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实现马克思所预设的社会主义理想，必须要同基于民族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相结合，要同民族性的现代化事业相结合，要同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相结合，这是奈恩的基本看法。奈恩作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如同他所在的整个群体一样，要在英国这样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跨越，是其总体的政治诉求和革命目标。奈恩的不同在于，他特别重视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并做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证，形成了内容丰富的“三结合”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思想内涵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坚实基础

在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民族主义不能缺席，这是奈恩的一个基本观点。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如果不同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相结合，不同民族自治相结合，就没有坚实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一贯重点关注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并把它看作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认为：“民族解放运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一切被压迫民族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运动。”①霍布斯鲍姆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促使解放运动逐日兴起的原因，在于人民对征服者、统治者及压迫者的愤怒”②,“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已成为它们追求政治解放的主导力量，它们可借此摆脱殖民的行政管理和更重要的军事掌控”①。

而民族独立、自治、解放在意识形态上会以民族主义的形式来表现，奈恩认为，民族主义对人民大众的凝聚作用是实现民族独立、自治的核心指导观念，是社会民主和民族解放的前提，“民主将成为‘社会的民主’,向社会主义本身过渡”②。民族主义是“所有社会发展的一个普遍的必要阶段……理论所设想的社会都必须经历这一阶段。……民族主义因此是一个内在决定的必需品”③。换句话说，世界性的民族解放运动为各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能量，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普遍的必要阶段。霍布斯鲍姆也从群体诉求和大众认同来解释民族主义对实现民族解放的必要性，他指出，“我们不能否认西方民族主义言论对反帝国主义运动所发挥的影响力”④,“自19世纪80年代以降，‘民族问题’便受到越来越严肃而热烈的讨论，尤其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因为民族主义口号往往最能打动一般大众，特别是它可以借此动员广大选民，并把他们吸纳为政党的支持者……至于在理论层次上，以现今的眼光来看，民族主义可以视其为一种目标明确的政治动员策略，包括独立运动所要抗争的对象以及建国方略等，都相当清楚”①。显然，“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是不能阻止的，他们新发现的尊严和自尊，作为他们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的催化剂，不允许他们向发达国家无限期地朝贡”②,在资本主义大行其道、世界社会经济机制十分不平等的社会状况中，“只有被剥削方面的，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才能打破这个现状。这样，这种民族解放运动的想法，在明确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应有状态方面，应该给予良好的评价”③。可见，在资本主义危机之中，将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进行融合，并通过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唤起独立解放运动，能够拯救现代社会的民族主体。

奈恩特别重视联系英国现实来讨论这些理论问题，他以自身所属的民族——苏格兰——为例来进行阐述。在他看来，苏格兰民族是一个有着民族性而没有民族主义传统的群体，“存在着没有民族主义的民族性。我碰巧来自其中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的苏格兰，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是苏格兰人，但几乎没有人相信他们以后将同样需要麻烦的‘主义’”④。这就是说，民族主义在苏格兰一度是缺席的，正是这种缺席，使得苏格兰在那时很难形成民族解放的政治力量。

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世界乃至整个世界，对资本主义经济不均衡发展的强烈反应滋生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自治运动，并以民族主义、地区主义、少数民族运动和次文化主义等形式表现出来，形成了世界性的民族解放运动，基于这一高涨的民族主义，世界上许多国家走上了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道路，但英国没有，苏格兰也没有。对于苏格兰来说，民族主义缺席了。英国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在其《国家、市民社会和民族发展：苏格兰的问题》(“State,Civil Society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The Scottish Problem”)一文中认为，苏格兰民族主义的缺席是与它同英格兰的政治同盟相关的。“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政治联盟保存了苏格兰市民社会的自治权，培养了苏格兰和英国资产阶级在不列颠帝国主义扩张背景下的政治联盟。”①显然，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局势是高涨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然而苏格兰与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关系的特性，使其在当时能够享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扩张所带来的好处和利益，因此，虽然“在苏格兰工业化时期，苏格兰拥有通常被视为民族主义发展的所有社会和文化成分的关键(因素)”②,但是苏格兰地区并未发展出民族主义。

奈恩进一步把苏格兰缺席民族主义的原因，放在对不列颠王国和苏格兰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分析之上。第一，苏格兰与英国政府的《联合法案》(Acts of Union)并没有破坏苏格兰的民俗传统和身份认同，并保留了其自治权。这一联合王国的政治框架，是“两个统治阶级之间的一个特有的贵族交易”①,通过这一交易，苏格兰统治阶级进入了扩张王国的市场，它“搭上了英国经济成功的便车，在一个帝国市场的保护茧内”②,享受了不列颠王国的全部好处。第二，相对于世界其他区域，苏格兰处于核心、发达地区，“没有遭受经济不发达和不均衡增长的命运，而经济不发达和不均衡增长正是民族主义反应的滋生地”③。因此，苏格兰并不需要以民族主义来对抗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均衡性。第三，因为“没有不发达引发的真实的、物质的困境”,所以，苏格兰知识分子并未感知到民族主义，也并未以正常的方式发展民族主义。奈恩这样写道：“它……没有试图首先动员中产阶级去说服群众进行斗争；没有呼吁去创建一个新的阶级间的‘共同体’……因此，在新的、民族主义的欧洲世界，苏格兰知识分子被剥夺了知识分子阶级的正常功能。”④可见，苏格兰没有“被民族主义意识的大觉醒果断地和永久地改变”⑤,其民族主义一直以来都是缺席的和迟到的。然而，“如果不均衡发展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永久的特性，那么人们也会期望，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发展阶段中，分离主义政治运动是政治生活的一个长期存在的特点”①。从这一角度看，苏格兰的民族主义虽然是迟到的，但终将发生。事实上，它确实发生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格兰民族主义一直在生发，尤其是2014年苏格兰就是否要脱离英国所举行的全民公投更代表了它最真实的诉求。

然而，现代流行的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的、被利用的民族主义，如果任其发展，那将是人类的灾难。对此，笔者在第四章已经详细论述过这一问题。我们知道，奈恩认为，人类社会自始至终都行走于寻求工业发展、技术进步与社会文明的道路上，民族国家是社会构成的最基本的体系。为了形成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必要的。民族主义作为牵涉到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一大问题，是全体人类都难逃其外的意识形态。因为尽管民族主义的原则是为了让民族共同体拥有自己的政治居所，维护自身的发展和利益，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寻求民族国家的自由解放，但事实上民族主义往往并非如此理性，它不仅有着诱发利己主义、沙文主义和极端种族主义的可能，而且在现实中已经得到表现。尽管民族主义是一种病态，是工业和资本异化滥觞的对象性存在，但人类不得不承认这一幼稚病是难以避免的，人类要实现“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必然要经历民族主义这一阶段。民族主义幼稚病的错误与疯狂、含糊与矛盾、病态与衰退，主要体现在区域间的暴力冲突方面，这是人类的灾难，是文明社会所不允许的。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的日臻成熟，民族主义终将得到解决。病态最终会痊愈，幼稚终将走向成熟。

显然，这种具有幼稚病态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因此，需要一种社会主义的新民族主义，即与马克思主义相关联的民族主义来克服其狭隘性，以新民族主义从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手中拯救民族共同体，走向社会主义。奈恩主张，“社会主义必须找到新的承载物……它的新的承载物将带它超越资本主义”①,而这一新的承载物就是解放的、革命的新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表现出一种‘社会主义’的倾向。……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的混合不仅仅反映了时代的精神，事实上也说明了‘平民’的政治成熟度。”②可见，在新的社会状况中，能够带领社会主体走出资本主义并改变其一切社会状况的新承载物正是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

奈恩所倡导的新民族主义，包含三个最基本的要点，即追求民族独立、自治和解放的精神，普遍的现代化，以及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换句话说，新民族主义倡导实现在民族解放基础上的人类解放，不仅关注特殊民族的自治，而且关注人类共同体的命运；要把民族解放运动同实现经济、政治的现代化结合起来；尤为重要的是，要在民族主义中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尤其要体现马克思所倡导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只有这样，民族主义才能成为实现民族解放的思想力量，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才能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坚实基础。不言而喻，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无论对于民族解放，还是对于民族的现代化，都具有真实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二)民族性的现代化事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

实现社会主义要同民族主义相结合是一个基本前提，然而，如果没有民族性的现代化事业，社会主义的实现也是不可能的。作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政治实体形式，“民族国家应当被当作经济政策的主要单位，甚至在处理世界性的问题时也应如此，这是一个不用多言的事实”①。那么,如何才能在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中实现社会主义呢?要以怎样的路径走向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呢?民族性的现代化事业何以能够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呢?奈恩将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放在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当中来阐释，并重点考察了资本主义英国的民族问题。

首先，消除社会的不均衡发展，以民族经济的现代化推进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进步。奈恩认为，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虽然逐步建立起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但在英国内部，存在着看上去并不显眼，但事实上却是不均衡发展的现实，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的发展都与英格兰的发展有着一定的距离。对于苏格兰人来说，英国自身经济的衰退和苏格兰北海石油的发现，使他们看到了这种不均衡发展的现实。“正是在这种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北海石油的发现，唤醒了苏格兰资产阶级历史分离的新意识，并培养了一种坦白的、不安的、对不列颠王国不满的反叛精神。”①换句话说，苏格兰北海石油的发现，重新激活了苏格兰的分离意识，作为英伦三岛中的一个行政区域，苏格兰民族的独立意识是经济利益的一个激进的民族意识和载体。这种民族意识实际上包含了苏格兰人对自身经济独立和经济现代化的追求，以及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不满。可见，社会经济、物质生产力、科学技术越发展，就越会带来相对不发达地区民族解放意识的觉醒，进一步带来对资本主义的摧毁，这恰恰再次印证了“资本主义在自己的神经中枢里创造它自己的毁灭者，它的末日穷途，不为别的，只因为它也无法不这么做”②。

著名社会学学者迈克尔·赫克特与奈恩同为新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在新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他的民族理论研究独树一帜，尤其是他引进列宁的“内部殖民主义”概念。他也表达了与奈恩相同的观点，他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不断扩张，政治上核心发达地区会支配边缘不发达地区，经济上核心地区会剥削边缘地区，“边缘的工业化，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一定是高度专业化并以出口为导向。因此，边缘地区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价格浮动会很敏感，投资、信贷与薪资决策都可能以核心地区马首是瞻。结果导致(边缘地区对核心地区)经济上的依赖，边缘地区的人民财富永远落后于核心地区”③。因此，促使族群团结的情境是，个人必须感受到一种实质上的经济不平等，而且要认为这种不平等是一种集体的压迫形式。因此，在全体人民之中的经济不平等越严重，那些较不先进的人民越有可能处于团结状态，以抗拒政治经济上的不均衡性，这必然会促进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

其次，追求政治体制的现代化，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奠定政治基础。奈恩认为，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虽然确立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但是，“在其经济关系中却没有制度基础上的彻底的转型”①,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是资产阶级对旧的封建制度妥协的产物，因而它有着前现代的特质，但其政治体制并未实现现代化。“当然，尽管这种盎格鲁-英国体系(Anglo-British system)不是一个绝对主义国家，但它仍然是从专制政治向现代立宪政治转变的产物：它为走出前者指引了道路，但又未真正达到后者。”②可见，“英国资产阶级自始至终都是保守的”③,其君主立宪制是一种前现代政治的产物，这导致了英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一系列问题并被其他现代化对手超越，英国的国家政治体制为了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必须要实行民族主义导向下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若帝国之茧被撕掉，英国未能适应资本主义所强加的同德国、美国和日本经济优势的严酷竞争。后果是，损失其重要的海外财富和联系，这必然会促进其内部的重新调整。随着威尔逊政府的技术革命和加入共同市场以重振英国经济的失败，苏格兰传统重工业的逐步下降，以及跨国公司在苏格兰经济基础产业方面日益增长的主导地位，传统苏格兰和英格兰统治阶级之间的联盟，被置于相当大的压力之下。”①在这一巨大压力下，“全球性经济衰退在英国削弱了这个联盟，并摧毁了苏格兰工人阶级”②,“英国内部的解体是随着帝国统治的失败，英国外部经济的失败而产生的后果”③。也就是说，虽然英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但是英国的政治体制仍然停留在前现代阶段，君主立宪制是众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因此，想要实现民族解放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必须也必然要走向现代化。

再次，以民族革命实现对现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抵抗与超越。“民族国家是现代世界政治组织的首要载体”④,因此实现民族主体的革命是确立民族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立足的最根本条件。“无论是英国还是欧洲大陆国家，在反法西斯的战斗中，民族胜利与社会革命都是不可分的。”⑤奈恩立足于英国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进行阐释，“所有种类的民族主义都因外部的伤害、威胁、侮辱、被冒犯的骄傲和攻击而成长。不列颠特有的帝国主义混乱、其‘向外看的’反复无常行为和缺乏向内的衔接或关注，使其特别容易有这种效果”①。英国的这种极具剥削性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本性，必定会锻造出反抗的元素，在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区，民族主义早已引发了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在不列颠群岛内部，迟到的苏格兰民族主义也悄然生成。“民族主义属于一个正在喷发中的年轻的世界，在那里，古老体系的崩溃释放了一个锻造区域附近的新社会秩序的可能性。”②奈恩注意到苏格兰民族主义对英国瓦解的动力影响，其主体能量在不列颠边缘地区运作，扩大了英国旧国家机器瓦解的裂缝。苏格兰民族主义的热情是“对英国帝国主义完整性的抵抗”,并“代表着权利向更小地区的某种转移”③,是真实的、富有意义的未来存在。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对英帝国瓦解的期许和推动正是人民大众对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一种反抗和革命，苏格兰的独立自主将会作为社会主义的结果而到来。由此，奈恩预言，“在英国主权这个正在破碎的蚌壳中，真正的地方自治……将会发现它无法避免的事实上的主权”④。

最后，经济、政治体系的现代化和对现代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的抵抗，为社会主义提供了条件与路径，但它并非社会主义本身，因此，它必须把社会主义意识贯彻于这三者之中，才能真正推进社会主义的发展。德国历史学派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早就说过，经济的目的在于“推动民族经济的顺利发展，以便为它在未来加入国际社会铺路”①。只有实现民族国家的经济现代化，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才能真正在国际舞台上自立、自强、自尊、自主地进行国际合作与交流。面向现代世界的民族问题，霍布斯鲍姆也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口中的‘民族问题’,实则是一个牵涉到政治、科技与社会转型的大问题。民族，并不只是领土、国家或民族情操的产物，同时也深受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民族’以及相应的民族活动，都应该纳入国家体制、行政官僚、科技发展、经济状况、历史情境与社会背景下进行讨论。”②

此外，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需要由上而下的有系统的领导，尤其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地区，更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新左派来对资本主义的状况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引导，创造一个新社会。奈恩在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现代化的阐释中，立足于人类解放的视野，明确强调革命运动对实现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就这一点来说，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就这一点来说，它是政治的。”③奈恩关于民族性的现代化事业的思想，为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策略，是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着眼于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跨越发展来观察问题的。汤普森一直以来也希望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转变，他认为，英国最适合实施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并且这一转变能够打破资本“冷战”的困境，开启一股新的世界进步的潮流。①

“因为社会主义必定会超越资本主义，而不仅仅是废除它。资本主义的成功需要‘最大、最集权的国家’;而社会主义为了纠正资本主义的错误并让一切走上正轨，会具有更大规模、更集中的计划。”②所以，我们必须把以上三点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瓦解资本主义的存在制度，变革资本主义的国家形态，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民族解放”的伟大计划。至此，奈恩通过以上三点的结合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主义民族解放找到了答案。我们从奈恩的论断中可以看到，民族主义对政治改革、经济发展、民主运动和政权建立起着决定性作用，民族性的现代化事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

(三)融入民族主义的阶级意识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奈恩不仅同意，而且坚持认为这些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与此同时，奈恩也认为，马克思可能低估了民族主体与民族主义的力量，因为，在马克思那里，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无产阶级是作为“无产者”,而非“德国人”“古巴人”“爱尔兰人”等出现的。在当今社会，民族这个主体必须赋予其足够的历史主体地位。因此，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一定要扩大其内涵。这就意味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一定要同民族解放和民族主义相结合。民族主义在现代发展中必定有一种功能，而且有可能是一种比阶级意识和这一阶段中单个民族国家的阶级形式更重要的功能。奈恩从对世界历史的回顾中分析了民族与阶级的作用和关系，“呈现了一幅复杂的——也许是令人困惑的——把民族主义融入马克思主义的图景”①。

在奈恩的思想意识中，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民族主义应该有社会主义的目标，一个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现代化，为社会主义提供了条件，但如果缺少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的革命行为，社会主义仍然不能实现。这个主体力量就是人民大众、无产阶级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体。换言之，“无产阶级关于斗争的神圣职责的阶级意识”②和民族主义相结合，构成了推翻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强大主体力量。

奈恩通过追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是否要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思想争论的历史，讲清了自己的看法。在奈恩看来，1914年之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关于无产阶级和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有一次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争论，这种争论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左派的民族主义观点。③争论是在以罗莎·卢森堡为代表的一方与以列宁为代表的另一方之间进行的。当时在第二共产国际内部，一种普遍的信念是，全面的无产阶级革命会很快到来，而且会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中进行。当它到来时，它在性质上将迅速成为国际的，虽然它会出生在一个民族中，但在其他地方，革命也是不可抗拒的，而且在这种扩散中，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将成为久经考验的现实。因此，革命运动的基本任务在于为这个过程做准备。在1914年，情势发展到顶点，它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和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的增长的标志，同样也是欧洲内外民族斗争的成熟的标志。在欧洲内部，那些成熟的民族国家，如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以不同的民族性发生着推翻帝国统治的斗争；而在其他大陆，出现了民族主义的革命，矛头直指新近的欧洲帝国主义。如何把这两种反抗或斗争关联在一起，构成了第二国际内部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并形成了两种非常不同的思想。

一方面，以罗莎·卢森堡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民族主义斗争明显处于次要地位，在一些地方，民族主义具有积极的功能，如简单的反殖民主义战争，但无论在哪里(如在她的家乡波兰),似乎都存在着工人和知识分子可能需要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之间做出选择的紧迫问题。前者永远不应该被优先考虑，尤其在革命的中心，如德国(当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视其为未来革命的中心),其人民有义务必须放弃“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愿望，对于整个领域来说，民族主义变得不合时宜。

另一方面，列宁则在一系列相关作品中批评和限制了卢森堡主义的反民族主义思想。列宁主张，在欧洲，甚至在更接近大都会革命的现场，民族主义起义有更积极的意义。民族主义的社会力量和**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不能真正地“放弃”。而且无论如何，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都致力于推翻旧的王朝，并因此培养了有利于社会革命的普遍条件。对于瓦解那些旧国家来说，马克思主义者努力争取这些改变的条件是必要的(尽管是不充分的)。列宁谨慎地承认，作为具有双面性现象的民族主义，应该位于革命战略的核心，他“根据新的历史时代的特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情况，并结合十月革命的经验，将无产阶级革命与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结合在一起，探索社会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在一系列全新的问题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①。

奈恩认为，列宁的思想表现出一种务实的精神，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民族主义应该得到鼓励，至少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那一刻，这种鼓励是必要的和正当的。当然，在取得政权之后，无产阶级要与民族主义者划清界限，因为它会变成“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成为更广泛革命事业的一个敌对力量。②奈恩接着指出，“列宁曾经阐述的这些观念，无论对于不列颠群岛还是对于其他地方，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新民族主义问题所表达的唯一令人满意的态度。而无论是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卢森堡主义，都不能提供这一可能性”③。列宁的民族思想既是“现实主义”的，也是革命性的。它具有双重的积极意义，既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民族主义基础性上的理论发展，也是一种实用策略。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思想，并没有被后来革命的发展所否定，而是进一步表明了他对于认识和解决问题有更务实的态度，显示出其思想并不是一个直到革命来临时才适用的临时性的或战术性的构想，而是具有永久性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体现在理论上，还体现在对世界的改造上。

然而，列宁的思想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和发展，而且还遭到了错误地修正，甚至放弃。第一方面，自1917年之后，列宁一直致力于应对这个问题，直到去世。伴随十分苦闷的过程，列宁已经认识到，即使在革命胜利以后，这个问题都无法令人满意地解决，甚至使复兴中的俄罗斯成为民族主义的受害者。“锁在一个被单一民族性所左右的欠发达地区，很可能使革命本身成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①第二方面，列宁之后的几代实用主义者们僵化地对待这个问题，尤其是斯大林主义，完全改变了列宁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第三方面，预期中的欧洲无产阶级大革命以失败告终，资本主义得到延续和发展，世界经济的不均衡发展越来越突出，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也随之产生。在欧洲，民族运动的结果却是形成独裁政权，并与保守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复苏连接起来，人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现代资本主义就像一扇门，罗马神贾纳斯站在那扇门上，注视着过去和未来。对于世界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一现代性的入口，只是一个旷日持久的、黑暗的通道，而且已经占据了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②。

奈恩认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和民族主义结合的思想，以及民族主义剧变可能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在今天仍然是重要的和有意义的，但需做两方面的发展，其一是对多民族国家和社会(包括苏联)的本质要有新的认识，在这些国家和社会，民族主义的复兴很可能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其二是把民族主义放置在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其概念进行新的认识，形成新的理论。对这两方面的新认识，我们绝不能像通常所做的那样，仅仅与列宁主义联系在一起，进行幽灵似的考古学的和文本的缄默引用，而要联系历史和现实加以发展。奈恩深信，通过适当修改，人们一定能建构出与列宁所认识的大致相同的思想内容。“事实上，在英国，新民族主义不仅已经成为旧国家的掘墓人，而且在英格兰及一些小国，这一主要因素已经促进了某种政治革命……从英国宪政主义的似乎无止境的迷雾中解脱出来。”①奈恩强调，完全不需要为新民族主义做更进一步的辩护。船员从沉船的最后时刻逃脱出来必然有自己的理由。如果一个进步的“二次革命”仍然没有在英格兰发生，那么保守的反革命就将发生。对于苏格兰、威尔士，甚至北爱尔兰(阿尔斯特)的独立运动来说，新民族主义将使其获得不断进步的动力和光泽，这是一种自我拯救，是凯尔特人政治美德的凸显。②

奈恩以列宁的思想为基础，强调新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他把目光转向对民族主体、民族性力量的肯定上，突出以民族主体为单位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压迫，动员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整个民族群体，把所有阶层的人民以民族主义的热情和民族身份认同广泛地联合在一起，形成强大的力量，从而推进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奈恩的这一思想，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无疑是重要的。奈恩虽然强调了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但也看重阶级的作用与功能，他尝试基于列宁的思想把二者结合在一起，认为“阶级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①,这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体来看，“民族性属性与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属性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矛盾：前者只是在去往后者路上的一个阶段而已”②。奈恩把民族、民族性、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希望以融入民族主义的阶级意识来达成社会主义，这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早在1848年2月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民主主义者的光荣事业》中，马克思就曾指出：“克拉柯夫革命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作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作出了光辉的榜样。”③奈恩从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意义上，阐释了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的结合，并特别强调了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想要实现社会主义，人民就必须正确认识民族主义与阶级意识。民族问题或民族主义问题是现代历史的中心，而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发展和民族主义阶级意识的成熟，民族主义必然会逐渐让位于社会主义。

(四)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及运动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变革性力量

从人的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意义上，奈恩阐释了社会主义与新民族主义的结合，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思想。他认为，人民终将实现他们的民族解放和社会变革，“真正和谐的社会主义”有一天会从“遏制资本主义的一种具体形式，以及一个附随的反资本主义”①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中走出来。在奈恩看来，社会主义应该是苏格兰民族主义使用的工具和追求的理想。

一方面，奈恩指出，只有发展出社会主义的苏格兰民族主义，才能真正解决苏格兰的复杂矛盾。他写道：“对于英国和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苏格兰民族主义的矛盾是棘手的情况；但是问题不是不可解决的。对于苏格兰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些矛盾将是凶残的，除非他们建立自己的民族主义去反对苏格兰民族党，以及——超越眼前的政治——与苏格兰复杂的文化传承达成一致。”②苏格兰社会主义者必须要建立起自己的民族主义才能够解决自身地区的矛盾，并与民族文化相契合，除此之外，并无良药。“有必要支持民族主义的主张，并维持其对更多权力的需求，而不是更少(英国政府可能提供的温和的权利下放的形式是一针缓和剂)。不仅因为已经提到——作为对不列颠帝国主义完整性的打击，而且作为改变英国政治保守平衡的破坏性因素；而且还因为它代表了权力向更小地方的转移，更接近主体对它的把握——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长远来看，至少)社会主义必须认同它自己。”③

另一方面，在对苏格兰民族主义的作用和理想的认知上，奈恩已经意识到民族主义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重大作用。在面对繁复的苏格兰问题时，他问道：“苏格兰难道真的不可能，它已经如此长时间地和绝望地深思民族理念，产生一个名副其实的和符合这个时代的解放而又革命的民族主义吗?”①他给出的答案是，“对这一困境唯一可能的理智反应是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真正符合苏格兰民族的身份认同，“是活生生的当代历史和一个上升的未来的一部分”,而非“资产阶级民族性的陈旧的记忆”②。

奈恩的相关民族主义著作和文章虽然写于20世纪60—90年代，但是他先见性地预言到了之后不列颠联合王国及苏格兰的走向和发展。从布莱尔政府“放权”,到1997年通过公民投票决议，并于1998年公布苏格兰法案，到选举成立消失了接近300年的苏格兰和威尔士地方议会，到2012年10月15日英国首相卡梅伦签署了苏格兰独立公投协议，再到苏格兰在2014年9月18日就其是否脱离英国独立举行公投(以55%的人反对脱离而保持了大不列颠资本主义王国的统一),以及2017年在英国启动脱欧程序后苏格兰寻求二次独立公投。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无不与奈恩的民族主义预言相吻合，可以说，民族主义的新浪潮为21世纪人的解放提供了新的原理和可能。

奈恩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基本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对英国乃至世界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分析，提出以民族独立运动、民族性的现代化事业和融入民族主义的无产阶级意识来实现社会主义，其理论体系既涵盖了对民族主义现实问题的理性分析，又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民族问题的理解，尤其是发展了列宁对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形成了把二者相融合的解释框架和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政治哲学观。作为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奈恩指出，“信仰只可能以这种方式辩护”①,即以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及运动来达成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社会的解放理想。

奈恩对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思忖和认知，符合历史发展的时代意志。他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认为只有厘清现代社会的历史发展，才能进行高屋建瓴的理论构建，他以世界历史的客观发展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整体性、主体性理论为指导，把握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现代问题，理解世界政治经济机制，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主义政治哲学的解释向度，这种烙印了自身特质的理论体系在英国新左派中自成格局、独树一帜。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着眼点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如何克服人的现实异化与社会异化，从而实现人的解放。②奈恩作为其中的重要政治理论家，对民族主义的思考发展了这一本质诉求。他认为，民族主义对现代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导致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变革，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背景下，奈恩借鉴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在英国新左派中开辟了一条民族主义解释的道路，从社会、经济、政治、历史等方面做出了关于民族主义的对理想社会构建的阐释，顺应了当代世界形势。通过民族主义的视野，奈恩深入解构了民族主义这一社会历史发展所得的幼稚病的来龙去脉，并重点刻画了苏格兰新民族主义对不列颠王国完整性进行反抗的整体逻辑。通过新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奈恩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并以对历史的回顾、民族的转向摆脱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局限，认为民族是现代社会主体的向度；通过倡导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聚合，他完整透析了必须要以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对抗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以心智生产力解放技术主体异化的向度，以革命运动打破民族危机的樊笼，以民族认同与发展达成社会主义民族共同体的根本理想。

小结

第一，奈恩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又结合资本主义的现实，形成了新的认识。在他看来，民族主义是人民群众应对现代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关键，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民族独立运动是反抗帝国主义剥削压迫、寻求发展解放的核心力量和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民族性的现代化事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只有在民族国家内完成经济、政治体制的现代化，结合人民群众对现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抵抗，才能真正推进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发展。人民群众是实践和认识的主体，因此，融入民族主义的阶级意识，不仅是民族主义的载体、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更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这些新的认识应予以充分肯定。

第二，奈恩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是解释民族独立和人类解放的重要理论创新。民族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意识形态和运动，然而不同民族国家的发展水平、历史状况、偶然事件等多方面的差异，使得各民族国家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上表现出不同的面相。作为当代颇具时代感和创新性的思想家，奈恩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剖释民族主义，将经典的唯物史观、人民群众观、革命论浇筑到民族主义的理论结构中，提倡以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来对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侵略，这一极具创造性、开拓性的理论方法，打破了传统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解释障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话，对于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三者的结合，具有不可多得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第三，当民族国家处于发展水平落后，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掠夺盛行的历史环境下，民族共同体诉诸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民族解放运动，就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世界范围内被压迫民族逐渐认识到，应当以民族共同体来反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自身的剥削，并借由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及运动来变革社会体制，使自身发展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奈恩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代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的解放和反抗。作为苏格兰裔的思想家，奈恩在苏格兰地区具有极高威望，他的思想理论直接影响了苏格兰的民族运动，推动了苏格兰独立公投的进程。从2014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到之后苏格兰寻求二次独立公投，均体现出苏格兰对不列颠王国的反抗和不满，为未来埋下了革命与反抗的种子。历史证明，苏格兰民族与资本主义的不列颠政府之间的裂隙已然达到相当的深度，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明显已逐渐失去其能量，新民族主义的社会革命势在必行。可见，奈恩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性的理论分析，更是一个指导实践、影响现实的扎实策略。

第四，奈恩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秉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尤其是列宁的把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主义相融合的思想精华。奈恩在分析资本主义和世界民族独立与解放之现实的基础上，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看法，尝试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活力和时代性，这不仅是难能可贵的，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世界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运动中发挥作用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尝试。奈恩通过把民族置于社会历史的中心，把民族主义看成是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主义跨越的必要途径，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看成是引导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的指南，充分肯定列宁民族理论的价值意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从整体上看，奈恩的唯物史观视域下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为现代民族国家解决棘手的政治经济矛盾及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些新颖的、正确的思路，“这就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之后，社会主义仍是一项议程的原因”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