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前苏联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理论的重视与移植，是我国50年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一件大事，而陈伯吹则是继鲁迅、茅盾之后介绍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最为积极的一位，也因此对新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早在三四十年代，鲁迅、茅盾就以他们对前苏联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儿童文学理论的介绍，把中国儿童文学建设导引到向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学习的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与巩固，健康、进步儿童读物奇缺的问题提到了政府面前。1952年，中国作协在上海出版的2300多种儿童文学读物中抽样调查了200余种，发现仅有20余种比较适合新中国儿童阅读。在这种形势下，同“向苏联学习”的一整套决策相适应，将前苏联（主要是俄罗斯）儿童文学读物译介给中国儿童以解他们的精神饥渴，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直到60年代初中苏不和为止，第一流和接近第一流的前苏联儿童文学的作品大都被译成了中文出版，据韦苇编著的《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出版的儿童文学译作主要书目》统计，这一时期译介的前苏联儿童文学作品近200部。与作品译介的潮流相一致，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也几乎成为我国整个50年代惟一可供借鉴的外来理论。据不完全统计，在50年代公开出版的27种儿童文学理论书籍中，就有15种是从前苏联译介过来的，其中仅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就有：《论儿童的科学读物》（伊林，1953）、《盖达尔的创作道路》（爱宾，1953）、《苏联儿童的历史文学读物》（瑞托米洛娃等，1953）、《论儿童读物中的俄罗斯民间童话》（阿·尼查叶夫等，1953）、《苏联儿童文学论文集（第一集）》（柯思编，1954）、《从儿童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看苏维埃儿童文学》（杜伯罗维娜，1954年）、《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儿童文学》（勒柯恩，1955）、《论苏联科学幻想读物》（胡捷等，1956）、《现代苏联童话的讨论》（布拉托夫等，1956）、《苏联儿童文学》（格列奇什尼科娃，1956）、《高尔基论儿童文学》（密德魏杰娃编，1956）、《伊林评传》（略普诺夫，1956）等。此外还有《论儿童文学及其他》（西蒙诺夫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儿童文学·儿童影片·儿童音乐》（由前苏联大百科全书中选译，人民出版社，1954）、《论苏联儿童文学的教育意义》（伊阿·凯洛夫等，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年）、《克鲁普斯卡娅论儿童阅读辅导》（瑞托米洛娃，时代出版社，1955）、《苏联幼儿师范学校儿童文学、幼儿园本族语言教学法教学大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翻译室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苏联儿童文学教学大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等。仅此可见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对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巨大影响，正是“惟亲历者才能作足够的充分的评估”。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都是对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著作的译介，还没有一部用中国人的眼光来全面、系统地介绍前苏联儿童文学全貌的专著。而在前苏联大量儿童文学作品与著作被译介后，读者要求全面了解与正确评价前苏联儿童文学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陈伯吹的论文集《在学习苏联儿童文学的道路上》的出版，可谓十分及时与十分必要，这也是第一部由我国的儿童文学家写作的全面、系统地介绍前苏联儿童文学的著作。这部著作由曹靖华作序，1958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59年4月，陈伯吹在增订《儿童文学简论》时，又作为该书的第六部分，易名为《向先进的苏联儿童文学学习》。在这篇长达6万字的论文里，陈伯吹从7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前苏联儿童文学。

首先，陈伯吹认为“苏联儿童文学已经从在民主主义的文学家和教育家合力开垦之下的、进步的俄罗斯儿童文学的桥头堡，跃进到了人类新的历史阶段的苏维埃时代，沿着光明的社会主义大道向前迈步”。它的最明显的时代特征即是不仅“自身所具有的‘儿童的’特殊性”，而且“也一点儿不能减少它为文学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任务共同性”。“回溯四十年来苏联儿童文学的这条主流，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得出来：从它的主题和题材来说，一直是紧密地结合着政治任务，忠实地描写了国内战争时期、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经济建设时期、卫国战争时期，直到战后建设时期的各个历史阶段的面貌和时代的特征，从落后到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另一方面从它的作品描写的人物来说，从饥饿流浪的儿童到英雄战斗的儿童，到脖子上系着红领巾、过着幸福生活的儿童，鲜明地反映了苏联社会情况从动乱趋向建设和繁荣，人民生活从贫困逐渐改善和提高到富裕”。陈伯吹在具体分析了前苏联儿童文学在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之后，指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苏联儿童文学作品，不论它的主题是什么，不论它的体裁是怎样，不论它从哪个角度写哪一方面，总是围绕着、对准着这个‘培养布尔什维克式的朝气，去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总主题。正像向日葵的向着太阳一样。这是值得我们好好地学习的一点。”陈伯吹在充分肯定前苏联儿童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同时，又提醒人们必须正确地理解与处理“政治性”。他指出：“值得我们牢牢记取的是：文学作品要求加强政治性，一点儿也不应束缚了、或者妨碍了作家的独立思考以及他笔底下的艺术创造性。所谓政治性和艺术性之间，真实性和思想性，以及真实性和目的性之间的关系，都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它们是可以水乳交融般地统一起来。问题在于谁对政治有更高的热情，谁就有更锐敏的感觉，谁就能够更深地体会着革命，而更好地写出高度政治性和艺术性结合的作品来。”在这方面，陈伯吹认为“苏联作家的艺术劳动和他们的作品就是活生生的典范”，因而呼吁，“今后，我们要紧跟着先行者的脚步，朝着‘儿童从幼年起就应当对人类及其创造的伟大意义具有信心，这种信心可以使他们成为意志坚强、不屈不挠的战士’的教育方向前进”。

其次，陈伯吹充分肯定了前苏联儿童文学的“党性和人民性”原则。陈伯吹认为“苏联儿童文学是世界上最有思想、最先进的一种文学，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科学的原则，以及对儿童和对儿童理解事物的特性的深刻认识为基础的”。“从苏联儿童文学的成长和发展的历史道路上看来，如果没有党的关怀和党的领导，一次又一次地作出指示，是不可能设想有这么样的成就的”。陈伯吹还以前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的创作道路为例，指出：“只有作家真正站到党的立场上来，才能够畅饮甘露、沁人肺腑地接受党的教育，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年轻一代的共产主义教育和训练的科学，体会党的文艺方针和文教政策，站在革命原则的高度上，首先是把政治放在第一位来考虑问题、选择题材、观察现象、分析本质，然后运用熟练的艺术技巧写出为儿童所喜闻乐见的好作品来完成政治任务的。”正因为有党的坚强领导和儿童文学家自觉站在党的旗帜下，才使“高度的原则性、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布尔什维克的党性，以及符合儿童心理特点和蕴藏巨大教育意义，成为苏联儿童文学作品的基本特征。也就使苏联儿童文学成为全世界最先进、最新颖、最优美的一种极其辉煌灿烂的儿童文化的原动力”。

前苏联儿童文学的党性原则是与人民性原则相一致的，因为“谁要同人民在一起，谁就要永远同党在一起。谁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谁就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因为“谁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谁就有最深广最丰富的生活积累。谁有了来自人民生活中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作品才能够写得像千年老树般地扎根在土壤的最深处——人民的心的深处，永远不被忘却。在这样不朽的杰作里，是具有深厚的人民性，也自然而然地具有代表人民利益的鲜明的党性”。所以，在陈伯吹看来，前苏联儿童文学的政治性、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是三位一体地体现在作品中的。

再次，陈伯吹在强调了前苏联儿童文学的政治性、党性和人民性的同时，指出前苏联儿童文学深刻的思想内容是与艺术形式浑然统一的。他引用前苏联儿童文学家波列伏依的话说：“我们的儿童文学首先应该是一种艺术品。”陈伯吹通过对马雅可夫斯基、马尔夏克、米哈尔柯夫、阿·托尔斯泰、盖达尔、卡达耶夫、格奥尔吉夫斯卡雅等儿童文学作家在儿童诗、儿童散文、儿童小说等方面的创作实践的考察与分析，深有感触地指出：“从苏联儿童文学作家的那些优秀作品看来，的确是以高度的艺术性体现了、并且突出了高度的思想性。”由此陈伯吹得出结论：“任何一种艺术品，不可能游离了思想、没有思想的内容和意义而能列在艺术之中。所谓真正的艺术作品，总是合乎教育原则的，也就是说，它必然是进步的崇高的思想的结晶品。儿童文学作品在这一点上应该特别受到重视，不仅由于作品本身的要求，还存在着读者对象的客观的原因。”

第四，陈伯吹从我国当时的政治任务出发，充分肯定了前苏联儿童文学的阶级教育的题材与主题。前苏联儿童文学作为“世界上最有思想、最先进的文学”，是服从于前苏联文学“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这一方向的，因而，“在今天社会主义社会中成长，过着幸福生活的孩子们，必须对他们在文学教育中加强阶级教育：一方面让他们确立旧社会一定会灭亡，人和人们的新的关系会建立起来，今后生活会更加美好的信念；但是一方面不能让他们自我陶醉，看不到革命战士斗争的自我牺牲、工农群众增产的忘我劳动，自己却不想投进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中去，贡献出一份力量。坐享其成的懒汉思想和损人利己的剥削思想，必须从小起就根绝”。

第五，前苏联儿童文学的国际主义教育。陈伯吹认为，前苏联儿童文学之所以“被公认为20世纪50年代最有思想性和先进性的，并且具有世界意义的一种优秀的文学”，还因为前苏联儿童文学的国际主义教育。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培养年轻一代成为苏维埃爱国主义者，是前苏联儿童文学的中心任务。然而，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不可分离的，因为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本民族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儿童书籍应当用鲜明的和形象的形式表现国家和人民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培养具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的新人。国际主义教育具有体现在具有国际性的题材与主题上，其中在前苏联儿童文学中表现最多最突出的是“保卫和平运动，宣传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斗争，揭露帝国主义者的奴役和剥削，把年轻一代从小就培养成为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解放被压迫人民的、并且反对战争挑拨的、保卫世界和平的一支庞大的后备军”。联系到我国50年代的实际，陈伯吹深感我国儿童文学非常缺乏那些具有国际主义教育的作品。他说：“在我们中国，儿童文学是一种年轻的、正在成长中的文学，关于国际主义教育的主题的作品还不够多。但是，培养出具有进步思想的战士，在政治、经济、科学、日常生活和道德等各方面，跟旧世界一切阴谋者勇猛搏斗的人，是当前儿童文学重要的、迫切的、艰巨的任务。我们处在争取和平、增进友谊、保卫社会主义的这样伟大、紧张的时代，这种书，对今天的儿童来说，是特别需要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屹立在国际舞台上，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应该有更多的有关国际主义教育的作品——拥护和平与民主斗争的主题的艺术体现。这是今天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上一道迫切的等待着考验的课题。”

第六，陈伯吹高度评价前苏联儿童文学中的“学校小说”，认为“苏联描写学校生活的小说，在世界儿童文学园地里，是惟一的登上了高峰的”；“如果说苏联儿童文学的光辉成就，犹如一座风光明媚的青山，层峦叠翠、蔚然奇观的话，那么，‘学校小说’这部分，可以说是个挺拔的主峰，更为优美”。这是因为“苏联的学校小说，不只是狭隘地、机械地描写着上课的情形，或者在课堂上和操场上所发生的事情；它是密切地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联系着。它的根本特色之一就是把学校看作是整个国家生活的一部分，从儿童时代起，就训练着从事各种劳动和社会活动。它虽然以学校生活为中心，但不是紧闭着学校的大门，孤立在家庭和社会之外。学校，不过是培养、锻炼和考验苏维埃小公民的中心场所，它的教育网向着四面八方伸展开去，是远为辽阔广大的。苏联的学校小说把学校写成一个生气勃勃的、培养人材的前进的教育基地，把几百万几百万的小学生的心灵引向劳动锻炼，在他们身上日益滋长着走向工厂、走向矿场、走向农庄去的愿望”。陈伯吹还对“学校小说”中的“少先队文学”、“教育小说”作了专门的探讨，认为这应该成为“学校小说”的主体之一。

第七，前苏联儿童科学文艺。陈伯吹认为，儿童科学文艺是前苏联儿童文学出色成就中最“光彩夺目的一颗”。陈伯吹十分详尽地介绍了瑞特柯夫（远洋航行舵手，写有50多部儿童科学文艺读物）、普里施文（诗人、动植物专家）、伊林（优秀的工程师、天才的儿童文艺作家）、比安基（动物学家和猎人）以及查鲁欣、马尔夏克、楚柯夫斯基、米哈尔柯夫等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的儿童科学文艺创作，认为前苏联儿童科学文艺的繁荣主要有3个方面的原因：

（一）前苏联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

（二）作家们辛勤的艺术劳动，包括创作与理论研究两个方面，更值得重视的是：“由于儿童科学文艺理论的不断地建设完成，鼓舞了、也帮助了儿童科学文艺作品在创作上大踏步地前进。”

（三）继承了历史上的优良传统。

陈伯吹十分赞赏伊林所说的：“将来的文学是用科学来全副武装的文学。”呼吁“我们在中苏两国牢不可破的友谊基础上，向这一份极其宝贵的儿童文化多多学习。……儿童科学文艺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地需要，它也该迈进一大步。我们必须向先进的友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