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奈恩民族主义思想的贡献与价值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不列颠的瓦解》到90年代的《民族主义的面孔》,再到21世纪的《不列颠之后》《全球矩阵》,过去半个多世纪，奈恩的民族主义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在纷繁复杂的民族主义研究中独树一帜，并具有广泛的影响。社会理论家保罗·詹姆斯这样评价道，“汤姆·奈恩，他本人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家”①,究其根本，就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注入民族主义的机体当中，并以此构建起有系统的、客观的理论框架。他奠定了一种新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民族主义理论，确立起唯物史观的民族主义理论脉络，这种新的解释范式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格拉斯哥卡里多尼亚大学当代史教授威利·汤普森(Willie Thomp-son)于1992年在《当代档案》(Contemporary Record )上发表的《汤姆·奈恩和不列颠国家的危机》("Tom Nairn and the Crisis of the BritishState”)一文，对我们认识奈恩的价值颇具代表性，在文章最后“奈恩的重要性”部分，他这样总结：“奈恩的理论发展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并没有经历任何重大的中断或逆转。他可以说自己的观点被证明在不列颠和国际上都是正确的。早在《不列颠的瓦解》一书中，他就已经在南斯拉夫和苏联同时识别出了崩解性的民族主义力量，而当时几乎所有左派人士都认为这些政治形式将永远存在，无论它们有多么‘畸形’都代表未来的潮流。因此，苏联集团的戏剧性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回归民族结构市场经济的热潮，比左派的任何其他理论模型都更符合奈恩的理论模型。当被问及他对1989年至1991年发生的事件的看法时，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来回应，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何时才能与历史重新联系起来?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一主题，通过断言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的事件，表明民族形式的政治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提前出现了。它代表了在物质条件还不适合其实现之前欧洲知识分子的一种理念投射。”
“然而，20世纪上半叶，特殊的历史环境使这一理念能够在某些有限的情况下，在苏联、东欧和第三世界变成政治现实。社会主义成为工业发展的意识形态。一旦它尽可能多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它就会从内部崩溃，其统治精英就会丧失历史上的自信和权力意志。
“因此，根据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标准，未来将是一段漫长的正常化时期。他对福山(Fukayama)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The End of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表示赞赏，但也表达了可预料到的严厉批评。奈恩预测，至少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条件才会成熟到允许出现一个可实现的社会主义，并形成社会主义赖以出现的民族结构。他仍然深信马克思主义‘宏大叙事’的最终可行性，但不是以任何教条的观念，这体现了葛兰西式的箴言，即‘理智上的悲观主义，意志上的乐观主义’。
“从整体上看，汤姆·奈恩已被证明是20世纪一位颇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尽管他与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该党目前的方向与他所赞同的方向非常相似：主张根本瓦解不列颠国家，坚持明确的社会主义目标，还强调欧洲的认同。尽管苏格兰民族党表面上并非共和主义，但很明显，与目前不列颠的情况相比，在独立后的苏格兰，君主制所扮演的角色将大大削弱。总而言之，奈恩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被视为是苏格兰民族党当前的智力先驱和化身，他也塑造了苏格兰左派目前的格局。苏格兰选民动摇了不列颠宪法的现有框架并发起了一个进程，尽管在1992年的选举中失败了，但这一进程几乎肯定会以彻底的重组而达到**，因此，奈恩更广泛的价值也不容低估。”①
以上评论写于1992年，可见奈恩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极具影响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相关理论更进一步被现实所证实，尤其是对苏格兰问题走向的把握更是精准的令人咋舌，其理论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奈恩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民族主义的理论贡献和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奈恩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批判性地借鉴各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极具个人风格的民族主义理论，表现出浓厚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张力，这是一种把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跨界”体系，是英国新左派探索、解释民族主义范畴的重要理论创新。奈恩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剖释民族主义，将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现代主义的理论方法、整体主义的分析视域、平民主义的理论立场和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浇筑到民族主义的理论结构中，这一极具创造性、开拓性的阐释方法，打破了传统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解释障碍，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发展史上重要的理论创新，具有时代进步性。政治学家琼·科克斯对奈恩有一个中肯的评论，比较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有充分的理由表明，《不列颠的瓦解》是一个新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奈恩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不是他为了其他一组原则而抛弃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主义的历史与它不符合。奈恩相信，马克思主义在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中是正确的，相信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世界决定性力量的绝对优势是正确的，相信马克思主义作为控制和发展的矛盾体系之特性是正确的，也相信马克思主义永恒发展的动态性是正确的。他期待着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理论，……建立在整个世界的社会发展之上’。他暗示，这种发展将走向社会主义，尽管他所希望的社会主义的沉淀剂和形式是完全不清楚的。在《不列颠的瓦解》中，奈恩把民族主义带到了舞台中心，解释它、维护它，但并不相信它。他把民族主义视为理性上的错误和历史上的正确，这就造成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含义，但能够成为民族主义者并不是他的愿望之一。”①
其二，在现代主义的理论方法中，奈恩运用“不均衡发展”的概念解释了民族主义的产生。“不均衡发展”这一概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分析探究，奈恩对此概念做了进一步深化，将其作为民族主义产生、发展的源头进行分析。他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它自然地把世界划分为中心(核心)区域和外围(边缘)区域，这种中心—外围的差异性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的核心问题之一，奈恩借鉴和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概念对民族主义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这与普遍存在的从文化生成、政治划分、族裔人类学等方面着手分析的理论有着根本不同。奈恩指出，边缘不发达地区的民族群体最直接地受到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的打击，民族主义正是根源于此，他“用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方式将其(民族主义)视为起源于经济因素，但以一种新奇的方式，即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结果……”①奈恩对民族主义起源的解释从根本上挑战了传统的把民族主义起源归于最早的工业化地区的理论型构，在考虑资本主义经济不均衡发展的基础上，将区域结构进行了划分，将其根源追溯到不均衡发展下的边缘地区，这一分析为我们认识民族主义的产生根源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和逻辑进路。
其三，在整体主义的分析视域中，奈恩较全面地分析了民族主义的诸多特征，而其中最广为引用和讨论的当属他对民族主义“贾纳斯”(双面神)特性的分析。“简言之，奈恩认为，好的或坏的区分是有问题的。不仅仅因为它的法西斯主义的表现是不好的，而反帝国主义和解放的表现是积极的；即使是民族主义最积极的形式也可能是有问题的。……如浪漫的爱情有潜在的悲剧后果。……这是现代时期人类状况的一个中心悖论。”②奈恩借鉴人类历史与现实，对民族主义进行了客观细致的分析和理性的认识，虽然他十分同情民族主义并希望借由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来实现民族群体的自由与解放，但他仍一针见血地“把民族主义称为‘现代发展的病理’”③,按照这一逻辑，我们就可以毫无障碍地理解现代历史当中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法西斯主义的暴力行为。因为，“海德先生”和“哲基尔医生”都是民族主义的表现剧目，所以深刻认识到这种两面性，既是对民族主义发展动态的正确理解，也避免了以偏概全地对某种特定民族主义状况进行片面地认知。笔者认为，奈恩在对民族主义的全面认识中基本上做到了公正与理性，他把民族主义放置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之中，较好地理解了民族主义的“善”与“恶”。
其四，在平民主义的理论立场中，奈恩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思想的时代局限，从民族范畴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作为历史产物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社会状况的科学、理性、客观的分析，而以当时社会为背景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必然会受到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因此用其分析当下的社会问题不可避免地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逾期性。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的观点，作为革命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来了人类解放事业的胜利，而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民族已然成为人类解放的又一超级主体。通过把民族置于社会历史的中心，奈恩突破性地对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念进行了发展、创新与“修正”,这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是一种适时的、与时俱进的、非绝对论的理论探索。我们看到，只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徐行徐立，寻求传统与现实的平衡点，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而从整体观之，奈恩的这一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确实为现代人类社会中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矛盾的解决，提供了一条新颖的思路。以色列政治学家梭罗莫·艾维尼里这样评价道：“汤姆·奈恩共享了这种打破传统信仰的修正主义，他也许是新左派思想家中关于民族主义最激进的思想家。在许多出版物中，他呈现了一幅复杂的——也许令人困惑的——把民族主义融入马克思主义的图景。”①
其五，在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中，奈恩建构、发展了一套解释民族问题的新体系，试图寻找一种理论体系来涵盖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并基本上完成了把二者相融合的解释框架。他以对民族主义病态的危机与拯救、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抑制与超越，搭建起了一个走向社会主义民族共同体的新道路，开创了一种新的理解民族、民族性、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模式。一方面，这具有助推马克思主义在民族理论领域解释力不断发展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这改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民族问题的分析方法和固有形式，倡导了一种更具综合性、包容性、挑战性和现实性的民族国家政治哲学观，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
其六，奈恩的民族主义思想在20世纪引发了民族主义研究范畴的诸多讨论与回应，激起了这一领域的解释热潮。亨利·帕特森这样评价道：“奈恩的书代表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打破旧习的伟大力量，以及用一个刺激力量引发了许多重要理论的和实证的问题。”②奈恩的民族主义思想引发的强烈反响，既有对他思想的热情支持，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谈到《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最原始的写作动机时写道：“关于这个问题(民族主义的性质和起源的一般性论题)真正的公开辩论要等到1977年，在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兼马克思主义者汤姆·奈恩出版了他那本打破因袭成见的《不列颠的瓦解》之后才出现。这位苏格兰民族主义者把联合王国——盖尔纳、霍布斯鲍姆，还有史密斯都对这个国家有着强烈的情感依附——描述为一个从前民族、前共和时代残留下来的老朽遗迹，因此(联合王国)注定要迎向和奥匈帝国一样的覆亡命运。这位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枪口所指向的，是在他眼中古典马克思主义对于最广泛意义下的民族主义之历史和政治的重要性，即那种肤浅的对待或者回避。在这本书所引发的辩论中，我非常同情奈恩。所以写作《想象的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意图，就是支持(当然，是‘批判性地’支持)奈恩前述两个论证的立场。”①也有对他的某些论点的批判及怀疑，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对一书的一些反思》一文中写道：“奈恩是十分错误的，他把19世纪的苏格兰视为一个显著的异常(19世纪的苏格兰缺乏国家意识，它几乎完全缺席了欧洲民族主义的重大的和不同的阶段)。”②可见，其民族主义理论在西方是成功的和引人注目的，值得学界进行深入的研究。
其七，奈恩将民族主义理论引入现实实践当中。其民族主义的理论体系建构并不是纯粹理论上的纸上谈兵，而是将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其理论的创作和问题的提出都是直面民族范畴的相关现实而进行的解读，表现出时代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奈恩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源源不断地为苏格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输送思想养料，写出了《不列颠的瓦解》《民族主义的面孔》等一系列著作，从民族主义的视域对资本主义不列颠王国的分离前景做出了阐释，其理论直接影响了苏格兰独立公投的现实进程。可以说，奈恩的民族主义思想既是历史主义的认知，又是现实主义的思考；既有理性的狡黠，又具备实践的可操作性。现实社会的发展，即从苏格兰到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走向，恰恰与奈恩的预言一致，诚如弗朗西斯·马尔赫恩(FrancisMulhern)于2000年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的《奈恩之后的不列颠》(“Britain After Nairn”)中所调侃的：“他(奈恩)甚至没有停下来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①
不难看出，奈恩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化运用，是以新时代的特点为转移的发展和创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民族主义和现代社会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能够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根本原因就在于能够适应多种理论与实践的碰撞。奈恩正是在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者的碰撞之中，不断发展、不断探索，做出了极具时代感、实践性和创造性的思考，他以自身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证明了“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