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科幻小说的创作与出版逐渐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

20世纪初，经鲁迅、梁启超、茅盾等人译介，法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儒勒·凡尔纳等的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来。鲁迅在1903年和1906年分别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两部科幻小说，并在《月界旅行·辩言》中指出，科学小说“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足文明”，坚信“导中国人群以行进，必自科幻小说始”。

在一代文学巨匠的示范与呼吁下，几乎在译介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创作作品，如1904年出现的署名“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一般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创作的科幻小说。但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明显的文学样式得到普遍关注与长足发展，是在近半个世纪后的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

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60年代初，贯彻“文艺八条”，又给文学界带来了比较宽松的创作环境，中国的科幻小说便在这样的土壤里生长起来，涌现出郑文光、于止、迟叔昌、童恩正、肖建亨、刘兴涛等一批在当时有影响力的科幻小说作家。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是我国文学尤其是儿童文学的灾难期，同样也是科幻小说的灾难期。直到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幻小说才又获得生机，出现了一个文学界公认的科幻小说的高峰期。但到了80年代，一些对科幻小说的偏见，打击了科幻作者的创作热情，不公正的文学待遇导致了科幻小说的创作与出版陷入了一个相对萧条的境地，许多科幻作家也纷纷转行。著名科幻作家叶永烈也是在这一时期因受到了不公正的评论和批评，被迫转入其他写作领域。这些非文学的因素，既带来过科幻创作的繁荣，也使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蒙受了重大损失，并且其积极与消极的影响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今天科幻小说创作与出版的发展。进入90年代，虽然对科幻作品的盲目批评减少了，但科幻出版仍然不景气，也许是科幻市场的形成与发展需要一段时间，在一定量的读者群体尚未形成之前，加之科幻作者队伍流失严重，新一代作者群还没有完全形成，科幻作品的创作与出版要想有一个大的发展，恐怕比较艰难，其征程将充满艰辛。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对当代科幻小说创作与出版失去了信心，恰恰相反，我们现在是开始看到了希望。

首先，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幻小说是一个应该得到扶持与关心的文学种类，因为科幻小说虽然不把普及科学知识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但它对于激励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热爱科学和勇于探索方面，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正如我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童恩正所说的，科幻小说能够起到“普及科学的人生观”的作用。对这一点，现在人们已没有太多异议，这给科幻小说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有利的思想基础。

其次，推进科幻小说发展的时机比较成熟。1996年全国科技大会强调了“科技兴国”，1997年又在北京召开了世界科幻大会。1999年12月，全国科普工作会议召开，江泽民主席致信，要求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2000年6月，全国科普创作会议召开，同年11月，首届国际科普大会又在北京召开。这些都说明，科幻文学的生存环境正得到改善，发展空间正得到拓展。有政府的关心，有作家与出版社的共同努力，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科幻文学的春天即将来到。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我们这一代文学人的社会责任。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仔细思考上述两个方面的有利因素，就会发现，这两个因素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非艺术的因素。艺术的繁荣，应该走艺术发展的道理，即以作品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的高低、优秀作品的数量及其对该类文学样式的发展所作贡献的大小来评判其繁荣程度，但这一切都是以创作为出发点的。创作水平决定了发展水平，而就科幻小说的创作而言，目前最突出存在两种方向上的误区：一是偏于科学知识的介绍，变成了科普读物；一是偏于玄想，变成了幻想小说与科学童话的混合物。这两者都不应该是我们所说的科幻小说，因为它虽然有科学幻想的内容，却不是小说的艺术。所以，就科幻小说的发展与繁荣来说，在外部条件具备之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创作本身，即如何提升科幻小说的艺术水准，把科幻小说当作一种小说的艺术来创作。这是科幻小说得以发展与繁荣的关键。

所谓“小说的艺术”，就是要把科幻小说当作小说文学来做。科幻小说首先必须是地道的小说艺术，而不是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把它只看作是“裹着小说这层糖农的科教片”。“小说的艺术”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科幻小说的文体形式是小说；二是小说不仅仅是一种文体形式，同时还是艺术追求的目的。然而在一个没有科学思维传统、习惯于道德思维的文化里，要求面对众多现实问题而想象力匮乏的作家们把科幻小说制作成一件真正的艺术品，只是一种美好而难以企及的理想。而大众对科幻小说的观念也普遍存在误区，将其看作是科普的一种形式，因而科普出版社和少儿出版社对科幻小说的出版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而科幻小说的生母文艺界及其文艺出版社却对自己的“亲生儿”——科幻小说和科幻小说家，大多采取一种不屑一顾的排斥态度，认为这只是与少儿社、科普社有关而与他们无关的“小儿科”。将科幻小说只看作是具有文学性的科普读物，其实是将科幻小说排斥在艺术之外，扼杀了它作为一种文学的艺术存在。

科幻小说必须具有科学的内容，这是毫无疑问的。科幻小说在英文中写作“sciencefiction”，据说这名称首先是美国的雨果·根斯巴克虚构的，他将“scientific”和“fiction”两个英文单词合成“scientifiction”这一术语来表示“科幻小说”，继而使用“sciencefiction”。我国的科幻小说源于晚清译介小说中的凡尔纳热，当时鲁迅就是直译了“sciencefiction”，称作“科学小说”。“science”的界定，至少在理论上认为科学的内容对于这种小说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科幻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功能之一就是传播科学知识、激发科学热情、养成科学的人生观。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这里的科学必须是与小说结合，因为它的文体形式是小说。

小说的形式是科幻小说与生俱来的艺术品格，也是人们评赏科幻小说艺术成就的“永远的条件”。“科幻小说之父”凡尔纳在创作他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时有这样一则故事。1963年，凡尔纳利用当时空气浮力研究的新成果、北极考察团的报告、南美诸国历史及地理著作，用报告文学的方式写了一部《飞船的非洲历险记》。这是他下了很大功夫完成的作品，却遭到15家出版社的退稿，他一气之下将书稿扔进了火炉。他的妻子急忙将手稿从火中抢出，劝他再试一次。第二天，凡尔纳将书稿送给了出版商埃泽尔。两周后，埃泽尔约见凡尔纳，提议把稿子写成小说。凡尔纳接受了这个建议，重新创作，终于完成了著名的《气球上的五星期》。埃泽尔看后赞不绝口，说道：“这正是出版社梦寐以求的书稿啊！”果然，小说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凡尔纳也由此开始了他的科幻小说的创作生涯。由此可见，小说的艺术之于科学幻想类作品有着起死回生的神奇效力。换言之，科幻小说有着与生俱来的艺术条件，那就是它必须首先是一部好小说。

一部优秀的科幻小说，它不仅仅具有小说的架构和表现技巧，更重要的是以形象给读者以感受，必须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家必须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要表达的思想主题、科学幻想与小说的人物性格刻画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得他的作品具有自觉意识的风格、重视人物的塑造和个性化的叙述。也就是说，作家可以在作品中传达他的科学知识与社会理想。然而这一切必须以不损害科幻小说作为小说艺术的文体特性为前提，否则它就不是科学幻想小说。

科学与小说的结合可能是科学小说，而不是科学幻想小说。因而，不是简单地将科学内容与小说形式结合，它的核心是幻想。科幻小说的幻想是以科学及科学思维为内容的合乎科学逻辑的想象，和童话让猫狗说话的鸟言兽语有本质不同。科幻小说最容易和科学故事混淆。那种虚构一个科学故事，再运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仍然是科学故事，只是文学性较强罢了，充其量也只是些类似科幻小说的东西。我们经常见到这类东西，它不仅败坏了读者的文学阅读胃口，也践踏了科幻小说这一文学形式。要创作出一部融科学性、幻想性与文学性于一体的优秀小说，大体有两种途径：一是天才的作家，深入研究科学后，将科学内容以幻想的呈现形式巧妙有机地融入故事情节的发展与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中；另一种是科学家，通过学习创作技巧，将科学中一些重要的元素为幻想内容，再用小说描绘出来。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必须同时掌握科学知识、幻想法则和写作技巧。更基本的一个难题则是并非所有人都接受这种科学幻想的内容与小说艺术形式相结合的理想境界，而是功利化的艺术观期望科幻小说去发挥科学普及的作用。作家的先天不足和大众的科幻偏见，不仅在过去大大阻碍了科幻小说的发展，也是现在发展科幻小说的难题之一。

硬科幻从一开始就在科幻小说中占有中心地位。也许是作家对自己的科学知识有自知之明，他们中有的不再描写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故事，而是描写受到科技进步深刻影响的普通人的故事。科幻小说的侧重面从科学文化向社会本身的转变，或许可以（其实不一定）降低在科学知识方面对作家的要求，然而对作家小说艺术方面的要求却大大加强。这类描写“科学进步对人类影响”的小说，关注的是人类命运的大主题，而这一主题的实现在于揭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甚至是人类与自己的创造物（科技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小说艺术的长处，而在小说艺术之外，要表现对社会科学的幻想，恐怕还没有比小说更为有效的艺术手段。

小说艺术不仅仅是科学幻想的文本形式，而且是科幻小说所追求的艺术境界。优秀的科幻小说首先是小说的艺术，纵使在科学迅速的发展中，其中所描绘的幻想已成为现实，或者发现小说中含有不合科学的事物，也不会影响到人们的阅读，因为在这些因素之外，它仍然是一件艺术品——小说的艺术趣味使得科幻小说具有了长久的艺术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