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吹儿童文学观的全面形成或成熟，是在50年代，即以《儿童文学简论》为代表。虽然《儿童文学简论》仍然只是一个集子，而且还不是一本有系统的、比较完整的儿童文学理论书籍，但却全面反映了陈伯吹在那个时期对儿童文学的思考与认识，并且这种思考与认识还代表了那个时期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的最高水平。虽然陈伯吹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想法：拟在这本集子的基础上，进行改写，补充它，丰富它，重要的是使它系统化，希望自己能写出一本有点儿体系的和规模的“儿童文学概论”或“儿童文学研究”之类的书来；从中抽出、也补充一些关于“作品评介”的篇页，另成一书，这样，似乎更好一些。但是限于思想水平和写作能力，也还存在着时间问题，未能如愿以偿。陈伯吹毕生也未能如愿，所以，《儿童文学简论》仍然集中代表着陈伯吹的儿童文学思想，何况在此后的20年间，也就是直至陈伯吹先生逝世，他没有再出版过一部理论著作，只在1982年，将这部《儿童文学简论》再次增订，由原来的20篇增为22篇，仍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所以，陈伯吹50年代以后的儿童文学思想的发展，仍然可以认为是统一在《儿童文学简论》的思想之下的。因而，《儿童文学简论》可以被认为是陈伯吹儿童文学观的集中体现。为着说明这一问题，下文在论述陈伯吹儿童文学论的基本特征时，也有意识地引用了一些他50年代以后的论述，从中可以看到陈伯吹儿童文学思想的一致性与成熟性。

陈伯吹儿童文学理论的来源，一是自己长期的创作实践及其教学实践，一是对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的移植与借鉴。这集中体现在陈伯吹对“什么是儿童文学”所作的回答。他在《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中，“根据平时学习所得，尝试作着这样的回答：

儿童文学是文学领域中的一个部门。它反映着一般的文学的方向和潮流，并且和成人文学同样从属于政治而为政治服务。一些革命英勇斗争的、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的包括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等等重大主题，在儿童文学中也毫不例外地同样可以作为重要的题材而创作。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儿童文学不是惟一的、但是是最好的创作方法。在创作过程中，应该、必须掌握和照顾儿童年龄特征。

儿童文学并不是教育学的一部分。但是它要担负起教育的任务，贯彻党所指示的教育政策，经常地密切配合国家教育机关和学校、家庭对这基础阶段的教育所提出来的要求——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通过它的艺术形象，发出巨大的感染力量，来扩大教育的作用，借以获得影响深刻的教育效果。

儿童文学要运用多种多样的体裁（小说、童话、寓言、诗歌、剧本、传记、游记和历史的、科学的故事，等等）作品，为它的读者对象揭示社会生活现象，扩大知识范围，培养他们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艺术兴趣。

它除了完成文学所应有的共同任务以外，还要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进行语言教育以发展、丰富儿童的语言，并提高他们阅读的能力。为此，在强调儿童文学的思想性和教育意义的同时，反对忽视和轻视它的艺术性，不把它看作艺术品的错误观点。

这段文字，从儿童文学的任务、主题、题材、创作方法、体裁、读者年龄特征、思想性与艺术性等多方面，对儿童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学品种作了介绍，可以说代表了那个时代国人对儿童文学的认识所能达到的高度；尤其是在这段文字之后，陈伯吹还专门论述了儿童的特殊性问题，他说：

有一些可以肯定下来，就是儿童文学有它的“特点”，或者说是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也可以。要不，它何以区别于成人文学，而必须在文学以外另立名目呢？

…………

儿童文学的特殊性是在于具有教育的方向性，首先是照顾儿童年龄的特征。说明白些，是要求了解儿童的心理状态，他们的好奇、求知、思想、感情、意志、行动、注意力和兴趣等等的成长过程。在这一基础上运用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根据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和内容，用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用艺术风趣的文学语言，来揭示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反映他们的生活，同时也就在这艺术的生活图景中，教会少年儿童如何对待生活，如何培养自己的道德和人生观，同时也传达了科学知识——一般的文学只通过思想、形象来感染读者，而不传达科学知识的，但儿童文学在形象感染之外，还传授知识，这就是儿童文学中的科学文艺作品的任务。这当然又是儿童文学的特点之一。

谁也明白这个道理：学龄前的幼童，小学校的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生，以及中学校的初中生，因为他们的年龄不同，也就是他们的心理、生理的成长和发展不同，形成思想观念和掌握科技知识也是在不同的阶段上，儿童文学作品必须在客观上和它的读者对象的主观意识相适应，这才算是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品。

根据上述两段引文，结合陈伯吹的其它论述，我们不难看出陈伯吹的儿童文学论具有以下4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儿童性。这有两个内容：一是儿童不同于成人，他们的精神生活分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因而有儿童文学之必要；一是因为儿童，又有幼童和小学低、中、高年级之分，因而年龄与文化程度上的差异，其心理、生理、科学知识、思想观念与文学情趣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儿童文学作家“必须作细致的、深入的分析研究，然后才能够恰到好处地创作适应少年儿童的阅读欣赏能力、理解消化能力、乃至于心理上产生效应的承受能力的作品，所谓‘因材施教，因人制宜’，求得具有针对性的文学教育的最大满足和最大效益”。也因此，他要求“一个有成就的作家，能够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所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陈伯吹还特别引用了高尔基的一段名言来提醒人们：“每一个进入儿童文学的作者都应当考虑读者年龄的一切特点，否则他的书就成为没有用的书，儿童不需要，成人也不需要。”由于陈伯吹把“儿童性”看作是儿童文学的第一特性，教育性也必须在“儿童性”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60年代以后，他被批判为鼓吹资产阶级“童心论”的反动学术权威，受到迫害。

（二）教育性。陈伯吹一向注重于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但他说的“教育性”是以“儿童性”为前提的。“所谓‘教育意义’，并不就是‘道德教训’，前者是生动的‘感应’，后者是苦涩的‘说教’”。“教育”的含义是一种“诱导”，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即教育；特别在儿童文学的实质上透视，就是如此”；“此无他，由于儿童年龄特征的原因，必须让入世未久，见识尚浅，阅历较差，而可塑性则大，……天真烂漫，活泼轻信的小读者，获得开卷有益的佳果”。他指出：“一些人公然宣称由于作品重视教育性，就束缚破坏了文学的艺术性”，“这未免是欺人之谈。作家若不反思自己深入生活不够，文学修养不够，因而艺术手段不强，致使作品干枯乏味，却埋怨到教育性头上来，岂不是‘张冠李戴’了吗？”陈伯吹的这些观点，在80年代及以后，又被作为“教育工具论”的代表，受到“第五代批评家”的批评。其实，这一批评也同样犯有50年代批判“童心论”时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将陈伯吹儿童文学论中两个相互依傍的“儿童性”与“教育性”割裂开来，并将其可能有的弊端夸张到极至，成了“童心论”与“教育工具论”，这对陈伯吹个人及其儿童文学理论都是很不公平的。如果说对于儿童读者，“训导”决不可取，而“导引”却是万万不可无的。

（三）文学性。陈伯吹一贯认为：“儿童文学既然是文学，那么，一切文学创作的原理原则，应完全适用于儿童文学，促使它写成不折不扣的文学的作品。”而他的“教育性”特征，除了源于读者对象本身“受教育”的身份外，也与他的文学观相一致。他始终认为：“文学的使命，在于‘文以载道’。”儿童文学虽是从文学大家庭中分离出来的一支脉，“但是它们在培养人、教育人上，毫无二致”。他同时又清醒地提出：“儿童文学并不是教育学的一部分”，在强调儿童文学的思想性和教育意义的同时，“也要反对忽视和轻视它的艺术性，不把它看作艺术品的错误观点”。因为“从理论上说，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比成人文学作品更加艺术”，“应该被认为十分道地的艺术品”；并且“高度的艺术性往往体现了高度的思想性”，“艺术快乐愈多……教育作用愈大”。陈伯吹这些坚持儿童文学“艺术性”的观点，在60年代又被作为反对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艺术至上论”，遭到了批判。

（四）知识性。知识性其实是教育性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文学作品所具有的认知作用。但对儿童来说，因为“正处在长身体、长知识、长思想的成长时期，可塑性大，纯洁易染，而又先入为主，是人生一生中最宝贵的学习阶段”，因而，知识性的要求也就被凸现出来，尤其“时至今日，人类已进入了电子与原子的时代，科学愈来愈昌明，愈来愈发展，再让中、小学生课外阅读只沉浸在脱离生活的空想中，而不涉足在科学及科学文艺的领域里，不仅会误人子弟，而且会使人更远离人类社会一日千里的实际”。陈伯吹说：“我搞了一辈子的儿童文学工作，如今愈来愈觉得那种打诨逗趣、空想荒诞的作品，不仅败坏文风，而且无益有害，特别对那些年幼的读者。”在这里，陈伯吹以知识性来批评幻想作品，显然有它值得商榷的一面，但他提倡“知识性”的主张却没有错。

上述4个方面，便是陈伯吹儿童文学观的基本特征。他关于儿童文学体裁、儿童文学批评以及外国儿童文学的引进等方面的研究，都是统摄在这一儿童文学观之下的，也可以说是陈伯吹评判儿童文学作品优势的4个方面的标准。从理论上说，陈伯吹的儿童文学论还是比较科学、严肃、辩证而自成系统的，但在实践中不能有好的命运，这不是理论自身的错，也不仅仅是陈伯吹个人的不幸，而是那个特定时代下儿童文学悲剧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