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奈恩唯物史观的民族主义理论在西方左翼中是引人注目的和影响深远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理论本身有其客观局限性和主观片面性。

第一，动态感极强导致其理论框架前后矛盾。奈恩是一位比较有动态感的理论家，其他理论家往往说了一个道理之后就不停地重复自己，但奈恩的理论覆盖面比较广，内部也有比较多的变化。这种动态性虽然使得奈恩的思想总是保持着高度的新鲜感和时代性，但也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和矛盾性。随着各种历史事件的上演，奈恩的思想理论也随之频频变色，这使得他自身的民族主义思想框架出现了某些矛盾。比如，一直以来，奈恩都站在现代主义的立场坚定地反对原生主义的民族主义，而在《民族主义的面孔》一书中，他从基因、遗传学、人性等方面来辩护民族主义，希望“建立一个更合理的生物学和亲属之间的联系”①。相较奈恩之前的人类不应被区别对待，民族和民族主义等是现代产物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原生主义做出了一些让步。

第二，后期对马克思主义的远离导致其理论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早期和中期的奈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葛兰西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出发，探讨了历史运动的主体问题，分析了民族与阶级的地位，以及不同阶级的历史作用，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的不均衡发展”定律来解释苏格兰民族主义之兴起并预测联合王国之崩解。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奈恩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发生了动摇，这也使得他之后的思想逐渐走向了修正、局限和片面。比如，以前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是实现自由、解放的路径，而在面对1989年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以及接下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时，他则收缩了对社会主义的论述，不得不说这一转变是一种倒退和妥协，表现出了奈恩作为知识分子的软弱。

第三，奈恩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探索主要是从其所处的发达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现实出发，是为了解决苏格兰与资本主义的不列颠王国的特定问题而建构的，因此其理论方法具有必然的限定性和特殊性。直接的后果就是，奈恩的民族主义思想由于受到自身的身份即苏格兰人，自身所处的环境即发达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以及想要达成的目标，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民族共同体的约束而受到了限制。在超出发达资本主义的范畴，也就是在不发达的边缘区域想要实现社会主义，其理论就略显无力。虽然奈恩也详细探讨了在边缘地区以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民族性的现代化事业、心智生产力的发展和民族群体的革命运动等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但是他仍无法避免地表现出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局限性、所处不列颠王国的地域局限性，以及现行资本主义主导社会的时代局限性。因此，在学习借鉴他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时，我们既要继承和发展他的理论探索精神，又要从他的理论模式中走出来，结合自身的实际状况，形成符合自身特点的民族主义理论。

第四，奈恩在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对民族主义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民族主义问题的阐释上是缺失的，他从修正的角度解读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剖析马克思主义在现当代社会中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解释的忽略和其某些局限。虽然他所说的“缺失”是带引号的，但是这表现出奈恩远未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述，他低估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进程中的发展与进步，因此其理论颇具历史宿命论的味道。

其中，奈恩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和阶级划分来倡导民族主义的解放运动，另一方面却也过度地强调民族的核心地位。我们知道，1852年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做过经济上的分析。”①马克思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了新的发展。他说：“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

(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级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②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任何人强加给历史的主观臆想，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是人类对自身发展认识的结晶。既然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存在，在研究一些历史现象时，我们就必须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然而，在奈恩的民族主义思想中，他将民族主体放在历史的中心，从而降低了阶级的地位及阶级斗争的作用，这种分析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张力，也忽视了阶级范畴的解释力，因此遮蔽了民族主义分析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奈恩却批评“民族主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历史性缺失”①,这样的立场会不会有矛盾呢?盖尔纳有一段话颇能表达奈恩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研究上的定位，盖尔纳不改其幽默本色，一方面称赞奈恩的分析“大体上正确无误”②,另一方面却又质疑奈恩调适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困境，他写道：“基督徒曾经历至少三个成长阶段。第一个阶段，在此时期他们大都相信自己所说的话，真正吸引他们的是救赎的承诺和它所显示的真实讯息，对于是否能与前辈信徒建立起历史的连续性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事。到了第二个阶段，这时候他们会遭遇越来越多会动摇他们信仰的压力，他们必须努力去克服并坚定信念，其中有些人会因失败而放弃。到了第三个阶段，即到了现代论神学时期，此时的‘信仰’内涵已经微不足道(或者只是增减问题),此时信徒想要与那些根本就有名无实的前辈建立‘薪火相传’的关系，这是真正心灵上的回馈，象征着他们的坚信，教义对他们而言已是可有可无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也要经历相同的发展阶段，当他们

到达第三阶段时(有些人确实已抵达了),他们的观点便不再具有思想上的讨论价值。奈恩还停留在第二阶段，……他正在为信仰奋斗，而且感情丰富，心神不宁却很虔诚，他这本书让人感兴趣的正是这种矛盾情结。”①

虽然与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相比，奈恩民族主义理论仍有许多缺陷，但是无论怎样，他实现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民族主义理论的延伸，为我们重新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理论分析的方法。在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下，奈恩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中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所形成的动力机制，揭露了资本不均衡发展和帝国主义的运行逻辑，较为科学地解释了民族主义与现代工业社会的关系，尝试建立将唯物史观嵌入现代民族主义的模式。奈恩对民族主义核心特征的分析也使我们对民族主义问题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同时，他对民族主义的整体论证，也使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民族主义的作用有了更多的思考，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给予人们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框架，这一点是很具理论价值的。奈恩对于民族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阶段和途径的解读，揭示了现代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必然联系，给出了一个兼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现实实践的系统解释，使民族主义具有了新的完整性和开放性，体现了民族主义主体超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总体诉求，为人类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希望和路径，这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