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以后的20年间,陈伯吹写的理论性研究文章可谓屈指可数,除会议发言这类文字外,有意为之的恐怕不过十来篇,其中主要有《论动物故事》(1979)、《论“童心论”》(1980)、《童话漫谈》(1982)、《论儿童读物与儿童文学》(1985)、《幼儿文学漫谈》(1986)、《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1988)等。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幼儿文学漫谈》。这并不是因为这篇论文对“幼儿文学”的漫谈如何全面与深入,更重要的是陈伯吹对幼儿文学的一贯重视。应该说,陈伯吹对我国幼儿文学的确立是有其突出的理论贡献的。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我国幼儿文学的发展历程。
我国有儿童文学是在本世纪初叶的五四运动时期,但作为儿童文学一个门类的幼儿文学的出现却要晚半个世纪,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世界幼儿文学的崛起,我国才有少数学者、作家开始将目光投向幼儿文学。当时惟一的一个儿童文学研究性刊物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的《儿童文学研究》发表了友文的《大量创作低幼儿童读物》(1960)和《幼儿文学的题材问题》(1961)、蒋风的《幼儿文学和幼儿心理》(1960)和《幼儿文学的语言》(1962)、陈伯吹的《幼儿文学必须繁荣起来》(1962)等。他们对幼儿文学的呼唤,在当时虽未引起社会应有的重视,而且随着当时文艺界一场又一场的大批判,中国幼儿文学无法随世界幼儿文学的崛起而崛起并同步发展。但这些呼唤也毕竟让人们对幼儿文学有了最初的理论印象,为80年代中国幼儿文学的崛起作了最初的舆论准备。
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儿童文学界出现了几件与幼儿文学相关的值得大书一笔的事:
①1981年,国家出版局在山东泰安召开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胡德华在会上大声疾呼“为小娃娃们出书”,鲁兵又作了《为幼儿文学讲几句话》的发言。这次会议大大激发了各地出版幼儿读物的积极性。
②1983年7月,文化部在西安举办全国低幼文学讲习班,历时25天。同时开学的还有西北地区儿童文学讲习班。两个班共有学员90多人,为幼儿文学走向成熟培养了大批创作人才。
③1983年10月,国家出版局在河南郑州开了以提高幼儿读物质量为主题的“出版工作专业会议”。会后,幼儿读物的出版不仅数量猛增,而且品种更丰富,形式更多彩,质量也有所提高。
④1986年3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在河北石家庄成立幼儿读物研究会,会议期间,一些专家学者就幼儿心理、幼儿文学、幼儿读物等方面作学术讲座,并决定创办会刊《幼儿读物研究》。
从上述的背景材料介绍中可以看出,我国幼儿文学起步晚,成熟的时间还只有十来年,但不论是萌芽期,还是成熟期,都受到陈伯吹的关注,其表现之一,就是陈伯吹的两篇重要论文,发表于1962年的《幼儿文学必须繁荣起来》和发表于1986年的《幼儿文学漫谈》,前后相距25年,却又都发表在《儿童文学研究》上。
《幼儿文学必须繁荣发展起来》是我国幼儿文学理论建设历程中极为重要的文献,长达2万字。包括五个部分:
一、从文学到儿童文学到幼儿文学;
二、幼儿文学必须繁荣发展起来;
三、幼儿文学和教育科学研究;
四、幼儿文学的特点和特色;
五、幼儿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
首先,陈伯吹从儿童的年龄特征出发,论述了“从文学到儿童文学”的必然性,指出:“由于儿童年龄特征所引起并造成了儿童文学上所谓特殊性(指对成年人文学而言)的问题,实际上是教育的要求和艺术的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儿童文学特点’的问题。没有这个特点,就不成其为儿童文学。”并进而指出“从儿童文学到幼儿文学”的必然性也是由“儿童的年龄特征”使然,因为儿童文学特点“对年龄愈小的儿童愈明显,也愈肯定。为此,儿童文学就从文学领域中发展出来了。也为此,在儿童文学中,是否也还存在着‘幼儿文学’(或者叫做‘低幼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和‘少年文学’的分野?”陈伯吹在这里用的是问号,但他的意思是明确而肯定的,不然就不会有这篇长文了。
其次,陈伯吹论述了幼儿文学在整个儿童文学中的重要地位。陈伯吹认为:“幼儿文学是处于整个儿童文学的前哨阵地。它首先和为数众多的那些在儿歌中被唱着的‘三岁小孩,穿着红鞋,摇摇摆摆,到学堂来’的幼小的小读者打交道。而3岁到7岁的小男孩和小女孩,在人生道路上漫步不久,当他们向着文学艺术的百花园迈开第一步时,也首先接触到幼儿文学。这些书,散发着它们艺术的芬芳——**力和感染力,激发了小读者的阅读兴趣,并且循循善诱地开启了好奇、求知的心门,有意识地向他们进行了思想、品德教育,同时也向他们进行了知识、美感教育。幼儿的教育更应该是全面发展的教育。”然而当时的现状又怎样呢?陈伯吹认为:“儿童文学是文学部门中薄弱的一环!而幼儿文学又是儿童文学中薄弱的一环!”因而陈伯吹呼吁:“幼儿文学必须繁荣发展起来。”
第三,陈伯吹认为幼儿文学的建设必须建立在“教育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幼儿文学的内容是根据教育科学研究的成果,就幼儿的生理和心理的成长发展情况的一般规律,概括出了幼儿的年龄特点;基于这个特点,结合着对幼儿全面发展的教育要求,提出各方面的主题而进行创作。这并不是要求文学来迁就教育的制约,正因为文学的目的恰恰就是教育的目的——启发和培植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而只有这样彼此结合起来了,才能更好地达到培养和教育新生一代的目的。为此,陈伯吹将幼儿文学的作用概括为:“从教育的任务出发,对幼儿的要求和目标,概括地说,是‘长身体、长知识、长思想’;而从幼儿的学习出发,对文学的要求和目标,简单地说,是‘认识世界、了解生活、明白事理’。”因为“幼儿文学的教育任务恰恰是帮助并满足幼儿成长的需要,引导它的读者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并且鲜明地显示出它的特点”。
第四,陈伯吹认为幼儿文学“不仅具有文学和儿童文学的一切特点,还要具有它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完整,直觉,具体,单纯的情节,生动活泼的描写,内容丰富,形象鲜明,色彩富丽,音响效果,语言亲切,图文并茂和游戏方式,等等。它在具体的作品上,不仅有一般的儿歌和儿童诗,还有比较特殊的反复歌和连锁歌,急口令和拗口令,摇篮曲和催眠曲,此外尚有对答歌、颠倒歌、数数歌和拍手歌,等等;不仅有谜语,还有谜画;不仅有文学(指作品),还有艺术(指涂色、剪贴、猜谜语、拼七巧板等等)。在装帧设计上,不仅有一般书籍的平面形式,还有特殊样式的立体形式(书中的插图,在书本一摊开来时,能够自动地站起来;人物在山野、田园、房屋的前面,船只在湖海之中,还能够左右移动,等等)……这一切,都是针对着幼儿的年龄特征,为幼儿创作的,为幼儿设计的,它们显示了幼儿文学与幼儿书籍的特色,而其目的只是为了适应并满足了幼儿的心理活动和愿望,更好、更有效地对幼儿进行教育”。
第五,对幼儿文学的创作,陈伯吹还从题材、“写知识”和“知识性文艺作品”、兴趣、游戏样式、语言、接受文学遗产等六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题材”问题。陈伯吹认为:“幼儿文学面向着经验、知识贫困的幼儿,它的题材内容是不是首先要满足他们所不知道的有十万个那么多的‘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作为起点,一直伸展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中去。由此而丰富他们的经验、启迪他们的知识,同时训练他们的观察能力和发展他们的想像能力。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根据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由浅到深、由熟悉到陌生、由旧经验到新经验的学习规律,扩大他们生活的、事物的范围;在继续不断地丰富经验、启迪知识的过程中,更要培养他们的感情和意志,以至于性格的形成,并且奠定了他们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应该沿着这条题材的‘红线’”,“串上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智珠’——造题”。
“写知识”和“知识性文艺作品”问题。陈伯吹认为:“从整个幼儿文学看来,给年龄愈小的,知识性愈浓厚些;反之,给年龄愈大的,知识性愈淡薄些。”但“为幼儿文学写知识、写知识性的文艺作品,并不是无条件地可以随心所欲地写的,尽管那些知识,实质上不过是普通日常生活的常识。为了保证它作为文学作品来完成教育任务,也有它自己的规律:第一,知识的正确性是先决条件。……第二,作品必须以幼儿年龄所能接受的艺术形式(包括情节构思、语言艺术、篇幅长短等等)孕育着知识,借以引起美感的享受和阅读的兴趣,在笑声中把知识传授给小读者。……第三,……把知识和生活紧密地结合着”。
“兴趣”问题。陈伯吹认为为幼儿写作必须尊重并照顾到幼儿的阅读兴趣。所谓“兴趣”,“从心理学的科学研究看来:凡是具有新的、奇的、动的因素的这一事物或这一环境,就足以引起注意而产生兴趣”。“一般来说,新奇,活动,变异,勇敢,惊险,美丽的色彩,亲密的友谊,热闹的场面,有节奏的声调,有趣味的重复,成功而又快乐的结局,等等,都是幼儿文学作品中酝酿兴趣的酵母”。与此同时,陈伯吹又不是一个“惟兴趣主义”者,他指出:“给儿童写作品,不能从兴趣出发,不能抱兴趣主义,不能不顾一切地追求兴趣,更不能是庸俗的、低级的兴趣。但是作为作品,不能没有兴趣;而且在引起读者的兴趣的同时,还应该指导读者的兴趣爱好。兴趣只是教育的手段,并不是目的。要达成目的,不能不充分地运用艺术手段。”
“游戏样式”问题。陈伯吹认为当时人们对“游戏在教育上的意义,不是被漠视,就是被贬低了”。幼儿文学的“游戏样式”,就是“利用游戏的样式及其性质来丰富作品的品种”。他举例说,“诺索夫在《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中曾经描写过两个小主人公扮演着普希金的叙事诗《罗斯兰和留得米拉》中‘罗斯兰和巨人头战斗’的一个场面,与其说是演戏,毋宁说是游戏。特别在学校里,经常利用文学的材料来充实游戏的内容”。又如“马尔夏克的《活字母》,就是利用游戏活动的认识兴趣来学习俄文字母;《笨耗子的故事》里头的鸭子、青蛙、母鸡、马、猪和猫的形象化的叫声,也是富有游戏性质的;《我们是军人》又是关于儿童军事游戏的诗歌……”在幼儿文学中强调“游戏样式”,确实抓住了幼儿文学的本质性特征,这在同时代的儿童文学论文中是不多见的,这也可见陈伯吹的远见与深刻。
“语言”问题。陈伯吹认为,“幼儿文学的语言要求朴素,可不是俚俗;要求明白,可不是噜里噜苏;要求简洁,可不是半截式的、也不是压缩式的隐语或略语;要求亲切,可不是蹲下来‘叽叽叽’地学娃娃们说话;要求有力,可不是直着脖子叫嚷;要求优美,可不是连用一长串的形容词……”因为“在幼儿文学里,语言问题不仅关系到对读者的思想教育,还关系到语言教育,在运用语言上儿童将学到祖国语言的精确性,掌握它的音乐性以及语言学上的所谓语言的灵魂’”。
“接受文学遗产”问题。陈伯吹认为“给幼儿的文学遗产,从各方面考虑来看,应当以民间文学(民间童话、民歌、儿歌、谜语和谚语)为主,古典文学就可以少些,可能只有寓言和短篇的童话可加采择。但在选择的时候,更应坚持‘批判地接受’的原则;另一方面还要符合幼儿文学的特点,决不能‘既然是蘑菇,那么就请进篮子里吧’,这只会让幼儿害消化不良症,甚至还会中毒致病的。”为着幼儿的精神卫生,陈伯吹特别强调指出:“幼儿文学在接受文学遗产问题上,除了为数极少的作品,可以直升堂奥,余者就不得不‘改头换面’,借助于‘重述’和‘改写’了。这方面,阿·托尔斯泰整理改写的《俄罗斯民间童话》作出了典范,值得研究和学习。而列夫·托尔斯泰的亲手编写的那些,尤其可以借鉴。”
从上述较为详细的介绍中,可以看出,陈伯吹写于60年代初的这篇幼儿文学理论文字,不仅全面探讨了幼儿文学的性质、地位、作用、内容、形式以及创作诸方面的问题,而且自成系统,其基本观点在事隔30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现代意识与理论价值。可惜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陈伯吹在25年后的《幼儿文学漫谈》里,仍然对这篇论文的命运抱不平:
1962年12月号《儿童文学研究》,曾经发表过我的《幼儿文学必须繁荣发展起来》,迄今已二十年多了。其时的儿童文学工作者,很少注意到幼儿的文学读物,连有的家长和老师在内,也认为这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篇页,在儿童文学的园地里,被注目的“花”,只是较高较深的儿童文学与少年文学,幼儿文学几乎是个“弃儿”,撇在一旁没人管。由于缺乏高瞻远瞩的目光,就看不到塔要建得高,基础要打得好,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起步在于幼儿文学。
在《幼儿文学漫谈》中,陈伯吹更明确、更完善地表述了他在《幼儿文学必须繁荣发展起来》中关于幼儿文学在儿童文学学科中所处位置的意见:
对待一切事物,必须从宏观的角度出发,观察到微观的实际,然后渗透分析,给予相应的归属,独行其是的权利与义务。这样,儿童文学就和一般文学(包括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和成年人的文学)分家了。尽管它们之间还是非常亲密,息息相关。但是,它既然独自存在,成为专业,根据这一专业,为自己特有的对象服务。自低至高,大体上可分作“幼儿文学”(60年代我曾称它作“幼儿文学”)、“儿童文学”、“少年文学”这样三个阶段。为什么要这样划分?此中有“年龄特征”的因素,“文化程度”的因素和“社会环境”的因素……不如此,教育的作用就给削弱了,甚至会消失了,成为“无的放矢”,或者说是“泥牛入海”。为此,适应各个年龄读者的文学读物,必须具有针对性,与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相合拍。试想:幼儿园和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能啃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学生的书册吗?反过来说,高小、初中学生,漫步在书刊展览长廊里,能站在低幼读物的书橱面前而流连忘返吗?
陈伯吹继而列举《365夜故事》(上、下两集)、《365夜儿歌》与《365夜谜语》等幼儿文学读物,指出它们“受到广大小读者热烈欢迎”的事实,正说明了幼儿文学对于幼儿“寓教于乐”、开启智力、发展想像力的重要性。对那些轻视幼儿文学的现象,给予了严肃的批评。指出:“有人贬低‘儿童文学’说是‘猫狗文学’,这实在是无知。他只看到了幼儿文学较多地描绘了马牛羊、鸡犬豕……如同‘坐井观天,叹曰天小哉!’没从全面看问题,没有翻阅过儿童文学与少年文学,从而匆忙地下了片面的错误评价。你光从地面上看到了茎和叶,不深入接触地面下的果实,怎么会知道其滋味如何!”陈伯吹告诫说:“千万不能因为给小儿看的作品而等闲视之;相反的,要加倍重视,加倍提携,这是整个文学事业的基础与起点。”他再一次重申了他在《幼儿文学必须繁荣发展起来》中的主张:“幼儿文学作品应该是地地道道的艺术品,第一流的手笔,第一流的艺术,第一流的纸张和印刷。”
在儿童文学界,将儿童文学划分为“幼儿文学”、“儿童文学”(狭义,又称“童年文学”)、“少年文学”三个阶段或曰三大层次的主张得到普遍接受,应该是90年代初的事;而对幼儿文学的充分重视以及幼儿文学的繁荣发展的出现,也是90年代初的事。由此可见,陈伯吹当时对幼儿文学的重视、倡导、研究与呼吁,都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正是由于有许多像陈伯吹这样热心幼儿文学的人的不懈努力,才有今天幼儿文学繁荣发展的局面。可以告慰陈伯吹的是,他在35年前期盼的“幼儿文学必须繁荣发展起来”的愿望,今天已经实现了,并且中国的幼儿文学与世界幼儿文学的发展水平已经越来越近,开始走向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