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古老中国，近来深深沉浸在对一位遥远欧洲作家的追忆中。今年4月2日，全世界将共同庆祝世界“童话之父”丹麦安徒生的200岁生日。安徒生“进入”中国已近百年，他不仅赢得了无数孩子的钟爱，并且被广泛认为是一位深刻影响了中国成年人精神世界的外国人。

无论甜蜜还是苦涩，安徒生童话的读者们打开尘封记忆的时候，看到的都不仅仅是纯洁、可爱的童话世界，而且还包括各自不同时代的童年生活。回望漫漫人生路，他们强烈地意识到，当年好看、好玩的故事，早已悄然换作深层的价值观，影响着其为人与做事。

事实上，安徒生在中国的确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很多文学成就比他更高的世界作家都没有达到他的知名度。虽然很多平民百姓其实并不能很清楚地说出他的丹麦国籍，但是，人们对他所讲述的故事却耳熟能详。他创造了一个奇迹——作为文学边缘体裁的童话，却赢得了最广泛的读者群。不仅他童话中的主人公丑小鸭、美人鱼、卖火柴的小女孩都是人们童年时代的亲密伙伴，甚至安徒生作品中一些特殊的暗喻和象征，如皇帝的新装、豌豆上的公主、丑小鸭等，也剥离了异国文化色彩，成为中国人日常话语中的典型表达。

周作人：中国介绍安徒生童话第一人

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是属于全人类的。安徒生生前没有能够来到中国，然而在他逝世后约半个世纪的1913年，他的童话帮他完成了遗愿。

20世纪初叶，一批留学海外的学者回国后，积极宣传西学，在“人的解放”“女性解放”的旗帜下“发现了儿童”，认识到儿童也是人格独立的个人，也有文学上的阅读需求，进而掀起了从晚清到五四时期持续20年之久的儿童文学译介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就是对安徒生、格林童话的译介，并由此开始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儿童文学的倡导者周作人，同时也是中国介绍与研究安徒生童话的第一人。

早在1908年，周作人在《域外小说集》第2卷末刊出的“域外小说集以后译文”的目次中，就预告要翻译“丹麦安兑尔然”（今译安徒生）的作品。后因一、二集销售不佳，第三集未能印行。1912年，周作人作《童话略论》，其中就有介绍安徒生及其童话的文字，认为“今欧土人为童话唯丹麦安徒生（Andersen）为最工，即因其天性自然，行年七十，不改童心”。1913年，发表《丹麦诗人安徒生传》，称赞其童话能“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故美妙自然，可称神品，真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也”。这是我国第一篇重点长篇介绍安徒生生平和创作的文论，有3000字，据文中夹注可知，周作人当时参考了丹麦文艺批评家勃兰兑斯的《安徒生传》、英国戈斯的《北方文学研究》、挪威波亚然的《北欧文学评论》以及德国柯伦的《北欧文学史》等论著写成，与世界同步介绍了安徒生，成为当时国人了解安徒生及其童话创作的重要窗口，非常难能可贵。1917年，周作人又发表《安徒生》介绍安徒生。

针对译界存在的随意篡改安徒生童话的现象，1918年9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二十四》，以刚出版的陈家麟译本《十之九》为例，毫不留情地批评译者，将安徒生童话中“最合儿童心理”的语言删除了，“把小儿的言语，变成了大家的古文，安徒生的特色，就‘不幸’因此完全抹杀”。认为这是安徒生在中国的最大不幸，不禁为这位“声名已遍满文明各国，单在中国不能得到正确理解”的童话大师“伤心”。有感于此，周作人自己翻译了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女儿》，发表在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周作人的批评文章发表后，借着周作人和《新青年》在当时的声望，对我国早期的安徒生童话翻译与研究产生了“方向性”的影响。7年后，郑振铎在《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中回忆这一事件时，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使安徒生被中国人清楚认识的是周作人”，正是由于周作人“在《新青年》批评陈君译的安徒生童话集，题为《十之九》的。此后，安徒生便为我们所认识、所注意，安徒生的作品也陆续的有人译了”，安徒生童话的价值与意义才被中国读者所了解。到1925年《小说月报》出版“安徒生专号”之前，据郑振铎的统计，我国已翻译安徒生童话43种共68篇，介绍安徒生生平与作品的论文有15篇。

与周作人同时。还有刘半农、孙毓修、周瘦鹃、赵景深和郑振铎等人也热心推介安徒生及其童话。刘半农早在1914年就翻译了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茅盾语）孙毓修，不仅在他写《欧美小说丛谈》（1916年）一书中，将安徒生童话作为“神怪小说”作了专题介绍，还在他编辑的《童话》丛刊第一集（1917年）中翻译了安徒生的《小锡兵》和《海的女儿》。1917年，周瘦鹃还在《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刊登安徒生童话时，配发了安徒生肖像，让中国读者第一次一睹这位伟大作家的风采。1922年，赵景深和周作人就童话展开了著名的讨论，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安徒生童话。

安徒生童话三大翻译家：叶君健、林桦、任溶溶

“在我们中国，提到安徒生这个名字，大人孩子差不多都熟悉。”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影响，可以用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近在20世纪中叶说的话来描述。众所周知，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从20世纪初叶翻译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起步的，其后又经过近百年的交流融合，安徒生童话更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库，不仅有近200种的优秀选本，还有10多种安徒生童话全集，其中影响最大、最受读者欢迎的权威译本，当推叶君健本、林桦本和任溶溶本。

1944年，叶君健应英国战时宣传部之邀，到英国各地巡回演讲装备落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怎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抗日游击战争的事迹，作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宣传发动的一部分。工作之余，他从丹麦的朋友那里读到了丹麦文的安徒生童话。安徒生的原文给叶君健的心灵带来极大的快感与启示，让他大开眼界，明白了他原先通过英文和法文读到的那些安徒生童话，只不过是故事，失去了安徒生童话中的诗的意境和人生哲学。联想到当时还十分贫弱的中国儿童文学，特别需要在借鉴中发展，他便萌生了翻译安徒生童话的念头。

这样，在剑桥居住的5年时间里，叶君健利用业余时间直译了安徒生的全部童话。1949年回国后，正好新中国成立，叶君健觉得应该把安徒生童话介绍给新生的儿童文学，恰巧这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任总编辑的巴金向他约稿，于是便将全部译稿交给了巴金。1953年，由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没有画的画册》出版，以后各个分册连续与读者见面。1958年全国出版社调整，文化出版社并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后，准备出版安徒生童话全集，叶君健又从头到尾将所有译文校订一遍，几乎等于是个新译本，共16册，于是有了中国第一部安徒生童话全集。1978年，这部童话全集再次修订出版，合并为4卷本，成为我国最权威的译本。

叶君健译本的最大特点是，他认为安徒生童话是“幻想童话、政治讽刺、诗歌语言三者结合的现代童话，洋溢着一种浪漫主义诗情和博大的人道主义温情”，因而在翻译中对原著的“再解释”很到位，译本得到各方面的很高评价，被丹麦媒体称誉为“在近百种语言的译本中，水平最高”，因为“只有中国的译本把他（安徒生）当作一个伟大作家和诗人来介绍给读者，保持了作者的诗情、幽默感和生动活泼的形象化语言”。为此，丹麦女王隆重地授予叶君健丹麦国旗勋章（安徒生因为童话创作成就也获得了丹麦国旗勋章），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位因为安徒生童话翻译而获此殊荣的翻译家。

林桦是我国驻丹麦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长期在丹麦工作。1955年，他参加了在安徒生的故乡奥登塞为安徒生诞辰150周年而举行的盛大活动，受到感染，萌生了翻译安徒生童话的想法，因工作太忙，没有如愿。1988年退休后，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之约，用了整整3年（至1994年）时间，圆了40年的梦想，完成了《安徒生童话全集》的翻译。

林桦是根据丹麦安徒生博物馆与丹麦汉斯·里泽尔和弗棱斯塔茨合作出版、1991年印行的《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来翻译的。这个版本由安徒生生前亲自审定，共收童话157篇，安徒生另有的20余篇童话故事未收入其中。林桦不仅是一位丹麦文学的翻译家，还是安徒生文学的研究者，在翻译安徒生童话外，他还编译了《安徒生文集》（1999年）和《安徒生剪影》（2005年），包括他的自传、诗歌、散文、戏剧以及剪纸和绘画等。

他认为“只有全面地了解了安徒生的作品，我们才能真正地了解丹麦文化”，要求人们不要只把安徒生当作童话作家来看待，他其实是一位成就非常全面的大艺术家。由于他在介绍丹麦文学与安徒生童话两个方面的突出成就，1997年，林桦被丹麦女王授予丹麦国旗勋章，同时还获得安徒生荣誉奖。2005年安徒生诞辰200周年之际，林桦又被选为中国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友好大使。

任溶溶是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两部安徒生童话全集的翻译者。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的任溶溶，对安徒生和安徒生童话有着特别亲切与深厚的情感，有着儿童文学作家独到的理解与表现。他以80岁高龄的人生体验与一颗赤子之心，用盎然的童趣和斐然的文采，重新翻译了《安徒生童话全集》，在国际安徒生诞辰200周年全球庆典活动中展示并被收入丹麦国家图书馆。这部童话全集的出版，在促进中国和丹麦文化交流和推进我国童话创作方面的积极影响和独特价值，必将载入史册。“愿人们恰如其分地评价我，像我从心里评价他们一样！”

在童话之外，安徒生还是那个时代丹麦乃至欧洲文学界最为有名的小说家、戏剧家和诗人。人们称誉他是丹麦第一位小说家，评价他的戏剧成就在小说和童话之上，而他的诗歌《丹麦，我的祖国》被公认为丹麦第二国歌。所以我们说，安徒生首先是一位伟大的作家，然后才是童话之王。而100多年来，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一直误解着安徒生，把他只当作一个童话作家来看待，这样的情形再也不应该继续下去了。而消除人们偏见的最好做法，就是去读安徒生自己写的传记。这些传记的版本有：《我的一生》（李道庸、薛蕾译，四川少儿出版社，1983年）、《寻找神灯——安徒生传》（何茂正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我的童话人生》（傅光明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其他传记有：《安徒生传》（前苏联伊·穆拉维约娃著、马昌仪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童话大师安徒生》（郑孝时、薛培文，希望出版社，1990年）、《世界童话之王》（韩进，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研究性著作主要有：《安徒生简论》（浦漫汀，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年）、《丹麦安徒生研究论文选》（丹麦小啦、约翰·迪米留斯主编，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