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儿童教育与编创儿童读物两条战线上奋斗的陈伯吹，对中国儿童的生存状况是最清楚不过了。“本来，中国的儿童，因为他们的祖国，在过去60年，沉沦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在各方面都够不上说幸福；可是自从这一只魔手（指日本侵略者——引者注），‘九一八’伸攫进了东北、冀察，‘七七’伸展到华北，‘八一三’更大胆地抓住了整个中国，中国的不幸的儿童，从此更加上了一重不幸，大雪紧压着浓霜，摧残了无数的苗芽！”“成千成万的中国儿童，作了侵略者的大陆政策的活祭！”

“魔手余生的儿童到处流浪着，带着创伤，带着饥饿，带着寒冷，带着一切的苦难，飘泊！流浪！”战争毁灭了学校，也“使千万儿童断绝了精神的粮食”。

好不容易，8年抗战胜利了，然而，儿童的境况并没有因此而改善，反而在国民党政府“报纸节约”的政策下，被削弱了。

如创办于1947年的《大公报》副刊《现代儿童》被迫于一年后（1948年12月27日）停刊，就是一例，该刊在向小读者的“告别书”《写在前面》里就明确指出：“本刊因报纸缩减篇幅，出至本期止，暂行停刊。”陈伯吹对政府将“用纸耗费量最少而又迫切需要的儿童读物”也列入“节约”之列，感到非常愤慨，当即向政府提出抗议，严正指出：“儿童读物”所供养着的是新生成长的民族的苗芽，是未来社会国家的主人翁，而且，这20世纪是属于他们的世纪，“有谁有权力来节约他们的精神食粮？更有谁有法理来剥削他们的权利和幸福？”

并辛辣地嘲讥政府一面明令“报纸节约”，而街头又到处“充斥着黄色新闻，桃色刊物，黑色书籍（指那些下流恶劣的书册）——其实它们才真是被节约的对象，天哪！——这些泛滥着的，对于‘报纸节约’，回答了一个讽刺的嘲笑。再想到‘文化是人生的精神粮食’，不禁啼笑皆非又啼笑皆是了。”陈伯吹痛切地感到：“事实上中国的儿童已经可怜透顶了！”

不仅与英美正在享受着“书籍周”（儿童读书计划）的孩子们相比相距甚远，甚至与“过去竭全力以抗敌的时日”相比，还要不如。他分析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当局者还不清楚：“保障儿童福利，就是保障国家民族的繁荣。”他提醒世人注意：我们“所供养着的是新生成长的民族的苗芽，是未来社会国家的主人翁；而且，这世纪是属于他们的世界”。我们必须全力维护这些“国家的苗芽”、“民族的蓓蕾”、“人类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