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组织策划的“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选取世界儿童文学发展格局中最有代表性与典范性的国家与地区为研究对象，由国内的专业研究者执笔编著，我国儿童文学界的泰斗陈伯吹先生作序，分10部出版。现已出版的有《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王泉根著，1992年）、《俄罗斯儿童文学论谭》（韦苇著、1993年）、《日本儿童文学面面观》（张锡冒、朱自强主编，1993年）。即将陆续出版的有《台港儿童文学探论》、《法国儿童文学导论》、《北欧儿童文学述略》、《德国儿童文学纵横》、《美国儿童文学初探》、《英国儿童文学概略》与《意大利儿童文学概述》。

从已出版的三部论著看，其编著者均是该领域内最具权威的研究者。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现象，近一个世纪以来有众多不同的解说。譬如中国儿童文学的源流、儿童文学的定义、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儿童教育、儿童读物之关系等这样一些儿童文学理论的基础命题，往往只作主观化的结论，不作必要与充分的考证；对基础命题中的各要素也因此不能科学地分析，说个明白与透彻。面对这些难题，儿童文学硕士出身的王泉根教授自有他的视角与阐释，他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现象研究》，便是一部充满思辨品格与求实精神的艺术批判，出现在他视野里的中国儿童文学走的是一条充满荆棘的光辉之路。若要进一步探寻这条光辉之路的源流，不仅有民族文化的深厚传统，还有来自西方尤其是以俄罗斯儿童文学为主体的前苏联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的强有力的牵引。一方面，俄罗斯儿童文学重教育性的价值观与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给2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进程与发展方向以导引与规范；另一方面，人们对俄罗斯儿童文学又一直缺乏全面了解与科学认识，这给实践中的中国儿童文学带来了一些误区。如今回首过去，总结这一段历史的经验教训，《俄罗斯儿童文学论谭》的出版，便及时为人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照。而与我们隔海相望的日本儿童文学，为什么能在亚洲发生最早、发展最快，并跻身世界儿童文学强国之列？《日本儿童文学面面观》不仅可以回答人们的疑问，而且给地理位置与人文背景都很类似的中国儿童文学建设以许多深刻的启示。

研读这三部论著让人感到建设与发展中国儿童文学的紧迫感与使命感。世界儿童文学发展史表明，西方早在18世纪就发现了儿童文学，19世纪完成了由民间文学向文人文学的转变，到20世纪儿童文学已经发展成“拥有主权和法规的一个独立大国”（高尔基语）。而我国的儿童文学正式起动比西方晚近两个世纪，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萌生，后因战争、动乱与失误，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与世界沟通和交流的机会，以1954年成立的国际少年儿童图书协会（简称“IBBY”）为例，我国在30年后的1986年才加入，已落后于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孟加拉和一些非洲国家许多年，更不待说迟于日本了。此后虽然名义上加入了，但实际上在其中既起不了一个大国的作用，因而也没有一个大国的地位。这里有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国儿童文学自身的发展还很不充分，以及我们对世界儿童文学缺乏全面了解与切实的沟通。

研究中国儿童文学，必须有世界儿童文学这个大背景作参照系。有这个参照与没有这个参照，情形会大不相同。比如30年代鲁迅曾热忱推荐过俄罗斯盲作家爱罗先珂的童话，在中国的影响是较大的。巴金后来曾回忆说：“我是爱罗先珂童话的爱读者，……我4篇童话中至少有3篇是在他的影响下写出来。”（《谈〈长生塔〉》）。但我们若以此为据，将爱罗先珂与格林兄弟、安徒生、王尔德等童话大师相提并论，那就会闹出不符合实际的笑话。因为爱罗先珂在他本国也算不上是有影响有地位的童话作家。像这样的误识，就是因为缺乏了解与参照，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在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与现状进行评估时，容易陷入主观主义与狭隘的功利主义，不能将中国儿童文学放到世界儿童文学这个巨大的历史坐标系中去考察，也就无法看清世界儿童文学发展的大趋势，也就找不准自己在世界儿童文学中的地位。这具体到编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时，难免出现因缺乏参照而对作家作品有普遍评价过高的倾向。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善于横向借鉴他国的儿童文学成就，乃是加速本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条件。鲁迅先生说过：“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只有敢于大胆拿来，再放开自己的眼光加以选择与利用，才能加快中国儿童文学的建设速度与发展步伐。大科学家牛顿有一句名言正可以用来表明借鉴之于发展的重大意义，他说：“如果我比笛卡儿看得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肩上的缘故。”如今，有胆识、有眼光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同仁们，已经为加速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找到了那值得去“站”的肩膀，这无疑为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奠定了块厚实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