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吹交给赵景深的“小朋友丛书”的书稿，给赵景深留下了深刻印象，既有速度，又有质量；既有知识，又有文采。这深深拨动了赵景深心底的一根琴弦。还在七八年前，赵景深曾与徐颖溪、刘铁庵合编过一种儿童刊物《小学生》。《小学生》1922年秋创刊于天津，由天津新教育社发行，后来因人物流动及其它问题，没有继续办下去，赵景深心里一直魂牵梦绕着这件事。到北新书局任总编辑后，他就有恢复《小学生》的设想。赵景深对李小峰说：

“大的书局都办了儿童刊物：中华书局有《小朋友》，商务印书馆有《儿童世界》，这两种刊物的影响都很大了，问世8年来，一直畅销不衰。我们‘北新’也是大书局，可否考虑搞一个儿童刊物呢？”

李小峰非常赞同他的建议，说：

“你正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我何尝不是这样想呢？但要物色一位能胜任的编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从现在起，我们就来留心这件事。”

后来，李小峰和赵景深经过商量，从作者中挑选了一位华潼中学的教师张匡。张匡有丰富的教育经验，在儿童教育方面很在行，遗憾的是，才气略嫌不足，写出的文字缺少文采，这样，办儿童刊物的事就一时搁置下来了，成了他们的一块心病。现在，赵景深发现了陈伯吹，很自然就想到了办刊的事。赵景深向李小峰建议，让陈伯吹来主办刊物。李小峰也下定了决心，但为难的是，陈伯吹还在大夏大学读书，怎么办呢？还是赵景深想得周到，说：

“这样吧，陈伯吹不是只有一个多月就毕业了吗？我们先请他筹备起来，一毕业，就来‘北新’工作，你看怎样？”

李小峰连声说“好”，觉得赵景深的话很有道理。李小峰决定亲自到陈伯吹的住处走一趟，当面聘请陈伯吹到北新书局来工作。

1930年12月初，李小峰来到了陈伯吹的居住地幼师。当陈伯吹知道李小峰是专程来聘他到北新去工作时，真是喜出望外。他要到北新这样的大书局编儿童刊物了，这是他连做梦都没有想过的大好事，为着报答李小峰经理的知遇之恩，陈伯吹当即决定辞掉在幼师的教席。

“不必了。”李小峰说，“你到北新来，只要花一半时间编刊物，还有一半时间仍旧让你教书。请你的月薪是60元，你同意吗？”

陈伯吹怎么会不同意呢？这样优厚的待遇，又是陈伯吹始料不及的。陈伯吹在朱家宅农村小学月薪10元，每年只拿10个月，也就是100元；到宝山一小月薪不过14元，现在只要一半时间当编辑，月薪却高达60元。陈伯吹心里有数，这是在照顾自己啊，他对李小峰说：“李先生这样照顾我，我很感激，只有尽力搞好刊物来报答了。”

李小峰说：“不必客气，我们说办就办，你明天就到北新来上班。”

“明天？”陈伯吹犹豫了一下，“我的学业……”

“这没问题，”没等陈伯吹说完，李小峰就开口了，“你照旧完成你的学业，我的意思是请陈先生明天就把铺盖搬到北新来，我们已给你准备好住处了。”

李小峰是个急性子，看准的事，说办就办，就像搞“小朋友丛书”那样，办事很有魄力。陈伯吹也被他的这种敬业精神深深感染，第二天就走马上任了。

经过商量，北新书局要办的这个刊物，仍定名为《小学生》，半月刊。李小峰、赵景深决定聘陈伯吹为该刊“主编者”，陈伯吹以自己年轻，又未编过刊物为由，希望刊物“主编者”由李小峰、赵景深担任，自己当个助手。商量结果，“主编者”由陈伯吹、赵景深、李小峰、林兰四人组成。林兰是李小峰的夫人，也是“小朋友丛书”中《小朋友山歌》、《小朋友谜语》两书的作者。赵景深对陈伯吹说：“小峰、林兰和我，挂个名，擂鼓助威，实际上唱主角的是你，你的名字还是摆在第一位，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陈伯吹点点头，把这看作是大家对他的信任、勉励与支持，他在心里下了决心，一定要把刊物编好，不要辜负他们的希望，不要砸了“北新”的牌子。

陈伯吹马上就进入了角色，积极筹备创刊号，要赶在月底即1931年元旦前，把创刊号印出来。首先是聘请特约撰稿人，陈伯吹推荐了宝山一小的三位朋友，也是文学爱好者：周向之、陈荷百、徐学文。李小峰、赵景深推荐了沈百英、徐调孚、徐亚倩、张匡、张锡昌、顾均正等27位，这样就把当时上海与儿童文学有关的作者、名流和业余爱好者几乎全部囊括了进来。作者队伍的确定，给陈伯吹做好《小学生》的编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样经过紧张的筹备，《小学生》创刊号终于于1931年元旦诞生了。

一晃一个多月过去了，陈伯吹从大夏大学高等师范专修科毕业了。因为有了大学学历，幼师也将他的月薪增至60元。这样，陈伯吹每月的收入除稿费外，有120元。这可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但陈伯吹决不滥用一分钱，从住地七浦路的北新书局到槟榔路的幼师去上课，他仍然与先前一样，坐最便宜的三等车。这时，家中除汝慧在宝山师范上学外，汝敏、品娟都已从宝山师范毕业，在小学教书了，家庭经济状况也因此大为好转。但陈伯吹有一个在心底埋藏了10年的心愿，谁也没有告诉——他要把典押出去的老屋再赎回来。终于，他梦想成真了：他积蓄了800元钱，将老屋赎了回来，把母亲从南翔迁回了罗店。10年啊！想念老屋的又何止陈伯吹一人，而尤其厉害的，还是陈伯吹的母亲。母亲常常唠叨着那老屋是多么宽敞舒服，天井里的那口井里的水，是如何的又深又清，门前的青石阶又长又平滑，还有那门窗上的浮雕、四季常青的盆栽万年青和月月开放的月季花，就像定格在他们脑海里的一幅幅画，让他们忆念了10年。陈伯吹是个孝子，他知道老屋是母亲的一块心病。如今他将老屋赎了回来，这在母亲和弟妹们看来，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啊！当陈伯吹搀扶着母亲进入老屋，他清楚地看到母亲额头的皱纹舒展开了，他为自己能让母亲高兴而满足。母亲呢，也为自己有他这样有出息的儿子而骄傲。陈伯吹陪着母亲在老屋里四处察看，老屋似乎更老了，但是无恙，它本来就其貌不扬，而10年风雨，更使它满身斑驳，伤痕累累。尽管如此，全家人还是非常高兴，都亲切地把它看作一位老当益壮的老家人，倍加敬重。

赎回了老屋，压在陈伯吹心头十年的积郁解除了，陈伯吹全身心地投入到《小学生》杂志的编辑中，不仅每期3万多字的组稿、审稿到发排，都由他一人承担，还要写刊物前面的《编者的话》，给封二的照片配诗。有时来稿不满意，他又亲自动笔来补写。为避免刊物上多次出现一个人的名字，他就用“翠女士”、“君篪”、“翡翠”、“大孩子”等笔名，时常随手拈来，连他自己恐怕也难以全数出他用了哪些笔名。此外，他还要处理许多与刊物有关的来信来访工作。后来，他实在忙不过来，就把幼师毕业的忆琴调来当助手，帮他做些具体工作。

在《小学生》的作者队伍中，有一位“新闻”专栏的作者，把每半个月中最新、最有意义的消息编写出来，交给陈伯吹发表。这位作者就是吴鸿志，她是陈伯吹在幼师的学生，但经有心人穿线后，他们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

说到他们的情缘，还不能不提起陈伯吹的那本《学校生活记》。1930年秋天，一位姓许的同事要把幼师毕业班的吴鸿志介绍给陈伯吹。吴鸿志？陈伯吹可熟悉啦，她性格善良、娴雅可爱，能歌善舞，弹得一手好钢琴，是学校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但陈伯吹有些犹豫，因为吴鸿志的父亲吴浩森（灌梅）出身于富商之家，母亲计英俦又是官僚之女，吴鸿志算是有钱人家的女儿，她会看上穷人家出身的人吗？吴鸿志呢？对陈伯吹也很了解，学校里要排什么戏，吴鸿志经常与其他同学一起到陈伯吹那去“吵”要剧本。而每一次，不管陈伯吹有多忙，总是有求必应，而且剧本的质量也不错。吴鸿志对陈伯吹的印象应该说是不错的，她和同学们一起，称陈伯吹为“大编剧”。但婚姻大事，不知是她不好意思开口呢，还是一个“听话”的孝子，或许两者都有，当介绍人问及吴鸿志的态度时，吴鸿志巧妙地回答说：

“我什么都不懂，要听妈妈的意见！”

吴鸿志的母亲计英俦，嘉兴人，虽说出身官僚家庭，却有着读书的好传统。其父是举人，她自己也曾在吴县盛泽镇小学任过教师。到上海后，又成为基督教徒，她让吴鸿志读的圣玛丽亚附属小学，就是基督教办的教会学校，以后才升入幼师的。“什么都不懂”的吴鸿志回家后，向母亲说了陈伯吹的情况，从言谈中，母亲对女儿的心事已明白了八九，就对女儿说：

“把他写的书，拿一本给我看看。”

吴鸿志就向陈伯吹要了一本《学校生活记》。计英俦读到这部小说时，大加赞赏，觉得女儿的眼光不错。虽然未曾谋面，但从小说的字里行间，计英俦看到了陈伯吹心地善良、诚实忠厚、有思想、有志气。计英俦对女儿说：

“约个日子，请陈先生到家里来做客，我想和他谈谈。”

吴鸿志的父亲听说了这事，起初坚决反对，他对计英俦说：

“我们就这么一个独生女，人品好，又聪明美丽，你就忍心让他跟一个穷教师去吃苦一辈？”

计英俦也不示弱：

“穷点算什么？只要有志气。我看陈先生是人穷志不穷，冲这一点，我就愿意把女儿嫁给他。”

吴浩森一番苦心本来也是为女儿，知道妻子和女儿都很满意时，也就没再说什么，算是默认了。

陈伯吹和吴鸿志的婚事很快就订了下来。这年冬天，吴鸿志幼师毕业后，留校担任音乐、体育教师，两人成了同事。第二年，吴鸿志又升入大夏大学中等师范专修班去进修了。在工作或学习之余，她对陈伯吹主编《小学生》非常支持，承担了“新闻”专栏的写稿任务。

《小学生》杂志是以小学中年级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的，主要栏目有：童话、小说、故事、诗歌等文学栏目及新闻、常识、工艺、连环画、小学生园地等综合栏目，是偏向于文艺性的综合性半月刊。但《小学生》生不逢时，不到一年，“九·一八”事变（1931年）爆发了，日军占领了沈阳城，消息传开，举国震惊。不久，上海又爆发了“一·二八”事变（1932年），抗日救亡迅速成为中华民族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有着正义感与爱国心的陈伯吹，马上以手中的笔为武器，投身到日益高涨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中，写下了一系列富有鼓动性与战斗力的诗文，发出“失去了的土地啊，我们要它归来”的呐喊，号召人们都来“歌唱革命”——

夜莺，你又在枝头上停；

你又在快乐地婉转地鸣。

但是，莺！

你在歌唱些什么事情？

红桃的倩影？

绿柳的娉婷？……

尽是些春天的风韵！

春天的风韵呀，梦里也无处找寻！

现在所有的只是飞机阵阵，

大炮声声，

我们的一切都已成了灰烬！

纵使春天的风韵恁地好，

可是谁还有兴来听？

莺啊，莺啊，请你歌唱革命！

若是你聪明你便歌唱革命！

“歌唱革命”的陈伯吹，也要让革命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让未来的一代都能懂得反抗侵略、抗战到底的道理。他将《小学生》杂志的第16期、第21期、第25期、第36期分别办成“国庆与国耻”专号、“科学与救国”专号、“儿童节”专号和“战争与武器”专号。这不仅仅体现了陈伯吹的办刊方向，要将《小学生》杂志办成面向现实的“人生教科书”，而且也标志着陈伯吹个人创作方向的转变，由初期对童心的描摹与歌唱转向对现实的揭露与抨击。以他主编的“国庆与国耻”专号为例，不仅用“翡翠”的笔名写了《复仇》的短诗，而且还给专号写了主题诗，以高昂的**与顽强的斗志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的罪行，最后以炽热的情感号召孩子们要为将来杀尽倭贼奋发用功：

不要哭诉，不要心痛！

流淌热血，大地染红。

大学生，投笔从戎，

中学生，军事注重，

小学生，发奋用功；

将来身强力大充作先锋，

横渡着太平洋破浪长风，

宁愿折臂、断腿、流肠、穿胸，

誓向人类的仇敌进攻，

杀尽倭贼促进世界大同！

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天下为公　！

诗人在结尾还再三呼唤“小兄弟呀小兄弟”，要从今天起“痛下苦功！痛下苦功！”揭露侵略者暴行，高扬爱国主义旋律，鼓励少年儿童“发奋用功”，成为陈伯吹此后创作的最重要内容。

陈伯吹在北新书局的两年里，共主编了《小学生》杂志71期；此外还与林兰合编了《北新小学活页文选》8册。与此同时，陈伯吹又为商务印书馆编辑了一套初级《小学国语课本》和《小学语文默读课本》各8册（严格说，这些还不能算作儿童文学，但也都是文艺性的儿童读物）。不仅如此，他还长期担任儿童书局《儿童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并在该刊上连载了长篇童话《波罗乔少爷》。陈伯吹在北新书局之外所取得的这些文学成绩，引起了北新书局主持人的不满，认为他没有全身心地扑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陈伯吹也因此于1934年春离开了北新，应儿童书局张一渠经理之邀，来到儿童书局任编辑部主任。

1932年冬，吴鸿志从大夏大学毕业了，仍回幼师教音乐。这样，他们才有机会将婚姻大事排上日程，双方商定1933年的4月2日在圣约翰大学礼堂举行婚礼。一年后，即1934年10月10日，他们喜得贵子，取名佳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