而且又在南京中央医院工作过，更何况是久病成医，高士其扮演一个医生，是再合适不过了。

走出恐怖阴森的上海，高士其顿时感到身心轻松了很多。苏州，这里曾经是好友李公朴被国民党政府囚禁的地方，如今好友已经遇害，引起高士其的无限感慨。这种复杂的心情，真实地记录在他到苏州后写的第一首诗《上海——苏州》（1947年2月）里：

像囚徒获得了自由

我跨出了医院的大门口

坐上朋友借来的吉普车

在那充塞着人鱼的街道上奔驰

穿过了静安寺路的核心

拐过了跑马厅的港湾

向着前面的码头进发

那儿群集着不少逃难的人民

打破了几个月的沉闷

我也成为车厢里群众的一员

男男女女花花绿绿像五彩花

声音高低东西交响像大合奏

火车像巨蛇似的在田野间爬动

木船像蚱蜢似的在道两旁的小河里穿行

一站又一站，一阵又一阵

吴国的风光在旁流过

啊！这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城市

宝塔在城里向我们点头

啊！这就是“七君子”被拘留的所在

如今我们也来此做短期的“拘留”

高士其将在苏州的短期避难说成是“拘留”，一点也不为过。国民党苏州警察局是受到国民党政府表彰的“模范警察局”，特务密探无孔不入，高士其的住处也多次受到突然的盘查，幸亏每一次都因他们机警地应对而化险为夷。高士其住在楼上，白桦住在隔壁，便于照顾高士其。小朱、小刘夫妇住在楼下，凡是来找高士其的人，都必须经过他们的审查、许可，觉得安全了才准上楼，事实上成了门卫兼保镖。在这样安全与幽静的环境里，高士其的工作，一是接见来看望他的朋友，二是写《回忆录》，研究数学。此时的高士其病情非常严重，已经全身瘫痪了。为了减轻长久卧床的痛苦，青年人想办法弄来了一张用藤条做成的摇椅，让高士其躺在上边，可以借助摇椅的摇力，做些活动，减轻久卧久坐的苦痛。可坚强的高士其在没有人时，却不顾生命危险，借用摇椅的摇力，练习起站立和走路！这一天，高士其又在偷偷练习时，不小心“砰”的一声摔倒在地上，正好被前来看望高士其的小郜发现了。小郜急忙上前扶起高士其，问他伤着没有。高士其笑笑说：“没有关系，哪有学走路不摔跤的。”他指着摇椅对小郜说：“真得感谢你们送给我这把摇椅。既让我休息，又能作为特殊的运动器材，让我练习站立和走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重新站立起来，重新走路的。你说呢？”小郜一个劲地点头，眼睛已经湿润了。

来到苏州后，高士其的心情开朗舒畅了很多，在青年朋友无微不至的关照下，病情也有所和缓。每天除了休息、写作（口述，由护士小白整理记录）、接待来访者外，还抽出时间坚持锻炼——练习站立与走路。但高士其心里还装着一件事，就是延安。自从3月13日，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猖狂进攻、叫嚣要“三天占领延安”后，高士其就再也放心不下。对延安的情况，高士其是比较清楚的，他在为毛主席、党中央担心呀。这天早晨，高士其还没有起床，从外面买早点的小郜回来了，敏感的高士其突然发现小郜的脸色非常难看，心中不禁“咯噔”了一下，知道一定有不好的消息。小郜将手中的报纸递给高士其，原来那上面明明白白地印着斗大的黑字：“国军占领延安！”高士其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从周围人的脸上已经明白了这是真的。顿时大家都陷入了极大的悲痛中，谁也不说一句话。从这时起，高士其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吃不喝，不与任何人“说话”。大家从小白的口中得知，高士其要绝食三天。这一天，小白从外面回来，悄悄地告诉高士其，他们已经与党组织联系过了，原来不是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延安，而是党中央、毛主席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与有效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主动撤出了延安。高士其一面听着，一面点头，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从这时起，高士其将绝食三天改为素食三天，但心病未除，高士其的病情也越来越重，不仅不停地向上翻眼睛，口角还不停地流口水。小白将高士其的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联系到近来巷口经常有陌生人在活动，党组织估计国民党特务已经注意到了高士其。于是从病情与安全考虑，党组织指示小白尽快将高士其转移到安全地方。于是，在一个深夜，高士其被抬上一辆救护车，秘密转移到了南石子路，但此后高士其的病情仍然不见好转。正在他们考虑应该将高士其送到哪里医治时，上海地下党组织通知白，根据高士其的病情，党组织已经决定送高士其到台北，因为那里有温泉，有利于缓解高士其的病；还有条件不错的疗养院，便于高士其休养。就这样，在1947年9月的一个夜晚，高士其被秘密送回上海，然后从上海乘“中央”号轮船去台湾。在轮船上，高士其以《我的心奔向台湾》为题，借景抒情，饱含寓意地写道：

从我的窗口望出去

一片蔚蓝的天空

紧抱着

一片深蓝的大海

在亲密地接吻

天空是寂静的

善于变化的云儿

躲在她的怀里遨游

一会儿集合

一会儿分散

叫人难捉摸他们的主力在哪儿

大海是动**的

惯于战斗的船儿

伏在他的面上行军

一会儿出现

一会儿隐没

每一只船儿都有它的坚定的去向

在这天与海之间

我寄予无限美好的希望

在这只船上

我的心奔向台湾

一阵紧一阵的风吹

一回重一回的浪打

听！这是台湾在召唤

我的心奔向台湾

是亚洲膝前的娇儿

是中华祖国的爱女

而今回到祖国的怀抱

我的心奔向台湾

是糖和米的家乡

是水果的王国

是远东一座美丽的花园

高士其此次到台湾，由护士白桦和高士其的堂弟高士融陪同。到台湾后，在台湾开明书店隐居下来，受到开明书店台湾分店经理章士敏与夫人韩珍如女士的掩护与照顾。在台北经过一段时间疗养后，高士其的病情开始有了好转，便继续写他在苏州未完成的《回忆录》。但他的心中总是感到一种寂寞与沉重，因为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党中央、毛主席，非常渴望知道延安的情况，尽管每天都看报，但是从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上很难了解到解放区的真实情况。

一天，一位来看望高士其的同志俯在高士其的耳边，告诉他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1948年4月22日，在我军撤出的一年零一个月，歼敌十万多人后，革命圣地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毛主席呢？”高士其迫不及待地问。那位同志说：“在延安被占领的前一天，毛主席、周副主席才撤离延安。一年来，毛主席在陕北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三战三捷，消灭了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挥师解放了延安。”高士其听到这样的喜讯，顿时心里乐开了花，病也感觉好多了。但是，高士其不明白，他的这位朋友的消息准确不准确，又是从哪里来的。于是又问道：“你怎么知道得这样清楚？”那位同志贴在高士其的耳边，悄悄地说：“是从解放区的广播里知道的。”高士其不觉茅塞顿开，精神为之一振。

第二天高士其就向他的胞妹度娱借了一台日本制造的收音机，但因噪音太大，灵敏度不高，高士其只能收到南京国民党竞选伪总统的消息。蒋介石登上总统宝座，李宗仁和孙科展开副总统的争夺战，结果李宗仁获胜。尽管反复调换波段，但还是收不到解放区的广播，高士其感到非常遗憾和焦虑。

恰巧那时宋庆龄同志领导的中国基金会托廖梦醒同志从上海寄来一笔救济金，高士其就用这笔钱的一部分购买了一台美国制造的收音机。当天深夜，高士其让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得低低的，护士小白帮助高士其转动旋钮，高士其终于听到了来自解放区的声音，听到了党的声音。一个身在白区的共产党员能够直接听到党的声音，就仿佛一个在荒野上差点迷路的孩子听见母亲的呼唤一样，那是多么的亲切和高兴呀！从此，高士其就天天夜晚收听解放区的广播。那是永不消逝的电波，越过台湾海峡，把胜利的消息传到高士其的耳畔：我军日益壮大，运动战、阵地战都发挥了极大的威力。1948年5月1日，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了全国人民、各阶层人士、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

高士其到台湾后，一直住在开明书店。高士其曾在《我的房间在台北》（1948年7月10日）一诗里，详尽地描述了当时的居住和生活情况。他住的房间“是货栈/又是卧室/又是书房/这是一个三不像的房间”。“上面是四方格的天花板（甘蔗板）/下面是破裂的三合土/前后两面通风/窗子旁有门/门子旁有窗/左右两边都是粉白色的墙壁/有一个小门可以通至灶间和厕所”。“墙顶上伏着壁虎/地穴里睡着老鼠/它们都在夜间活动/从窗口跑出来/飞呀跳呀虫儿们/有的打劫食物/有的空袭皮肤/有的围着灯光盘旋/有的到处乱撞”。谁也不会想到这屋里的主人竟然是一位大科学家、大诗人。但房间里的摆设却说明了该主人的身份：“前面/满屋子都是教科书/有的伏在木架上/有的躲在草包里/有的藏在木箱里/像待解剖的尸体/剩下来的都是纸张/堆得高高的/还有那沉重的拉货车/守卫着门口”，“后面/两张竹床/一个书桌/一张靠椅/高傲地立在桌旁/一个健美的小姐/看护着一个长期的病人”：

那小姐

东奔西跑忙来忙去

为着要保卫这位病人的健康

那病人

雪亮的眼睛

红润的脸孔

看来倒有十二分不像病人

他却坐在那里动也不动

从黎明到白昼

从白昼到黄昏

从黄昏到黑夜

他都坐在椅上动也不动

中国的内战

打得天翻地覆

他一直坐在那里动也不动

两个世界

吵得眼红耳热

他一直坐在那里动也不动

只有那一夜的台风

却老早把他吹上床

他自言自语地说：

我是来自穷苦国忧愁省疾病县

脑炎乡瘫痪村

我为贫穷忧愁和疾病所追赶

我流落到这人口众多的荒岛上

我到哪里都是一个累

所以我的朋友们还是劝我不动为好

我却巴不得有更大的台风

把我吹上天去

从这首诗里，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高士其对自己的病情有“无可奈何”的一面，诗中有着抑郁与忧愁，但自从能够收到解放区的广播后，高士其的心才大为好转，他从党的声音中得到了力量，受到了鼓舞。但开明书店人多言杂，久住肯定不是很安全，再说，高士其每天夜里都要偷听解放区的广播，一旦暴露，肯定会连累店主。这样想来想去，高士其决定换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高士其又从开明书店的货栈搬到台北疯人院后边的一间冷落的房子里。这座房子周围是空地，关上门，外边几乎听不见里边的任何声音。每当高士其打开收音机，就总是沉浸在捷报频传的喜悦之中。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多的战略进攻，歼灭了敌人的大批有生力量，使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向国民党反动军队展开了一系列军事行动，这一切仿佛生动地出现在高士其的眼前。战斗愈演愈烈，我军愈战愈强。高士其禁不住为人民的胜利而欢呼歌唱。这样持续了一个月后，高士其又带着那台宝贝收音机移居到高士吟的家里，与其爱人、子女同住。每当夜深人静，高士其就打开收音机，收听解放区的新闻。就这样，高士其白天著书，夜晚收听解放区的广播。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高士其渐渐地感到在台湾再也住不下去了，他的心早已飞向了延安。高士其向党组织提出申请，要求早日回到解放区去，回到党的怀抱中。他要为复苏的土地、解放的人民贡献一份力量。一天夜里，高士其接到党组织的来信，告诉高士其党组织答应他的申请，要他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动身到香港，然后回到解放区。高士其兴奋极了，但他克制着感情的流露，不动声色，白天照样著书，只在夜间才一边收拾行李，一边收听解放区的广播。

1949年1月31日，靠着夜色的掩护，高士其在党的帮助下，与小白一起悄悄地离开了台湾。在去香港的途中，高士其坐在轮船的三等舱里，《等到夜深人静时，他就轻轻地拧开收音机的旋钮，静静地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当他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好消息，高士其几乎雀跃起来。春风吹绿了祖国的大地，祖国大地上一片生意盎然。同年5月14日，高士其和小白一起，乘“湖北”号轮船到达天津，5月31日，回到解放了的北平。随着新中国的诞生，高士其也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但高士其永远也没有忘记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在祖国的宝岛台湾，党的广播给予他的鼓舞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