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吹认为，“儿童读物”不是可有可无的出版物，那种节约到儿童读物头上的做法，不仅无济于大局，而且只能加剧“儿童读物荒，致使儿童精神上遭受饥饿”，而这是与国父孙中山先生“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的教育”的遗教背道而驰的。“固然读物并不是教育的全部，但书籍是重要的教育工具之一则毫无疑问”。“只请稍微留心一下报纸，即可了然：《大公报》第5版连载的张乐平先生的漫画《三毛流浪记》，得到了小读者热烈的同情与伟大的创造（捐款来建造‘三毛习艺所’等等）；12月1日《申报》第4版也载有《连环图画销路不衰》一文，并且慨叹着神怪脚本的易于通过，力争上游的（指进步的传记、科学常识等新连环图画）反遭亏蚀。于此可见儿童读物是儿童教育的重要工具，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除非大人先生们坐得太高太远，才会听不到孩子们的呼声，看不到孩子们的读书欲望。

值得重视的是，陈伯吹这里所说的“儿童读物”，其实是“儿童文学”的代名词，而不是像我们今天所习惯理解的那样，还包括“儿童文学”之外的非文学性读本。陈伯吹在《儿童读物的编著与供应》一文中，将“儿童读物”作了“广义与狭义”的解释。广义的儿童读物即“儿童阅读的书籍”：

儿童读物的范围很广，当然也包括“小学（国民学校）教科书”在内；但一提到教科书，尤其是小学教科书，这就够在它方面写成若干篇论文，因为这是一个复杂而又专门的问题。所以本文要研讨的儿童读物，不是指广义的而言，乃是指着除了教科书以外，连那些作为补充读物和课外读物的读物，甚至于各科的副课本、练习本、日记和书信等等的指导书籍，也一概不包括在内，纯粹是在狭义的偏重文学欣赏的这圈子内的儿童读物。

“儿童读物”的狭义来替代使用“儿童文学”一词，是陈伯吹一贯使用的。早在1936年，陈伯吹应《大公报》副刊《出版界》之约，写了一篇《谈儿童读物》，说的就是儿童文学。当时，陈伯吹想推荐一些儿童文学给教师和家长，作为他们为孩子选择读物时的参考，却意外地发现了我国儿童读物的“贫血状态”：翻译的作品多，创作的作品少；高年级学生阅读的作品多，中低年级学生阅读的作品少。他进而呼吁“儿童读物贫血状态的病情，非亟应加以医治不可了”。10年后，陈伯吹在《儿童读物的编著与供应》（1947）、《儿童读物的检讨与展望》（1948）中，仍然是以“儿童读物”替代“儿童文学”，并始终坚持“儿童读物是儿童教育的重要工具之一”的观点，认为“编著儿童读物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文化工作”，要求“高中师范、专科师范、大学教育学校、师范大学，亟应添设‘儿童文学’或‘儿童读物’一学程，并且规定为‘必修科目’”。

除强调将儿童文学作为儿童教育的工具之一，陈伯吹还特别强调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必须具有教育意义，并对“教育意义”作了自己的解释：

文学的本质是宣传思想、教育人民的利器；儿童文学当然也如此。前苏联儿童诗人马尔夏克说得好：“儿童文学除了形式的美以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具有教育意义。”他还竭力主张：“教育的意义必须强调。”一篇儿童文学，不论是小说、童话、戏剧、诗歌，如果内容失却教育意义，所剩余的仅仅是一点儿知识的渣滓，即没有了文学的风味，也缺乏艺术上的价值，读者会感到空洞与失望的。

所谓“教育意义”，并不就是“道德教训”，前者是生动的“感应”，后者是苦涩的“说教”。说教是乏味的，而且因为它的平坦率直，还会引起不快的反感来。所以写作者对于题材的处理和结构，必须煞费苦心，遵循艺术的美感律，缜密地组织，像阿位（Arachne）——希腊神话中一个善织的女子——样地编织精美的织品，把教育意义的光辉织入字里行间，而欣赏的读者，犹如喝鲜橘水，只尝到淳香的橘味，却喝不到橘络和橘核等渣滓。

为着更好地发挥儿童读物的教育作用，陈伯吹还要求“文艺写作者（特别是儿童文学写作者）在主观方面，必须注意到题材的选择与真实性，以及儿童本位的教育性”；“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儿童教育工作者）在客观方面，对于儿童读物应该做些实验（诸如‘阅读测验’，‘阅读统计’，‘阅读量表’之类），提供有关儿童读物在教育上的各种科学根据，供作儿童读物写作者在取材、写作时的参考，从而建立儿童读物在内容与形式上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