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高士其来到广州后，曾经与高士其共患难的马宁也在广州，马宁曾专程到兄弟图书公司看望高士其。在对高士其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的同时，马宁更加敬佩作为人民科学家与民主诗人的高士其的顽强毅力与斗争精神，亲自写下了题为《人民科学家高士其》的文章，发表在1946年3月1日出版的广州《文艺生活》上。他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向广州人民介绍高士其，希望大家都来关心高士其，向高士其学习。马宁在文章中称赞高士其是“人民科学家，是从事科学工作的为人民谋福利的细菌研究家，同时也是唯一的通俗科学小品文作家”，“但是，他不幸在研究室中给病菌侵害了健康，近于残废。尤其不幸的是，他生于落后的中国，始终陷于被生活所摧残、被环境所迫害的情况中……初期，他还有行动和工作的能力，但是从1939年返国的时候起，由于环境的迫害，他的健康情况就日益恶化。从此，不得不同逐渐残废的身体作顽强的战斗，不得不和残酷的社会环境做无情的搏杀了”。马宁高度评价高士其的科学小品文的创作，指出“他那些精锐的科学小品文就是他投向黑暗的雪亮的戈矛。他以幽默的轻松的笔锋、拟人的讽刺，使小品文以科学的姿态出现，这是今日我们文化界的一种重要收获”。对高士其的健康状况和艰难生活，马宁是非常了解的，而且对他的不幸抱有巨大的同情，他也将他那颗博大的爱心通过如泣如诉的文字传达给了社会：

像所有的中国作家一样，作为科学家的高士其，生活是非常凄惨的，甚至他的婚姻生活都是一篇悲惨的故事。1944年6月4日，他和他的护士小姐谢燕辉女士在桂林结婚。她是一位身患支气管炎的人，他们的婚姻几乎是同病相怜。可是婚后几天，军事当局就准备着桂林的紧急疏散。这时突然有一位自称是高士其父亲密友的女儿李忆梅小姐，自动来做高士其的护士。7月1日，他们疏散下平乐。不久，军事当局又突然严令所有疏散到平乐的省级机关人员回省办公。高士其便搭省立医学院的专船，在9月6日再到了桂林。登岸之后，就是8日的桂林紧急疏散。高士其夫人也就在风声鹤唳的动乱中失踪。9月7日高士其失去了他的夫人，9月8日高士其失掉了他的护士，所有的物资被李忆梅小姐卷逃。人家帮助高士其的2万元疏散费和所有重要衣服，甚至连刮胡子的剃刀都没有留下来。

朋友们没有把高士其丢在桂林。他像一架机器似的任人搬来迁去；他也像一架机器一般，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胜任的工作。由于他身体的残疾和语言的困难，他竟在敌人的封锁圈内开始研究他的科学字母，并且用颤抖的手几乎写了满满的一本。

不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高士其都以顽强的毅力去面对，并且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难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高士其心中始终装着“朋友们”，装着劳苦大众，不仅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而且对自己的未来、朋友的未来、大众的未来，充满了乐观与自信，而且这种乐观与自信是建立在对党的信任与对人民力量的认识上。这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能够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是非常难得的，这也正是高士其崇高人格的魅力所在。马宁在文章中回忆道：“我时常同高士其谈起，生活的重压、环境的迫害，常常使我觉得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他却说，他比我更苦，他连持刀削苹果都很困难。能够使高士其更加坚决地忍受这一切痛苦，忍受着长期的生活折磨和环境迫害的是什么力量呢？高士其认为那是在他的眼前有着强大的人民的力量。在他的诗篇《电子》里，他写道：‘……农民/在古老的国土上/被看作最微贱的小百姓/也拥抱着最庞大的群众/工人/过着最简单的生活/在理想的世界里/站在最重要的位置……’高士其正因为有着这种深刻的理解，他觉得他并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在他的周围有着改造宇宙的不可计数的人民的力量。即使他接近于残废，他还是乐观地正视着现实，他在困苦的时日中，已经理会到那将要到来的日子。”为着“理想的世界”早日到来，高士其觉得“有一份力量就要发一份光”，所以，“他狂热地想着工作，最近他开始发挥伟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著述‘自然运动’，由他困难地一字一字地口授，黄新娥女士记笔记；然而，这不幸的生活迫使黄女士必须离开这已经开始了的工作。现在高士其又须忍耐着无法单独工作的痛苦了”。马宁认为，“这是目前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大悲剧中的一幕”，为此，马宁向全社会呼吁：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重视高士其的工作。我们必须使高士其这架光辉的科学机器产生更多的宝贵的民族财产。这是我们同时代人的工作，他必须有一个帮助他记述的人，他还必须生活。

在祖国不能爱护这位科学的巨子时，我要求我们发挥同胞之爱。首先，高士其的著作应该受着特别的待遇。科学小品文的杰出集：《菌儿自传》、《细菌与人》（开明书店版）、《活捉小魔王》（读书生活出版社版）的版权和纸型，我们希望出版家捐赠出来。虽是已经接受了稿费，但是多年未见出版的高士其的译作《化学文献》（国立编译馆）、《微生物大观》（中山文化教育馆），我们有权要求退回稿本。我希望暂由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来负责出版工作，以全部收入来帮助我们的人民科学家高士其。

我希望还应该有一种科学工作的小组织围绕着不能单独工作的高士其，以高士其为核心，来帮助他研究，来帮助他工作。这是我们这贫困的中国、穷乏的中国科学界的重要工作之一。而且，他还是我们的小品文作家和歌手啊！

在被伤害的日子当中，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了这位民族科学家战士的辛苦。我们要无穷止地发挥我们的同胞之爱直到那幸福的日子之到来。

自从马宁的文章在《文艺生活》第三号发表后，在社会上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从《文艺生活》1946年第四号发表的《慰问人民科学家高士其先生》一文，就可见当时的情况：

慰问人民科学家高士其先生

《文艺生活》编者按：自从《文艺生活》为人民科学家高士其先生的不幸遭遇，向社会人士提出呼吁后，广大读者立即表示同情，纷纷写信致慰，并有汇款来帮助高先生的。下面所发表的，是几十封慰问信中挑选出来的，以读者们慰问高先生的热情，我们可以看出凡是站在人民立场的人，永远是不会寂寞的。

一

高士其先生：

首先我祝福你，祝福你还有着辉煌功绩，是属于人民的科学家和文学家。再：我要向你声明，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并不是一个什么奇怪的想出风头的人。我写这封信，也不是为了好奇心的驱使，而是因为读了《文艺生活》第三号上马宁先生为你写的文章，对你起了莫大的敬意。编者说你现在很寂寞，要读者们给你写信，我想这是对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于是我拿起笔来了。

我看过你不少的诗篇（这些都是登载在新近的杂志上的），也看过《菌儿自传》的一部分，我很喜爱你的作品，喜欢那么自然豪爽的亲切的调子。我曾经把《中国诗坛》上你那首《我的原子也在爆炸》（好像如此）念给我母亲听。她也喜欢得不得了，但我们没有想到你是病了的，你现在还睡在**。

我知道你现在的生活相当困苦和寂寞，也知道你从前的遭遇，这些遭遇足以使人气馁的，但我知道你并没有气馁。相反地，你仍在努力于你的工作，因为，你是属于人民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你知道你的工作是可以取得代价的，无数的人民将随着你的工作而努力，大家朝向一个共同的理想而努力。

你的遭遇不好，但有更多的人，他们的遭遇比你更差啊！譬如羊枣征军的死不是最好的例子么？他们都是在恶势力下，在病菌的侵害下倒下去的。多少的人们，为了献身于自己的理想，为了广大的民众，为了祖国民族而丧失在这次的战争中。而你，你能看到这光荣的胜利，看见人民为建设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而努力，看见我们的国家正在走上了民主的大路，这是多么的幸运啊！

所以，我说你是幸运的，你的不幸，只能使你更快乐于你的幸运。

你知道你的功绩吗？为了替人类消灭那些可怕的细菌，你失去了自身的幸福，这种功绩是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的。现在，当你正在为痛苦的病菌缠绕时，你也没有忘记你的工作，你在继续为广大的人民的自由幸福而努力。你歌颂着，你呐喊着，你的功绩永不会被人民所遗忘。大家都在歌颂你，为你呐喊，献给你以他们最真诚的爱。他们拥护你，爱戴你，叫你走在他们的前面，我就是这些广大的民众中的一个。

现在中国已经开始走上民主的大路了。但这条路的前面是有诸多障碍的，争取民主，广泛展开民主运动是最必要的工作。这些工作要谁来完成呢？我有责任，你也有责任，那么，甚至你的责任比我大。我不过是一个中学生，而你是科学家、文学家，你是属于人民的，人们信赖你、拥护你，你说的话就是他们说的话，你的声音就是他们的声音，你走一步，他们也都会跟着你走一步的。努力吧！高士其先生，继续为人民而努力吧！广大的人民需要你，祖国也需要你，你应该不断地努力。

《文艺生活》的编者曾经提到你的经济状况，他说你的生活相当拮据，要读者给你帮助，但高先生，我也是一个穷人，甚至我交不出自治会的会费，我哪儿能够再帮忙你呢？物质的和精神的安慰是一样的，有更多拿得出钱的人民会给你物质上的帮忙的，因为他们会把这个当做自己的责任，他们不但献给你以他们的爱，还献给你一部分他们工作的收获，那么你收下吧！你应该接受这人民的敬意（广大的人民的敬意）。

我这次寄信给你，绝不是为好奇心所驱使。这封信，献出我最真诚的敬意（也就是广大的人民的敬意）。希望你接受我的爱，为我们而努力。我虔诚地给你祝福！

曹修植

3月21日于广州

二

士其先生：

从《文艺生活》第三号马宁先生的介绍，我认识了我们中国的科学家，为着科学病菌的研究损害了自己的健康，此刻，还继续工作、研究，但需要人民的支持与帮助。读至此，我应该向你老先生致敬。

我是银行里一个小小的职员，负起家庭部分责任，为了生活，中途辍学了，但还有丝毫未死的“生”的欲念，不断要求向上和进步。而自己，也没有健康的体格，神经衰弱患病一天深似一天，每天支付了七个钟头在吃饭的工作上，两三个钟头看杂志报纸和书本，两三个钟头私生活上，还得跑街看朋友，看牙医，结果，浑浑噩噩过了几年，一无长进。眼看自己是完了，希望下一代的，希望现在可以做的就不要夭折，所以，自己吃力的时候，也尽力帮助和鼓舞别人，做做帮闲也好。

我以一个寒伧者的姿态出现，汇上两千元，由兄弟图书公司转上的。请查收。也热望千千万万的人民，给老先生以支持，以经济的援助！

黄新娥女士如果不是人名重复，她还是我的同学，我也应该向她致敬。

科学在祖国还是抽芽时代，极需要培植再培植，为了使下一代不再愚昧地生活、愚昧地受着苦难，科学不仅用在医学，而且应该普及到农业去。那时候，再不会有饥饿，生活在快乐中。

写来缺乏次序，恕我幼稚和草率。

此致

崇高的敬礼！

李渭金上

3月15日

与人民大众以各种方式向高士其表示慰问、关心、支持与援助的感人情形相比，国民党反动政府反而加快加大了对高士其等民主人士的政治迫害，这与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准备向解放区进攻挑起内战的政治目的与军事行动是一致的。因而，高士其所在的兄弟图书公司不断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1946年5月4日，兄弟图书公司再次遭到特务歹徒的袭击，他们用木桩撞开大门，把各种进步书籍撕个粉碎，还动手殴打公司的工作人员，捣毁书架，然后扬长而去。高士其与公司的同志一起，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与国民党特务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顽强坚持到1946年6月25日，这一天，国民党政府派出大量军警，强行封闭了兄弟图书公司。

1946年5月15日，即“五四事件”后，高士其离开了广州，经过香港、厦门，回到阔别十年的故乡上海。一到上海，高士其就病倒了，住进了祥生旅馆。长期病魔的折磨，高士其早已骨瘦如柴，面黄肌瘦，店主担心高士其会病死在旅馆里，三天后，就把高士其赶了出来。高士其继而住进了平民医院——所谓平民医院，只是名字好听，其实与南京的中央医院、香港的玛王利医院一样，有病无钱莫进来。院长看到高士其病情严重，怕他赊欠药费无力偿还，就要求先预交几个月的住院、医疗费用，并且威胁说，如果三天内不能交足费用，就停止对高士其的伙食供应。然而此时，距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的7月还不到一个月，共产党人在国统区的活动已经不得不更加隐蔽，而高士其又已经被国民党特务紧紧地盯着，为了党的安全，也为了高士其的安全，党组织经过对形势的分析，从马宁在《文艺生活》发表介绍高士其的文章后社会反映中得到启示，决定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高士其的不幸待遇，借社会舆论来支持高士其。于是，在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上海《文汇报》和《世界报》的记者前来采访高士其，并将高士其在平民医院的情况告之天下：

十六年来卧在医院里的细菌学家高士其

我国唯一的细菌学家高士其先生于1926年在美国研究脑炎，误食细菌致伤神经已经倒卧十六年了。现在，他刚从广州来此，听说困窘不堪。先住亚尔培路祥生饭店，店主要赶他搬走。这样的科学家，这样的遭遇，乍闻之下，即觉辛酸。记者立即往访，茶役说已经搬走了，搬到胶州路平民医院去了。

推开16号病房，我又赶快缩出身来，因为一种恐怖的感觉，像针刺入人心。再抬头看是16号，重振勇气进去。

他毫无声息地躺在病**穿着病人的白衣裤，身体与床的凹处一样。我把卡片拿出来放在手里，走到离他床一两步时，告诉他我的来意……

等他开口答复，舌头在嘴里弹动，讷讷不能发声，每一个字几乎要一分钟的时间……他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说他是1930年由美国返国的，自细菌侵入人体内已有16年了。因为没有适当的医治，一年年愈加厉害起来……短短的几句话已费了常人几倍以上的时间，他全身不能转动，靠在枕头上，大粒汗珠直冒。窗帘纹丝不动。房间里的空气与室外的炎阳同样令人苦恼。

没有人照顾他，没有人医治他，就让他自己去担负他辛劳所得的病痛。

我想也许拜访使他兴奋，多说话对他不利，好容易找到护士小姐。她，慢慢从他嘴里听到他的经历，他是福建闽侯人，现在40岁，是清华大学毕业派赴美哈佛大学来学细菌学的。16年前误食细菌致病，回国后起初几年中，还能从事著述，据说曾有口述专著及许多科学通俗小品……

这就是我们所能晓得他的全部历史。床头前一块面包已经发硬，牙刷是灰黄颜色，毛已经残缺不全，这就是他的生活。

……

对于他的病，他认为还是有办法医治的。他希望到国外去医，同时他还说，现在在中国一样还有办法，医好了，他还要对医药界的工作再度贡献生命的。

……

16年中还是没有再产生出多少细菌学家，我不知道社会能不能用一点力，把他医好了，别废了一个生命，也别废了过去的培植。

我离开他的病房，我认为有点残忍，因为他的目光，似乎是在控诉。

文章发表后，果然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它与刚刚在此之前发表的马宁的文章相呼应，唤起了许多读者的同情、关心与无私援助。一时间，16号病房热闹起来，有人送来捐款，有人送来鲜花，还有送药、送食品、送书籍的，人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高士其的慰问与敬意。医院对高士其的态度也有明显改善，护士小姐每天都要送很多慰问的信件到病床前，并读给高士其听。在这个时候，党也派人来看望高士其。敬爱的邓颖超同志会见了高士其，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他的要求，并带来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问候。上海党组织负责人钱之光也到病房看望高士其，并委派护士白玉华同志来照顾高士其。还有高士其的好友陶行知也带着儿子去看望高士其……感受着来自读者、来自社会的关爱，来自人民、来自党的关怀，高士其非常感动，他要用诗表达自己对所有慰问者的感激，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用口述的形式，让人记下了他的创作——《回敬崇高的慰问》（1946年5月），发表在第五期《文艺生活》：

像春风吹到我的身上，

你们的信送到我的手里，

热情奔腾在纸上，

热情奔腾在我的心里。

当不起呀，

你们亲切的慰问，

伟大的同情呀，

我的心房在加速地跳动。

不幸的消息传来：

征军死了，

羊枣死了，

我禁不住心中的悲哀！

不幸的消息传来：

夏衍受伤了，

戈宝权受伤了，

我按不住心头的愤慨。

我虽然没有遭遇到同样的灾难，

但灾难很早就降落在我的身上，

它虽然没有放松过对我身体的侵害，

却丝毫不能毁掉我们共同的理想。

你们热情的慰问啊，

我当不起，

你们伟大的同情呀，

给我以鼓励。

中国今天

还没有走上

真正民主的轨道，

人民还没有脱离

疾病苦难的束缚。

人民的朋友啊，

我们需要更坚固的团结。

民主的战士啊，

我们需要更猛烈的战斗。

光明还在我们面前招手，

真理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