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1983年报考蒋风先生的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至今已经整整30年。30年，弹指一挥间，我也从20岁的懵懂的大学生进入小时作文中描写的境界——“迎面走来一位两鬓斑白、年过半百的老人”队列，唯一没有变化的是我对先生的追随，对先生毕生奉献的儿童文学的追求。

我的儿童文学人生是先生给的，也是先生为我规划的。没有先生对我的用心栽培，就没有我今天的有意义的幸福人生。先生是影响我一生的人，给我人生方向的人，是我一生最尊敬、最崇拜、最感恩的人。我把这深深地埋在心底，努力做好每一件事，努力把儿童文学的事情做好，以儿女一般的心情，默默注视着先生和师母，祈祷并祝福他们。我最大的安慰和幸运，是二老的身体都非常健康。今年8月在合肥召开全国师范院校儿童文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期间，我回到先生和师母身边，惊喜地发现，他们走路比我快，吃饭比我多，才思敏捷，幽默风趣，童心来复，让所有与会的人都受到感染。先生却笑答，是儿童文学让他永远年轻，是来自四面八方、不同职业、不同身份、有着儿童文学梦想的学生们，让他童心永驻。

师范院校儿童文学研究会的前身是师范院校儿童文学教师进修班，是先生1984年亲自创办并领导的，明年将是30周年，培养了一大批儿童文学教育教学、创作评论、出版推广人才。明年又正好是先生90大寿，他的学生们正在把“两大庆典”结合起来，策划一系列儿童文学活动来为他祝寿，为他祝福，这本文集的编选，也是其中之一。衷心祝愿我的导师和师母健康、快乐、幸福、美满，带领我们在儿童文学的阳光大道上快乐前行。

二

30年前，我报考先生的儿童文学研究生，有一段偶然又必然的故事。作为1980届桐城中学毕业的文科学生，高考失利，我在录取志愿重点大学一栏填了我国最东、最南、最西、最北的四所国家重点大学，没有一所录取，服从分配被调剂到安徽劳动大学（学校前身是安徽革命大学、安徽五七大学），这所大学远在宣城20公里外的麻姑山下叶家湾，原来是军队的农垦茶场，四面环山，没有围墙，学校广播里经常播放通知：“同学们请注意，校园出现大灰狼。”其开放荒凉程度，可见一斑。我的师兄师姐们经常步行20公里到宣城爬火车赶往省会合肥上访，最终于1982年春学校撤编，哲学、中文等文科师生分别划到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安庆师范学院等。

与物质的贫乏相比，学校有一座隐映在苍松翠柏中的当时堪称现代化的新图书馆，外形酷似人民大会堂。我在那里第一次读到《儿童文学》杂志，知道还有一种专门为儿童出版的杂志；特别是张天翼童话《宝葫芦的秘密》，勾起我在初中时读这本书的快乐经历，当时因为没有封面也就不知道书名；顺着童话这一兴趣，一口气读完了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豪夫童话，以及古希腊罗马神话，由此对儿童文学发生了极大兴趣，于是按照图书馆借书目录，只要有童话、儿童文学字样的图书，都依次借读，终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苏联儿童文学世界，认识了高尔基、盖达尔、比安基、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特别是比安基的《森林报》。我当时给自己取了暗藏远大抱负的笔名：鲁安基——鲁迅、安徒生、高尔基、比安基，四位大家名字的组合，专门刻了藏书图章，将自己此后购买的儿童文学书籍，都无一例外地在扉页盖上鲜红的“鲁安基”印章。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癫狂，是自幼缺乏儿童文学的熏陶，饥渴的心田在那时得到了补养，心灵回到童年，在童心世界里，疗治我高考失利的人生第一次刻骨铭心的创伤。

类似刻骨铭心的伤痛，在我今后的儿童文学人生里，还有三次。一次是我连续考了五次蒋风的研究生才于1990年被录取；二是1993年我研究生毕业留在母校的愿望不能实现而被迫自寻就业；三是2000年《中华读书报》连发文章批评我的两部儿童文学著作有抄用他人著作的嫌疑。时过境迁，现在回想起来，我非常感激给我教训、给我历练的人们，因为每一次伤痛都触及灵魂深处，都是置于死地而后重生，也是我儿童文学人生的“三大拐点”，我为有这样的人生磨砺而幸运，让我学会虚心做人，踏实做事。

我走过人生这“三道坎”，都和先生的影响分不开。

1982年，我从安徽劳动大学被划到安庆师范学院，得知浙江师范学院蒋风教授招收儿童文学研究生，于是就冒昧给先生写信询问情况，由此开始了我的“八年考研”。我在一篇文章《我考了五次研究生》里有详细的记录。为什么没有考取？都因为英语没有达到录取分数线。从18分、32分、43分到65分，我完全在工作之余，靠高中英语的底子自学（因为安徽劳动大学的动**，被划到安庆师院已经是第二学年下学期，不再开设英语课，大学等于没有英语），直到1990年第五次考研，我背下了当年王安忆编写的《新概念英语词典》，做了大量英语试题，才得以英语65分、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录取。为什么能坚持？就是在每一次失败后，先生都不抛弃不放弃，给我寄他新出的著作，在信中安慰并鼓励我：“理想的琴弦只有叩动奋斗的琴键，才能奏出人生美妙动听的乐章！”最让我感动的是1990年，我所在的学校和教育局已经不同意我报考，先生知道后，给校领导写了一封信，大意是：韩进同志有志于儿童文学，是个好苗子，将来一定有出息，请学校给予特别支持。领导找我谈心，说堂堂大学校长、著名教授为一个考生给单位领导写信，太感动了，我如果不同意，岂不是埋没了人才，更对不住蒋校长。

1993年上半年，先生正好有半年的时间在日本讲学，我在另一位慈父般的导师韦苇指导下，倾心准备毕业论文和答辩，待到毕业时，因为诸多原因，不能留在学校儿童文学研究所了，韦苇老师把我介绍给北京师范大学浦漫汀（我的慈母般的导师），浦教授写信给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吕思贤社长，吕社长风趣地说：“我是思贤若渴，浦教授推荐的，一定照办。”当我拿着安徽省新闻出版局人事函办理离校手续时，浙江省教委却不同意，需要我缴齐三万元的定向培训费，才能出省就业。直到这时方才知道，当初研究生录取时，先生就有一个想法，希望我能留在他身边，继承他的儿童文学事业，于是在浙江省教委把我算作为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定向培养的学生，办了毕业留所工作的委培手续。省教委有先生的签名为证，后经浙江师大校长出面协商，韦苇导师替我代缴3000元改派费，才得以离开。先生从日本回国得知情况后，难免惋惜无奈，并告诉我他早已托人与浙江尖峰水泥集团商调我爱人去做财务工作，让我们在金华安心；鼓励我即使不在科研单位，照样可以做科研工作，邀请我参加他主编的《玩具论》一书的编写（希望出版社出版，修订版获得了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用带领学生写文章、编写教材、合编著作的方式，是先生独创的“师傅带徒弟”提高创作能力、培养学术感觉、扩大业内影响、积累科研经验的办法，先生认为学生可以跟在导师名下“早出名”，先生就是帮学生广而告之，为毕业后就业、科研打下基础。所以，先生主编《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教程》《世界儿童文学大事典》等重要学术著作，都带领并指导研究生们一起做，以这样的方式，学生很快就有了科研成就感、行业知名度、专业关注度。

先生对我更是给予更多机会。刚到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1990），先生就策划了一套“儿童文学丛书”，包括《儿童文学原理》《中国儿童文学史》《外国儿童文学史》《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选》《外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选》，希望能支持我在安徽出版的工作，已经出版过师范院校《儿童文学》教材的安徽教育出版社对此有兴趣。1994年秋，时任安徽教育出版社小学教育编辑室（儿童文学编辑室）的主任朱智润先生和编辑陈龙吟先生一起专程到金华拜访蒋风先生，商定先出《儿童文学原理》《中国儿童文学史》两种。先生把主要精力放在《儿童文学原理》上，让我主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用先生的话说，他“下决心要编写好这部史书。但出版社受选题计划的制约，对书稿的完成有时间的限制，考虑到自己要在9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一部四五十万字的学术著作，不是一件易事，因此邀请我已毕业的儿童文学研究生韩进硕士来完成这一重任，他欣然同意。这当中，因我视力衰退而引起书写困难，便由他参酌提纲执笔，除《绪论》《后记》外，全部是他个人的著作。这是我非常感激的”。其实我心里明白，这是先生特意给我机会，他曾明确对我说：“你如果有一部个人的学术专著，那在学术界的影响就会大不一样。”

接受先生的任务，我全力以赴，把它当作个人的处女作来认真写作。说需要9个月交稿，实际是从1994年秋到1995年夏有一整年的写作时间，从交稿到1998年出版，又有三年时间，边校对边修改，倾注了我四年间的青春热血，把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这部书稿的写作与修改上，不仅没有了休息日和假期，时常写到凌晨两点或者凌晨两点起床写到天亮，力求拿出一部像样的著作，为先生争光，也为自己打算。该书1998年10月出版后，获得过一些好评和肯定，但也给我带来巨大的伤痛。

蒋风先生一定知道并默默关注事情的发展，当时并没有特意说些什么。2002年7月23日至26日，先生创办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非学历研究生班第七次面授暨2002年全国儿童文学讲习会在合肥幼儿师范学校举行，先生邀请我讲授中国儿童文学史课程，期间自然说到刚刚发生的事情，先生慈祥地对我说：“过去的就过去了，汲取教训，多走出去，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这次安排在合肥开会，就是来看看你，安排你授课，就是让你活动活动。”先生还说他计划把他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玩具论》等书进行修订完善，希望我振作起来，邀请我参加修订工作，我点头答应，一股暖流在心头涌起。我明白先生的良苦用心，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同时更强烈地感受到先生作为大家的大气、导师的宽容、家长的呵护，这也是让我“受用一辈子”的温暖。此后，我用了很长时间和很多精力，受先生之托，修订编著《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将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压缩改写，并增写了《第一编中国儿童文学史前足迹》，形成《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的第一编至第七编，即从史前期到1976年“文革”结束之间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简史（全书共八编，第八编《1977—2000年间的中国儿童文学》），大约27万字。这次写作的过程，无疑更是一次温故知新的过程，它的另一好处，是让我漂浮的心，一下子沉静下来，灵魂从歧路回到正途，为我以后继续儿童文学爱好、继续服务儿童文学，产生了极大的鼓动和推动作用。

三

先生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我以为主要有四：一是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开创、奠基人之一。二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杰出代表。三是培养了一支优秀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队伍。四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早在50年代，先生就在浙江师院开设儿童文学课程，以讲稿为基础，于1959年出版了《中国儿童文学讲话》，这是我国第一部具有儿童文学史意义的著作，鲁兵先生称之为“我国儿童文学的‘史略’”，是“整理和编写我国儿童文学史”“一个良好的开端”。“文革”时期，先生已经完稿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简史》被抄毁。“文革”一结束，先生重回讲坛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高校恢复儿童文学课，并于1979年在全国率先招收儿童文学研究生，建立儿童文学研究室（1979—1988年，1988年升格为儿童文学研究所，先生任所长至1994年退休），1982年出版“文革”后第一部儿童文学教材《儿童文学概论》，1986年出版先生主编的中国第一部儿童文学史《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1991年出版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1992年出版先生主编的《世界儿童文学事典》。至此，先生基本完成了对中国儿童文学学科的构建：开设儿童文学课程、编写儿童文学教材、培养儿童文学师资。方卫平先生在回顾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学科发展历程时曾指出，“儿童文学这一处于学术体制边缘的弱势学科，在被一南一北两个村子夹于其间的浙江师范大学，却得到了一种难得的学术尊重、呵护和培育”，“获得了中国所有高校中最好的大学文化土壤和体制保障”，与蒋风先生在浙江师院的开创之功以及先生担任浙江师范大学校长期间（1984—1988）将儿童文学作为核心学科来建设所奠定的基础牢不可分。

先生的儿童文学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儿童文学概论》里，这是“新中国最早一本系统的儿童文学专著，曾一版再版，被各师范院校选作儿童文学课教材”。该书具有鲜明的中国儿童文学特色，既汲取了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的合理内核，又顺应中国文学发展的时代要求，更有先生儿童文学创作、教学、科研的心得。从文学性、儿童性、方向性三个方面，界定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学术概念，是经过近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正反两个方面历史经验和教训检验的最具有合理内核的儿童文学观，是中国特色儿童文学理论的奠基石。

先生认为：儿童文学是根据教育儿童的需要，专为广大少年儿童创作或改编、适合他们阅读、能为少年儿童所理解和乐于接受的文学作品。它是文学的一部分，具有文学的一般特性，服从文学的一般规律，但它又是文学的一个独立的部门，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学的本身的特点，即儿童文学的特点，要求通俗易懂，生动活泼，适应不同年龄少年儿童的智力、兴趣和爱好等，成为向少年儿童进行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的工具之一。

先生强调儿童文学与文学的一致性，儿童文学首先是文学。儿童文学是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任务、性质、发展规律，与文学都是一致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我们谈儿童文学时，首先应该认识它与成人文学的共同性，更不要在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划出一条绝对的界限。

先生认为文学与儿童文学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强调研究任何事物既要看到它的共性，更要探索它的个性，因为“无个性即无共性”。我们研究儿童文学也一样，既要看到它和一般文学的共性，也要研究它自己本身的运动形式，研究它的特殊矛盾，研究它不同于一般文学的特殊点。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它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战斗任务中的作用，更自觉地执行党的文艺路线。

先生认为儿童文学的特殊性是由儿童这个特定的读者对象决定的，强调儿童文学要完成它对少年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任务，必须先认真了解它工作对象的特点，研究它的对象的要求、兴趣、爱好、接受能力等。并引用高尔基在《儿童文学主题论》中的忠告：“有志于儿童文学的作家必须考虑到读者年龄的一切特点。违背这些特点，他的著作就会变成为没有对象的、对儿童和大人都无用的东西。”

先生认为要研究儿童文学的特殊性，首先要研究儿童的年龄特征，强调儿童文学的年龄特征，既有生理和心理基础，更要关注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性和时代性，全面科学准确地理解儿童年龄特点，关注不同年龄阶段对儿童文学的特殊要求，因为儿童文学的特点是它的对象的特殊要求在文学上的反映。

先生认为儿童文学的特点，应该在文学性和儿童性完美融合的前提下，强调“明确的方向性”，强调“儿童文学不同于一般文学的第一个明显特点，就在于它具有明确的教育方向性”，在于“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工具”。因为儿童的世界观人生观正在形成，可塑性大，儿童文学对他的感染和引导必须是明确的、正确的，“社会主义儿童文学应该具有明确的共产主义教育方向性”；“儿童文学的教育方向性，比起一般文学来说，要更明确，更有目的，也更有计划性，也就要对小读者进行有目的的、有计划的共产主义教育”，这是由少年儿童是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特殊身份所决定的。

由此可见，先生回答了“为什么要有儿童文学？”“什么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为什么人（儿童）”以及“如何为”这样一些儿童文学的根本问题，明确了“为儿童”是儿童文学之所以存在的核心问题。初步构建了“文学性、儿童性、方向性”辩证统一、“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儿童文学理论架构，文学性是躯体、儿童性是灵魂，方向性是生命，这是那个时代对儿童文学可能做出的科学、辩证、准确、全面的理论阐释，具有一种与时俱进的开放体系，至今仍然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完全取而代之，这是先生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最大贡献。

先生的儿童文学理论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自然也有那个时代的局限，譬如认为“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有力工具”，从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方向性”和儿童文学作家的时代使命感，导向实践中的儿童文学片面追求教育性而忽视文学性，这是那个时代的误区，并不是先生个人的错误。尤其在经历了新时期以来否定“教育工具论”、儿童文学过分娱乐化、一味迎合儿童心理、追求无意义无意思的所谓“回归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试验以后，我们更加感到，“方向性”必须成为儿童文学最重要的特征，儿童文学对儿童读者必须有正确的引导，必须坚持正面引导，必须提供正能量，激发向上力。这可以说是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儿童文学发展的经验教训。

四

先生儿童文学理论的重要内容，是他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观。今天人们了解到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基本上就是先生在一系列史学著作中主持讲述的历史，主要有《中国儿童文学讲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中国儿童文学史》《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儿童文学史论》等，这一系列著作在当时都是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学术著作，先生的儿童文学史观客观、全面、辩证、发展地描述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主潮，是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研究最有权威性的主流观点，代表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研究的方向和水平。

先生认为，在中国，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儿童文学是20世纪初的产物，但它不是在某个良辰吉日突然从天而降，而是在数千年灿烂的中国文化的孕育下，在继承并发扬中国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传统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走过了从自发到自觉的漫长道路。

先生认为，中国儿童文学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来，是人的现代化、语言的现代化、儿童观的进步、普及教育的驱动、外国儿童文学的影响等诸多社会、文化、历史因素的深刻影响，具有源远流长但发展缓慢、起步晚但起点高、一贯注重教化，又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发展特色，对照《大英百科全书·儿童文学》关于儿童文学发展水平的建议“十大指标”，中国儿童文学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有显著的发展和深刻的教训，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提供了成功经验，预留了极大空间，描绘了美好蓝图。

先生为中国儿童文学而生，先生参与、组织、引导、见证新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在先生的身上就有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高度缩影，很难想象，没有先生参与建设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史论研究，特别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与研究的现状一定是另外一番景象。

先生对儿童文学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培养一代又一代儿童文学队伍。从1952年在金华师范学校开设儿童文学课，1979年在浙江师范学院招收儿童文学研究生，1983年创办全国幼师普师儿童文学进修班，1994年退休创办“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并义务免费招收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至今，先生把毕生精力都放到儿童文学教学、研究和阅读推广上，桃李满天下，五世同堂。他的儿童文学研究生们已经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与建设的重要力量，受他培养指导帮助的儿童文学教师在各单位都已经成为儿童文学教学的中坚力量，众多儿童文学爱好者（如谢华、汤汤等）在他的引导下走上儿童文学创作之路，这是业界有目共睹、心悦诚服的，大家都尊敬地称呼先生为“祖师爷”，这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幸运。“蒋风的历史，就像一部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史。”

五

先生非常重视中国儿童文学的对外交流，可以说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走出去”第一人，对中国儿童文学走向并融入世界、世界关注并接纳中国儿童文学做出了突出贡献，可惜这方面的意义还没有得到应该有的重视。十年前，先生获得第六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2003年10月19日揭晓），又恰逢先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研究60周年，在接受《浙江师大校报》记者约稿时，先生回顾与儿童文学的不解之缘，总结60年儿童文学教学研究，先生自己非常看重“对中外儿童文学交流的开拓”。先生认为，“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中外交流，有交流才能进步，有交流才有发展。近20多年来，我致力于儿童文学的中外文化交流，可谓不遗余力。”

早在1987年，先生成为国际儿童文学学会的第一位中国籍会员，以后又陆续担任亚洲儿童文学研究会共同会长、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顾问、国际格林奖评委等重要的国际儿童文学学术组织的重要职务。1986年应IBBY（国际儿童读物联盟）邀请参加第20届IBBY东京大会，首开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国际交流之旅，至今的30年间，先生几乎每年都出访交流讲学，先后多次在韩国、日本、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法国、德国、英国、丹麦、芬兰等国的国际儿童文学学术会议，都因为经费等问题未能成行，但先生都提供了书面论文供大会交流），以及在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宣传中国儿童文学，宣讲儿童文学主张，推介中国作家作品，培养儿童文学新人，从先生演讲的题目就可见一斑：

1986年，应日本儿童文学学会邀请参加儿童文学恳谈会，做《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主题演讲。

1988年，应新加坡歌德学院和新加坡作家协会联合邀请，出席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做《中国儿童文学如何走向世界》的主旨发言。

1990年，应日本国际儿童文学馆邀请出席大阪中日儿童文学交流会，做《1919—1959年在“光荣的荆棘路上”跋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40年的足迹》基调报告。

1991年，应新加坡国立大学邀请参加“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做《40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专题报告；应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邀请，做《谈谈儿童文学》专题报告。

1993年，应邀参加格林颁奖纪念演讲会做《为了孩子，为了未来》的主题演讲；应邀到日本国际儿童文学馆担任专家级客座研究员作为期半年的儿童文学研究，做《中国近年来童话创作的创新与突破》等多场介绍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现状和态势的学术报告；应韩国儿童文学学会、韩国檀国大学等单位邀请参加首届中韩儿童文学研讨会，做《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与现状》的专题报告。

1994年，应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单位邀请访学，做《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演讲；应海峡儿童文学研究会邀请赴台交流，做《情·象·境·神——从中国诗艺美学传统看海峡两岸儿童诗》主题发言。应芬兰儿童文学学会邀请出席芬兰著名童话作家“托芙·杨松作品研讨会”，提交书面论文《在中国小读者眼中的杨松》。

1995年，再次应香港大学邀请讲学，做《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的学术报告；出席上海承办的第三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做《激动人心的期待——经济腾飞给中国儿童文学带来什么？》报告。

1996年，在南京召开的第八届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上，做《走向21世纪的香港儿童文学》重点发言。

1997年，在韩国首尔参加世界儿童文学大会暨第四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做《东西方文化撞击下的中国儿童文学》报告，并应韩国《童话与诗》杂志社之约，做《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发展》演讲。

1998年，应英国加的夫大学邀请参加“卡洛尔现象研讨会”，做《幻想的伟大胜利》大会发言。

2001年，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讲学，开设“中西儿童文学之比较”课程讲座。

2002—2003年，两次应邀到马来西亚做巡回讲学，并在大连举办的第六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上，做《从口水吐向安徒生到哈利·波特热》发言。

2006年，先生应邀出席在韩国首尔举办的“第二届世界儿童文学大会暨第八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被授予“儿童文学理论贡献奖”，颁奖词这样评价：“蒋风先生是代表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学术界的学者，曾任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已出版了《儿童文学概论》（1982）、《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1987）、《世界儿童文学事典》（1992）、《幼儿文学概论》（2005）等，把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其贡献获得亚洲儿童文学界之具体肯定，特此给予理论贡献奖。”先生成为中国文学界至今仍然唯一的获奖者。

2011年，先生对于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突出贡献，更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界的高度肯定，获得国际格林奖。国际格林奖和国际安徒生奖被誉为儿童文学两大世界性最高奖项。与国际安徒生奖着重鼓励儿童文学作家与画家不同，国际格林奖更注重对那些在儿童文学理论与普及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进行奖励。国际格林奖始于1987年，每两年评选一次，24年来只有12人获此殊荣。第十届、十一届国际格林奖评选中，先生曾两次获提名，此前12位获奖得主分别来自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先生依然是中国获得国际格林奖的第一人。

先生始终致力于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的努力，终于让世界更了解中国，中国儿童文学与世界儿童文学“取同一步调”，蒋风无疑是中外儿童文学交流的开拓者、建设者和见证者。

六

回想追随先生30年的每一天，追思发生在先生身边的每一件，细读先生著作的每一个字，深刻地感悟到应该有一种叫作“蒋风精神”的力量存在，这是我一生前行的动力，也应该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界的“一种精神”，成为世界儿童文学了解中国儿童文学的“一种精神”，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宝贵财富的“一种精神”。“蒋风精神”究竟是什么？我倡议儿童文学界可以开展广泛自由的讨论，首先讨论有没有这样一种精神的“力量与财富”，再讨论“蒋风精神”的内涵和意义。作为先生的学生，自愿抛砖引玉，谈谈自己的感受。

蒋风精神是先生一辈子致力于中国儿童文学建设与发展的人生历练中形成的具有蒋风性格、蒋风气质、蒋风特色而又代表了中国儿童文学工作者最可宝贵、最可珍惜、最可弘扬的一种精神动力和业界典范。可以从以下五组辩证关系中窥探一斑。

梦想与奋斗

先生说：“有梦最美，因为有梦往往就有希望相随。”。1986年，先生赴日本参加儿童文学国际研讨会，参观大阪国际儿童文学馆后，就萌生了在中国创建国际儿童文学馆的想法，此后一直为此在全国奔波。1999年，先生出版了一本文集，名字就叫《未圆的梦》，第一篇《我还有一个未圆的梦——在中国创建一个儿童文学馆》。2007年5月25日，浙江师范大学红楼，83岁的先生，这位浙江师范大学的首任校长，和时任浙江师大校长的梅新林教授一起，亲手揭开了我国第一个“国际儿童文学馆”牌上的红绸。先生动情地说：“我做了21年的梦圆了！”他捐献了首批藏书8000多册，并欣然出任国际儿童文学馆馆长。梅新林校长说得好：先生喜欢做“梦”，也善于圆“梦”，大至宏伟理想，小至普通心愿，他都喜欢称之为“梦”，然后就是执着于圆“梦”之旅，并最终实现之。圆梦来自不屈不挠的奋斗，也就是先生1986年给学生的信中所教导的：“理想的琴弦只有叩动奋斗的琴键才能奏出人生美妙动听的乐章！”先生为这样的儿童文学梦想，他的人生梦、中国梦，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信念与毅力

先生说：“从1943年在报上发表童话《落水的鸭子》开始，我与儿童文学就结下了不解之缘。1947年在报上看到三个孩子因受迷信荒诞的‘小人书’的影响，结伴到峨眉山修仙学道的报道，更坚定了我要为中国儿童文学事业贡献微末力量的决心，半个世纪来在儿童文学创作、教学、研究岗位上坚持不懈，从不动摇，尽管在人生道路上受尽轻蔑、鄙薄，甚至在‘文革’中还为此被关了三年‘牛棚’，仍义无反顾，终生不悔。今已退休进入古稀之年，又在当地政府关怀下，创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义务招收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为培养儿童文学人才、繁荣儿童文学事业贡献余热。”

先生从事儿童文学至今（2013年）已经整整60年，这一辈子先生只做了一件事：从事儿童文学。这源于先生对为儿童服务的无比坚强的信念和由此爆发出的无比顽强的毅力，用一生的心力做一件事，把它做到极致、做到完美。

回顾走过的人生，先生百感交集，“我享受过成功的欢乐，我吟味过失败的苦恼；坎坷的道路，曾使我几乎走向绝境，但从未动摇过我的信仰。”先生认为，“判断人生道路上的这场胜负，在于用毅力换来的成绩，正如判断一棵果树的优劣，要看它结的果子是否丰硕，而不是看它的叶子是否葱郁。成功者常常用毅力写胜利的传奇。”坚信“有志者，可以在石山种出青松来，也能在深海里抓出鱼来。有志者，再长的路一步一步走，徒步也能到达罗马城；再硬的石头一点一点抠，徒手也能凿出井眼来。无志者，千难万难，来到面前的全是困难。一个缺乏意志的人，好似一条没有罗盘的船，它会随风行驶，不断改变自己的方向”。

包容与专注

先生说：“该做的事实在太多，即使人有两次生命，也永远做不完。别让自己在我是你非、你短我长的琐事冗论中浪费生命。朝前看，扯起生活的风帆，迎着璀璨的朝霞，驶向自己梦想的明天。”先生经历的三大人生波澜，正是最好的注释。

一是1967年至1970年的三年，先生因为出版了《中国儿童文学讲话》等几本儿童文学书，而遭到抄家毁稿，批斗游行，但此时先生想的是心爱的儿童文学，想的是决不能让孩子重演上峨眉山学仙跳崖的悲剧。作为家长、教师、儿童文学家的现实责任感，让先生笑对人生逆境，开始在牛棚里总结自己创作儿童诗、教授儿童诗的体会，构思他的《儿歌论》，待到“文革”一结束，先生就出版了我国“文革”后第一部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儿歌浅谈》。先生后来在《我的三部曲》回忆说，“牛棚”三年，精神没有被摧垮，力量来自搞儿童文学，自信来自“我要尽可能为孩子们多做一点工作”的责任心。从“牛棚”出来后，先生对曾经迫害过他的人、批判过他的人、误解过他的人，不仅不记仇，相逢一笑，而且在今后的工作中，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给予尽可能的关照和方便。

先生历经的第二次波澜是1984年2月至1987年12月的四年，先生突然由一名普通的教师被直接任命为浙江师范学院院长，1985年学校升格为浙江师范大学，先生担任首任校长。先生提出“唯实”校训，拟定“十大思路”，重视国内外学术交流，培育儿童文学学科，把一所新办大学搞得生机勃勃，特色鲜明，受到尊敬和爱戴。但对先生的治校理念、治学方法，甚至是先生培养研究生的方式，也有不同意见，甚至是刺耳的言论，先生不是不知道，也不是没有委屈，但先生认真地听，从不浪费时间去争论。先生曾经对学生说，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想法自然会不一样，有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很正常，人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对待各种声音，要有包容的心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事事斤斤计较，就会失去别人提意见这面镜子。要把有限的时间用到工作上，不要因为纠缠于一时一事的纠纷，而忘记今生肩负的重任，只有专注于自己的人生选择，才能不愧每人只有一次的生命。

先生经历的第三次转折是1994年退休，70高龄的先生，感觉自己可以静心、尽心地做好钟爱一生的儿童文学。他自我加压，从头开始，继续担负起培养儿童文学新人、推广儿童文学阅读的重任，个人创办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自己担任导师、招生员、资料员、档案保管员、收发员，多职兼于一身，并以“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的名义，招收免费的“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创办并免费编辑、印刷、出版、邮寄《儿童文学信息》报，至今已经坚持了20年，学员近600人。有人对先生的行为不理解，为什么要自找这种吃力破财伤神的“傻事”，甚至几百人的学员也各有自己的想法。先生每每听到些议论，都会报以会心的一笑，“如果一个人的活动总是以周围的舆论为转移，那么他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先生总是把包容放在心里，把责任担在肩上，专注选择，笑对是非，鞠躬尽瘁。

学习与创新

先生说：“没有一个人是带着功勋出世的。”先生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退休后不仅开办“免费的大学”，更有时间到孩子中间去，“向孩子学习”，永不满足，即使是快90岁高龄，仍然坚持每年参加由他创办的在全国各地巡回举行的全国师范院校儿童文学研究会，而且每一次都从头到尾，认真上好每一课，认真听每一个同志交流发言，认真记学习笔记，每一次都将学习心得写成文章，发在《儿童文学信息》上和学员交流。此境此情，感动激励着每一个人，每每有人向先生表达敬佩的心情，先生总是笑呵呵地说：“我们老年人更需要学习，不学习，你们青年人就不带我玩了。”

先生认为，“生命最大的意义在于创造。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得为这个世界增添点什么。”先生自比平凡的小草、渺小的水珠，勉励自己要“年年萌发新绿”，“保持晶莹、纯洁”，“为美化世界添点什么”；“要不断创新，做一点超越自己能力的工作”。先生以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和勇气，“60年创下十个第一”：创建新中国第一个儿童文学研究所并创建儿童文学学科；“文革”后第一个招收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编写新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儿童文学概论》并第一套系统儿童文学教材；主编出版中国第一部大型儿童文学研究工具书《世界儿童文学事典》；主编第一本大型儿童玩具理论专著《玩具论》；第一位退休后以一人之力创办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并免费招收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创建我国第一个国际儿童文学馆并任馆长；成为国际儿童文学学会第一位中国籍会员；唯一一位获得国际格林奖的中国儿童文学家；第一位走向世界并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家。先生就是这样，不断学习，不断创新。50多部著作，都是他学习的心得，创新的成果。尤其是先生对中国儿童文学创下“十个第一”的突出业绩，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一座丰碑。

童心与奉献

先生是天生的儿童文学家，他有一颗纯洁无瑕的童心，做事较真，待人以诚，对事业专心。儿童式的单纯、率性、真诚、善良、透明、阳光，一直伴随着先生。如今快90高龄的先生，经常和孩子们一起写诗画画，一起讲听故事，是孩子们的好玩伴，孩子们的好爷爷。先生自己说：“我心理上一直很年轻，至今没有年老的感觉，是孩子给我的力量。”

先生爱生活、爱人生，把一生都奉献给为儿童的文学。先生说：“人只能活一次，时间和精力都很有限，只能选择一项最有意义的事业，我选择了儿童文学。面对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我从不羡慕他人的荣华富贵，也不为自己的半生清寒而失意感叹。我专注地向往自己的一方蓝天——为孩子们工作，为明天更美好而工作，这就是我应该走的路。这就是我的事业，值得我热爱并为之献身。”

先生爱儿童，才爱为儿童的文学，才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儿童文学事业，自我燃烧，无怨无悔，这种忠诚与奉献的精神是先生最可宝贵的品格。“我向往美好的未来，我热爱儿童，我要为他们工作。在我前进的道路上，我没有注视自己的名字，但我注视着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我的名字是微不足道的，但我所献身的事业却是威严壮观，务必瑰丽的。当我为自己献身的事业流血流汗、耗费心机的时候，我从不去考虑个人得失。我想，我也许会失败，但失败也是光荣的，或者说是伟大的。”先生的伟大还在于他无怨无悔，“我虽因自己的选择而过了大半辈子清苦的生活，但我终身无悔，要是能年轻40岁，刚走进生活的大门口，我仍然还会选择儿童文学作为我终身的事业，所不同的，也许是我会更有计划、有步骤地从事这一不朽的事业，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更有成效一些。”

老骥伏枥，童心犹存。我们终于明白先生的儿童文学人生，按先生的年龄，完全是可以不理一切，安享清福地过他退休的日子，但儿童文学是先生一生的梦想，是先生的生命，生命不息，鞠躬尽瘁，发挥余热，感恩儿童。先生说：“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寿命再长也不过百岁左右。儿童就是我们生命的延续。为儿童工作就是为未来工作，也就是延续了我们的生命。‘未来’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名词，它体现了老一辈对下一代的期望，也蕴含了老一辈对下一代寄予的理想。为了孩子，就是我们老一辈对未来岁月的热望。”

“蒋风精神”应该有更高度、更凝练、更准确、更易记的科学概括。我想到的是先生为梦想而奋斗的精神，为信仰而坚持的精神，包容他人与专注事业的职业精神，不断学习与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挚爱儿童与选择儿童文学的奉献精神。“蒋风精神”应该有更丰富的内容和更深刻的内涵，更能体现先生与时俱进的人生观，幼者本位的儿童观，坚持导向的文学观，筑梦未来的事业观。这笔重要的中国儿童文学的宝贵财富，应该得到业界的关注、研究、学习与推广，形成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品牌，对中国及世界儿童文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贡献。

七

9月1日，是学校开学的日子，先生给我寄来新世纪以来国内外主要媒体报道他的一大包文章，希望能汇编成册，名为《新世纪的足迹——蒋风的儿童文学世界》，作为明年“两会”（5月在苏州召开的纪念全国师范院校儿童文学研究会30周年，8月在厦门召开的庆祝先生90华诞暨儿童文学研讨会）的材料之一，这也是先生在8月份来合肥出席全国师范院校儿童文学研究会年会时，我们师生一起商量好的事情。先生在信中说，出版《守望的情结——蒋风的儿童文学世界》时，马力教授写了一篇长长的《蒋风论》，作为该书的“代序”，也希望我为这本记录先生新世纪儿童文学足迹的文集写一篇序文，鼓励我是最合适的人选。

先生布置的作业，学生没有不好好完成的道理，也再一次感到作为先生的学生的那份荣誉和自豪。但说到作序，非常惶恐而不安，学生是没有资格的。但毕业至今已经整整20年（1993年），追随先生整整30年，先生的恩德铭刻在心，也一直想写一点文字，却一直没有写，是一直没有想好该如何写。现在要交一份作业，自然有了机会，我也非常珍惜，不再推辞，没想到提笔就停不下来，一口气写了上面的文字，也是一篇长长的“代序”了，表达学生对老师的崇高敬意和由衷感激。

先生邮寄来的报刊素材有近百万字，先生希望尽可能多地收入，即使是同一件事情的重复报道，也因为媒体、角度、读者、评价、时间的不同而有特殊的含义和解读，也因为内容非常丰富庞杂，先生建议按照时间顺序来编排，并亲自手抄了一份16页的目录，嘱咐我请一位有丰富编辑经验的责编来承担这一重要的任务。

编辑先生这样一部重要的文集，学生只有亲自来做才放心。编辑出版技术的进步，很多年轻编辑已经不会按部就班地编辑传统书稿，尤其是汇编文集，需要相当成熟的编辑功底，我很不放心放手让别人去剪裁，这是我的心病，也是我的小气。非常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朱寒冬社长，慨然应允出版这本文集，了却我的一桩心愿，并选派宋潇婧这样一位“年轻的老编辑”承担这一重任，我对小宋是了解的，文学硕士，文学部副主任，有十年编辑经历，由她来做，我放心。在此谢谢他们为此书出版付出的努力。

要对先生说抱歉的是，现在这部文集约60万字，是学生自作主张，对书稿做了比较严格的编选，重要的信息没有遗漏，重复的内容认真辨选，在确保内容质量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力求主题更突出，内容更清晰，意图更明显，细节更丰富，也尽可能地为出版社减少一些编辑出版的成本，因而，对编选的体例做了变化，分两个重要的专题——“蒋风与儿童文学”研究文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全国儿童文学讲习会”纪实，学生认为这最能体现先生新世纪以来的儿童文学研究评价和创造性的儿童文学教学实践，其余重要的信息采用编年的形式，总分结合，纵横互补，以期较为全面地记录新世纪以来先生的儿童文学足迹，帮助人们了解先生的儿童文学世界。

通读先生的书稿材料，一次次被先生老骥伏枥的奉献精神所震撼，一次次为先生对儿童的热爱和从事儿童文学事业的**所感染，一次次激发起创作一部《蒋风评传》的强烈愿望，以一个学生的眼光，交一份作业，真实记录先生的儿童文学人生，弘扬光大先生的儿童文学精神。

衷心祝愿先生童心永驻，永远年轻！祝先生为之奉献的儿童文学不断繁荣发展！祝先生关爱的孩子们在文学的花园里快乐成长！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