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鲁迅早期对儿童文学的倡导
儿童文学从“自发”走向“自觉”的标志之一，就是儿童文学从自身的实践中发展出了可以判断它自身的美学标准，或者说儿童文学有了自己的理论，这一理论告知人们儿童文学的内涵、性质、功能、美学特征、体裁样式及其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关系等，它明确地宣告了“儿童文学不是成人文学的附庸，而是拥有主权和法则的一个独立大国”（高尔基）。在早期的儿童文学倡导中，先驱者们从各自熟悉而有兴趣的领域，为儿童文学的出现拓荒耕耘。其中在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方面发生了深刻影响的、初步构建了“自觉期”儿童文学理论概貌的是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这样四位新文化运动中的“巨人”。
鲁迅（1881—1936），本名周樟寿，又名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鲁迅”是他发表《狂人日记》（1918）时用的笔名。鲁迅的儿童文学活动开始于1902年至1909年的日本留学期间。这一时期，他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1903）和《地底旅行》（1906），分别由日本东京进化社和南京启新书局出版。鲁迅那时认为，像凡尔纳这样的科学小说“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但这两部作品既非纯粹的儿童文学作品，鲁迅译介时也没有给儿童阅读的意图。1906年，鲁迅对“本意是写给劳动者的孩子们看”的长篇童话——荷兰作家F.望·蔼覃的《小约翰》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和进行翻译的想法，将这部“自己爱看，又愿意别人也看的书”介绍给国人，他认为“只要不失赤子之心”的人，都会欢喜这本童话。这一时期，他还阅读了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在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时代铭记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获得了社会进化论的知识，坚信“将来必胜于现在”，“青年必胜于老年”，将救国兴邦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与此同时，他在河南留日学生办的杂志《河南》上接连发表了《人之历史》（1907）、《科学史教篇》（1908）、《文化偏执论》（1908）、《摩罗诗力说》（1908）与《破恶声论》（1908）五篇文言论文。在《人之历史》里，他宣传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接受了人类种族发生学说关于“个体发生实为种族发生之反复”的观点，成为他“五四”时期为了儿童的健康成长所从事的社会批判的武器。在《科学史教篇》里，他推崇科学幻想，认为“盖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这正可以做他评价科学小说的注释。在《文化偏执论》里，他阐述在外国文化的接受问题上应该有“拿来主义”的辩证态度，主张“非物质”而“重个人”，指出要在天地间求生存，与各国竞胜负，“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将“个人”从“群体”中突出出来，重视人的“精神”建设，可为“五四”时期“人的发现”的先声。而《摩罗诗力说》则认为人类流传下来的文化史，那最有力、最能鼓舞人心的，当首推文艺。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求新声于异邦”，“致吾人于善美刚健”的境界。《破恶声论》（未完稿）要破的是三种“恶声”：破迷信、破崇侵略、破尽义务（这一部分未完成）。表现了鲁迅“科学与救国”的思想。鲁迅这些最初开始文学活动时的文论，很好地表现了他的思想与主张，在这里也已经孕育着他对未来一代的期待，这期待后来变为“救救孩子”的呐喊，以及为了“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而对儿童文学的倡导与卫护。
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共同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它包括十位作家的16篇短篇作品。其中有周作人译的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和王尔德童话《幸福王子》（即《快乐王子》）。但这也是鲁迅所喜爱的，并且译文经鲁迅校阅润饰过的。也就在这一年，鲁迅结束了历时八年的留学生活，回到故乡绍兴任教。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又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担任教育部佥事，同年5月5日随政府迁至北京，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同时还参加了部属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先后任小说股股长及小说审核员。
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任科长期间，鲁迅对儿童教育与儿童文学十分关心，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利用自己编辑的《教育部编纂处月刊》，进行儿童文艺的倡导；2．主持“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3．支持其弟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活动。
《教育部编纂处月刊》创刊于1913年2月。在创刊号上，鲁迅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并于第四章《播布美术之方》中《研究事业》一节提出设立“国民美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建议将童话等具有儿童文学性质的体裁样式列入国家学术机构的研究项目，足见鲁迅对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通俗文学的重视。此后，他还在该刊译载了日本上野阳一所著的有关儿童教育、艺术教育与儿童心理的三篇专论：《艺术玩赏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和《儿童之好奇心》，由此可见鲁迅当年对于儿童以及儿童文学的理解与关切。
1914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届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旨在展示在蔡元培提倡下各省小学校所设置的图画、手工课的成果，以使儿童绘画教育进一步兴盛。从《鲁迅日记》1913年至1914年间的有关记载看，鲁迅实际上主持筹备了这届展览会，不仅展出期间事必躬亲，而且会后还与陈衡恪会同评选展品送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展览会。
1913年。3月31日，午后同夏司长及戴螺舲往全浙会馆，视其戏台及附近房屋可否作儿童艺术展览会会场。11月6日，午后同稻孙布置儿童艺术品。
1914年。4月21日，午后一时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开会。4月26日，上午仍至教育部理儿童艺术展览会事，下午五时始归寓。5月3日，午后仍赴展览会理事至晚。5月17日，上午仍至展览会治事，下午六时归寓。5月20日，下午四时半儿童艺术展览会闭会，会员合摄一影。5月23日，上午开儿童艺术审查会。
更重要的是鲁迅还主持编辑了《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专刊（署“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辑”，1915年3月出版），不仅保存了有关该展览会的图片、文牍、章程、报告等详尽资料，并且封面设计和题字以及《儿童艺术展览会旨趣书》都出自鲁迅之手。这篇不及千言的《旨趣书》言简意赅地反映了鲁迅的教育思想及其对儿童文学艺术教育规律的探讨和心得。鲁迅认为“儿童与国家之关系”是“十余年后，皆为成人，一国盛衰，有系于此”，因而要振兴国家，必须研究儿童。“研究儿童，为术不一，或察其体质，或观其精神。今儿童艺术展览会者，则审察精神之一端”，以“儿童所心营手造”，观其“知识之发达，好尚之所在，外物之关系，及士风之不同”，其目的“一在研究儿童，为改良教育之根柢；二在改良教育，即研究儿童之成绩”，最终以养成儿童“应有之德与智与美三者”。鲁迅相信，“平常儿童所制之物”，其“所以有研究之价值”，还在于儿童在“心营手造”之中，可以使“观察渐密，见解渐确，知识渐进，美感渐高”，其影响不仅使儿童“他日之有所成就”，而且足以“增益中国之文明，而与列邦齐轨”，实“有裨于中国之将来”。这表明鲁迅在思考“儿童艺术”问题时，就是将“儿童与国家之关系”联系起来考虑的，而在具体研究儿童时，又体现出可贵的“儿童本位”思想，坚持依据儿童之“心营手造”来“研究儿童”，“体察儿童之精神”。在此两者，又无疑为中国的儿童研究和儿童文学建设开拓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实主义道路。
在《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里，还附录了鲁迅译的《儿童观念界之研究》和周作人译的《儿童之绘画》。《儿童观念界之研究》是鲁迅从日本高岛平三郎所著的《儿童学纲要》（日本儿童学会编辑，1912年出版）中节译的，篇幅有两万字左右。《鲁迅日记》1914年11月27日记有：“夜译《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讫。”《儿童之绘画》是周作人从美国张伯伦所著的《儿童：人的进化的研究》中选译的。这两篇译文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对外国儿童学所做的译介，也足见周氏兄弟对儿童及儿童文学方面的共同兴趣及其相互支持。
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期间，其弟周作人也已从日本归国，在故乡绍兴任教，业余从事儿歌童谣的征集和研究工作，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与鼓励，鲁迅将他从友人处听到的地方儿歌，抄寄给周作人，用小字标明该儿歌的流传地域，还做了若干注释与考订，如其中有一首安徽儿歌：
车水车水。车在杨家嘴。
杨奶奶。好白腿。
你走你的路。
我车我的水。
你管我白腿不白腿。
（安徽省。据云下等社会小儿唱之，然不似儿歌也。）
由此可见鲁迅对流布于民间的儿歌童谣的珍视与关切，以及对其弟研究工作的支持与鼓励。鲁迅还将周作人写好后没有地方发表的童话论文《童话研究》与《童话略论》分别发表在第1卷第7期（1913年8月）和第1卷第8期（1913年9月）的《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从在日本留学期间共同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到回国后相互间的默契与支持，不仅可见其“兄弟怡怡”的情态，还可以想见长兄鲁迅对其弟周作人的影响。其实有很多资料也说明，那时周作人是将其兄鲁迅当作榜样来追随的。
鲁迅上述的儿童文学活动，在辛亥革命仍没有解决中国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未兴起这样一个特定的“低谷”时期，自然难以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然而却为“五四”时期鲁迅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呐喊做了必要准备。1918年，鲁迅在《狂人日记》的末尾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这不是他在创作时的一时冲动，而是他长期以来对儿童生存状态的关注以及将希望寄予儿童而得出的历史呐喊。从《狂人日记》之后，像火山喷发一样相继不断发表的小说、杂文、演讲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1918）里，鲁迅尖锐地批判了以幼者为牺牲的长者本位道德，批判了那种认为“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的旧思想，指出父母对于子女不仅是生养关系，还要负起“教他的责任”，“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进而提出了“父范学堂”这一“教育者须先受教育”的新思想，向“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挑战。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里，更明确提出要废除父母对于子女具有绝对权利的旧思想，强调从亲权，特别是从父权下把子女解放出来，“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用“无我的爱”，将儿童解放为一个独立的“人”。
在这篇文章里，鲁迅运用进化论的眼光，把父与子看作生命的“过付的经手人”，只有时间前后的差别，双方都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在这个意义上，他将父亲作为一个生命体，一个丝毫没有特权的单纯的存在，明确了父亲对于“维持、保存、发展（进化）生命”的责任和义务。他认为“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而且为了维持人类生命与发展，父母必须承担牺牲自己养育子女，负起解放他们的责任。长大成人的子女也得承担与父母同样的义务和责任。这样，鲁迅明确地把父子都看作“生命的桥梁的一级”，看作生命“过付的经手人”，同是担负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任务的主体，由此，把人类的组成划分为长、幼两大部分，长与幼之间没有贵贱之分，只有时间先后，两者都是平等的。不仅如此，因为“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这就把“儿童”这一群体从人类中凸现出来，提倡一种与传统儿童观完全反背的“以儿童为本位”的新儿童观。也正因为鲁迅将父与子都看作人类进化过程“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又视“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这又将家庭关系发展到人类关系的高度，将家庭改造、养育儿童与人类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使得鲁迅的儿童观在主张儿童本位的同时，不至于脱离中国的实际而照搬西欧的现代儿童观，而是一直注视着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发展成长的儿童，注视生活在中国这一特定文化背景中成长的儿童，“所以看二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这就是中国的“儿童”的发现。他比其弟周作人在重视“儿童的精神世界”的同时却又忽视“儿童的现实世界”的一面更辩证全面，也更适合中国国情，这也是导致此后两人在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上发展方向不同的原因所在。
从“幼者本位”的新儿童观出发，鲁迅在批判中国人将儿童“误解”“为缩小的成人”的同时，指出“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这“一切设施”中自然也包括儿童文学在内；但在当时，这还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理想。1919年，许寿裳曾托鲁迅为其子侄辈寻觅儿童读物，鲁迅当时复信说：“少年可读之书，中国绝少”；“古书，叶叶害人，而新出诸书亦多妄人之所为，毫无是处。”鲁迅对此表现出深切的忧虑，这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分明地表现了出来。在《祝福》《药》《明天》里，他描写了在贫困、无知、旧道德观念下死去的孩子；《风波》中描写了儿童仍然在旧习与旧观念的束缚下得不到“人”的权利的生活情况。但鲁迅并没有绝望于现实，而是相信“他们（孩子——引者注）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他在《故乡》《社戏》等文学作品中又塑造了闰土、阿发、双喜等他心目中理想的儿童形象：热情、朴实、正直、善良、勤劳、勇敢、睿智、精干、乐观、向上，这些英伟的宁馨儿，有着健全的精神面貌和纯洁无瑕的心灵，这正是鲁迅所期盼的“‘人’的萌芽”。为着这“‘人’的萌芽”的健康成长，鲁迅对新生的儿童文学提出了也就是被后人称之为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鲁迅方向”。
二、鲁迅儿童观的新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后，鲁迅曾一度产生了“散兵游勇”“布不成阵”的“孤寂”之感。他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这“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自然地包括他的弟弟周作人。虽然他们之间的决裂因家庭矛盾而起，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不再是兄弟加战友了，在儿童文学的意见上，也各执牛耳，以致相互背离至对立。“新的战友在哪里呢？”鲁迅百思不得其解。《题〈彷徨〉》一诗，正十分准确地描绘了他当时的心境：“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然而，鲁迅没有消极下去，他引屈原《离骚》中的诗句于《彷徨》的扉页上以自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浩如烟海的“求索”文字中，他始终关心着儿童文学的发展，从理论到实践，为中国儿童文学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五四”时期，鲁迅以生物进化论来解说人类社会中儿童与成人、儿童与人类前途的关系；又以儿童学来解说儿童的世界，这两方面的整合，使他提倡一种“幼者本位”或“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其核心内容：一是“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提倡“幼者本位”的社会道德观。二是“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这里的“幼者”“孩子”，都是泛指人类的幼小者，因为在进化论者的眼中，人类可以被划分为“幼者”（儿童、青年）与“长者”这样两个群体。也因为如此，鲁迅将子女看成“即我非我的人”，“也便是人类中的人”。这使鲁迅的儿童观有着从进化论得来的乐观与自信。然而，在经历了女师大事件、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广州“四一五”大屠杀之后，鲁迅对“幼者”这个群体的看法发生了改变。1925年夏，鲁迅已经感到：“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不再都是“更可宝贵”的一群了。1927年，鲁迅又声称：“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不顾惜。”五年之后，鲁迅又回顾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鲁迅在同冯雪峰的谈话中也曾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我相信进化论，以为青年总胜于老人，世间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老人要早死，所以将来总要好些。但是不然，杀戮青年的就是青年，或者告密，或者亲自捕人。过去军阀杀青年，我悲愤过，这回我来不及悲愤，早已吓昏了。我的进化论完全破产！”
进化论的破产，使鲁迅一下子感到过去曾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吁，是多么的天真与不切实际。“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自此，鲁迅儿童观的内容有了新发展，引进了阶级论的内容，也将儿童依据他们的出生划归为不同的阶级与阶层，而鲁迅寄予希望的，认为能代表人类未来的是工农大众的孩子。1926年年底，鲁迅在对厦门平民学校学生的讲话，明确表示：“因为你们是平民学校，是穷苦人子弟的学校，所以你们开成立大会我就不能不来，而且不能不说几句话。……你们都是工人、农民的子女，你们因为穷苦，所以失学，所以须到这样的学校来读书。但是，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与智慧。你们贫民的子弟一样是聪明的，你们贫民的子女一样有智慧的。你们能够下决心，你们能够奋斗，一定会成功，一定会有前途。没有人有这样的大权力，能够叫你们永远被奴役。”鲁迅对儿童群体这一阶级论的眼光，是与他“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人民大众“就是中国的脊梁”以及坚信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寄托着中国和人类的将来”相一致的。因而，鲁迅的儿童观已由初期“对于一切幼者的爱”转向对于劳动者子女的爱了。明白这一转变非常重要，因为鲁迅后来对儿童文学所发表的意见都是站在劳动者子女的立场上，旨在让儿童文学更好地为劳苦大众的子女服务。或者说，在进化论的思路“轰毁”以后，鲁迅从阶级论的观点出发，要求儿童文学的服务对象首先应该是劳苦大众的孩子们；儿童文学的一切设施也必须建立在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兴趣爱好、阅读习惯及其时代对他们的要求之上。套用他初期“以儿童为本位”的说法，他后期的儿童文学论是“以劳动大众的儿童为本位”的。这无疑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及其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必须指出的是，阶级论的引入，纠正了鲁迅“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并非将进化思想完全排除在外。在阶级论的视野里，鲁迅比运用进化论更为明确地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兴盛及其人类进步的希望之所在；在克服了进化论的盲目乐观之后，更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信心。因而，他从进化论与儿童学得来的关于儿童问题的一些基本思想，不仅仍然适用，而且实践中鲁迅也是始终坚持的。如把儿童看作未来、看作发展、看作希望，儿童教育必须坚持“理解、指导和解放”三原则，将儿童培养成一个独立的人、完全的人；“相信孩子一定会比老子强，相信人类一定要进步”……这些都是鲁迅始终如一的思想。
三、鲁迅对建设儿童文学的意见
鲁迅以他进步的儿童观为基础，结合他革命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从自身的儿童文学实践中，对建设儿童文学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见解，为我国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一）“‘救救孩子’，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
鲁迅一方面坚持“人类在进步，对世界也应乐观”的态度，另一方面，又是“最清楚的现实主义者”，他密切注视着儿童文学的进展，同种种扼杀儿童与儿童文学的现象做坚决的斗争。“五四”时期，鲁迅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这对“似向未尝想到小儿”的旧中国无疑是个强烈的震动。儿童文学兴起以后，儿童的精神食粮有了大改观。“自从所谓‘文学革命’以来，供给孩子的书籍，和欧、美、日本的一比较，虽然很可怜，但总算有图有说，只要能读下来，就可以懂得的了。可是一帮别有心肠的人们，便竭力来阻遏它，要使孩子的世界中，没有一些乐趣。”这帮“别有用心的人们”“专喜欢杀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他们“禁期刊，禁书籍，不但内容略有革命性的，连书面是用红字的，作者是俄国的……也都在禁止之列。于是使书店只好出算学教科书和童话。……但现在又有一位将军发怒，说动物居然也能说话而且称为Mr.，有失人类的尊严了。”鲁迅对这位将军的“别有用心”给予辛辣的嘲讽，他说：“对于童话，近来连文武官员都有高见了：有的说是猫狗不应该会说话，称作先生，失了人类的体统；有的说是故事不应该讲成王作帝，违背共和的精神。但我以为这似乎是‘杞天之虑’，其实倒并没有什么要紧的。孩子的心，和文武官员的不同，它会进化，决不至永远停留在一点上，到得胡子老长了，还在想骑了巨人到仙人岛去做皇帝。因为他后来就要懂得一点科学了，知道世上并没有所谓巨人和仙人岛。倘还想，那是生来的低能儿，即使终生不读一篇童话，也还是毫无出息的。”他既捍卫了童话在儿童文学中的地位，又澄清了有些人对童话的糊涂认识。
至于教科书，早在1924年，鲁迅就注意到：“在近三十年中，真不知变化了多少。忽而这么说，忽而那么说，今天是这样的宗旨，明天又是那样的主张，不加‘教育’则已，一加‘教育’，就从学校里造成了许多矛盾冲突的人，而且因为旧的社会关系，一面也还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的老古董。”“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国民党文化出版机构竟原封不动地翻印了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版的《看图识字》。鲁迅尖锐地指出，该书不仅内容陈腐，“其奄奄无生气”，没有时代色彩，而且粗制滥造，色彩“恶浊”，图画“死板”，“站着射箭的两臂不平，他们将永远不能达到目的；更坏的是连钓竿、风车、布机之类，也和实物有些不同”。鲁迅斥责道：这些“蠢材”“在变本加厉地愚弄孩子”。
在教科书之外的儿童读物，鲁迅也深表不满。认为“少年可读之书，中国绝少”，虽“随时留心，而竟无所得”，慨叹青少年“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所出版的童话，实在应该加一番整顿。”“经济的凋敝，使出版界不肯印行大部的学术文艺书籍，不是教科书，便是儿童书，黄河决口似的向孩子们滚过去。但那里面讲的是什么呢？”“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甚而至于‘仙人下棋’，‘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还有《龙文鞭影》里的故事的白话译。这些故事出世的时候，岂但儿童们的父母还没有出世呢，连高祖父母也没有出世，那么，那‘有益’和‘有味’之处，也就可想而知了。”“每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拙的《儿童世界》之类，另想到别国的儿童用书的精美，自然要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但回忆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却不能不以为他幸福，给我们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然而却又有一些“抽刃向更弱者”的“怯者”和“孱头”，利用孩子的“比较纯厚，容易诓骗”的特点，大行其骗术。“现在有许多文章里，不是常在很亲热地叫着‘小朋友，小朋友’吗？这是因为要请他做未来的主人公，把一切担子都搁在他肩上了”，别有用心地教孩子“上阵杀敌”，教孩子“做文官武将”，对孩子讲“武训精神”，甚至以《小学生应有的认识》为题，“主张中国人杀日本人应加倍治罪”。对于这些昏话，鲁迅非常愤怒地斥责道：“大朋友，我们既然生着人头，努力来讲人话罢！”他提醒人们注意，一些“蠢材”正在变本加厉地愚弄孩子。“只要看近两三年的出版界，给‘小学生’，‘小朋友’看的刊物，特别的多就知道。中国突然出了这许多‘儿童文学家’了吗？我想：是并不然的。”可惜，“那里面讲的是什么呢？要将我们的孩子们造成什么东西呢？却还没有看见战斗的批评家论及，似乎已经不大有人注意将来了”。“真的要‘救救孩子’。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
鲁迅就这样，从他“五四”前夜首次发出“救救孩子”的惊天呐喊起，直到他去世前22天在病**再次发出“真的要‘救救孩子’，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的呼声止，始终站在第一线为孩子们开辟未来。他曾借两队蚂蚁打仗一事发挥说：“仗自然是要打的，要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这才是人的战士的任务。”鲁迅就是这样的“人的战士”，为着孩子们“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二）“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谊”
鲁迅在揭露和批判内容陈旧、诓骗儿童的儿童读物的同时，提出了儿童文学对于儿童的责任应以“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谊”，使儿童具有“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死的力量”。
所谓“时代之思想”或者“新潮流的精神”，在鲁迅生活的时代就是从“五四”承继下来的“民主”和“科学”。那个时代最大的“民主”就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而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科学”就是以科学的知识反对迷信愚昧，借以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鲁迅也正是在这“民主”与“科学”的两条战线一同作战的。一方面，他支持并扶植革命儿童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同种种扼杀革命儿童文学的反动势力做不调和的斗争，同时向为革命儿童文学洒下鲜血的先驱者们（如“左联”五烈士等）致以崇高的敬意。另一方面，积极倡导科学文艺，认为科学“假小说之能力……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鲁迅自己就翻译过科学小说《月界旅行》（1903）、《地底旅行》（1906）与《北极探险记》。后来，他又呼吁“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的”，供给少年儿童阅读。他诚恳地告诫青少年：“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的人。同时要求儿童读物的编写者与出版者，应“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们的周围，一面将那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门里面去”。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不同的时代不仅为那个时代的文学规范了不同的观照对象，而且也提供了不同的艺术理想。所以鲁迅说：“现在倘有新作的童话，我想，恐怕未必再讲封王拜相的故事了。”他还借用《表》的日译者桢本楠郎的话呼吁：“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们新作品”，培养他们“以新的眼睛和新的耳朵来观察动作、植物和人类的世界”的能力，“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地发展滋长”，与时代一同前进。
诚然，一个时代的思想既十分丰富，又是具体而微的。“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天文，地理，人事，物情，无所不有”的内容，都可以体现“民主”与“科学”的时代精神。但至于儿童的接受来说，不可能不分轻重缓急地面面俱到，不说儿童的精力与时间有限，实际上也没有这个必要。鲁迅认为，儿童的生活应“着重的是吃，玩，认字，听些极普通、极紧要的常识”。所以，“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地选材，努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结合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实际，鲁迅强调儿童文学的任务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将儿童培养成“一个独立的人”，同时更应该是“人的战士”“勇敢而明白的斗士”。
鲁迅关于“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第一谊”的儿童文学功能观，表明他把儿童文学的思想性摆在第一位，重视儿童文学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导引”作用，以及儿童文学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这一基本观点，是与他将儿童视作希望与未来的儿童观、“指导”儿童的教育观以及所坚持的“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文学观一脉相承的。这也是鲁迅儿童文学观与周作人等在当时所倡导的将儿童生活与社会生活相分割，否定儿童文学与社会、政治、教育之间关系的“儿童本位论”这一儿童文学观的根本分歧所在。
（三）“中国文字太难，只得用图画来济文字之穷”
鲁迅不仅重视儿童文学的思想性，而且从中国儿童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与这一思想性的内容相适应的艺术形式，即对插画本儿童读物的重视。
鲁迅认为，儿童读物首先“必须能懂”，“懂是最要紧的”。这里的“懂”有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的因素，当在“极普通、极紧要的常识”这一内容确立之后，形式的意义就十分突出。形式的采取主要是由该形式拟承载的内容与读者的接受能力、阅读习惯所决定的。而中国儿童读者的现状之一就是劳苦大众的子女“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这使得以他们为服务对象的儿童读物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启蒙”的色彩。鲁迅从民间的一种“一字一像，两相对照”的识字课本《智灯难字》和《日用杂字》得到启发，又结合他幼时读《二十四孝图》和给孩子买《看图识字》时的体会，认为多画插图或采用连环图画的形式，正可以补救儿童受教育的不足。他说：“中国文字太难，只得用图画来济文字之穷”；何况“欢迎插图是一向如此的……而且有些孩子，还因为图画才去看文章”。他相信，图画不仅儿童易懂，“而且能懂的图画，也可以仍然是艺术”。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作家“情动而辞发”，读者“披文而入情”，读者与作家的交流是通过解译“文字”这个中介来实现的。这就“要读者们能识字”，再好的文学作品对不识字者来说无异于无。鲁迅在翻译匈牙利H.至尔·妙伦的《小彼得》时，对此颇有感触。他说：“不消说，作者的本意，是写给劳动者的孩子们看的，但输入中国，结果却又不如此。首先的缘故，是劳动者的孩子们轮不到受教育，不能认识这四方开的字和格子布模样的文章，所以在他们，和这是毫无关系，且不说他们的无钱可买书和无暇去读书。”在识字不多的情况下，就“只得用图画来济文字之穷”了。鲁迅说：“书籍的插图，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文学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种宣传画。”这种插画，在“幅数极多的时候，即能只靠图像，悟到文字的内容，和文字一分开，也就成了独立的连环图画”。联系到中国的孩子大多不识字，劳动大众识字不多，插图本读物及连环图画便有了十分特殊的社会意义。
至于利用图画形式供给适合儿童能力的读物，早在20年代初，郑振铎在主编《儿童世界》时，就已经注意到了。他在刊物上自编了不少短小的图画故事，少则数幅，多则十五六幅。其他一些儿童刊物，如黎锦晖主编的《小朋友》，也有类似的连环图画。至于后来在上海兴盛起来的小书摊，连环图画就是其中的主角了。茅盾曾详细分析了当时流行的“小书摊”：“记得是五六年前罢，上海这些街头巷尾的小书摊上主要的还是些《时事苏滩》《时事五更调》之类的唱本；‘连环图画小说’绝无仅有。到现在，则从前居于主要地位的唱本已经退居于一角，有些摊子上简直没有。这一变迁，也指出上海一般民众的阅读能力在这五六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唱本不能满足他们，他们要求‘散文’了！同时因为喜欢看‘连环图画小说’的小学生竟有那么多，也指出现在供给儿童看的读物实在太贫乏。不用说，‘连环图画小说’的内容都有毒。但是‘连环图画小说’对于一般大众以及儿童的势力却值得注意。”所以说，郑振铎、黎锦晖、茅盾、鲁迅对连环图画的注意，其实都是出于这种艺术形式对儿童的影响，不过郑、黎更多地从一般的儿童心理与阅读兴趣出发，茅、鲁则更多地考虑劳苦大众及其儿童的受教育程度。后者比前者更有现实的社会内容。
然而，儿童读物中的插图却始终不尽如人意。“近来许多小说和儿童读物的插画中，往往将一切女性画成妓女样，一切孩童都画得像一个小流氓”；“就是在教科书的插图上，也常常看见所画的孩子大抵是歪戴帽，斜视眼，满脸横肉，一副流氓气”；更不用说色彩之“恶浊”、画面之“死板”了，甚至连最起码的要求也达不到。《看图识字》中的“钓竿、风车、布机之类”，也与实物不符。鲁迅哀叹中国儿童的险境，想到国外儿童的幸运，十分感慨地说：“现在总算中国也有印给儿童看的画本了，其中的主角自然是儿童，然而画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带着横暴冥顽的气味，甚而至于流氓模样的，过度的恶作剧的顽童，就是钩头耸背，低眉顺眼，一副死板板的脸相的所谓‘好孩子’。这虽然由于画家本领的欠缺，但也是取儿童为范本的，而从此又以作供给儿童仿效的范本。我们试一看别国的儿童画罢，英国沉着，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都没有一点中国似的哀伤的气象。观民风是不但可以由诗文，也可以由图画，而且可以由不为人们所重的儿童画的。”
针对儿童读物插画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鲁迅提出了“插图不但有趣，且亦有益”的原则，并亲自示范，尽可能将自己译介给儿童的读物做得文图并茂。1928年，《小约翰》出版时，连用纸及封面他都亲自精心设计，“封面铜板”，“纸用黄色，图用紫色”。后来，又对封面感到不十分满意，写信给编辑，盼望在三版时，能“换一张封面画”。《表》出版时，鲁迅选了32幅原书插图。他曾为孙用张罗《勇敢的约翰》一书的出版，一边联系出版社，一边写信给孙用，“问他可能访到美丽的插图”。孙用写信到作者本国，竟得到了12幅很好的画片。鲁迅高兴之余，又不无遗憾地对译者说：“《勇敢的约翰》图画极好，可以插入，但做成铜版单色印，和画片比较起来，就很不成样子。”鲁迅后来还惋惜地说，“世界语译本上原有插画三小幅，这里只取了两幅；最可惜的是为了经济关系，那难得的十二幅壁画的大部分只能用单色铜版印，以致失去不少的精彩。但总算已经将匈牙利的一种名作和两个画家介绍在这里了。”鲁迅之所以“要尽微末之力”，将外国的插画“献给中国的读者”，据他说，“并不专限于儿童”，还有成人，尤其是“研究文学的”。鲁迅的用心可谓良苦矣！
（四）“孩子的世界是与成人截然不同”
儿童文学赖以自立的基础之一，就是它专以儿童为读者。如何使儿童文学的思想性与艺术形式跟儿童的审美需求、阅读习惯、接受能力相契合，首要的前提就是必须“留心儿童心理”，因为“孩子的世界是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
鲁迅对儿童心理是深有研究的。他曾翻译过日本上野阳一的《儿童之好奇心》（1913）和日本高岛平三郎的《儿童观念之研究》（1914）。这些是我国最早见到的探讨儿童年龄特征的系统材料。鲁迅在译介时就深受启发，在日常生活中，鲁迅对孩子们的观察也是细致入微的。鲁迅曾这样描绘过“孩子世界”的魅力：“凡一个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会踏进久经忘却了的孩子世界的边疆去，想到月亮怎么会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然而“孩子的世界”毕竟与“成人的世界”不同，尤其是不少成人“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候的情形了”，对“孩子的世界”已经不能理解了，他在“孩子的世界”里“有如人的凫水一样，虽然也觉到水的柔滑和清凉，不过总不免吃力，为难，非上陆不可了”，“但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是好像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
鲁迅是非常“敬服”孩子的。孩子们“喜新好异”，有着旺盛的求知欲与好奇心；孩子们喜爱幻想，“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孩子们有一颗“真”心，“不愿‘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谣言”——这些是“凡有稍稍留心儿童心理的都知道的”，而这些又恰恰是成人们难以拥有的最可贵的品质。与此对应的“新异”“幻想”“童真”也正是鲁迅对儿童文学特征的期待。像这样“充满着儿童的天真”的作品，“即使你已经做过九十大寿，只要还有些‘赤子之心’，也可以高高兴兴地看到卷末”。
从“孩子的世界”出发，鲁迅还对儿童文学提出了“浅显而有趣”的整体要求。这一要求显然是针对儿童的阅读能力与阅读兴趣而说的，但落实到儿童文学创作中，就是个“怎么写”的原则问题。鲁迅在批评儿童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高深”与“枯燥”这一超越儿童世界的现象时，提出了“要Brehm的讲动物生活，Fabre的讲昆虫故事似的有趣，并且插许多图画”。在文学上，既要考虑到儿童受教育的程度，尽量“不用什么难字，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也可看”，还要“学学孩子，只说些自己的确能懂的话”，表达上又要尽可能地简洁，“将无之亦毫无损于全局的节、句、字删去”，使其“更有精彩”。这些精辟见解无疑丰富了当时的儿童文学创作理论，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四、鲁迅与儿童文学创作、译介与编辑出版
鲁迅对儿童文学建设的意见是广泛而具体的，这些意见也一一落实在鲁迅一系列的儿童文学活动中，使他“救救孩子”的呼吁变得更加切实了。
（一）“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
鲁迅虽然没有专为孩子创作，但在不少作品中，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件小事》《雪》《风筝》《藤野先生》《社戏》《故乡》等，或记叙儿童生活，或描绘儿童形象，或童心未泯眷恋儿时七彩世界，或绝假纯真对孩童寄寓一片爱心，由此成为中国少年儿童最早接触的鲁迅作品。其中在《故乡》《社戏》等篇中塑造了全新的儿童形象，将它们视作我国儿童文学杰作也不为过。鲁迅笔下的儿童形象有三类：第一类是已经被“吃”，身心都被吞噬的儿童。如狂人的小妹（《狂人日记》）、华小栓（《药》）、单四嫂子的宝儿（《明天》）、祥林嫂的阿毛（《祝福》）等。第二类是正在被“吃”、精神被虐杀的儿童。如从天真活泼聪明可爱、善良无私的少年小英雄，变成了一个愚昧麻木、狭隘自私的木偶人闰土（《故乡》）；“睁着怪眼睛”、同“狂人”作对的一伙小孩子（《狂人日记》）；以苇秆做枪，不自觉地加入迫害“疯子”行列的一群孩子（《长明灯》）；“恶狠狠”像鬼一样的阿昭和她的弟弟（《在酒楼上》）；像大人一样势利、冷酷、凶残的小孩子（《孤独者》）等。第三类是尚未被“吃”的正常儿童。如水生、宏儿（《故乡》），双喜、阿发（《社戏》）等，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作家的希望：“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曾生活过的。”由此可见，鲁迅笔下的儿童形象都取自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是将“救救孩子”与“疗救社会”及“民族未来”这样一些巨大的社会历史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体现了一个伟大作家的艺术良知和社会责任感，而且“孩子——祖国——未来”这一合逻辑的意蕴，又使得鲁迅笔下的儿童形象具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
鲁迅以自己的童年与故乡为背景所描绘的儿童形象，还是我国现代童年母题文学的开风气之作。如果说《故乡》还是童年回忆的片断嵌入，到《社戏》时，作品的主人公已开始与鲁迅的童年生活发生整体性吻合了，到后来，尤其是1926年《朝花夕拾》的出版，在对自我童年生活的艺术观照中，集中表达了他对儿童的理解与对儿童教育的意见。虽然这些理解与意见是成年人的思考与见识，但它所叙说的毕竟是童年时代的生活，所描绘的大多是一个童真童趣的儿童世界，孩子们还是乐于接受并能够接受的。童年母题文学并不等于儿童文学，两者在外延上有一定的交叉叠合，但其内涵却各有自己质的规定性。前者只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切入角度，不像儿童文学那样排斥作家自我因素的介入，并要求作家以儿童的心灵来描绘童年世界。然而，反顾童年，也同样是儿童文学创作的永恒母题。鲁迅这些不是专为孩子们创作的童年母题文学，却为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二）“尚存希望于将来”
鲁迅没有专为儿童的创作，却有专为儿童的译作。把“自己爱看，又愿意别人也看”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奉献给中国儿童”、家长及儿童文学家们。他的译介集中在儿童小说与童话两大类，而尤以童话成绩显著，先后有《小彼得》《表》等六部。这些童话依读者对象来分，又可分为三小类：一是给孩子的童话，如《小彼得》（1929）、《表》（1935）。二是给成人的童话，如《俄罗斯童话》（1935）、果戈理童话（1934）。三是介乎两者之间的童话，如《爱罗先珂童话集》（1922）、《小约翰》（1927）。后两类主要是“供孩子们的父亲，师长，以及教育家、童话作家来参考”。至于第一类则是“不用什么难字，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也可以看的”。鲁迅曾对自己的工作评价说：“我正在译童话……亦尚存希望于将来耳。”
《表》是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列昂尼德·班台莱耶夫的一部中篇小说，也是苏联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的代表作。小说描写一个父母双亡的流浪儿别其卡由骗得金表到送还金表的觉醒过程。鲁迅认为它“内容簇新，非常有趣”，且很有“教育意义”，“至于那些流浪儿，实在都不坏——连毕塔珂夫。我觉得外国孩子，实在比中国的纯朴、简单，中国的总有些破落子弟气味”。因为这些因素，鲁迅觉得有“赶紧翻译”的必要，于是“新年三天，译了六千字的童话”。他的意思“想不用难字，话也比较的容易懂，不料竟比做古文还难，每天弄到半夜，睡了还做乱梦”。他终于病倒了。“前几天的病，也许是赶译童话的缘故，十天里译了四万多字，以现在的体力，好像不能支持了。”
《小彼得》的翻译也让鲁迅“费了力气”。据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说，《小彼得》是鲁迅教她学日文时所选的教材，后来在批阅她试译的稿件后，示范地亲自译出一遍，便是现在的译本。鲁迅在该书《译者序言》中还详细地对照了中国的小读者和外国的小读者在五个方面的差异，并遗憾地说：“开手就翻译童话，却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因为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译，令读者看得费力”，“效果已大不如作者的意料”。“也可以见得：就是这样小小的一本童话，他也一样的认真，绝对没有骗骗孩子的心理。”
鲁迅对于翻译是一贯主张“直译”的，他曾说过“宁信而不顺”，“宁可译得不顺口”。他的意思“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手法”，“保存着原作的风姿”，而且更重要的，这是以成人为读者的。在以儿童为读者的译介时，鲁迅却更重视“意译”，甚至于“改译”，赞成“转译”（鲁迅称之为“重译”）。如果在译介儿童读物时也一律采用“直译”，首先遇到的就是欧化句子不合儿童的阅读习惯；再者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译，而令读者看得费力。他认为“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他又说，靠着“重译”，可以看到好些国家的作品，“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的《堂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待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本，则重译本便是应该淘汰的时候，然而必须那译本比旧译本好，不能但以‘直接翻译’当作护身的挡牌”。鲁迅译的《表》《小约翰》《坏孩子和别的奇闻》等就是从德文转译的；《俄罗斯童话》《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是从日文转译的。为了让孩子们能读懂，鲁迅不仅在译法与文字上以儿童的阅读能力为标准，而且他译的儿童读物，大多既有“引言”，又有跋文之类，给儿童阅读时提供辅导。鲁迅说过：“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鲁迅对于儿童读物的译介，无疑在对发展中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起着“催进”与“鼓励”作用之外，还起着“示范”作用。
（三）“为于读者有所贡献计，只得忍受”
鲁迅一面积极鼓吹并亲自动手译介外国童话，一面热情地鼓励、扶持儿童文学新人。早在辛亥革命前后，鲁迅就支持周作人从事儿童文学，除了兄弟俩合译《域外小说集》时收入王尔德、安徒生童话外，周作人早期所作《童话研究》和《童话略论》都是在鲁迅的帮助下发表的。周作人在绍兴做教师时，倡导儿歌的收集与研究工作，当时鲁迅在北京特地收集了各地儿歌抄寄周作人，并做了详细注解。“五四”儿童文学兴起之后，出现了叶圣陶的童话《稻草人》，鲁迅后来曾做了高度评价：“十来年前，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不料此后不但并无蜕变，而且也没有人追踪，倒是拼命的在向后转。”这样的情形直到张天翼的《大林与小林》（1933）等的出现，才有了改观。但张天翼是在鲁迅的关注与扶持中成长起来的一颗新星。张天翼的处女作《三天半的梦》（1929）就发表在鲁迅、郁达夫主编的《奔流》月刊上。尽管这篇作品还不十分成熟，当时鲁迅在看过原稿后即写信给他，提出一些必须修改的地方，并说修改后可以发表，鼓励他“多写”。嗣后，张天翼不断地寄稿给鲁迅，鲁迅都及时做了负责的处理，肯定进步，指出不足。如鲁迅在一封信中所说的：“你的作品有时失之油滑，是发表《小彼得》那时说的，现在并没有说；据我看，是切实起来了。但又有一缺点，是有时伤于冗长。将来汇印时，再细细地看一看，将无之亦毫无损害于全局的节、句、字删去一些，一定可以更有精彩。”就在写这封信的前一年——1932年，日本友人增田涉为选编《世界幽默全集》，请鲁迅推荐当代中国作家这方面的作品，鲁迅就推荐了张天翼的《小彼得》集。当时又有一位美国友人计划编译中国现代小说集《草鞋脚》，鲁迅和茅盾在介绍中国文坛的“新进作家”时，又热情地推荐了张天翼及其作品。这对于文学青年张天翼，无疑是极大的荣誉与鼓励。
鲁迅还对那些素不相识的文学青年给予了热情帮助。20世纪30年代初，甘肃临洮师范学校学生汪熙之，曾寄诗稿给鲁迅，鲁迅热情地为他奔波找发表的地方，而且还热心地加以指导，说他的诗“有几首是很可诵的，但内容似乎旧一点”。还有一位孙用，当时是邮政局的邮务员，他翻译了匈牙利童话诗《勇敢的约翰》，将译稿送给鲁迅。鲁迅“见译文译得认真而且流利，恰如得到一种奇珍”，就千方百计替他张罗出版。他不仅亲自为译稿做了校订，写了校后记，还为它垫付印刷费、稿费。在校后记中，鲁迅写下了出版这书的艰难经过，并发表了他对童话的一些著名论述。一位化名为颜黎民的中学生曾给鲁迅写信求教，鲁迅在病中仍认真写了回信。他告诫文学少年：“关于科学的书（自然是写得有趣而容易懂的）以及游记之类，也应该看看的。”“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轻重，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这些话今天读来，仍然发人深省，给人指导。
在众多的求教者之中，还有一位18岁的金性尧，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给鲁迅写信、寄稿四次，鲁迅每次都是看后立即复信，对稿中孩子说的话提了意见，并改了错字。没想到鲁迅最后得到的却是作者的责备。鲁迅也依然是看后即复：“先生所责的各点，都不错的。不过从我这面说，却不能不希望原谅。因为我本来不善于给人改文章，而且我也有我的事情，桌上积着的未看的稿子，未复的信件还多得很。对于先生，我自以为总算尽了我可能的微力。先生只要想一想，我一天要复许多信，虽是寥寥几句，积起来，所花的时间和力气，也就可观了。”从这封信里，可见鲁迅对文学青年的宽容与自我牺牲精神。鲁迅在给黎烈文的信中说：“做编辑一定是受气的……但为于读者有所贡献计，只得忍受。”
（四）“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鲁迅一生主编与支持的文学刊物有20余种，为了扶植新生的儿童文学，鲁迅以“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的牺牲精神，利用他手中的刊物，登载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品与文论。早在1923年，由他的学生孙伏园、李小峰等筹措的《新潮社文艺丛书》，就是在鲁迅的直接关切下编印的。据李小峰后来回忆：《新潮社文艺丛书》的选题、出版事宜的“一切设计和规划，我们更多听取鲁迅先生的意见”，并一一列举：“供给稿件最多且最好的是他”，“代丛书装帧与精心设计的主要又是他”，“为丛书细心校阅，一丝不苟也是他”，“作经济上垫款的是他”。总之，“《新潮社文艺丛书》的印行，我们遵照了他的指示，切实执行改革，才扩大了影响，使出版界出现了新的面貌”。这套丛书，对于儿童文学史来说，也是开风气之先河的，其中先后出版有鲁迅译的苏联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桃色的云》、CF女士译的法国孟代童话集《纺轮的故事》、李小峰译的安徒生童话集《旅伴》。
1924年12月9日创刊的《民众文艺周刊》，鲁迅允为其看稿，校阅至第16期止，其中也发表一些儿童文学作品，译作有：克雷洛夫寓言《橡树与芦苇》、Frearick Dielman的儿童小说《蒂姆的鸽子》、安徒生童话《王的新衣》；创作有：儿童散文《卖晚报的小朋友》、儿童小说《工人的儿子》。
在由鲁迅编辑的《国民新报副刊》（1925年12月5日创刊）上，还刊发了尚钺的儿童小说《观社戏》和张定钊译的契诃夫小说《顽皮的孩子》。由鲁迅主持的莽原社编辑的《莽原周刊》（1925年4月24日创刊），和《莽原》半月刊上，也都发表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品，如金仲芸的童话《一块小黑炭的自述》⑨、刘梦的儿童小说《工人的儿子》、高长虹的一组童话小说《草书纪年》、曹靖华译的苏联赛甫林娜的儿童小说《两个朋友》、小蕙译的法国Marie Nodies的儿童诗《孩子，睡罢！》等。
1924年11月17日，以鲁迅为主干的语丝社编辑的《语丝》周刊创刊。《语丝》共出265期（1924年11月17日—1930年3月10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弥深的文学刊物。其中有关儿童文学的有：周作人的《〈两条腿〉序》、张采真烈士的童话《伟大的画家》、曹鸣奇采集的民间童话《狐外婆的故事》以及周作人的《关于“狐外婆”》、孙福熙的《救救孩子》、镜蓉的《长汀河田底牧童歌》、琴川的童话《太迟了》、许天虹译英国诗人白朗宁夫人的长诗《小孩的哭声》。自第5卷第27期起，《语丝》还陆续发表了晴嵋翻译的匈牙利女作家H.至尔·妙伦的童话：《桥》《帚》《夜的幻》《怪壁》《三个朋友》。
1928年6月20日，鲁迅、郁达夫合编的《奔流》创刊。该刊第1卷第3期发表了汉君根据美国作家亨利·范·戴克的童话《一把泥土》译写的《一握泥土》（1928年8月20日）。由鲁迅主持的朝花社编辑的《朝花周刊》（1928年12月6日创刊）和《朝花旬刊》（1929年6月1日创刊）也留心于儿童文学，先后刊发了楼适夷译的爱罗先珂的《催眠歌》、闵予译的安徒生的儿童诗《垂死的孩子》和“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的儿童生活速写《六月的赐惠者——人间杂志之一》。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1930年1月创刊），也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在第6期（1930年6月）发表了陈正道为纪念劳动童子团大会而作的诗《少年先锋》。另一左翼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前哨·文学导报》（1931年4月25日创刊），也由鲁迅、冯雪峰编辑，创刊号为“纪念战死者专号”，发表了柔石烈士的遗诗《血在沸——纪念一个在南京被杀害的湖南小同志底死》。
鲁迅任编委的《文学》（1933年7月创刊），还将第7卷第1号（1936年7月1日）办成“儿童文学特辑”，刊发有儿童文学论著：《儿童文学的“主题”论》（高尔基著，沈起予译）、《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郑振铎）、《儿童文学在苏联》（茅盾）；儿童文学创作：《大鼻子的故事》（茅盾）、《新爱弥尔》（老舍）、《一个练习生》（叶圣陶）、《小红灯笼的梦》（王统照）；儿童文学译作：《筑堤》（苏联童话，傅东华译）等。
鲁迅生前主编的最后一个刊物是《译文》月刊（1934年9月创刊），该刊发表了鲁迅以“邓当世”为笔名翻译的高尔基的《俄罗斯童话》、黎烈文译法国亚坡黎的《动物寓言诗四首》、胡愈之译苏联古地诺夫的儿童作品《我进幼稚园》、曹靖华和佩秋合译的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的中篇儿童小说《远方》等。鲁迅还亲自为《远方》写按语，热情介绍说：“这一篇写乡村的改革中的纠葛，尤其是儿童的心情：好奇，向上，但间或不免有点怀旧。法捷耶夫曾誉为少年读物的名篇。……自有‘儿童年’以来，这一篇恐怕是在《表》以后我们对于少年读者的第二种好的贡献了。”
在1936年7月16日出版的第1卷第2期“高尔基逝世纪念特辑”里，刊载了克夫译的高尔基的《意大利童话》、史洛尼姆斯基的《论普希金的童话》和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与金鱼的故事》，还有曹靖华译的盖达尔儿童小说《第四座避弹室》。从上述鲁迅编辑的有关刊物所刊载的儿童文学论著、创作与译介的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鲁迅对儿童文学的关切，以及在这一关切中所体现的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建设的新见解与新理想，这也是对鲁迅“救救孩子”这一呼吁的最好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