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党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将儿童读物作为党的出版物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来教育儿童。党早期对儿童读物的关心与领导，成为中国现代儿童图书出版史上的重要的转折点。

党成立的第二年，即1922年4月1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报《先驱》第5号，刊出了《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1923年5月10日，《先驱》第18号发表了《儿童共产主义组织运动决议案》，强调指出：“儿童读物必须过细编辑，务使其为富有普遍性的共产主义劳动儿童的读物。”目的“是在儿童稚嫩的脑子里栽下共产主义的种子”，以“培植未来的同志”。这是最早的中国共产党有关儿童读物编辑的纲领性文件，为早期的我国儿童读物的发展指出了方向。事实证明，在发展中的我国儿童图书出版事业，正是遵循着这一项原则逐步建立起来的。

党对儿童读物的重视和扶育，还表现在党的一些负责同志和革命作家积极为儿童创作作品，如1921年至1922年间，在广东海陆丰一带领导农民运动的领袖彭湃，利用当地方言创作的新童谣《田仔骂田公》等，用最浅显的形式向儿童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刚从苏联归国的蒋光赤同志，也在他的第一本诗集《新梦》（1925年）中，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婴儿”——皮昂涅尔（少先队员），第一个把崭新的苏联儿童生活介绍给中国的儿童。与此同时，党领导的革命团体也先后创办儿童报刊，如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的副刊《小孩子周刊》（1926年9月19日至1927年1月21日）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中国济难会儿童团创办的《济难儿童》（1927年1月创刊于上海）等。《小孩子周刊》虽然只出了两期，但她却是最早的革命儿童报刊，主要内容是报道省港劳动童子团的活动，记录了党教导下我国早期儿童运动的状况。《济难儿童》的第2期编辑于5月间，至7月才与读者见面，这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诞生的一本无产阶级的儿童刊物。它的出版表明党对下一代的关怀，即使处于革命低潮时期，党仍然坚持对广大儿童进行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革命教育。《济难儿童》仅出版几期就被扼杀了，但她在我国儿童图书的出版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从1923年到1927年期间，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其他报刊，本着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下一代，也经常刊登儿童读物，如中国共产党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1923年至1927年）、团中央所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平民之友》（1924年6月13日创刊）等，都大力提倡儿童读物。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对儿童读物的领导与建设在革命根据地得到了更为直接、全面而生动的实现。1931年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青年实话》开设了儿童专栏“时刻准备着”。1933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儿童局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创办的儿童半月刊，也命名为《时刻准备着》，该刊32开石版印刷。儿童局书记何凯丰在发刊辞中写道：“这个刊物的种子将产生无数的儿童刊物，如像苏联所享受的一样，有成千成万的刊物。”经常为该刊撰稿的有胡耀邦、陈丕显、沙可夫等。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6月16日，边区政府教育厅在延安创办了《边区儿童》半月刊，刘御主编，8开4版石印。毛泽东为该刊创刊号题词：“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该刊也只出了两期，就因日寇轰炸延安而被迫停刊，但她的创办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放松对下一代的教育与培养。也正是党从她诞生的时候起，就一直关心与领导着我国的儿童读物，使得我国现代儿童图书出版事业在她的初始时候就已经具了社会主义的某些性质，并因此决定了她的社会主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