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与《儿童世界》——儿童图书出版史话之九(1 / 1)

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祖籍福建长乐县,生于浙江永嘉县。1917年靠亲友资助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五四运动时是学生代表,稍后与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创办《新社会》杂志。1920年又与茅盾、叶圣陶等12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主编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周刊》。因有志于文学,1921年辞去铁路部门的工作,进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由于茅盾的推荐,接继孙毓修编辑《童话》第三集。

《童话》第三集共分4册,即《鸟兽赛球》、《白须小儿》、《长鼻的矮子》、《猴儿的故事》,均系外国童话故事的编译,编译者除茅盾一篇(《十二个月》)外,有耿济之、赵景深等。编辑《童话》的实践,郑振铎深深感到儿童读物的缺乏。1922年1月,在文学研究会的朋友叶圣陶、王统照、许地山、谢六逸、耿济之、许敦谷的赞助下,创办了《儿童世界》周刊。这是商务印书馆唯一的周刊,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把周刊的出版日期限定在每周的周末。“他的用意是把学校教育和家庭生活通过《儿童世界》的发行密切结合,这样拥有小读者为数最多的上海本地和宁沪线、沪杭甬线沿途城镇,都能及时读到,寓娱乐于读刊物,度过一个有文化的星期日。”

《儿童世界》创刊之始,作者、编辑、校对都由郑振铎一人兼任,从创刊号到第6期,除有许地山、叶绍钧等少量来稿外,十之八九全为郑振铎一手编写、译述或创作,先后发表了《竹公主》、《兔子的故事》、《花架之下》、《行善之报》等30多篇童话,其中绝大部分是译述的外国童话。郑振铎认为:“童话为求于儿童的易于阅读计,不妨用重述的方法来移植世界重要的作品到我们中国来。”

所谓重述,不是翻译,而是译述,这比意译还要通俗化、口语化,是熔翻译与创作于一炉的创造性劳动。郑振铎“相信小学校的用书,不应采用直译的方法”,因为“儿童看的书,与成人看的不同,所以对于儿童文学的介绍,我向来不采用直译的方法”,除了中心思想不作任意改变,其他诸如形式、次序、情节过程,甚至人物增减,都可以有改变,“为求合乡土的兴趣的缘故”。

郑振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笔下译述的童话如此逼真,“文字很简质,丝毫没有什么藻饰,然而自有一种朴质的美”,以致人们常误作全是作者的创作。如他1921年根据日本长篇民间童话《竹公主》这一名著译述而成的《竹公主》。这部著名的民间童话取自公元9世纪前的民间传说。竹公主原是月宫的仙女,她飘然下凡来到人间,附竹而生,为老竹匠夫妇抚育长大,成为贤德美貌的姑娘,引来5位公子上门求婚,竹公主均以巧妙的考察将他们一一回绝,最后自己也悄然回到高处不胜寒的月宫。这篇类似中国神话嫦娥奔月、带有哲理而艺术色彩很强的长篇,经郑振铎的浓缩和改编。只保留了8个小节,1万余字,却精粹依然,毫不失真,文笔优美,形象栩栩如生。

在重译述的同时,郑振铎又有区别地运用直译的方法,来译介那些“价值甚高,含义又深,程度较高的儿童都很喜欢看”的大师们的童话作品,如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等。受外国童话的影响,郑振铎还独立创作了《爱美与小羊》、《小人国》、《张儿》等。郑振铎的童话与茅盾的童话相比,创作性质更为明显,童话文本的界限也更为明确,尤其是他“以儿童为本位”,“顺应了儿童的智慧和情绪的发展的程序而给他以最适当的读物”的编著思想,使童话的艺术形式更完善,与儿童的关系更密切。可以说中国创作童话,由茅盾开创,到了郑振铎的笔下,在文学性与儿童性两方面,都有了比较明显的民族特色。

郑振铎不仅编辑童话、译述童话、创作童话,还是儿童文学理论的探索者、建设者。这一期间,他先后在《儿童世界宣言》(1921年9月22日)、《第三卷的本志》(1922年7月1日)、《儿童文学的教授法》(1922年8月10日—12日)和《〈稻草人〉序》(1923年10月15日)里,明确地表明了他对儿童文学的认识与主张。郑振铎认为:“儿童文学有两个要素:一、儿童文学是文学,不是科学的叙述,也不是传导的文字;二、儿童文学是儿童的——便是以儿童为本位,儿童所喜看所能看的文学。”在坚持文学性和儿童性的同时,又强**育性、导引性,明确指出,儿童读物“一方面固是力求适应我们的儿童的一切需要,在另一方面却决不迎合现在社会的——儿童的与儿童父母的——心理。我们深觉得我们的工作,决不应该‘迎合’儿童的劣等嗜好,与一般家庭的旧习惯,而应当本着我们的理想,种下新的形象,新的儿童生活的种子,在儿童乃至儿童父母的心里”,切实担负起儿童文学的社会责任。因而,他对“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的叶圣陶童话,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认为《稻草人》“几乎没一篇不是成功之作”,“在艺术上,我们实可以公认叶圣陶是现在中国两三个最成功者当中的一个”,有力地护卫了新生的儿童文学,对当时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理论建设都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