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9年春，陈伯吹自宝山一小考入大夏大学后，就读到了由赵元任翻译的英国童话大师刘易斯·卡洛尔（Lewis　Corral,　1832-1898）的中篇童话《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部作品深深地打动了他，也许陈伯吹自己当时也没有意识到，正是这部童话，使他从此与童话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童话创作与童话研究成为代表陈伯吹儿童文学成就的重要标志。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是怎样的一部童话作品呢？作品的英文名字为Alice's　Adventares　in　Wonderland，“阿丽思”也常被译为“爱丽丝”。故事描述这个叫阿丽思的女孩一天在姐姐膝盖上打起瞌睡来，突然一只穿衣服的白兔跑了过去，阿丽思追赶着这只白兔，跌进了一个黑洞里，落到一堆枯树叶上。她走进了一个大厅，四周有许多扇门。大厅中央玻璃桌上放着一串金钥匙。她用其中一把打开了一扇最小的门，里面是一座美丽的花园。阿丽思的身体太大，钻不进去。她喝了桌上的一瓶饮料，突然变成了一个只有10英寸高的小人儿。她吃了桌下一块糕点，一下长到9英尺，想进门进不了。她急得大哭起来，泪水流成了一个大池。这时白兔又出现了，丢下一把扇子，她用来一扇，又缩成个小人。她失足落入自己的泪水池中，好不容易才游到岸边。阿丽思来到白兔家，看见柜子上有饮料，她才喝了半瓶，身体就膨大到头顶天花板，胳膊伸出窗外，动弹不得。兔子捡石头来砸她，石子落地全变成了糕饼。她一吃，马上又缩小了，于是她夺门而逃。她逃到林子里，吃了点蘑菇才回复了原来的形状。阿丽思走进了一个公爵夫人家的花园，这里她认识了扑克红心国王K和皇后Q。皇后脾气极暴躁，对谁不高兴就下令砍谁的头。切舍猫惹怒了皇后，被判砍头，但猫消失了身子，这样刽子手找不到猫头，不知从何下手。最后皇后下令砍掉不肯对荒唐事做证的阿丽思的头，阿丽思在自卫中惊醒了。这部童话发表后，很快受到不同年龄的读者的欢迎，被认为是19世纪英国荒诞文学和世界儿童文学的一个高峰，其流传之广仅次于《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我国的第一个译本即是由赵元任翻译的，192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当陈伯吹在火炉旁一口气读完《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后，其大胆的幻想、奇特的夸张、谐趣的故事，都是陈伯吹闻所未闻的，这给他以强大的刺激；他特别为作品中那个天真烂漫、喜怒无常，却又聪明活泼、机智勇敢的十分可爱的阿丽思小姑娘所深深吸引并激动。而赵元任在《译者序》写道“以后说不定还会有《阿丽思漫游北京记》”的一句戏言，则给陈伯吹以启发，萌生了他后来自嘲为“东施效颦”的念头，想让阿丽思也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看看，通过她的所见所闻，反映给中国的孩子们，让他们从艺术形象的折光中，认识自己的祖国面貌，该爱的爱，该憎的憎，什么是是，什么是非，然后考虑到何去何从，走自己应该走的道路。但这一创作设想因当时忙于“工读”，没有比较稳定的时间来写作而被暂搁了起来，然而，陈伯吹心里却没有忘记这件事，并且创作的冲动不时袭来。这样到了1931年春，他到北新书局主编《小学生》，他感到时机已经成熟，就以《阿丽思漫游记》为名，边写边在《小学生》上连载，1932年8月又由北新书局出版单行本，书名改为《阿丽思小姐》。

《阿丽思小姐》全书有20章，共8万字，这20章的题目是：

一　子孙太太

二　不准进去

三　快点赔偿

四　瞎造谣言

五　右边看起

六　糊里糊涂

七　划一不二

八　一撇一捺

九　头等二等

十　平平仄仄

十一　甲乙丙丁

十二　小姐少爷

十三　老茧饭票

十四　瞎七搭八

十五　音乐大会

十六　拿手好戏

十七　算错分数

十八　神圣战争

十九　圆桌会议

二十　睡不着了

这20章童话是为《小学生》半月刊分章连载而写的，每期发一章，每一章基本上是单独的一个故事。当然前后也有一些牵连。严格来说中篇童话和系列童话有一些区别，应该分开，但那时还没有“系列”这个名词，却有个形象的说法，叫“香肠体”。正如赵景深为这本童话写的《初版〈书前〉》中所说的：“这是‘香肠体’的写法。香肠你们总该吃过了，一根一根的，每两根中间有线连着，却又似连非连。这最难写。”今天来说，这就是系列童话了。

《阿丽思小姐》虽然借用外国童话中的主人公，所写的也是阿丽思一个梦里的情景，但要沿着原作的人物刻画，放到中国的环境中，去做中国人所做的事，使人物的性格及形象没有变化，那是不可能的。其实仿作也好，续作也好，实际上也是一种艺术创造。刘易斯·卡洛尔笔下的阿丽思是与小白兔、切舍猫这样的小动物生活在一起，而陈伯吹笔下的阿丽思则生活在一个昆虫王国里。阿丽思一个人出去玩儿，遇见了子孙太太袋鼠的一家。袋鼠太太她们去参加昆虫国昆虫音乐大会，阿丽思也混进了昆虫国。她不小心撞倒了萤博士，踏碎了萤博士的东西，她没有赔偿，仓惶逃掉了。她来到一个池子边，一只金钱蛙揭露了她做的许多坏事，她说这是造谣，要打金钱蛙。路上来了一队螳螂大刀队，把要打架的阿丽思抓走了。在法庭上，法官是糊涂的瞌睡虫，审判一开始就睡着了，阿丽思被放走了。她漫无目的地走着，来到乡下，遇到十来个偷吃粮食的米蛀虫，她去指责他们，反被他们骂了一顿。她回到镇上，走进一家门口，找着“划一不二”横匾的糖果公司，发现这都是骗人的幌子。她在路上遇见两个蟋蟀受人指使打架。后来她听说袋鼠的三女儿走失，但是又自己回来了。忽然，大蟒皇帝出来巡查，把一个在路上爬的苦力蜗牛揍了一顿。她和袋鼠来到一所诗的学校，和一个蝉诗人对话，把蝉诗人难倒了。她在路上又遇到算命的虻虫。虻虫要她不要向东北方向走，她偏往东北方向走。路上遇到螳螂少爷和蝴蝶小姐在跳舞，她看不顺眼。路上还遇到手上脚上都长满老茧的蜜蜂工人，她同情他们。他们走进会场，音乐会主席蝉诗人邀请阿丽思作演讲，阿丽思瞎七搭八讲了一通。音乐会开始了，大家正在表演，宪兵队长蚱蜢少将出来捣蛋，被赶出会场。蚱蜢回去禀告大蟒皇帝，大蟒皇帝很是恼怒，发来大批军队要夺取那个宽敞美丽的会场。一场大战开始了。因为阿丽思的抵抗，使得大蟒皇帝的军队不能得逞。于是，有枭爵士、狼将军出来调停。由于他们的插手，签订了不平等的和平条文。阿丽思生气地撕碎了条文，决心抗战到底。她在门上写上两行字：“阿丽思在此，百打不怕”，又筑起一条战壕，在战壕上用白粉写上：“迎战万恶的帝国主义者！”“弱小民族抵抗侵略万岁万万岁！”等标语。她写完后，非常疲乏，就想睡觉了，但醒来后，发现原来所经历的一切只是做了一个梦。

陈伯吹的原意，是要借外国童话中的主人公，“塑造一个天真活泼，却又聪明能干的小姑娘的形象——中国阿丽思”。当写到第12章时，“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了，电讯传来，陈伯吹受到极大的震动，“除了十分怀念着生活、学习在辽、吉、黑三省，并且与我有通讯来往的小读者们，以及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的同胞们以外，对于不崇朝而失地千里的‘不抵抗主义’，深恶而痛疾之！”于是他“再也不能循规蹈矩地继续按照原计划写下去了。阿丽思不再仅仅是正常的、健康的‘普通一女孩’，她应该是反抗强暴的‘大无畏的小战士’了”。其实早在第11章《甲乙丙丁》开始，陈伯吹就已开始有意识地放进了这方面的内容。虻虫算命说：“大利西南方；不利东北方！”“东北方或许有个矮子会打你。”这里很显然是影射东北三省的形势。而在第17章以后，更把阿丽思作为“大无畏的小战士”的性格作了充分的发展，塑造了一个敢于同大蟒皇帝所指挥的军队进行战斗而取得胜利的小英雄形象。虽然陈伯吹后来认为这部童话是“生吞活剥，艺术性不成熟，不免是有‘图解’之讥”，但在30年代初，我国长篇童话刚刚起步的时代，陈伯吹的《阿丽思小姐》却是成功而有意义的尝试。这部童话不仅是陈伯吹个人童话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我国初期儿童文学的可喜成绩之一。

《阿丽思小姐》出版前，赵景深先生慨然为之作序，并饶有兴味地将陈伯吹与写《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英国作家刘易斯·卡洛尔相比：

作者自己说：“我是百分之九十的理智的人。”这话我只相信一半。的确，他要是没有理智，决不会写出这样一部好书，教给你们各种各样的事情：怎样养成智慧，怎样修德，怎样作文，怎样修辞；这犹如加乐尔（即卡洛尔——引者注）一样，他要不是算学专家，也决写不出《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来。

可是你们别忘记，陈先生也是一个诗人，不然他就写不出那样好听、醉人、可爱的诗的学校（章十）和音乐大会（章十五）来，所以他的情感至少是不止十分；否则，倘若加乐尔（即卡洛尔）也像写算术书似的来写《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皇后就不会再要他的别的著作看，也就不会上当，翻来翻去，都是艰深的X、Y、Z了。

赵景深充分肯定了陈伯吹的文学探索，并热心推荐这部童话：

亲爱的小朋友：

我希望你看过这本书后，介绍你的朋友也来看。因为这本书的确写得好。

伯吹先生是极其关心你们的，他自称为“大孩子”，知道你们的心理，所以这本书最切近你们的生活。

正当《阿丽思小姐》准备出版时，陈伯吹在小学执教的弟弟汝敏因劳累过度，肺病复发，过早地离开了人世。陈伯吹悲痛万分，在一条长方的白纸上挥泪写道：

正当我们困难的辰光，

你来衔着苦杯共尝；

总见你埋头伏案，提笔匆忙，

其时弦月斜西，鹃啼凄怆。

应是人生茹苦似糖，

只是你撒手年才少壮！

痛惜从此不相过往，

纵然天老地荒。

丧事完毕，陈伯吹回到北新书局，悲痛之情仍不能平息。为了表达对汝敏逝世的悼念之情，他在即将付排的《阿丽思小姐》的扉页后面的插页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此书呈献给我的亡弟汝敏

又在插页的背后写上：

我就给了阿丽思这样一个幽默的生命，却不能从病魔手中卫护康复你的生命。——你生前是此书的爱好者。献给你。

寥寥数语，寄托着陈伯吹的无限哀思。

《阿丽思小姐》出版后，“它在读者来信中，反应出的‘预应力’，还能相当地符合作者构思时的估计，这就使自己获得辛苦挥笔的愉快报酬”。而其中有一位康同衍女士的来信，让陈伯吹终生难忘，直接影响到陈伯吹在此后的创作道路。康同衍是位与儿童文学走得很近的女翻译家，曾在中华书局出版有《荷兰童话集》和《意大利童话集》。她在读到《阿丽思小姐》后，给陈伯吹写来一信，全文如下：

伯吹先生：

示悉，兹译就一篇美国的东西请指正，如不合用，亦请掷还为祷。

《阿丽思小姐》即日就一口气地读完了。我不禁替中国的、全世界的孩子们庆幸：有一位这样好的母亲，在不断地绞脑汁，写出这许多划时代的她们需要的东西来教育她们。

中国的儿童读物译成外国文字恐怕未曾有吧？我想在不久的将来，这本书，总有人来翻译的。

一位18世纪的阿丽思，跑到中国来好几年，她没有起到麻醉中国儿童的把戏，反而给她变成一个新世纪的儿童，回到家里，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我希望有人快快把她送回祖国一转，让她把中国的生活告诉异国的孩子们。我又希望先生继续把阿丽思带到东北去一趟，等她告诉我们她在东北干过些什么。国际调查团到东北一次，重新写了一本再瓜分的书，巴比塞想到中国来而不果行，我希望阿丽思代替巴比塞到东北去一趟。

这本书，我又有点感到先生不是一气写成的，至少是小学生杂志一段一段的催您完成的。对不对？因为您漏了一大段事实没有写上去。那就是：当阿丽思抵抗帝国主义的时候，没有看到群众抵抗的情形。说您不写群众吧，则又不然，后面——该书给小朋友借去了，无从指出哪一页，——明明是写着群众的。望先生在再出版的时候，把这伟大的事实补上去啊！不然，大家会误会这阿丽思是个人英雄主义者而不是新时代的英雄，这是很危险的。而且事实上，十九路军的将士们，既不会吐剑，又不能飞檐走壁，这次日帝国主义的侵略，要不是民众们一致起来反抗，哪有这一段光荣的历史呢？这是我的一点愚见，未悉先生以为何如？至于先生赐书说‘读后有何见教’，先生委实客气得使人不敢当的。

《华家的儿子》盼请寄赠一册。专复

敬请

著安

同衍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这封信，既肯定了《阿丽思小姐》这部作品的现实意义，又对作品中存在的不足委婉地给以批评，并希望陈伯吹继续借阿丽思的形象写下去，把东北的真实情况介绍给读者。这一希望在她的另一封信中表达得更为迫切：

……当沈阳失陷后，我有过想借风雨云雷等的童话事物，来写一本东三省的农村和帝国主义的再瓜分中国以及进攻前苏联等题材的作品……现在我觉得用阿丽思来写，更有力些，请您快点写吧……

陈伯吹读着康同衍的来信，久久不能平静。一是从信中看，康同衍很了解陈伯吹的创作意图，在思想上有共鸣。二是非常佩服康女士，在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下，敢于亮出这样进步的儿童文学观，实在可贵。可惜随后爆发的抗日战争，使他们中断了联系，陈伯吹因此非常挂念，仍然渴望能有一日得到她“更多的鞭策与帮助；还不知道她是否读到了她所关心我续写的《华家的儿子》和《火线上的孩子们》这两册小说？”

康同衍信中关心的《华家的儿子》和陈伯吹在这里提到的《火线上的孩子们》，是陈伯吹继《阿丽思小姐》后在同一年中出版的两部小说。因为“九·一八”的炮火和康同衍女士的希望，使得陈伯吹的创作“从幻想性的童话转过弯来倾向到现实性较强的小说上面来了”。“我得感谢友人康同衍的及时关心与指教（也要感谢出版时赵景深先生为它作序），更督促鼓励我写以抗日斗争为题材的小说体的童话《华家的儿子》。……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拿起笔要写的肯定是与自己祖国命运攸关的那些主题。于是我又提起笔来写了象征性小说体的《火线上的孩子们》，以及借嘲讽孩子的懒惰、不卫生，以旁敲侧击旧社会中某一部分人，该觉悟过来，奋发有为的童话《波罗乔少爷》”。

《华家的儿子》虽出版于1933年，但其中不少章节也是在《小学生》上发表过的。原来陈伯吹写过不少篇以华儿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在读过康同衍的信后，陈伯吹觉得应该写一部直接面向生活的作品以补救《阿丽思小姐》之不足。他想以前多篇作品中的华儿这个名字具有象征意义，象征着“华夏儿女”，何不在此基础上，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为背景，写一部华儿在事实面前不断觉醒的成长故事呢？于是他把已经发表的那些互不贯连的短篇小说进行再创作，把自己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生活感受写了进去，并且补写了《梦魂颠倒》、《意志坚定》、《彻底觉悟》、《反抗胜利》、《再接再厉》等篇，再将所有的章节理顺、连贯，这样就写成了中篇小说《华家的儿子》。

《华家的儿子》借华儿的形象比喻中国人，在华儿与本儿的尖锐对立中来发展情节，深化主题。作品有意识地对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某些弱点进行反思，“过去的生活太好太安稳，于是梦魂颠倒，于是空想空话，于是咬文嚼字，……这样一天天堕落下去，他自己也不知不觉。但是他强暴的邻人却因此起了野心，朝来侮辱，暮去压迫。”于是，一再忍让的华儿终于觉醒，联合其他被压迫的孩子一起进行反抗。如果说这里的“华儿”喻指的是我们古老而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那么“本儿”这个名字极易让读者联想到“日本”，华儿与本儿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两个民族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作品通过沉痛的教训告诉人们：在侵略者面前，只有奋起抗争别无他路。在表达这一主题过程中，作者不仅着力描写了华儿的从浑浑噩噩到清醒、务实的转变，而且还从华儿的打破“和为贵、忍为高”的旧传统入手，推进了情节，使作品更有利于配合全民抗战的宣传，也增强了它的思想教育作用。在创作上，作者运用了寓言、童话般的象征手法，由于全国男女老幼的同仇敌忾，读者的反应比较强烈。

与《华家的儿子》相比，《火线上的孩子们》更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小说通过粤儿、闽儿、川儿、滇儿、浙儿、苏儿、陕儿、甘儿等30个小朋友组成的少年先锋队在走上前线和参加有关活动中之所见所闻，揭露了帝国主义与军阀相勾结所造成的农村破产的凄惨景象，歌颂了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指出：“苏联那个国度里，遇到旱灾时，驾驶飞机灌溉；遇到蝗虫大队时，用通电流的发光金属网捕捉；水灾是不会有的，因为他们已开凿无数条的运河，流通水量。我们为什么不照样做呢？”引导小读者将希望的目光投向前苏联。

《火线上的孩子们》由少年书局出版。少年书局是中华教育社的社员、小学教师徐亚倩、赵余勳创办的一家专门出版儿童文学著作的出版社。创办之初苦于经费，曾与陈伯吹商量。陈伯吹给他们出了一个主意，说：“少年书局可以采用不付稿酬的办法，由儿童文学作者的稿酬作基金，等于大家出钱，由集体来办。”陈伯吹自己便首先带头，将原本给北新书局创作的中篇小说《火线上的孩子们》给了少年书局。这部3万字的小说，若按当时稿费标准，陈伯吹可以得100多块大洋的稿酬。对于陈伯吹的无私支持，徐亚倩、赵余勳都非常感动。但办出版社并不是件易事，少年书局只出了几本书，就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半年后，陈伯吹又在北新书局出版了《阿丽思小姐》的姊妹篇《波罗乔少爷》，也是采用了童话的样式。书名本应题作《普罗乔亚少爷》，“普罗乔亚”是俄语中“资产阶级”的音译，为了逃避当局对进步书籍的查禁与对作者的迫害，作者不得不在字眼上有所隐讳，想方设法地有所变异。作品通过拟人化的时钟、鞋袜等的感受，描绘了波罗乔的不讲卫生、懒惰、粗暴等坏习气。它告诉小读者懒散肮脏的可耻可厌和提高文明素质、培养讲卫生与勤奋自强等良好习惯的必要性，同时也“旁敲侧击”了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成年人，以促使他们“觉悟过来，奋发有为”。这在当时，是颇有积极意义的。

综观陈伯吹从《阿丽思小姐》到《波罗乔少爷》这两年中的儿童文学创作，首先给人以丰厚的印象，将主编《小学生》与创作相结合，结出了硕果。《阿丽思小姐》等4部中长篇小说的出版，构成陈伯吹儿童文学创作生涯的第一个高峰期，也是在接受郑振铎的忠告后，以实际行动自觉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建设做出的第一份贡献。其次，陈伯吹的儿童文学创作自一开始就有他鲜明时代色彩和政治倾向性，这与作者的历史责任感和朴素的爱国心分不开；而作为一个小学教师，他也自觉要求自己的作品担负起向少年儿童传布知识、传达人生的崇高的教育使命。自觉为时代服务，为政治服务，这是陈伯吹早期儿童文学创作的又一大特色。第三，由于作者关注作品的政治效果，因而创作过程中往往从某一主题出发来设计人物与故事，留有明显的图解、影射痕迹。一些作品出现结构较松散、情节进展较迟滞、语言较拖沓的现象，从而使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打了折扣。第四，陈伯吹学写童话，是在西方童话的影响下开始的，但作家“为现实、为人生”的文学观，使得他很快从幻想的童话转过弯来倾向到现实性较强的小说和童话上来，这一转变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这一转变，使得陈伯吹这一时期以《阿丽思小姐》为代表的创作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现实主义”主流的组成部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