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日战争爆发。11月11日上海沦陷。当时，上海因为还有其他帝国主义势力所占领的租界存在，中国共产党利用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领导和教育群众运用租界的特殊条件，采取各种方式，展开抗日救亡活动。在党的支持下，以苏苏和方友竹、丁裕、劳笑苹等人创办的少年出版社，成为维护祖国幼芽成长、发展孤岛儿童读物的主要力量。

早在1938年7月，苏苏就在《每日译报》创刊的《儿童周刊》任主编工作，发表过周恩来、秦邦宪、叶挺的《三个大朋友的话》。之后，他和方友竹等人，以研究交流教学经验的名义，成立了小学教师进修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编辑出版供小学生作补充读物的油印刊物《好孩子》，后改成铅印，以《儿童读物》继续出版。1939年6月，他们又看到当时上海的少年儿童迫切需要精神食粮，特别是上海租界周围已经沦陷，祖国的命运十分危急，孩子们在思想上、行动上都渴望找到一条出路；热心爱国的老师和家长们，也迫切希望为孩子们找到良好的教育工具以帮助孩子们成长起来，使孩子们懂得抗日救亡的道理，避免当亡国奴的命运；再加上有不少作者，看到了当时的形势，积极地为孩子们写作，如贺宜就给杂志寄来长篇小说《野小鬼》，《儿童读物》又难以容纳。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儿童读物》为基础的少年出版社便应运而生。

在苏苏执笔的《少年出版社缘起》中，表达了这一群坚持抗日的儿童读物工作者的决心和愿望。他们这样写道，“我们中国为儿童们所写的作品，在数量上虽然也不可算少，但所可惜的，有的只是骗骗孩子们而已。有的“是要使千万的儿童们忘掉血淋淋的现实，而推使他们进入一种空幻的‘仙境’里去！这无形中杀害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幼芽”！“跟着艰苦的抗日环境而来的，我们又看到另一种杀害儿童的所谓‘儿童作品’出现了。我们不甘于此，为着维护我们祖国的幼芽，为着‘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我们极愿用我们所有的力量，来为我们中国的儿童文学努力”。这篇《少年出版社缘起》，实际上成了孤岛时期进步的儿童读物工作者共同遵循的行动纲领。

少年出版社从创办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仅仅运营了两年多时间，共编辑出版各类儿童读物25种。重要作品有贺宜的小说《野小鬼》、童话集《真实的故事》、长篇童话《凯旋门》《木头人》，苏苏的长篇童话《安利》、《汉奸的儿子》，包蕾的戏剧《祖国的女儿》等。还出版有《少年文艺丛刊》5册。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这个出版社的工作，必须采取各种不同方式去进行。例如，书上述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的字样，就不得不用“××”来代替。苏苏的《汉奸的儿子》，如果改为《××的儿子》又不像话，于是改成《车车的儿子》。对少年儿童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张，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必然失败，描绘汉奸、投降派的丑态，作者们还要用曲折、影射的方法进行写作，如《凯旋门》、《木头人》、《新木偶奇遇记》、《隐士的胡须》等书，就是采取这种方法写作的。作者的笔名也要因书的内容而变更，如苏苏写《新木偶奇遇记》时改用“柯狄”的笔名，贺宜所写《木头人》改用了“祝一”的笔名，出版社的名称也相应地改用了其他的名称，如《木头人》用“木头书屋”出版。尽管如此，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对她的压迫越来越紧。开始是租界当局禁止一些书籍的发行，继之是进行搜查没收，最后竟然迫令租界巡捕房逮捕少年出版社的工作人员。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部沦陷，少年出版社才不得不中止了他们这一份认真而严肃的工作。

少年出版社的儿童读物中，也难免有不少缺点，甚至有某些错误，但是，从总的情况看来，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和基本的倾向，这就是贯彻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反对妥协和投降主义，对不少小读者起到影响，孩子们也极愿意阅读。可见，少年儿童的出版物必须为政治服务，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服务，是我国儿童读物的优秀与深厚的传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