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副刊《现代儿童》的诞生，也可以说是“联谊会”一浪高过一浪的儿童文学活动的产物。

“联谊会”筹建之初，每隔一至两个月就召开一次例会。1946年11月11日，与《文汇报》合作，召开了“儿童连环画”问题座谈会，会员的发言记录全部发表在《文汇报》上，占了一个整版。1947年4月4日“儿童节”，又举行了“儿童读物展览会”，展览会历时一星期，不仅《大公报》、《文汇报》发表了《展览会特刊》，而且《新民晚报》、《正言日报》、《中央日报》都发表了消息，这样无形中拧成了一股力量，引导社会来重视儿童读物。《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受到这一强大社会舆论的推动，考虑要在《大公报》办一个《现代儿童》副刊，每周编发一期给儿童阅读的画刊，增加老师和家长课外辅导阅读的新的教材。潘际炯建议由陈伯吹来担任主编。王芸生觉得这个建议很好，要潘际炯同中华书局商量。这样在“儿童读物展览会”闭幕后不到一个月，潘际炯就找到中华书局的姚绍华，他们一起来请陈伯吹。陈伯吹感到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慨然应允。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工作，也是为‘联谊会’同志们提供‘英雄有用武之地’，向低级趣味的、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甚至下流黄色的儿童书刊作坚决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对少年儿童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文化知识。这个副刊定名为《现代儿童》。”《现代儿童》经过紧张的筹备，于5月3日正式与读者见面。没有“发刊辞”，也没有“见面的话”之类的文字，却以踏实的工作，诚心诚意地向小读者奉献出美好的精神食粮。《现代儿童》的编辑方针，也很好地体现了成立不久的“联谊会”关于发展儿童文学的一系列主张：

《现代儿童》的编辑方针、任务，当然在于鼓励儿童文学创作，提高作品质量；而居于更重要地位上的是宣传先进的政治思想和创新的事物，同时鞭责封建、迷信、社会恶习，以及一些反人民措施。这是解放战争年代的时代要求，并为孩子们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在上述编辑方针的指导下，发表在《现代儿童》上的作品，在其思想性方面，都具有鲜明的进步倾向。如童话《甲虫的下场》（陈伯吹）、《横行将军》（贺宜）、《爱人民的虎大王》（方轶群）、《掉到月亮里去的富翁》（严冰心）等，都是揭露社会黑暗的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作品。和童话一样，《现代儿童》上的儿童小说，有不少是紧紧围绕当时社会的矛盾和斗争去取材，如仇重的《数米记》反映的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国统区人民的生活，施雁冰的《爸爸回来了》描写了普通船员家庭生活的不幸，方轶群的《为什么我们没有》则揭露了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对于儿童诗的选用，陈伯吹也“更要重视它的有针对的教育作用”，如他自己用“柏翠”的笔名写的《无情大水滚滚来》一诗，就把大水的祸根指向国民党反动政府。诗的结尾写道：“大水滚滚，/向前狂奔。/它很气愤，/开口大声叫：/老百姓，/你们自己放弃了责任！/为什么让内战打得这么狠？/为什么不叫政府上山造林？/不叫政府把江河开濬？/你们应该向谁怨恨？”在散文方面，《现代儿童》“多发有儿童生活情节的篇章，如4位在校大学生联名写的《写给全国苦难小朋友的信》和一位教育家写的《贫儿的摇篮在这里》，反映了大多数儿童的苦难生活。在儿童剧方面，不仅有像黄衣青的《燕子这样说》、龚炯的《洋囡囡》这样努力刻画处在严重白色恐怖中儿童生活的作品，还有黄桷的《让给孩子们吃》这类以前苏联十月革命为背景塑造列宁形象的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作品。

像《现代儿童》这样一份具有鲜明进步倾向的儿童报刊，必然会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终于难以继续存在下去。到了1948年11月27日，《现代儿童》第78期不得不刊出编者的话《写在前面——敬向作者和读者致谢并告别》：

本刊因报纸缩减篇幅，出至本期止，暂行停刊。回想从创刊起到如今，虽只有短短的一年半，可是得到作者和读者的爱护，既深且厚，在此停刊之前，当向诸位致谢并告别。尤其是小读者们的热心，曾经不断地建议扩大篇幅，改成三日刊或日刊，装售合订本……实在叫编者感动；而这些，因了人力和物力种种关系，也实在抱歉。

《现代儿童》不得不与亲爱的广大读者（特别是小读者）和热情可敬的作家致谢告别了，而这告别的惟一理由，所谓“因报纸缩减篇幅，暂行停刊”云云，只不过是陈伯吹出于审慎的态度，而作策略式的冠冕堂皇的遁辞罢了，其实质与“勒令停刊”，无大差别。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儿童》易名《新儿童》，直至大公报馆北迁天津、北京后才停刊。

在《现代儿童》出版的78期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伯吹“为了使这个小小的周刊，能和广大的读者紧密联系，互通声气，成为真正少年儿童的自己的刊物，曾经编发了‘小读者作品专辑’，计有15辑，让编者也可以从小群众那里听到坦率的意见，来改进工作，并多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情况”。与此同时，陈伯吹还及时给小朋友的习作加以指导，指出作品中的不足。譬如陈伯吹曾在《编者的话》中指出：“不过，我们也读到一些小读者的作品，它们的题目是《农家乐》、《月明之夜》、《我的梦》、《美丽的花》、《雪景》……其实，现在的农家哪里来的快乐呢？如果下了雪，最受苦的是一些贫苦的人民，真是‘眼前有景卖不得’了。你们以为对不对呢？……”

《现代儿童》还出版过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特辑》，即在1948年4月17日出版的《现代儿童》上发表了3位《英国小朋友的来信》、两位《英国大朋友的来信》和以张舍角的《从英国寄来给祖国小朋友们的一封信》。张舍角是张启钰的笔名。张启钰，四川乐山人，从小就爱读陈伯吹的作品和他编的儿童刊物。1938年18岁读高中时，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四川眉山县委书记。解放前夕，投考到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去深造。1948年5月，英国政府赠送给国民党政府一艘“重庆号”巡洋舰，便由张启钰他们这批赴英留学青年接受下来。1949年2月25日，“重庆号”起义，由“重庆军舰解放委员会”署名的《重庆军舰起义告全体同学书》和《告海员同志技工同志们的信》，都是由张启钰执笔起草的。也正因为张启钰虽然身在海外，却日夜挂念着祖国儿童的生活状况，因而帮助英国的小朋友茜内·发罗、格玉·赫尔（均是14岁的女孩）、波林·阿克（9岁的女孩）和A·白莱德太太、格丽·A·士东太太给中国小朋友写信，并把他们在英国征集来的礼物和捐款，一起寄给陈伯吹。陈伯吹非常重视这些从英国伦敦寄来的航空邮件，不仅及时地把小礼物和捐款分送给难童和贫童，又将信件编了一期“特辑”，并且陈伯吹自己还特意写了《编者的信》，衷心感谢这来自海外的帮助：

启钰先生：

连接你九封信，你可想像到我是怎样地感谢你的帮助，并且钦佩你对于祖国小朋友的热心；如果你还说感谢我，那实在不敢当了。

你在百忙中为祖国小朋友当翻译，把海外温暖的友谊，靠着你的精力和时间，还有金钱来交通，你做了顶有意义顶有价值的工作了——今天特地编一个特辑，把英国小朋友和大朋友的信，发表出来，让祖国的小朋友一饱眼福。自从2月初旬起，陆续接到你和你的英国朋友的信后，我的心一直是沉重的，一方面报纸节约，篇幅缩减，一方面又不愿辜负遥远的一片热情，直到今天自己才透了一口气，胸口松了，肩头也轻了。

更加应该感谢的，你自己，你的同学，你的英国大朋友和小朋友，由你花了巨大的邮资，陆续寄赠着画片和风景照片，先后共接到两百多张，我应当尊重你的意思，把它们分送出去，现在已经决定分送给伯大尼孤儿院、晨星孤儿院、依马内利孤儿院、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陆新托儿所、育才学校和山海小学（它们是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还有设立在工厂区的私立云秀小学、市立复兴小学以及市立难童教养所。你们的原信和画的图稿，是送到晋元公园旁中国福利基金会办的儿童福利站去，正如你们所说的，让这些难童和贫童得到安慰和快乐。

临了，我该向你和一些可敬爱的名字——江相熙、李厚益、叶英翠、谢旭初、李秉正、杨明璋、罗伟、毛韵寸、张炳银、王斐、杨通伦、章勋铭、张永恒、钱骜、王宪章、叶焕文、周汉儒、陈公浩、余仁和、王秀良、卢贤举、张世垠、刘毓麟、赵光裕、张道光、任振修、冉隽实、张光钧、邹子贤，以及赫里斯小姐、柯尔恩福思先生、白莱德太太、士东太太等等致谢。

篇幅不容许我们多谈，顺祝康乐。

编者

从这篇不短的《编者的信》里，我们可见陈伯吹工作的认真、细心以及对作者的尊重与重视。

《现代儿童》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另一贡献是在十分困难的社会环境下，团结了一批儿童文学作者来为儿童写作，同时又为儿童文学培养了不少新人，其中的文学新人方轶群、施雁冰、鲁兵、圣野、任大霖等，都是在陈伯吹的直接关心下成长为我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