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一些浪迹在山城野地的知识分子，得以重返家园，回到被敌伪长期践踏过的上海，这其中就有一支儿童文学队伍，如陈伯吹、李楚材、贺宜、何公超、仇重、黄衣青、金近……这支队伍的集聚，使上海有机会成为中国儿童读物生产的总基地，有望恢复抗战前的热闹场面。

然而当时儿童读物的情形却不容乐观。正如陈伯吹后来所回忆的：“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峨眉山上偷摘桃子的一伙，下山抢财物，争地盘，谋私利，不顾人民生活的窘困，更不会理睬孩子们精神的粮食贫乏——书市上众多的是低调、下流的册子，其上焉者为娱乐性、消遣性的；其下焉者则是表面花花绿绿、实质砒霜鸦片的图书。中华民族不会亡在日本军阀的大炮飞机之下，却很可能会亡在下一代沉沦软性的有毒的黄色糅合着桃色的书海之中。‘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有识之士，矍然惊醒，有所警惕！”

陈伯吹正是这群“有识之士”的杰出代表。一方面，他在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编好《小朋友》周刊；一方面，又与有识之士商讨推进儿童文学发展的办法。194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陈伯吹在教育界的老朋友李楚材来拜访他。此时李楚材正主持一所学校——上海私立位育中学，对儿童文学比较关心，赞助几位朋友出版一份《时代儿童》。他们又一次谈起儿童读物。李楚材认为少年儿童的课外读物很不够，要补这一课，困难在于儿童文学读物的底子在我国实在太薄，而那些不合国情的、有害无益的“舶来品”，洪水猛兽般地涌进来。李楚材在想：为什么我们的中、小学生不能有自己的作品？我们的作家上哪儿去了？李楚材就上述问题向陈伯吹请教，并希望陈伯吹能和他共同发起组织一个关于儿童读物（儿童文学）的研究团体（当然并不排除写作问题，而且必然会谈到的）。陈伯吹非常赞同他的看法和建议，并向他介绍了儿童读物作者的情况，指出儿童读物缺乏的原因之一是作家们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愿望总不能协调，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使作家没法安定地进行写作。而且国民党政府的文化统制政策，样样阻碍着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学作家的道路。他也深感有必要将儿童文学作家联系和组织起来，商讨有关问题，推进儿童文学的发展。

李楚材和陈伯吹商量后，又征求了陶行知、陈鹤琴两位先生的意见，得到他们一致赞同，于是商定，用陈鹤琴、陈伯吹、李楚材3人的名义，发起聚谈会，借以交换意见，集思广益。这样，1946年5月24日，聚谈会在南京路大三元粤菜馆二楼举行，到会的有陈伯吹、李楚材、何公超、贺宜、仇重、金近、鲍维湘、沈百英、韩群、黄衣青、王修和等10余人。首先由陈伯吹说明邀请聚会的旨意：

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但是在官僚买办阶级的政府统治下，民主窒息，民生日蹙，经济凋敝，教育萎枯，此中最艰苦的为中、小学校，经费拮据，青少年儿童课外无书可读，殷切地需要精神食粮。但是拙劣有毒的“小人书（其中有以连环画为形式出现的）”，充斥店肆陋巷；而黄色书刊，也从太平洋彼岸潮涌而来，受害者是尚无鉴别能力的意志不坚的下一代。为此，我们必须采取对策，采取行动，一方面抵制土生土长的庸俗低劣的小人书，抗击洋腔洋调的不堪入目的黄色书刊；另一方面团结进步的教育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写作具有革命性的儿童文学作品与读物。在灰色与黄色的坏书、坏刊的夹攻中奋力出击，挽狂澜于既倒……

与会人士就陈伯吹的话题展开讨论，大家都很兴奋，各抒所见。茶话会开了4个小时，由于出席的人多数都在编辑儿童刊物，因而达成了以下3点意见：

一、大致分定各儿童刊物的编辑方针。依据内容，有的注重文艺，有的注重自然，有的注重社会；依对象看，有的注重低级，有的注重中级，有的注重高级。

二、各杂志的稿件互相交换，适用于某一杂志的稿件，就转送到某一杂志去。各杂志互相介绍，合作推广。

三、一致希望成立“上海儿童文学工作者联谊会”（原拟称“中国儿童读物工作者协会”，但一因“协会”需要到当时的社会局登记，陈伯吹等不愿意这样做；二因“中国”这名称范围较大，而会员不多，名不副实。“上海”则较切合实际），并决定由李楚材发函征求更多的儿童读物作者参加。

1946年6月9日，“上海儿童文学工作者联谊会筹备会”借位育中学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到会24人，并通过了章程草案，会后又请陶行知先生作了题为《儿童与儿童文学》的演讲。

“筹备会”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同年11月11日，“筹备会”举行第二次集会，到会18人，讨论的主题是“连环画”，分为5个问题，即：（1）连环画对儿童及民众的影响。（2）连环图画的缺点。（3）改革旧连环图画的方法。（4）创作新连环图画的方法。（5）如何向旧连环图画发行人手里，争取广大的小读者。1947年“儿童节”，“筹备会”又主持了“儿童读物展览会”，借上海新闻路小学的6个教室，陈列了6类书籍，即：（1）各国儿童读物，共500余册；其中一部分是前苏联出版的。（2）连环图画200余册，其中旧连环画占绝大多数，新连环画只有很少几种。（3）历来的教科书，自清末到最近出版的，大致罗列在内。（4）一般儿童读物，包括童话、诗歌、小说、剧本、音乐，以及报纸、杂志。（5）儿童自己的作品，有壁报、小册子、书集等。（6）儿童读物研究书籍。如此同时，“筹备会”还在《大公报》、《文汇报》上发刊“展览会特刊”，广泛讨论了各种有关儿童读物的问题。在展览的第一日，还在新闻路小学礼堂内放映教育电影并上演木偶戏《史可法》。

“筹备会”半年多的积极工作，不仅联络了不少儿童文学工作者，还通过举办“儿童读物展览”和《大公报》、《文汇报》的宣传，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陈伯吹与李楚材商议，认为成立“联谊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于1947年4月20日召开了“上海儿童文学工作者联谊会”成立大会，到会40余人，通过了“联谊会”章程，选举了理、监事，并以座谈方式，作了“怎样编选全国儿童读物目录”的专题研究，大家一致同意在该目录中，向全国小学教师和家长，推荐进步的儿童读物。可惜因为“联谊会”没有经济基础，后来没有编成。

“联谊会”成立后，在陈伯吹、李楚材等的组织筹划下，先后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主要有三：

一、编选《1948年儿童文学创作选集》。1948年1月，“联谊会”开始的编选工作，决定按作品体裁，分为童话、诗歌、小说、剧本和散文5个样式，请全体会员以及教师与家长，分别在“推选表”上填写，然后由联谊会编审组定稿，全书10万余字，共入选70篇佳作，于1949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二、举办“儿童读物问题”座谈会，即：1948年10月9日的“儿童读物的用字和用语问题”座谈会；1948年12月27日的“关于儿童戏剧和儿童教育问题”座谈会；1949年春天的“儿童读物应否描写阴暗面问题”座谈会。

三、在《大公报》发表了陈伯吹执笔起草的两个《宣言》即：1948年6月20日发表的“反美扶日宣言”和1949年5月28日发表的“热烈欢迎上海解放，拥护中国共产党宣言”。

从推进儿童文学健康发展的角度看，“联谊会”在当时的影响主要集中体现在3次座谈会上。前两次座谈会记录都发表在《中华教育界》，结论是：“儿童文学的作者应该生活到儿童队伍里去，听取各种年龄、各种程度的儿童的语言，采用他们的语汇，使自己的作品完全儿童口语化”；“儿童戏剧在教育上有很大的效果。”而又以后一次座谈会影响最大。

1949年初，上海儿童文学界展开了“儿童读物应否描写阴暗面”论争。论争是在市内报纸上展开的，而重点集中在《正言报》上。当时《中华教育界》主编姚绍华同志，对此颇感兴趣，又从报刊上搜集双方的“雄辩”，集中刊发在4月15日与5月15日出刊的《中华教育界》第3卷第4期和第5期上，并在前面加了编著按语：

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三年来屡次讨论到儿童读物的内容问题，散见在《文汇报》、《大公报》、《正言报》以及各种杂志上，但是都是广泛的一般的；这次的论战，着重在内容问题的一个重点上——“儿童读物应否描写阴暗面”？敬希读者多多指教。

问题是由一位署名“夏畏”的家长提出来的。他的孩子“在看完一本儿童名著《表》以后，把他母亲的一枝自来水笔偷偷地拿走，却用谎话掩饰了自己”。这位家长联想到当时书目广告中竟有“儿童新著《我要老婆》出版”，提出这样的质问：这是“儿童急切需要的吗”和“儿童读物应当描写阴暗面吗”？在这场论争中，先后刊发了夏畏的《问题的提出》，龚炯的《必须暴露阴暗面》、《再谈“必须暴露阴暗面”》、《怎样暴露阴暗面》，孔十穗的《应该少写阴暗面》、《阴暗的侵入应有限度》，汪国兴的《应该不是包裹糖衣的毒物》，黄衣青的《毒菌不可不认识》，杨光的《不能仅止于暴露》，黄植基的《惟恐写得不透彻》，徐恕的《应该有条件的描写》，阮纪鹤的《有害心理健康》，陈伯吹的《教育的意义必须强调》等。这些意见明显地形成两派：一是教育工作者，如孔十穗、汪国兴、阮纪鹤等，他们从儿童的“心理卫生”着眼，认为儿童涉世尚浅，可塑性大，模仿心与好奇心易受消极因素影响，因而儿童读物不宜描写阴暗面，而应采取防范、回避的措施。“暴露社**暗面的作品是残忍的反人道的”，是“有害儿童心理健康的”，为了使儿童“纯洁的梦做得长些，社会的黑暗，最好让他们知道得少些”。一是文学工作者，如龚炯、黄衣青、杨光、黄植基、徐恕等，他们从“文学反映生活”立论，认为“生活有阴暗面，就应该暴露”；儿童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社会上有丑恶的一面”，他们应当了解这个真实的社会，儿童文学家“就不能抹煞真实”；“少讲黑暗的事实，把光明太平粉饰现社会，这倒是向儿童不负责任的毒素”，只有把“真实”告诉儿童才能使他们“健全的生活，健全的做人”。因此，儿童文学不但要暴露阴暗面，而且要向小读者指出光明的出路。如果因为暴露阴暗面对儿童有“反效果”而反对描写，那是“因噎废食”，是不足以为训的。

从论争一开始，陈伯吹就认真阅读每一篇论争文章，认真思考论争各方提出的每一个具体问题，并密切注视着论争的发展方向，并在适当的时候，为这次论争做了总结。陈伯吹的《教育的意义必须强调》就是一篇总结性的长文，全文共分7个部分：

一、两个立场两个观点

二、一件新闻一节故事一个寓言

三、应该描写阴暗面

四、描写阴暗面应有限度

五、教育意义必须顾到而且强调

六、教育方法必须熟练的技巧的

七、树高千丈叶落归根

陈伯吹首先指出，论争双方的观点“都言之成理”，各有各的见地，仿佛是儿童读物内容问题的一个“相对论”。接着又以一件新闻一节故事一个寓言为例，提醒儿童读物写作者必须考虑和注意：（1）文学读物的力量；（2）意在告诫而可能会适得其反的效果；（3）不能对问题作机械的绝对的理解，应该从儿童读者对象出发，作辩证的全面的分析。陈伯吹的结论是：

儿童读物应该描写阴暗面，应该从阴暗写到光明。但描写阴暗面应该有个限度，这限度的条件是至少要顾及儿童的年龄（也应该顾到性别），理解的程度，心理的卫生。所以文艺写作者（特别是儿童文艺写作者）在主观方面，必须注意到题材的选择与真实性，以及儿童本位的教育性。儿童文学是不同于普通文学的一种专门的文学。

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儿童教育工作者）在客观方面，对于儿童读物应该做些实验（诸如“阅读测验”，“阅读统计”,“阅读量表”之类），提供有关儿童读物在教育上的各种科学根据，供儿童读物写作者在取材、写作时的参考，从而建立儿童读物在内容与形式上的理论。

陈伯吹不仅对这场论争在学术争鸣的范畴内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保护了论争双方的积极性，又从40年代我国儿童读物的现状出发，科学地分析了儿童文学题材的特殊性；既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又为当时的论争双方指出了各自努力的方向，从而共同推进儿童文学的发展。所以陈伯吹的这篇长文对澄清当时儿童文学理论界存在的一些糊涂认识，推进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在陈伯吹、李楚材、何公超等的顽强支持下，“联谊会”的工作一直坚持到解放初期被并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而那时陈伯吹也已听从组织安排，调往北京教育部直属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

“联谊会”在上海解放前3年多时间里能够开展关于进步儿童读物的讨论及其一系列有意义的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特定的政治环境决定了这个组织既是一个学术团体，又是一个具有鲜明政治倾向性的战斗集体，为在战争环境下艰难发展的中国儿童文学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其中陈伯吹凝注了很多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