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9种）的出版是中国儿童文学有史以来的大事件！这是一项跨世纪的儿童文学理论工程，从策划到出版，经过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与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长达10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中国儿童文学自觉80周年暨新中国儿童文学50周年的今天与读者见面，其意义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是我国儿童文学界的理论泰斗陈伯吹先生作序（可惜陈伯吹先生生前未能看到后4部书的出版），有我国卓有成就的9位儿童文学研究者编著，选取世界儿童文学发展格局中最有代表性与典范性的国家与地区为研究对象，包括以下9部著作：王泉根的《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1992年）、韦苇的《俄罗斯儿童文学论谭》（1993年）、张锡昌和朱自强的《日本儿童文学面面观》（1993年）、吴其南的《德国儿童文学纵横》（1996年）、金燕玉的《美国儿童文学初探》（1996年）、张美妮的《英国儿童文学概略》（1996年）、汤锐的《北欧儿童文学述略》（1996年）、方卫平的《法国儿童文学导论》（1996年）、孙建江的《意大利儿童文学概述》（1996年）。

陈伯吹在序里，就他所知的世界儿童文学，侧重于早期的情形，从17世纪法国的贝洛童话、德国的莱辛寓言到18世纪的格林童话、19世纪的安徒生童话、豪夫童话，再到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中国的儿童文学，将世界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作了一个随笔式横向的概略；各位研究者则就一国的儿童文学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讨，或以史为线（如《德国儿童文学纵横》、《英国儿童文学概略》、《美国儿童文学初探》、《法国儿童文学导论》）作纵的搜理，或对主要的儿童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或作家作品研究）进行平行研究，都在介绍一国儿童文学的历史、现状及成就的同时，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横向比较，从而从一个方向为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作了必不可少的铺垫。

至于这套丛书的具体内容，近300万字的著述，很难在这篇小文中作一全面的介绍，相信有兴趣的读者一定会去找来一读，这里我想着重谈谈这套理论丛书出版的意义。

就世界范围而言，儿童文学的“独立国”最早形成于欧洲，有“贝洛说”、“格林说”、“安徒生说”，因为欧洲最早“发现了儿童”。欧洲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但在工业革命前夕，儿童文学仍处于不太明显的地位，那时，人们对儿童的存在仍然是“视而不见”。所谓“视而不见”，是指不把儿童当作儿童来看待。在史前社会，人们是从他与部落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的关系去考察，儿童一直是被当作未来的成人来看待，因此，经典文学作品，要么看不见儿童，要么就是误解了儿童。整个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晚期，儿童仍然像以前一样，是一个未知之域。1568年是个转折点，当年，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儿童画册《世界图解》，体现了一种全新的洞察力：儿童读物应属于一个特殊的级别，因为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但对这种洞察力进行有意识的、系统的和成功的利用却过了一个世纪才开始。一般认为，把儿童当作值得加以特别考虑的个人和值得加以思考的观念始于18世纪下半叶。因为“儿童的发现”及其适合其需要的文学的出现，与许多历史因素联系在一起，其中有思想启蒙运动、中产阶级的兴起、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始和浪漫主义运动。与此同时，由于出现了像布莱克、利尔、卡洛尔、马克·吐温、科罗迪、安徒生等这样几位无法预言的天才人物，是他们完成了由民间文学向儿童文学的大转变，使得儿童文学在20世纪初便发展成为“拥有主权和法规的一个独立大国”（高尔基语）。

相比之下，我国的儿童文学虽然也有着十分丰厚的民间文学与民族文化传统，尤其像驰名世界的“灰姑娘型”故事，在公元9世纪唐代作家段成式的笔下就有记载（即《酉阳杂俎》中的《叶限姑娘》）；而且被后人视为欧洲童话之发端的法国贝洛童话和德国格林童话的《小红帽》，也在同一时期（17世纪）出现在我国清代作家黄承增的文言故事集《广虞初新志》里的《虎媪传》中，我国具有现代意识的儿童文学的起步又为什么比西方要晚近两个世纪呢？个中原因许许多多，但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那时太闭关自守，没有放开眼光看看外面的世界，向先进的西方儿童文学借鉴，只是到了“收纳新潮，脱离旧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大解放时代，才在周氏兄弟、郑振铎、叶圣陶、冰心等一批热衷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的大文学家的倡导与实践下，中国儿童文学开始以一种明显的姿势，出现在中国文坛。遗憾的是，刚刚萌生的中国儿童文学这棵幼芽还没有来得及得到呵护，就因战争、动乱与失误，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与世界沟通和交流的机会。以1954年成立的国际少年儿童图书协会（简称“IBBY”）为例，我国直到1986年才加入，已落后于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孟加拉和一些非洲国家许多年，更不用说迟于隔水相望的日本了。此后，虽然在名义上加入了，但实际上在其中既起不了一个大国的作用，也没有一个大国的地位。这其中的原因也同样很多，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即我们对西方儿童文学的历史和现状了解得太少，更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这不仅使我们缺乏世界的眼光，也因此迷失了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之路。而1998年在印度召开的第26届IBBY大会之所以第一次有中国人登台发言，也从另一面说明这正是20年来我们在儿童文学领域实现改革开放的结果。如今，站在20世纪末的历史高度，从中国儿童文学近100年曲折前行的经验教训来评估“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的出版，这无疑是一项跨世纪的理论工程，其对中国儿童文学建设的重大意义，是如何评价都不过分的。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四个方面作一初步认识。

首先，“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的出版，为研究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以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为例，正如中国艺术童话的奠基者叶圣陶所说的“我写童话，当然是受了西方的影响”（《我与儿童文学》）一样，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也正是诞生在译介西方儿童文学的热潮中。中国先是有一批通晓外语而有热心于创建中国儿童文学的作家，如鲁迅、郑振铎、周作人、茅盾等，然后中国人才开始认识安徒生、王尔德、凡尔纳与普希金，中国儿童的书架上才有适合他们看的童话和小说，然后才有标志中国儿童文学诞生的叶圣陶童话。因而，不研究西方儿童文学史，就无法解释西方儿童文学为什么对20世纪初的中国有着不可抗拒的**力，也几乎不能指望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会有正确的解释与描绘。

其次，“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的出版，为研究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必要的参照。有没有这个参照，完全不一样。没有这个参照，我们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研究就会陷于主观狭隘，致使宏观气魄不足，不能把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放到世界儿童文学的巨大历史坐标系中去考察，无法看清世界儿童文学发展的大趋势及我们儿童文学观念中的问题。具体到编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则往往因缺乏参照而对作家、作品普遍评价过高。有这个参照系，我们就会知道，鲁迅译荐的俄罗斯盲作家爱罗先珂和奥地利作家至尔·妙伦的童话，在他们的本国并非有影响有地位，也就不会将他们与格林兄弟、安徒生、王尔德等童话大师们相提并论；并且还能进一步解释他们的童话为什么在中国有较大的影响，甚至像巴金这样的一代文豪也说“我是爱罗先珂童话的爱读者”，“我4篇童话中至少3篇是在他的影响下写出来的”。

第三，“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的出版，在供给国人世界儿童文学的历史与现状的同时，还可以让我们从中领悟出一些儿童文学的真谛。比如，从民间文学到儿童文学是一条金光大道；儿童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理性文学，儿童文学可以有艺术儿童文学与大众儿童文学之分，“反顾童年”是儿童文学创作的永恒母题，绝对没有教训意味的作品是不存在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写得让8到80岁的人都喜欢读，把玩耍中的儿童和壁炉边取暖的老人一同吸引过来。凡此种种，都给发展中的中国儿童文学建设以启示。

第四，“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的出版，为国人引进与搜读世界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提供了一条捷径。9部著作对9个主要国家及地区的优秀儿童文学都作了详细介绍，犹如为人们选读世界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开了一张长长的作品清单，有心人只要根据这份清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作品就行了，不必再像大海捞针似的，不着边际与要领地在浩如烟海的图书中浪费时间和精力。同时，这套“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的介绍，也为出版社引进出版世界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提供了方便。也就是说，“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还是一套人们译介、出版、阅读与欣赏世界儿童文学的优秀参考书与学习指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