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七七”卢沟桥事变后，8月13日，日本进攻上海，3个月后上海沦陷，以上海为重心的出版业随着迁徙的浪潮往内地的武汉、重庆、昆明转移，又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而在东部的上海、南部的广州香港和西北的延安等地形成若干新的文化中心。分属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国民党领导下的国统区和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沦陷区的出版业，尽管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出版环境，但基本主题和主流文化（与战时的日本侵略文化和汉奸文化相对应）是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宣传抗日救国，动员一切力量抗战，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一时代主题和中心任务服务。

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上海剧作者协会就集体创作了话剧《保卫卢沟桥》，歌颂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卢沟桥守军和民众，号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团结起来，保卫祖国。“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的文学杜、文季社、中流社和译文社创刊战时联合刊物《呐喊》（后改名《烽火》），茅盾、巴金主编，宣传抗日救国。9月至10月，洪深、沈起予主编的文学半月刊《光明》出版《战时号外》和《东北作家近作集》。1938年4月，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在广州创刊。5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报《抗战文艺》在汉口创刊。1939年2月，周扬主编的双月刊《文艺战线》在延安创刊……文艺界出版界积极投身抗战洪流的事实表明，“一切文化，会跟着抗战的力量生长起来，同时，一切艺术，也会随着抗战的力量而新生”，儿童文化也不例外。“一切儿童文化，应当在抗战中发芽，一切儿童艺术，也应该在解放斗争中开花”，一切儿童读物，更应该发挥其精神的力量，“实行儿童总动员”，“把我们的儿童组织起来，训练起来，把他们养成长期抗战的基本队伍”，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生存的最后关头了”！

报刊先行：唤起战斗精神

【史料回溯】以《少年先锋》、《边区儿童》、《少年读物》、《儿童生活》为代表的儿童刊物，“供输少年们以抗战救亡的正确言论和必需知识”，把“未来一代”争夺过来。

反映抗战最为快捷的媒体当属报刊。“七七”事变后的8月，上海儿童界抗敌救亡协会成立，出版《中国儿童》旬刊；11月，《抗战日报》在长沙创刊，开辟《抗战儿童》周刊，成为最早宣传儿童抗日救国的报刊。与此同时，一批儿童报刊应运而生，如《少年先锋》（1938年，武汉）、《少年读物》（1938年，上海）、《边区儿童》（1938年，延安）、《少年战线》（1939年，广州）、《抗战儿童》（1940年，重庆）、《儿童生活》（1941年，苏北地区）、《新儿童》（1941年，香港）、《孩子们》（1944年，昆明）、《儿童世界》（1944年，重庆），等等。儿童报刊的创办者都有这样的共识：这是文化教育战线上的阵地战、争夺战，我们要占领这个阵地，把“未来一代”争夺过来。

《少年先锋》是国统区最重要的少年刊物之一，也是抗战初期最早出现的少年读物。1938年2月20日创刊，大32开，茅盾、叶圣陶等主编，大路书店出版。《大路书店始业宣言》写道：“我们首先感觉到为未来新中国主人公的少年们的精神食粮的缺乏，特刊行《少年先锋》半月刊，供输少年们以抗战救亡的正确言论和必需知识，同时，我们愿意竭尽绵薄，出版各种抗战救亡的读物。”经常为刊物写稿的就有茅盾、叶圣陶、丁玲、田间、田汉、艾青、夏衍、郭沫若、张天翼、老舍、郁达夫、周立波、丰子恺、冯玉祥、萧军、萧红等一大批先进作家，发表了《少年先锋队》（歌曲）、《帝国主义的故事》（长篇童话）、《血的短曲》（儿童小说）、《孩子剧团访问记》（纪实文学）、《偷渡》（报告文学）、《珍重我们民族的未来主人》（政论）等一批优秀作品。虽然战局的变化使大批文化人不得不撤离武汉，《少年先锋》因此只坚持了半年之久，但它给抗战初期陷入低谷的儿童读物出版带来了希望，尤其它“不求‘量’的繁多，但求‘质’的充实，决不粗制滥造，以自欺欺人”的严肃态度，为抗战时期的儿童读物出版带了好头，树立了榜样。

《边区儿童》是解放区最重要的儿童读物之一，也是解放区第一张儿童报纸．1938年9月16日创刊，4开，柯柏年、董纯才、刘御主编，原本作为小学教材，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石印出版。毛泽东主席为创刊号题词：“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在这一编辑方针指导下，《边区儿童》注意帮助儿童学习政治，关心世界和国家大事，从内容到形式，有意识地做到丰富多彩，通俗易懂。该刊因为日本侵略者轰炸延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实行封锁，在3个月后准备出版第3期被迫停刊。虽然只出了两期，但集中体现了党和政府在战时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仍然不忘对少年儿童精神食粮的关心。

《少年读物》是沦陷区最重要的少年读物之一，也是抗战时期坚持最长的少年刊物。1938年9月1日创刊，大32开，陆蠡主编，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发刊辞期望这份少年刊物能够成为战时儿童“苦痛的慰藉，工作时的参考，休息时的消遣”，鼓励少年儿童在国破家亡的困境中，“做一个战士”，肩负起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重任。主要作者有陆蠡、巴金、靳以、萧乾、李健吾、柯灵、郭风等，有影响的作品有《做一个战士》（政论）、《寄小朋友》（散文）、《人体旅行记》（科学小品）等。因为该刊处于“孤岛”上海最困苦的时期，出版3个月后，被日本宪兵队以抗日罪查封，主编陆蠡也不幸于1942年4月13日遭日本宪兵队秘密逮捕，后被杀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该刊在上海复刊，出版“纪念陆蠡”专号，连续做唤醒少年、鼓励少年的工作。

《儿童生活》是根据地时间最长的儿童刊物，也是孩子们自己编辑的抗战读物。1941年冬创刊，8开旬刊，后改为32开半月刊，新安旅行团的孩子们主编。该刊最大特点是孩子们自己编辑，反映孩子们自己的生活，紧密结合抗战实际，主要内容是抗日英雄故事、革命历史故事和模范儿童团和儿童团员的先进事迹，被誉为“苏北地区少年儿童进行战斗的号角”。陈毅军长曾为它题词，张爱萍副师长为它写了长篇连载《苏维埃儿童团的故事》。抗战胜利后改名《华中少年画报》，成为抗战时期时间长、影响大的儿童刊物之一。

出版救赈：牢记残酷现实

【史料回溯】以少年出版社为代表的童书出版者，“为着维护我们祖国的幼芽，为着‘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我们亟愿用我们所有的力量，来为我们中国的儿童文学努力”，“帮助儿童向正当的道路上发展”。

受战时环境的影响和适应战时形势的需要，出版社纷纷创办报刊，及时为抗战服务，同时有不少报刊社也出版儿童图书，有的在发展中壮大为有影响的出版社，上海的少年出版社就是其中的典型，它是在党领导下创办的专业少儿出版社，成为孤岛上海重要的儿童读物出版基地。

上海沦陷后，留守在上海的儿童文学工作者苏苏、方友竹、丁裕、劳笑苹等，以研究教学为名，成立了小学教师进修会，实际上是在学生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创办《好孩子》油印小册子，由64开扩大到36开，又改为32开，更名为《儿童读物》，影响日益扩大。其时收到贺宜创作的长篇儿童小说《野小鬼》，因为字数太多，刊物无法容纳，就以少年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单行本。22年后，当时的编辑丁裕先生回忆说，那是1939年6月，“上海的少年儿童们，迫切地需要精神食粮，特别是上海租界周围已经沦陷，祖国的命运十分危急，孩子们在思想上、行动上都渴望找到一条出路；热心爱国的老师们和家长们，也迫切地希望为孩子们找到良好的教育工具以帮助孩子们成长起来，使孩子们懂得抗日救亡的道理，避免当亡国奴的命运；再加上有好些作者，看到当时的形势，积极地为孩子们写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儿童读物》为基础的“少年出版社”就应运而生了。苏苏在《少年出版社缘起》里还表达了“帮助儿童向正当的道路上发展”的愿望，因为当时上海孤岛的儿童读物，存在有“骗骗孩子”的现象，出现了“另一种杀害儿童的所谓‘儿童作品’——使千万的儿童们忘掉血淋淋的现实，而进入一种空幻的‘仙境’里去”，这是有良知的儿童文学家所不能答应的。

少年出版社自出版第一部儿童小说《野小鬼》起，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短短两年时间里，出版小说、童话、故事、剧本、童诗、图画、译作等作品约25部，主要有贺宜的童话《凯旋门》《真实的故事》《木头人》、苏苏的童话《汉奸的儿子》、包蕾的剧本《祖国的儿女》、林丁的图画故事《小夏伯伯》、金人的译作《列宁的故事》，以及儿童作品选集《永不忘记的一天》等。这些进步读物不仅在上海影响很大，还被流传到苏南苏北新四军的抗日游击区，以及香港南洋等地，野小鬼、小夏伯阳、小瘌痢等成为孩子们谈论的英雄形象。

为着使作品能躲过检查顺利出版，出版者想了很多办法，譬如凡是涉及“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字样，都用“××”代替。作者为着安全，也不停地变换笔名。即使这样，也未能逃过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迫害与查封，竟然下令租界巡捕房逮捕少年出版社的工作人员。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上海租界，上海全部沦陷，少年出版社才不得不中止其出版活动。

名家辈出：成就**年代

【史料回溯】以《小英雄》、《鸡毛信》、《凯旋门》、《南南和胡子伯伯》为代表的优秀儿童文学，“八路军的‘小鬼’在前方和后方作过、作着不少英勇动人的抗战建国的事业”，“写他们，为他们写吧！希望我们的作家不要忘掉这一年少的读者层，希望中国也有许多真正的儿童文学专家”！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儿童文学和其他的文化部门一样，一时曾经消沉过，然而也和其他的文化部门一样，很快便活跃起来，不仅报刊发表的儿童文学作品越来越多，各类长篇创作也越来越丰富，儿童文学作家开始自觉地从写国王、王子、仙子的幻想童话转向写现实生活中得孩子。尤其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作家在面向工农兵大众的时候，不忘“八路军的‘小鬼’在前方和后方作过、作着不少英勇动人的抗战建国的事业。他们有的直接在军队里，火线上，在敌后甚至在敌占区工作的；有的在无数的剧团里演戏、唱歌、跳舞做宣传鼓动工作的，和工农兵大众真的打成一片”。因而，“写他们，为他们写”成为当时儿童文学创作最显著的现象，出现了以《小英雄》、《鸡毛信》、《抗战与防御》、《南南和胡子伯伯》等为代表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

抗战开始以后，戏剧就被作为宣传与教育的工具使用，儿童剧也受到重视，认为“一切现实的对抗战直接间接有利的题材，一切因这次解放斗争中产生的故事或罗曼史，一切从历史上，童话或神话上所采取来的题材，都可以把他们编制成完美的儿童戏剧”，因而出现了被文学史家称为“儿童戏剧运动”的蓬勃场面。1939年，许幸之在光明书局出版了他的儿童戏剧集《小英雄》，包括《小英雄》、《七夕》、《古庙钟声》、《最后一课》、《炮火下的孩子》、《敌人打退了》等；同年，包蕾在少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儿童戏剧集《祖国的儿女》（写于1938年至1939年，包括10个活报剧）、多幕剧《雪夜梦》；还有董林肯的儿童剧《难童》（1939年）、《小间谍》（1939年）、《小主人》（1939年）；石凌鹤根据孩子剧团反迫害的战斗经历创作的大型六幕抗战儿童剧《乐园进行曲》（1939年）等。

与儿童戏剧直面现实、以抗日救亡为主题一样，解放区更是将抗战小英雄们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人公，出现了华山的《鸡毛信》（1945年）、峻青的《小侦察员》（1945年）、管桦的《雨来没有死》（1949年）等直接描写儿童抗日的战争小说，海娃、信子、雨来等小八路形象成为孩子们心中的偶像，反映了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在战争中成长的时代主题。

以幻想为艺术特征的童话，也一转过去王子公主的空想，借幻想夸张的形式来为抗战服务。在童话国里，日本是米乎米乎国，中国是阿华国，米乎米乎国侵略阿华国，遭到阿华国人民的坚决抵抗，最终将侵略者吊死在原本为庆祝他们胜利的凯旋门上。贺宜在作品中预言，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一定会失败，侵略者必将受到正义的严惩（《凯旋门》）。

与此同时，童话艺术在解放区盛开的又一奇葩，是严文井的抒情童话《南南和胡子伯伯》。如果没有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童话世界应该成为孩子们“逍遥的乐园”。沦陷区的孩子变成了“没有祖国的孩子”，国统区的孩子也生活在战争与恐怖之中，只有解放区的孩子才有享受童话艺术的机会，因为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孩子是幸福的孩子。以散文著称的严文井在延安的1940年至1941年间，“感觉到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化，相信将来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什么都可以变，什么都要变，许多想也想不到的奇异事情将要发生”。这些童话的幻想因子，让他“一口气一连写了9篇”，结集为《南南和胡子伯伯》，1941年由桂林美学出版社出版。这些融幻想与现实于一体，充满温情、哲理和诗意的品德童话，无疑给战时严肃的儿童文学吹来一股清新、温暖、滋润的春风。严文井这位深受安徒生童话影响的童话家由此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写作童话的第一人，以其较高的艺术成就成为中国“真正的儿童文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