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高士其从八步到广州，住在党所领导的兄弟图书公司的楼上。
兄弟图书公司是由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三家联合开设的党的出版社，出版和发行各种进步书刊，在当时有着一定的影响，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虽然高士其对时局的变化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到广州后的所见所闻，更让他忧心忡忡。日本人走了，人们的生活不仅没有大的起色，反而觉得政治气氛更加紧张，到处都传来学生与进步人士受到政府迫害的消息。就在此时，传来了“一二·一昆明惨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45年11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遭到全国人民反对。25日，昆明大中学生六千余人，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国民党军队包围了会场，放枪恫吓，并在学校附近戒严，禁止师生通行。26日，各校学生联合罢课抗议。12月1日，国民党派军警特务殴打罢课学生，并投掷手榴弹，炸死爱国青年四人，伤十余人。高士其从报上得到消息后，非常震惊，为声援昆明学生，高士其借当时广州因电力不足，导致电灯经常忽亮忽暗的现象，写下了呼唤光明、提醒人们注意黑暗势力的诗篇《黑暗与光明》（1946年1月5日）：
从不知道的时候起，
黑暗与光明就进行着长期战争。
在战争的过程中，
它们平分了黑夜与白天。
黑夜不时向光明进攻，
于是光明里面就有黑暗，
也就有悲惨的阴天
和流泪的雨天。
光明也不断向黑暗反扑，
于是黑暗里面就有光明。
也就有灿烂的星光
和愉快的月亮。
更有那微笑的烛光
和那快乐的灯光，
又有那富丽的霓虹灯，
通宵达旦，
这是宣布光明战胜了黑暗。
现在广州市的电灯是忽明忽暗，
这是黑暗与光明的抨击呢？
还是痛苦与快乐的拥抱呢？
这是告诉我们黑暗中之光明，
还有黑暗的势力在牵制！
在高士其的心里，谁代表黑暗，谁代表光明，他是清楚的，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于是高士其发出了《我的质问》，提醒人们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造成目前社会现实的原因何在？谁能带领人们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诗中写道：“生命里，/没有快乐的日子。/房间里，/没有快乐的声音。/有多少人民，/在冻饿中，/静扎了一辈子；/有多少人民，/在疾病中，/呻吟了一生。/这是政治的问题？/是经济的问题？/是国民党能解决？/是共产党能解决？”（写于1946年1月12日）在《我的原子也在爆炸》里，他从正面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情感：
是电子的激**，
是原子的爆炸，
突然地，
从空中浮起来：
一群青年群众，喊口号的声浪，
是争取民主的声浪，
是反对内战的声浪。
是电子的激**，
是原子的爆炸，
突然地，
从窗外涌进来：
广州学生喊口号的声浪，
是昆明学生运动的反响，
是重庆学生运动的回响。
我的脑海在激**，
我的心房在爆炸，
我想起了，
当年五四时代的大游行，
我忆起了，
宝塔山底下的青年歌声。
是民主的力量，
是中国的力量。
起来吧！
参加伟壮的队伍，
起来吧！
加入怒吼的行列。
竖起民主的旗帜，
打起反内战的战鼓。
我虽然不能起来，
我虽然被
损害人类健康的魔鬼
囚禁在椅子上；
但是哟，
魔鬼们禁止不住我们声浪的交响。
我的电子也在激**，
我的原子也在爆炸，
我们的电子都在激**，
我们的原子都在爆炸。
1946年1月30日
像这样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政治理想与现实批判精神的战斗诗篇，还有很多。如高士其在《平等》（1946年1月18日）中写道：“在民主的世界里/人民是平等的”，而“只有那少数的/专制的/魔王/像封建的/法西斯的/假民主/才剥夺了人民的自由/造成了人民的痛苦。”在一首《无题》（1946年1月）中更是将斗争的矛头巧妙地指向了政府：“天并不是和地对立/而是天包围着地/乡村并不是和城市对立/而是乡村包围着城市/人民并不是与政府对立/而是人民包围着政府/地球是太阳身上生长出来的/城市是在乡村中抚育而长大的/政府是不是由人民手里产生的呢？”显然不是！当政府对人民采取敌视的态度，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较场口事件”时，高士其更是怒不可遏，写下了《给流血的朋友》（1946年2月15日），斥责反动政府为“暴徒”，为“流
血的朋友”呐喊，同时自己也准备着“继续流血”：
我们听见你们在重庆受了重伤，
像刺刀一样刺伤了我们的心肠。
你们为人民而战斗，
人民也该为你们而说话，
我们要抓住那些暴徒们，
由人民公开地审判！
你们为人民而流血，
人民有流不尽的血在你们的后面。
包扎好你们的伤口吧！
像我们包裹起我们的愤怒。
我们仍然要继续战斗，
我们免不了要继续流血。
流起血来了，
把不彻底的民主变成彻底的民主。
流起血来了，
把不自由的人民变成自由的人民。
高士其的心中装着“人民”，装着“朋友”，却很少想到自己的安危。他不是不知道，在广州，在国民党统治区，到处都有国民党的特务分子，那些明显倾向革命，倾向共产党的人，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反动政府的迫害。但作为科学家的高士其，感情是异乎寻常地热烈，尤其是对那些给过他帮助的“朋友”，而他的这些朋友，无一不是“人民”中的一员，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所以，他对“朋友”的爱与对“人民”的爱是一致的。可以说，高士其对敌人是横眉冷对，对同志是春天般的温暖。在广州，高士其经常想起在黄姚帮他度过最困难时期的周行先大姐，不知道她一家在上海可好。当高士其偶然得到她的一封信时，他的情感再也控制不住，为她写了一首《写给我的朋友》（1946年3月），回到了那段共同生活的岁月：
当阳光蹲在沉默的墙角里
归鸟正在碧蓝的天空盘旋
我孤独地坐在寂寞的廊下
沉思于以往的甜蜜与苦痛里
他从外面走进来
给我带来了你的第一封信
微笑在脸上展开
好像获得一个金黄色的宝盒
在夕阳下我细细读着
美丽的词句映进我的眼帘
我的心房跟着那些词句
在跳动……
晚上
在油灯下又细读一遍
丰富的感情在字面上发光
活泼的理智在字句上飘扬
你说话的声音仿佛就在我耳边
你轻盈的姿态仿佛就在我面前
我恨不得立刻与你握手
立刻与你谈天
周行先在信中告诉高士其，她现在已经找到工作了，是学校的保管工作，非常繁忙，不容易离开岗位。高士其得知后，又为她担心起来：“……况且你又要抚育三个儿女/他们也会不让你得到空闲/这样，你的生活/就被压在家庭重担下面……”高士其接着歌颂她道：
家庭重担啊
不知道压杀了多少青年母亲
你，是富有能力的女性
你是富有文学天才的青年
你有着丰富而淳厚的情感
你有着活泼而清醒的理智
你有着铁一般对于事业的责任心
你有着火一般对于工作的热忱
你应该发挥天才——培养你的个性
高士其情不自禁地向周行先倾诉着他的离愁别绪与寂寞孤独：“像婴儿离开了母亲/寂寞抓住了我的胸膛/像游子离开了故乡/忧愁郁积了我的心肠/虽然她们常来看我/来帮我写信写诗/但这样并不能解除我的寂寞/我的寂寞/是因为忆念过去的生活而产生/我的忧愁/是为了音讯的隔绝而加深……”高士其最后告诉周行先，虽然现在他们不能见面，但“为了你”，“我决意从事于新诗的写作/我决意写起我的所谓‘诗’”，做一个诗人，用诗来表达他的思想、情感与理想：
诗啊诗
它是寂寞者的歌声
它是不平者的呼喊
它是忧愁者的音乐
它是大众的喉咙
诗啊诗
它是文人的轻便武器
它是文人的手榴弹
它会炸开人类的心灵
它会惊醒大众的迷梦
诗啊诗
它是文人的生产工具
它是文人的碾磨机
它是磨碎制成美味的文化食料
它会安慰孤独者的精神
诗啊诗
它有它内在的矛盾
它有它的发展过程
斗争是他的血肉
艺术是它的外衣
诗啊诗
它应该不受传统形式的拘束
它应该不受陈腐习惯的限制
只要它能诉出人间的痛苦
只要它能说出人类的不平
读了会娓娓动听
听了能引起共鸣
这就是“诗”
这就是我的所谓的“诗”
如今，我们虽然不能见面
我们虽然不能谈话
阳光尚在对岸的山头射来
你的声音和影子
仿佛就躲在对岸的山村里
而——
信是我们俩的船只，更是我们俩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