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对陈伯吹三篇主要论文的介绍与引述中可以明显的看出，陈伯吹十分重视儿童文学作品的教育意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引导人。陈伯吹对此也供认不讳。早在1980年写《蹩脚的“自画像”》时，他就表白过：“我的儿童文学观点，往往是从教育的角度出发的。”这不仅仅是作为教师出身与编辑职业的陈伯吹的个性，也是陈伯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对儿童文学认识的共同，或者说是“主旋律”。1982年出版的两部《儿童文学概论》都认为：“儿童文学是根据教育儿童的需要，专为少年儿童创作或改编”的文学作品，是“对少年儿童进行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的工具之一。”并且强调指出：“世界各国都一样，只有社会精神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儿童教育需要用儿童文学来作为教育工具的时候，儿童文学才应运而生，从文学中派生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儿童文学理论家贺宜也强调“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是不可分的。儿童文学有个教育性的问题，但是儿童文学较之其他文艺在这方面特别显得重要”，因为它的读者对象正是受教育的儿童。儿童文学作家鲁兵则提出了“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

对于上述说法，自然也有人提出异议。如早在70年代末思想解放之风刚刚吹起之时，茅盾就曾提醒过，不宜对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作过分狭隘的理解：“解放以后，从事儿童文学者都特别注重于作品的教育意义，而又把所谓‘教育意义’看得太狭太窄，把政治性和教育意义等同起来，于是就觉得可写的东西不多了，这真是作茧自缚。”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近也认为：“多年来，我们对儿童文学的教育意义有些强调过分了。”儿童文学作家刘崇善则明确指出：“强调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如同儿童文学创作中强调所谓针对性是一回事。这种观点是对儿童文学功能作了片面的狭隘的理解，只要求作品对儿童所存在的实际问题通过编选的故事加以顺利的解决，并不重视作家应该反映生活的真实，努力塑造艺术形象的问题。”在1984年6月16日至29日于石家庄召开的全国首次儿童文学理论座谈会上，“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也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座谈的结论是：儿童文学要有教育作用是没有疑问的。但过去在“左”的影响下，对“教育”的理解十分狭窄，往往看成了“教训”和“说教”的同义语；而“教育作用”又往往被看作仅仅是指政治思想和品德方面的作用。因而，继续把儿童文学说成是“教育儿童的文学”和“教育的工具”，这种提法就有较大的弊病，容易“把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孤立起来强调，既不能说清楚文学艺术的全部功能，也不能把艺术的教育和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加以准确的区别，因而容易忽视艺术的特点，妨碍艺术质量的提高。实际上，‘教育儿童的文学’和‘教育的工具’这两个口号是在50年代受了‘左’的影响而提出来的，因此今后不宜再重复使用”。

对“工具说”的否定，可以说没有遇到什么反对，就很快进入“儿童文学要不要有教育作用”、“应当给孩子们以什么样的教育”以及“应当怎样实施和体现这种教育作用”的讨论上来。与此同时，理论上出现了过于淡化乃至否定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的意见，在创作中也出现了一些淡化主题、为趣味而趣味的作品。在这一新形势下，陈伯吹以一个作家的艺术良心和作为儿童文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写下了《卫护儿童文学的纯洁性》一文，发表在1987年6月4日的《解放日报》上，文章不长，全文如下：

文学的高贵处，不仅在于让读者全身心地获得愉快的美的享受，更重要的在于以先进的思想启示人生道路，促使人作出道德范畴内的高尚行为，推动社会前进。

从文学派生出来的儿童文学，在教育作用方面，理应要求得更严格、严肃些。尽管两者同样是文学，然而它们的读者，毕竟在年龄上、文化程度上存在着差距。这个跨度还不小，从托儿所到幼儿园，从小学到初中，各个年龄阶段的“年龄特征”问题，无论是生理的，还是属于心理的，作家都必须作细致的、深入的分析研究，然后才能够恰到好处地创作适应少年儿童的阅读欣赏能力、理解消化能力、乃至于心理上产生效应的承受能力的作品，所谓“因材施教，因人制宜”，求得具有针对性的文学教育的最大满足和最大效益。

近年来，儿童文学领域里涌现了不少好作品，其主流应该说是好的。但也无可讳言，儿童文学中的某些作品，特别是某些年轻作者的作品，也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如居然面对着情窦未开的少年儿童拔苗助长式地描写爱情的萌芽，宣扬所谓少男少女的朦胧爱情。性态文学虽未敢大胆进门，而荒诞的武侠小说则早已沾上了边。创作上出现如此不正经低调，一些人在理论上又有意识地写得拗口难懂，故弄玄虚，大量抄摘非必要的、不恰当的自然科学、哲学与美学上的词语，借以自炫高深，卖弄笔头，毫不以儿童为念，不为小读者身心着想。

令人最是难以容忍的，还将“五爱品德”、“五讲四美三热爱”和德、智、体、美、群等等的题材，逼入冷宫，蒙上“过时货”、“老古董”的恶名。一些人公然宣称由于作品重视教育性，就束缚破坏了文学的艺术性。其然乎？其不然乎！

显然，这未免是欺人之谈。作家若不反思自己深入生活不够，文学修养不够，因而艺术手段不强，致使作品干枯乏味，却埋怨到教育性头上来，岂不是“张冠李戴”了吗？文学的实质与功用，即在于“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啊。

一个从事儿童文学的作家，难道可以不慎重其事地考虑到读者对象问题、立场态度问题、工作方法问题？少年儿童正处在长身体、长知识、长思想的成长时期，可塑性大，纯洁易染，而又先入为主，是人在一生中最宝贵的学习阶段。作为精神粮食的儿童文学，既要营养丰富，又要味美可口，绝不能羼杂一颗稗子，何况还要渗进些鸦片；儿童文学创作和儿童文学研究，乃是人类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情，大工程！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怀有艺术良心的作家们，能忘记自己的工作对象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三亿五千万可爱的少年儿童吗？！

在1988年6月发表的《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中，陈伯吹又重申了“文学即教育”的观点：

尽管文学与教育，在精神文明世界中分属两个范畴，但是如果打个“跛了脚的”譬喻来说，如同长在人体上的手和足，名义上分别是上肢和下肢，实际在行动上随时随地协同一致，相辅相成的。所以从广义过火点儿来说，似乎也可以这么理解：“文学即教育”；特别在儿童文学的实质上透视，就是如此。

陈伯吹的文章发表后，马上引起了青年研究者刘绪源、方卫平的批评。就在《卫护儿童文学的纯洁性》发表一个月后，7月21日，刘绪源写下了《对一种传统的儿童文学观的批评》，全文发表在1988年第4期的《儿童文学研究》，对陈伯吹的文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刘文开篇写道：

我不同意这样一种概括：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

文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文学的功能究竟何在？我们的文艺理论对这些最基本的文艺问题的研究探讨，无疑是很不够的。从中可见基础理论建设的薄弱。而儿童文学的基础理论尤其薄弱。对于目前一些儿童文学新作的截然不同的看法，对于儿童文学的创新和发展趋势的完全相反的评价，倘若仔细剔抉、辨析，我以为都可以在芜杂而贫瘠的基础理论的土壤中找出根子；而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也有待于基础理论的土壤变得丰厚，有待于在丰厚的土壤上长出根底扎实的乔木，繁衍起铺地接天的长春藤。

陈伯吹同志也是将儿童文学视为“教育儿童的文学”的，他的近作《卫护儿童文学的纯洁性》中，则集中体现了这种传统的儿童文学观与儿童文学创作实践的格格不入，体现了观念自身的内在缺陷。

陈伯吹同志的文章虽短，牵涉到的问题却很多，一时难以一一清理。本文拟先就两个最基本的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儿童文学的审美作用与教育作用的关系；

二、儿童文学是不是一种净化了的文学。

文学的高贵处，不仅在于让读者全身心地获得愉快的美的享受，更重要的在于以先进的思想启示人生道路，促使人作出道德范畴内的高尚行为，推动社会前进。

——这是《卫护》一文开头的话。很显然，陈伯吹同志是将文学的审美作用与教育作用相并列的。事实上也不是真正的并列，而是后者重于前者，他以“更重要”三字作为两层意思间的递进。这就完全符合了“教育儿童的文学”这一基本定义。

刘文接着从文艺理论关于文学的审美作用、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三者关系来展开分析，指出：“文学的审美作用与教育作用、认识作用，其实并不处在同一个平面上，三者决不是并列的”：

文学的作用，首先必然是审美作用（甚至可以说，文学的作用只能是审美作用）。只有经历了审美的过程，只有在审美过程中获得了内心的悸动和愉悦，这种心理的变化才有可能转化为其它，比如，转化为一种新的认识眼光或认识能力，转化为一种类似于教育的效果。也就是说，只有以审美作用为中介，文学的教育作用与认识作用才有可能实现。既然是“中介”，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中间层次，而是必须由此过渡的中项，是连接文学作品与教育作用或认识作用的“独木桥”。只有从文学审美这座“独木桥”上走来的认识与教育，才是真正属于文学的，可以区别于一般的认识与教育的。如果离开了文学的审美作用，想不经过心灵的悸动，直接从作品中得到一点先进思想，学习一些先进事迹，抄录几句豪言壮语，那么他就并没有把文学当文学，因为这一切完全可以从别处获得（其实更应该也更容易从别处获得）。同样，如果一部作品确实具备了很强的教育作用，但却不具备审美作用，那么它可以作为政治的（或其它的）教材，却断不可充作文学。

由此，刘文得出结论：“文学的本质只能是审美”，并提议用“供儿童审美的文学”来替代“教育儿童的文学”：

既然文学的一切作用都必须以审美为中介，既然文学的作用首先是审美而后才可能由此转化为其它，既然审美本身就是文学的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那么很显然，文学的本质只能是审美。审美并不只是指的形式美。美感一经产生，总是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包含着近乎无限的转化的可能性。凡美感，总是积极的，向上的，总能净化人的心灵，潜移默化地将你引入一种新的境界。相反，“道德范畴”却未必总是积极的，我们不就能时时感到封建的旧道德的严重束缚么？“教育”也不总是积极向上的，先进的与落后的东西，都可能经过教育的方式灌输给下一代。所以，强调审美作用，恰恰是保证而不是降低了文学的价值。

将儿童文学规定为“教育儿童的文学”的同志，毫不含糊地将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视为“方向一致、任务相同”，并断言“作为教育工具是儿童文学的实质”。在这里，审美作用被挤到角落里去了，它只能化成一件“形象化”的外衣，披在教育的身上，使之成为“形象化的教育”（以区别于正规的课堂上的不形象化的教育）。既然“方向一致”、“任务相同”，既然儿童文学的实质就是“作为教育工具”，那么，即使不以审美为中介，不也同样坚持了“方向”，完成了“任务”，实现了“本质”么？儿童文学界的一些教育性很强文学性很差的作品的出现，“说教”之风的盛而不衰，对于一些新的艺术探讨的反感情绪，等等，难道不可以从这样的理论中找到一点内在的联系么？

那么，儿童文学究竟是什么呢？不妨保留原先的句式，称它为：“供儿童审美的文学”。那么，你是要否定“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宗旨么？非也。审美的价值一旦在儿童的心灵中实现了，下一步，就有可能转化为“团结”、“教育”的效果。但那必须是由审美过程转化而来的“团结”和“教育”，而不是直接从报告上搬来的，它们将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并以新的深度给儿童以影响。

刘文在将陈伯吹的儿童文学论“归属于”教育儿童的文学范畴并给以批评后，又引用陈伯吹的文学作为“靶子”，从创作实践的角度给以批评。

少年儿童正处在长身体、长知识、长思想的成长时期，可塑性大，纯洁易染，而又先入为主，是人在一生中最宝贵的学习阶段。作为精神粮食的儿童文学，既要营养丰富，又要味美可口，绝不能羼杂一颗稗子，何况还要渗进些鸦片！

——这是《卫护》中的另一段话。我赞赏其中的前半段，却不敢苟同后面的结论。少年儿童的确处于“一生中最宝贵的学习阶段”，他们应该读些什么呢？是精美可口的甜食吗？是经过反复净化的蒸馏水吗？是让他们早日感受到世界的丰富复杂与人生道路的沉重而漫长呢，还是让他们年复一年地沉浸在非现实的甜美的童话境界里呢？我以为，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儿童文学观。

刘文所表达的“儿童文学观”显然与陈伯吹的不同，针对陈伯吹在《卫护》中对一些年轻作者的作品所作的批评，刘文却表达了他对这类作品的肯定。

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不就揭示了少年儿童生活中的某些否定性的内容么？“新中国儿童”不再像过去约定俗成的那样一律写得单纯可爱了，他们复杂起来了，却也真实起来了。丁阿虎的《祭蛇》，通过孩子们内心压抑的宣泄，写出了现实人生的丑恶。在儿童文学中，世界也不再是“一片光明”了。《独船》出现了，它写了扭曲的成人也写了扭曲的孩子，写出了儿童生活中的真正的“恶”，也写出了小主人公的惨烈的死。它使儿童文学不再一味地甜腻，使描写现实生活（不再只是写解放前）的儿童文学中也有了悲剧。陈丹燕的许多小说则写出了少女的驳杂的心态，使我们惊奇地发现，她们真实的内心世界不知比我们过去在文学中所表现的要复杂多少倍，难怪小读者们都爱去看成人文学却常常摒弃简单化的儿童文学……所有这一切，都使儿童文学逐步地接近了现实人生的基调。

上述作品在儿童文学界遭到过热烈的欢迎，却也遭到过热烈的反对。它们不合儿童文学的“常规”，不合乎传统的儿童文学观的筛选标准。它们不追求结果的圆满，不渲染光明，不努力在小读者中造成一种幸福感，不把周围的人生说成是“每个人脸上笑开颜”。它们沉重，然而美。因为它们真实，它们的艺术感染力是深刻的。

儿童文学要净化儿童的心灵，但这并不等于儿童文学本身是净化过的文学。人为地作了净化处理的文学是不可能合乎人生基调的，不合乎人生基调的文学是不美的，不美的作品是不能净化审美主体的。文学审美的过程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过程，这与直线式的、灌输式的“正面教育”，不宜混为一谈。

刘文在从理论观点与创作实践两个角度对陈伯吹的儿童文学观进行批评后指出：

陈伯吹同志是儿童文学界的泰斗，他对于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这是无可否认的。他以自己六十余年的辛勤笔耕，赢得了文学界和广大小读者的尊敬。我也同样从内心里敬重伯吹同志，并在学习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的过程中，暗暗尊他为师。然而，“吾爱老师，吾更爱真理。”为了儿童文学的进一步发展，相信伯吹老师是不会反对这一场争鸣的。

几乎是在刘文发表的同时，《百家》杂志1988年第3期发表了方卫平的《近年来儿童文学发展态势之我见——兼与陈伯吹先生商榷》，不仅观点与刘文十分一致，而且“商榷”的内容更为具体而广泛。方文开篇写道：

只要稍稍认真地考察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近年来儿童文学创作已经发生了某些重要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小心翼翼而又不乏倔强劲头的儿童文学作家硬是在创作中摆弄出了一些新花样儿。这些新花样不仅顽强地改变着儿童文学传统面貌，而且也构成了晚近儿童文学发展的最引人注目同时或许也是最令人感到困惑的文学现象。对此，人们作出了种种不同的反应和判断。不久以前，我读到了陈伯吹先生的一篇题为《卫护儿童文学的纯洁性》的文章。陈先生是我所尊敬的老作家。但陈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所发表的对于近年来儿童文学创作的某些见解，却是我不能同意的。

陈先生在文章中首先带过这样一句话：“近年来，儿童文学领域里涌现了不少好作品，其主流应该说是好的”，随后笔锋一掉，转入正题说：“但也可无讳言，儿童文学中的某些作品，特别是某些年轻作者的作品，也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如居然面对着情窦未开的少年儿童拔苗助长式地描写爱情的萌芽，宣扬所谓少男少女的朦胧爱情。性态文学虽未敢大胆进门，而荒诞的武侠小说则早已沾上了边。”对此，陈先生都视之为“如此不正经低调”的创作。他还愤愤不平地写道：“令人最难以容忍的，还将‘五爱品德’，‘五讲四美三热爱’和德、智、体、美、群等等的题材，逼入冷宫，蒙上‘过时货’、‘老古董’的恶名。一些人公然宣称由于作品重视教育性，就束缚破坏了文学的艺术性。其然乎？其不然乎？”

在这里，陈先生用了十分严厉的措辞对近年来儿童文学创作中的“一些错误倾向”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乍一看“居然……宣扬”、“公然宣称”这些字眼，人们可能会以为儿童文学界出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的确，如前所述，儿童文学界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并没有出现如陈先生所说的那么严重的情形。即使就陈先生文章中提到的那些儿童文学现象而言，窃以为，陈先生对一些描写少男少女朦胧爱情的作品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也是不足取的。少男少女之间产生朦胧爱情（即所谓的“早恋”），这在当今社会并非天方夜谭，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现象。对此，任何“瞒”和“堵”的态度都将无补于事。儿童文学对此作一些探索和尝试性的表现，原也无可厚非。我认为，儿童文学不是不可以表现这类现象，应该加以探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表现，而陈先生不仅未作具体分析就批评了儿童文学所做的这种尝试性表现，而且压根儿不承认“早恋”这一现象本身的存在，这就颇让人难以理解了。至于陈先生说儿童文学创作中“性态文学虽未敢大胆进门，而荒诞的武侠小说则早已沾上了边”，这种批评方式也使我感到疑惑：“性态文学”既然“未敢大胆进门”，那么在评论儿童文学现状时为什么硬要拉扯出这么一种名声似乎不好的东西来“陪批”？荒诞本身就是构成儿童文学美学特征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什么一定要让它与“荒诞的武侠小说”沾边（对“荒诞的武侠小说”的评价不是本文的任务）？令人遗憾之处还在于，陈先生文章中并未举出任何例证以证明他的观点，这就更让人不知其何所指而云了。

接着，方文“进一步联系整个当代儿童文学的历史发展来考察”，指出“当代儿童文学之所以在审美上显得贫弱，除了有十分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外，也跟片面强调正面教育的保守封建的儿童文学观念有关”。而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创作，则“开始逐渐摆脱了狭隘的‘教育工具论’的束缚，而踏上了探寻更广泛的艺术可能的道路。儿童文学（特别是少年期文学）开始被理解为一种具有开放意识的、多元的、同样需要争夺生活空间和心理空间的艺术体系——由此导致了儿童文学艺术对象和艺术内容的大幅度拓展”，出现了曹文轩的《弓》、丁阿虎的《祭蛇》和《今夜月儿明》、常新港的《独船》、班马的《鱼幻》、龙新华的《柳眉儿落了》、陈丹燕的《上锁的抽屉》等一大批新作品，“大大增强了儿童文学对当今少年内心世界的艺术表现气度和能力”，“重新塑造了当代儿童文学的艺术精神和艺术品格”。

然而，陈伯吹先生至今仍然认为，儿童文学即是教育的文学。他在最近发表的另一篇题为《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的文章中写道：“尽管文学与教育，在精神文明世界中分属两个范畴，但是如果打个‘跛了脚的’譬喻来说，如同长在人体上的手和足，名义上分别是上肢和下肢，实际在行动上随时随地协同一致，相辅相成的。所以从广义过火点儿来说，似乎也可以这么理解：‘文学即教育’；特别在儿童文学的实质上透视，就是如此。”他还写道：“在教育作用这一文学的基点上，由于读者对象的客观原因，（儿童文学）要求得更加严肃认真，强劲有力；而且对年龄愈小的读者，愈要求完善的美好的正面教育”。既然儿童文学即是教育，而且是正面教育，于是陈先生就希望看到儿童文学仍然是一片一尘不染的天真纯洁的“乐土”，于是他就把某些离开了儿童文学传统规范的作品视作“错误倾向”，而要“卫护儿童文学的纯洁性”。

“其然乎？其不然乎？”

……据我所知，并没有哪一位儿童文学作家曾经“将‘五爱品德’、‘五讲四美三热爱’和德、智、体、美、群等的题材，逼入冷宫，蒙上‘过时货’、‘老古董’的恶名”，倒是有不少儿童文学作家确实开始不满于把儿童文学作品简单地当作某种伦理道德规范或优秀品质的笨拙的文学图解和灌输的工具，也不满足于仅仅提供某些榜样和偶像供读者效仿，而是希望建立起自觉自由的审美意识，通过创作具有较高艺术品位的作品来发挥文学应有的审美教育功能，一句话，就是希望把儿童文学从天真而呆板的劝善文学、说教文学还原为真正的审美的文学。

刘绪源、方卫平的批评文章发表后，很快在儿童文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的大讨论。为将这一学术争鸣引向深入，基本弄清楚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儿童文学研究》编辑部于1989年11月15日在该刊发表了以“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为中心论题的“征文启事”。这次征文共收到80多篇来稿，该刊选取其中的21篇，自1990年第4期起辟出专栏，一直刊发到1991年第3期。代表性的论文有：沈虎根的《教育性——种文学争议的剖析》、刘绪源的《美是不会欺骗人——从林格伦的作品谈到儿童文学的功能》、李楚城的《关于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问题》、李燕昌的《教育性并不排斥艺术性》、韦苇的《文学史如是说——我对儿童文学教育性和艺术性的思考》、李心田的《不要讳言教育》、陈子君的《再谈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等。这次讨论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儿童文学的功能必须具有教育作用。儿童文学作品的教育性：①不单是政治思想、政治品德的教育，还包括着历史的、美学的、劳动的、自然知识和思维训练等的全部教育；②不是脱离艺术规律的主题图解和政治说教，而是通过使人迷恋的情节或饶有趣味的笔触，创造出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③不是“教育惟一”论，而是与文学的认识、审美、娱乐性等其他功能相互依存的。另一种则认为儿童文学应该是一种自然生发的审美情感：①文学的功能是多元的，教育性不是评价儿童文学价值高下的标准；②教育也可成为“多功能”中的一个功能，但没有教育功能的作品仍然可成为好作品；③衡量儿童文学的重要标准只能是它的审美价值。由此可见，教育作用与审美功能的关系等问题，长期以来是儿童文学界一直关心而又有各种分歧意见的一个理论话题。

如何评价由陈伯吹的《卫护儿童文学的纯洁性》而引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的论争，笔者以为，应从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特定历史背景与现实要求这一结合体来审视这一问题，庶几能够对陈伯吹的“卫护”有一个合乎历史的认识。众所周知，自觉于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一开始就是与当时的社会运动、与儿童教育不可分。《新青年》开宗明义：“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教育问题之一”。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进步的儿童文学无不强调儿童文学与国家前途、与儿童教育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儿童文学事业是由党中央委托共青团中央领导的，把儿童文学看作党用以“培养教育少年儿童一代的有力工具”。应该看到，中国的儿童文学运动自始至终是与当时的社会运动同命运共患难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文学工作者有史以来就是社会运动的组织者、行动者，或儿童教育的具体实践者。因此，儿童文学成为教育儿童的工具，具有它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基础，也是时代对儿童文学家最庄严的召唤。我们的作家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时代的使命，创作出了一大批诸如《稻草人》、《大林与小林》、《雨来没有死》、《宝葫芦的秘密》和《下次开船港》等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他们不仅没有以严肃的教育主题破坏了文学的本质，而且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将文学的本质发挥到了一定的高度。因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随着时代的变革，有“儿童文学为工农兵服务”，有“教育儿童的文学”。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单纯的“为教育服务”和“作家主体性的丧失”，而应该看到像陈伯吹那一辈的作家有他们对时代的一份责任，对艺术的一份真诚，对儿童的一颗爱心。他们也只有看到时代的最主要的社会潮流、教育方向，才有他们的“艺术生命”，这也是中国儿童文学所具有的崇高意义与神圣感的源头。因此，以“教育儿童的文学”为主体特征的这一段的中国儿童文学历史是不能轻易否定的。如果说“文革”之后，人们纷纷控诉“教育工具论”的危害，那是“教育工具论”自取其咎的话，那么稍后仍然有人否认儿童文学应有教育性，也未尝不可以说是历史的正义惩罚之曲折体现；但在文艺多元化格局已定的90年代，还以为一提儿童文学的教育性就不是文学了，将强**育性者视作保守与落伍者，那也许也是一种偏见。因为文学创作总是通过一种特殊的艰苦和个人的按照艺术创作规律的劳动来独立完成的。它的成就主要取决于儿童文学作家本人对儿童的理解正确与否，对生活的经验丰富与否，对人生的探索深刻与否，艺术表现力的高超与否，创作劳动的勤恳与否，等等。任何思想理论指导对于儿童文学作家创作成功的一部作品来说，只能起着次要的辅助作用，不能人为地夸大理论的力量。而对一个平庸的、不熟悉儿童的、对生活缺乏深刻认识与艺术表现力贫乏的“作家”来说，即使没有任何“错误理论”的影响，也只能写出一些平庸无味的文字垃圾。这给了我们启示，不妨思想再解放些，在理论建设上采取全方位开放的姿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如果有人从教育学角度来考察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的价值，让他去做好了，甚至不妨鼓励他去做深做透，因为这至少也是一种视角，只要他言之有据，将儿童文学称作“教育儿童的文学”又有何妨？庶几还能从这一角度为揭示儿童文学的本质提供一些有益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经验。因而，应该给陈伯吹等认为“教育儿童的文学”论者一些理论生存的空间，让他们从这个角度深入地研究下去。同一道理，你从审美的视角界说儿童文学是“供儿童审美的文学”，他从游戏愉悦的视角称儿童文学为“娱乐儿童的文学”，都没有不可，都不过是从一个方面来探讨儿童文学的本质罢了。像这样的视角，也许还有很多，譬如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从文学心理学的角度、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等等。假若从每一个视角对儿童文学的研究进行得彻底深入了，那么儿童文学的真实面貌与灵魂也许就被勾画得较为清晰与完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