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业的儿童图书出版业兴起以前，孩子们获得读物只能是从成人书架上去攫取、去占有。换言之，真正意义上的儿童图书出版业，是随着自发的儿童读物而产生的。所谓自发的儿童读物，也有人称之为“准儿童读物”，是指孩子们从成人的读物里，自作主张地选择出来的。凡是关心儿童图书的人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些事实。
我们以1744年约翰·纽伯瑞创设儿童图书出版机构为界，在此以前的古典文学作家中，塞万提斯（Cervantes，1547—1616）、贝洛（Perrault，1628—1703）、笛福（Defoe，1660—1731）和斯威夫特（Swift, 1667-1745）这4位作家的代表作，都被稳定地纳入了儿童文学。
被誉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作家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1605—1616）决不是以孩子为读者对象来创作的。塞万提斯认为人类的心灵有两种倾向，每个人同时受这两种倾向影响，如向上的和堕落的、理性的和感官的引诱，他想借着唐·吉诃德和桑丘·潘沙这两个角色，来表现人类这种真实的姿态。他非常大胆、毫无迟疑地在我们面前，提出了一个善良的典型，那就是受欺侮、嘲笑，跌倒了又爬起来，失败了不但不灰心，反而更强壮，更增益信心，终于被肯定了其真正价值的善良。这样深奥的道理，孩子们哪里容易理解呢？如果不是经历人生的许多滋味，怎能体会它呢？就连塞万提斯自己也说：“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义？谁都不能明确分辨，虽然用眼睛观看现实，用手触摸现实，用耳聆听现实，但眼、手、耳的感觉又有几分可信的呢？”然而孩子们才不会深究这故事究竟有什么寓意与道理，他们有自己的眼光，在他们的眼中唐·吉诃德是个十分滑稽又十分可爱的形象，他在旅行中经历着无数的冒险，他挥舞着棍棒犹入无人之地——这个角色让孩子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将唐·吉诃德看作与他们自己差不离的可爱的玩童了。1605年小说第一部出版后，塞万提斯惊奇地发现这部原意并非为孩子们写的小说却大受他们的欢迎，于是在写作第二部（1616年）时，就有意识地在字里行间去满足儿童的好奇心，并在第二部书中不无自豪地说：“我的书获得空前的成功。所有人都捧着这本书读，不翻译这本书的国家恐怕不会有的。不过这本书最主要的读者是小仆人，他们聚在一起等待主人下达命令之后，争夺着这本书阅读。当一个人放下了书，旁边的人立刻夺过去，他们读得入迷，并且捧腹大笑。”传说有则趣闻，当菲利普三世有一次站在巴尔哥尼宫殿往大马路眺望时，发现有个学生在看书，这个学生边读边大笑不止。菲利普三世不禁诧异地说：“那个学生疯了吧？要不然就是看着《唐·吉诃德》。”国王的猜测没有错，那个学生正在阅读唐·吉诃德的冒险故事。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就是这样紧紧吸引住了孩子们，而被孩子们从成人书架上拿起，放进自己的书架的。正因为有孩子们勇敢的选择，尔后出现了许多根据儿童阅读需求而出版的《唐·吉诃德》的节选本和缩写本。
儿童的选择导引着出版方向的魔力在《鲁滨逊漂流记》（1719年）与《格列佛游记》（1726年）那里得到了更充足的表现。谁都想象不到笛福和斯威夫特这两个表面上显得悲观和孤僻、从未想过要为孩子写作的怪老头，会被后世的儿童文学史家誉为“儿童文学的鼻祖”。不论在笛福的眼里，还是在17世纪清教徒的眼里，鲁滨逊都是受到上天惩罚的少年，因为他不听父母的话，私自跑去当水手。可孩子们不理会这些说教，在他们的心中，鲁滨孙是英雄，他所遭遇的一切都是上天赏赐给勇士的一种考验，因此从心里生出对鲁滨孙的崇拜。成人在知道儿童的阅读倾向后，就像剪花木的枯枝败叶那样，将其中啰嗦、呆板的教训文字一一删除，只留下孩子们喜爱的部分，另外出版一种给儿童看的《鲁滨逊漂流记》，其中艾·米迪温特的缩写本最为风行，连笛福自己也去买了这个缩写本的股票。此后仿《鲁滨逊漂流记》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鲁滨逊漂流记》很快风靡全世界，受到所有民族的喜爱，被稳固地纳入世界儿童文学名著行列。
那么，孩子们又是怎样把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从成人手中夺为己有的呢？这本小说的真正内容是对于艾纳女王时代的英国社会一种锋利而失望的讽刺。作者企图告诉读者，人类的权势是毫无意义的造作之物，对于拥有权势的人，愚蠢的老百姓要百般献媚讨好；卑微的臣子，面对着国王连痰卡在嘴里都不敢吐出来，也不能接在手帕里，并且跪下来把鼻子抵在地上，吸着尘埃觐见国王；还有宗教的争论和政治的论争，就像辩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样，完全是无聊也是无益的。斯威夫特想尽办法要让世界上的人能够明了这一点：世间的事物都是相对的——所谓“力”是小矮人或巨人之间的比较而决定的，力本身并没大小之分；美也是相对的，当你的眼光比较高时，本来认为很美的女人，也会忽然间变成丑女……这些道理不可谓不深刻，但孩子们却不愿去探究荒诞情景内所包含的这些道理，他们喜欢的是斯威夫特式的幻想，沉迷于快乐的梦幻般的世界里，有时变成小矮人，有时长成巨人……成人看到孩子这一快乐的阅读体验后，索性将《小人国与大人国》节选出来，专门为孩子们出版，成为两个世纪以来最畅销的儿童文学读物。
为什么不是为孩子们创作的作品却意外地征服了孩子们的心灵呢？（问题的另一面是：某些成人为孩子们苦心经营的作品却被孩子们毫不客气地抛在一边呢？）这告诉人们，作家的创作原意与读者的阅读接受并不是一回事，或者说两者之间不总是一致的，用现代接受美学的理论来解释，即作家创作时的隐含读者（或期待读者）与接受作品的现实读者之间时常会发生背离现象。有趣的是，法国著名的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尔皮（Robert Escarpit）在研究作品与读者的关系时，也认为最能说明读者决定作品乃至作家命运的例子莫过于《格列佛游记》和《鲁滨逊漂流记》：“这两本书中的第一本书（指《格列佛游记》）最初是对一种哲学进行辛辣的讽刺，这种哲学是那么忧郁，可以使让·保罗·萨特也相形见绌，屈居《玫瑰色的书柜》中的乐观主义立场。第二本书（指《鲁滨逊漂流记》）是鼓吹（有时是非常令人生厌地鼓吹）当时正在兴起的殖民主义的功德的。然而，这两本书现在的情况怎样呢？它们是如何获得一种与作者本意相背离的成功的？这就是通过进入儿童文学领域，现在，它们成了赠送儿童的礼品。笛福对此感到高兴，斯威夫特却对此大发雷霆，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对此感到大吃一惊。世上没有比这更不了解他们的意念的了。书中讲述的一些妙趣横生的或带有异国情调的历险故事是年轻读者寻觅已久的主要东西，而对作者来说，却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技巧，一种在社会上流行的体裁……这种真正的意念只有通过作一番说明才能为读者所理解，而要做这番说明对20世纪的一般读者来说在步入青少年时期仍能接受的形式，而且是经过修改的形式。”这段话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成人读物是如何“意外”地进入儿童文学的，并且是以“修改的形式”。
文学史上像这类事例真可谓俯拾即是，但仅此就足以表现儿童图书出版业的缘起及其日后的发展，其最根本最深厚的渊源来自孩子们坚持以自己的眼光所作出的阅读选择。换言之，有需求才有生产，儿童的阅读需求不仅孕育着儿童图书出版业的产生，而且其阅读选择更导引着儿童图书出版的方向。没有这个需求，或者无视（哪怕是稍有忽视）这个需求，儿童图书的出版就会出现盲目与盲动，就会在商品经济的市场大潮中迷失自己航行的坐标。因而，强调儿童图书编辑要“心中有儿童”，要坚持“为儿童服务”的方向，既是宝贵的历史经验，也是儿童图书出版业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