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本质是宣传思想、教育人民的利器；儿童文学当然也如此。前苏联儿童诗人马尔夏克说得好：“儿童文学除了形式的美以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具有教育的意义。……教育的意义必须强调。”

所谓“教育意义”，并不就是“道德教训”，前者是生动的“感应”，后者是苦涩的“说教”。

——陈伯吹：《教育的意义必须强调》

儿童读物必然是儿童文学的读物，不论她的内容是社会的或自然的，必须要依照文学的形式与艺术的技巧来编著。……一篇最好的儿童读物，不论其为童话、寓言、小说、传记、书信，甚至剧本等等，要用估量一篇最好的文艺作品去估量她。

——陈伯吹：《儿童读物的编著与供应》

陈伯吹自1923年创作中篇小说《模范同学》起，就与儿童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他的工作主要是教书与编辑儿童刊物，所以陈伯吹的儿童文学活动始终与他的儿童教育活动分不开。或者说，陈伯吹主要是从儿童教育的角度来理解与从事儿童文学的，从而初步形成了他与儿童教育密不可分的儿童文学观，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性。

陈伯吹的儿童文学观体现在他具体的儿童文学活动中。陈伯吹的儿童文学活动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编辑儿童刊物，如主编《小学生》半月刊、《小朋友》与《现代儿童》周刊等。二是儿童文学创作与译介，主要创作有童话《阿丽思小姐》（1933）、《波罗乔少爷》（1934），小说《华家的儿子》、《火线上的孩子们》（1933），诗歌《伟人孙中山》（1935）、《牧童》（1936）等；译作有《象童》（1941）、《渔夫与金鱼的故事》（1943）、《绿野仙踪》（1948）、《兽医历险记》（1949）等。三是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出版的著作有《儿童故事研究》（1932）、《儿童文学研究》（1934）；主要论文有《童话研究》（1933）、《谈儿童读物》（1936）、《论寓言与儿童文学》（1944）、《陈旧的“旧瓶装新酒”——关于儿童读物形式问题》（1947）、《儿童读物的编著与供应》（1947）、《儿童读物的检讨与展望》（1948）、《教育的意义必须强调》（1949）等。此外，与儿童文学建设密切相关的，陈伯吹还有两类文字，一是对儿童及儿童读物现状的关注，主要有写于1937年的《难童的哭诉》、《流浪儿童何处去》、《维护民族的源泉》、《从战争中长大起来》；写于1939年的《给幼小者》、《破〈给幼小者〉的新花招》、《一年来的儿童生活》；写于1947年的《遏止泛滥的“黄祸”》、《从节约到饥饿》、《元旦闲话》等。二是对世界著名作家与儿童文学的介绍，主要是写于40年代的一组文字，如《格林兄弟和他们的童话》、《斯蒂文生和他的〈金银岛〉》、《马克·吐温与儿童文学》、《王尔德和他的童话》、《吉卜林的故事与童话》、《伊林的黑和白》、《老人的心》（托尔斯泰）、《从戏剧节谈〈彼得·潘〉》（巴里）、《科学想像小说大作家》（儒勒·凡尔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