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目前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世界环境，我们看到，一系列产生于世界政治经济机制之上的民族问题摆在了面前，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科学、技术的不均衡发展要如何克服?民族主义幼稚病的出路在哪里?解决当代共同体中各种异化情境的办法和对策又是什么?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奈恩提供了一种新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之策，并试图构建一种既能承担民族认同又不缺乏理性考量的、能将人类从资本主义危机当中解救出来的唯物史观的民族主义理论。
马克思把技术看成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基本动力，尤其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力，他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因此，资本的不均衡发展、民族主义的幼稚病只有在生产力完全发展、社会完全成熟之时才能被克服和解决。换句话说，在现代社会的真实状况中，构建社会主义民族国家是对抗资本主义和消解民族主义幼稚病的基本路径。其中，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异化情境的解决及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构建，要以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以心智生产力解放技术主体异化的向度，以革命实践打破技术异化危机的樊笼，这样人民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民族认同、统一、自主，进而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理想。正如梭罗莫·艾维尼里(Shlomo Avineri)的观点：“因此，社会主义运动本身，既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也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外围，并提出替代的非还原主义模式。任何试图重振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都必须考虑这些，而且一些尝试将作为可能的环境在这里提到，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未来的讨论将要发生。”②奈恩希望于资本主义危机之中，通过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心智生产力、革命运动和民族认同与发展来拯救民族主体，达至社会主义。
(一)以民族主义对抗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秩序
虽然，奈恩理性地指出了民族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幼稚病，先天地具有病态性和非理性，但是他仍十分同情不发达地区人民大众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在现代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肆虐下，不发达地区人民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积极、健康的一面，有助于对抗不均衡发展，实现民族国家的解放和形成社会主义民族共同体。因此，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现实状况中，即边缘地区的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是值得支持和鼓励的。“列宁认为，民族主义剧变可能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在其认为的伟大的中心。”①奈恩也表达了这样的理解，他写道：“社会主义必须找到新的、后1989年的承载物，虽然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是其困境的一个仁慈的描述。它的新的承载物将带它走过资本主义，而不是反对它，即使社会主义者仍然希望，去改变一切。替代物深藏在曾经被认为是敌人的地方，不是在其之外或在疏离的全球对立面。”②在奈恩的理论中，苏联解体后，能够带领社会主义走出资本主义并改变一切社会状况的新的承载物正是曾经被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诟病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在自然科学之外第一个真正世俗的‘世界观’:它的‘主义’代表普遍的因素是其核心的渴望。”③
由于当今世界不均衡发展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我们可以发现，资本主义明显具有相对性和侵略性，在某些区域，它可能能带来物质的丰裕和生产力的进步，但在另一些区域它则是有害的，不仅会妨碍不发达区域的发展进步，更会给其带来深刻的毁灭性的灾难。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会以帝国主义战争、暴力来获取自身的扩张，因此，奈恩将边缘地区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称为‘反帝国主义’理论。它主要强调边缘地区斗争的连续波次，即从19世纪初到现在的广义的第三世界的反叛。当然，它是在一个高度积极的道德观念中看这一现象的。那里可能有畸变和过激行为，但是伴随民族主义的主要是进步的天使。……因为如果发展民族主义的反应没有发生，那么帝国主义只会加剧”①。奈恩将民族主义的理想与诉求与广泛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因为“团结的冲动与不发展的斗争仍然是世界上的大多数”②,所以，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优先于其病态性、非理性的冲动。换句话说，民族主义是抵抗核心领域对外围、边缘领域冲击的防御性模式，这“不禁使民族主义成为一种世界规则”③。可见，奈恩对民族主义现代功能的态度是，任何民族主义都是不完美的、双面的、病态的和有畸变可能的，但是在现代历史发展当中，民族主义的进步性、反帝国主义性仍是最主要功能，是“边缘地区努力重新整理自己以面对来自西方的威胁”④的表现。
因此，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是民族主体意识对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机制的手段，是寻求自由、解放、发展的最基本向度。民族主义一直在边缘地区的困境中产生，在资本主义充斥于世的时代，可以说，民族主义是通往社会主义的一个必经阶段和一个必要的承载物，社会只有通过巨大的、无所不在的、反资反帝的民族主义之路，并辅以其他重要手段，才能最终达成社会主义的民族共同体。
(二)以心智生产力解放技术主体异化的向度
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虽然让人类得以享受到史无前例的丰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却并未带来人类渴望已久的、真正的、全面的自由与解放，反而带来了核心发达地区对边缘不发达地区的剥削与压迫。这一民族主体的现实危机，也导致了社会共同体之间和自身内部的一系列问题。在发达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科学技术聚合为一种一味追求资本积累和经济利益的总体性力量，这种力量全面地统治了人，并导致了对主体自由的扼杀。对此，奈恩指出，要以心智生产力(forces of mental production)来解放技术主体异化的向度。
一方面，只有在发达区域不断发展心智生产力，才能逐渐解除核心地区人民的异化情境，摆脱物质、工业、技术对其的控制，认识到他们对外围地区掠夺、压迫的错误；另一方面，只有在不发达区域发展心智生产力，才能够让外围地区的精英、知识分子对人民大众进行教化，进而唤醒民族主体的觉醒，提高自身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程度，并以此促进社会的成熟，并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的困境和被剥夺的问题。奈恩这样写道：“条件不成熟，革命就不会出现，而所谓成熟不外乎说物质生产力——迄今为止带动所有历史变迁的动力——已经带来心智生产力的决定性发展。”①足见心智生产力的决定性发展对于解放技术主体的深刻作用，奈恩从三个层次对此进行了分析探讨。
首先，奈恩指出，心智生产力的发展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需求。科技革命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生产力上取得了非凡的胜利，其财富的巨大发展是在工业化大生产、商品货币流通等物质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当中生长出来的，而伴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越来越多的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进步都必定要导向意识的生产，即心智生产力的生产。可以说，资本主义体系是心智生产力的母体，而当心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它必定会反过来带来资本主义体系的倾覆。奈恩指出：“资本主义不得不发展一套能为它所用的教育体系(广泛言之，即心智生产力)。而如今它的心智生产力竟然产生噬脐的矛盾后果，竟要摧毁体系的大脑。原因不在其他，而在于这生产力中早就内设了一个重要矛盾。……资本主义在自己的神经中枢里创造它自己的毁灭者，它的末日穷途，不为别的，只因为它无法不这么做。”②可见，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必定会带动心智生产力的发展，而心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结果就是“再也不会有人愿意以秩序、舒适，甚至是缥缈的未来之名，屈从在暴政巨石下”③。因此，当物质生产力极大发展、资本主义走到了发展的成熟阶段时，心智生产力就会产生质的变化，即人民从意识形态上想要摧毁资本主义对自己的压迫和异化。
其次，奈恩接着指出，心智生产力的现实性和力量就在于，它的决定性发展将直接带来共同体的民主革命与社会自由。我们知道，在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物质生产力使得社会在物质层面上更加接近自由，奈恩从马克思主义对物质生产力的解释当中汲取养分来解释心智生产力带来的转变，他写道：“很久以来一直有一个看法，认为只要人类能从物质生产的必需处境中超越出来，人类就可以达到‘自由’的境地。也就是说，人一旦能摆脱千万年来以辛苦劳动为生的束缚，就能在稳固的物质基础上耕耘原属于他但却荒废已久的潜能。很清楚地，耕耘一定得借助一种‘文化’的形式；经由社会意识的发展壮大，每个人的经验变得更丰富多彩。……人类可凭借惊人的资本魔力，区区数十年的辛勤就能超越过去千万年的努力，把自己推向自由的临界点。只有当这个临界点已到，当庞大的商品生产机器‘完全’运转，资本主义才允许人们从它所创造的异化情境中解放出来。革命过程在此出现，并进行超越性的转化。”①从中我们可以读出这样的逻辑层次，物质生产的丰裕必定会带来心智生产力的大发展，心智生产力的丰富必定会带来社会意识潜能的重新发现，人的社会意识潜能的释放必定会带来人类最终的自由和解放。换言之，当人依靠物质生产的力量去主宰自然时，资本和财富是人寻觅的目标；而当人依靠心智生产的力量去体验自然时，自由和解放才是人追求的对象。
最后，通过清晰的理路分析，奈恩敏锐地洞察到了体力劳动与心智劳动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二分性与超越性，以及二者的因果联系和辩证关系。他指出：“在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还未解放时，‘物质’一定支配‘心灵’,社会一定支配个人。”①换言之，物质生产力不解放，心灵、个人就得不到解放，这时的物质与心灵、社会与个人必定是矛盾、冲突的存在。进而他指出：“要消解这样的冲突，就一定要有‘社会性的个人’的出现，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出现一种‘可以创造他们自己历史的人’(也就是可以履行自由之人)。”②可见，“社会性的个人”是消解物质与心灵矛盾的钥匙，只有出现“可以履行自由之人”,才能真正意义上终结社会与个人的冲突。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这种“社会性的个人”出现的基础是什么呢?或者说，“可以履行自由之人”在什么情境下才能产生呢?奈恩的答案是：“这种情境的出现来自心智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心智剩余’的形成。”③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物质剩余必然是由少数人，即统治阶级所攫取的，由于对物质剩余的操控，他们可以避免单调无聊的劳动生产活动，并肆无忌惮地把劳动生产活动强加于广大平民并剥削其劳动剩余。心智生产力直指这一不公正现象，其社会使命就是颠覆物质剩余从古至今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因为心智剩余具有不折不扣的社会性格，它不像物质剩余那般被资产阶级挪取，它的兴起预示了社会整合的真正潜力，预示了无阶级社会的雏形，同时也预示了超越体力与心智劳动的二分性。只有当心智劳动超越体力劳动并取得优位时，人才能真正地自由、解放，社会才能真正地实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然而，体力与心智的二分、心智生产力的发展、心智剩余的出现等都是在物质剩余的历史异化情境中所展开的，所以人民必定要诉诸革命(关于革命将会在下一部分论述)。就像奈恩所指出的：“它必然要和顽强的现状做斗争，因此必须要采取一种政治的形式，一种革命的形式，摧毁那逼迫它出现的情境。”①
因此，民族国家解放、自治的实现要以发展物质生产力、加强心智生产力为首要任务，以此才能实现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单向度的超越，实现社会主义。从现实的资本主义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的宝贵理念、生产实践的深层意蕴出发，奈恩理解和阐释了民族国家不均衡发展的解决之道，即以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发展带动心智生产力的发展，并以此改变社会的异化情境。他明确指出：“惟有缓缓地创造并使用物质剩余，原始社会才有可能进展到文明社会，文明社会进展到共产社会则必须创造‘心智剩余’。而所谓心智剩余就是心智生产到达一个阶段，超过物质生产对它的需求而造成的供给过剩现象。是这个现象的出现，而非物质生产领域里的矛盾紧张，才是最具‘革命性’的变化，而最后终将带来革命的转化。”②奈恩对心智剩余做出了深刻而理性的哲学思考，心智剩余在社会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在心智剩余超越物质生产时，人才有可能打破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魔咒，超越异化的向度。心智剩余是革命运动产生的一项最基本、最重要的要素，它在社会变革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革命，如果能够被触发和实现的话，只有在心智剩余超越物质生产时才有可能。奈恩在批判资本主义物质产生的基础上，找到了心智生产力这一最重要的解释维度，为现代社会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机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给出了一个答案。
(三)以革命运动打破民族危机的樊笼
在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发展、进步使得社会财富不断增长，使物质生产总值极大攀升，进而加强了核心地区对边缘地区的剥削、奴役。除了要以心智生产力的发展来解放人外，奈恩进一步指出，还要以革命实践来唤醒人。
“‘异化’只有透过革命才能终止。”①可见，对于资本主义的“异化”状况，能且只能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真正消除，这恰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即批判人的异化，扬弃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早就指出：“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②“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动，因为它需要破坏和废除旧的东西。”③面对资本主义的高度压迫和对人的异化，人民必定要采取行动以反对、变革这样的现实世界，革命就在这个时候产生了。“革命运动要奋起夺回体系从他们身上掳走的所有一切。‘全人’要感受全整，行动周遍。他的主体性要求他对工作、‘休闲’、生命，简言之，所有正在进行中的事物，有随心所欲的控制力。”①可见，人为了成为“全人”,或者至少达到自由的近处，必须通过革命来对抗异化，寻求解放。
从表面上看，核心地区的发达工业社会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富有，但是从深层看来，其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个人都被异化了，因此，这实际是个病态的社会。奈恩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繁荣的虚假性，希望借由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革命实践打破核心地区主体的异化和边缘地区民族危机的樊笼，真正解放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压抑、扭曲和异化的核心地区民族和被奴役、被剥夺和被压迫的边缘地区民族。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鼓励那些致力于推翻旧体制的民族主义解放斗争。奈恩写道：“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的情境下，因为社会在物质层面上比前期更接近达到‘自由’的可能性，所以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距离也一定比以前更为缩短。就是因为从异化和权威的束缚之中解脱的需求比对面包的需求来得更强烈，所以一种立即的、欲求解放的赫赫之声就在一般人的心理上产生了更大的回响，与前期比较，更能作为一种真实的革命杠杆。”②佩里·安德森也共享相同的认识，他十分看重革命的伟大作用，认为，“如果没有一场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国家对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取代就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暴力革命，没有对统治阶级所创建的国家权力机器的摧毁，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就是不可能的”①。这样，在革命实践中，人作为主体对自由的需求就很快显现出来了，我们必须要充分利用这一革命杠杆，把对抗异化扩展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使革命的种子生根发芽。
我们知道，奈恩十分同情和支持边缘地区的民族主义解放运动，他指出，“几乎所有民族解放运动都发生在相对落后的地区”②,工业化的不均衡性导致了“某些民族领导或主导着其他民族并对他们进行改造(而不仅仅是压制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从民族性中挤压出了民族主义，并使它成为世界发展的普遍政治气候。民族主义是反映种族多样性的一面镜子。它是一组杠杆(有时是武器),通过它，民族被驱动到人类事务的新的显著性应用当中”③。可见，这种“进步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一个自下而上的革命，“事实上，通过民族主义，社会尝试推动他们自己向某种目标前进(工业化、繁荣与其他民族平等，等等)”。④社会革命与民族主义主题交织在一起出现了。与许多政客和理论家妖魔化、丑化民族主义和民族性相反，奈恩认为，“主要的民族主义革命的开始是针对新近的欧洲帝国主义”①,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革命恰恰是“自世界大战时代以来，在全球事务中最伟大的革命”②。
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资本的统治越来越快、越来越无所顾忌、越来越完满地凌驾于社会主体之上，这使得“生产的社会性格和布尔乔亚社会的异化过程之间的冲突达到最高峰”③。具体来说就是，社会主体与资本主义异化的冲突矛盾越来越不可调和，并已达到一触即发的革命临界点。马克思早在《序言》中就有过这样的论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④简言之，社会物质生产决定社会意识，当物质生产力达到极大丰裕时，社会革命也随之而来。奈恩继承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他指出，革命正是在资本主义对物质的不断追求中变得越来越明朗和可及，这无疑是对资本主义的最大讽刺，他不禁感慨道：“吊诡的是，资本主义真正不可避免的命运只有在它为本世纪赢得了物质胜利之后才悄然出现，就在资本主义机器的最后产品产出之前出现。而这个最后产品就是一个在资本主义里新出生的社会，昨日还未曾目睹，今日则处处可见，后浪终将推倒前浪。”①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奈恩怀抱着一种浓浓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达到了一个在它的逻辑下也许可以被称为‘乌托邦’的高点、一个历史成就的高原期，虽然有这方面和那方面仍待改进，但主要障碍业已跨过，一个平顺滑向未来的完善构架已然成形。”②由下而上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控制和现实生活中民族主义幼稚病的痊愈必将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革命而到来。毫无疑问，“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革命观的视野里，革命不仅是一种必然性的历史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与进步得以实现的基本形式，没有革命，就没有社会的发展，也没有历史的发展”③。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历史的建构，其实践既是功能性的内置，也是由人类本质所决定的。在奈恩那里，革命的现实性已经成形，内在于世界历史进程之中，它意味着两件事情：一是，“行动实践要比理论涵养或预知未来重要得多……实践一直领先并主导意识”④;二是，“西方社会新生的革命行动要求同时发展新生的理论。和以往的革命运动一般，它还要依赖实践和理论之间的辩证运动”①。可见，革命前景是在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辩证关系之上出现的，革命实践要先于革命理论，革命理论不能固守教条，而要像新生的革命实践一样生长出新的革命理念。
总之，对于奈恩而言，革命是手段，自由、解放是目的。在他看来，革命的前景并不是一个远离我们的、无法企及的对象，而是世界政治经济机制的现实性内置，他相信，以革命之策定会打破资本主义异化的桎梏和民族危机的樊笼，实现一种无差别、无压迫的社会主义图景。
(四)以民族认同与发展达成社会主义民族共同体
现代西方社会最突出的特质就是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资本主义对物质生产、财富、资本积累的追求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积累达到了极度丰饶，对于这一社会现实，奈恩这样写道：“达成这个史无前例的丰饶的代价很清楚，是以邻为壑——凭借着至今仍完好无缺的帝国主义剥削机器，‘已发展国家’把幸福建立在‘低度发展’世界的痛苦之上。”②足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残忍、冷酷。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一天比一天‘复杂’。国家机器以及垄断资本的组织不断扩张延伸，影响所及，各个人也不断地被转化成特殊的器用”③。这种“特殊的器用”就是异化的结果，是资本主义体系丰饶的代价。异化使得整个世界变得层级森严，社会高度地技术理性化，人的自主、自由都被抹杀了。每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毕生事业和追求正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建立的权利构架。
我们知道，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击败和妨碍边缘地区经济的发展，除非新兴经济得到自己国家的有效保护，民族国家之重要性在此凸显。民族国家不仅是一种文化的保护人，而且是一种新兴的、在初期往往很脆弱的经济的保护人。因此，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共同发展经济、一起做出政治决策和有着相同利益的共同体，必须发展出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来达成民族认同、统一和自主。奈恩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认为社会主义者必须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形式。此外，奈恩还探讨了在资本主义作为现代最重要的现实背景下，其固有的不均衡发展必然会带来民族主义的反应，鉴于这一状况，中心和外围之间的矛盾绝不会导向“民族壁垒的分解”,而是“不得不与当地文化妥协，依赖于民族国家”①,各自发展适合自己国情的民族主义形式。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社会主义是一个早产儿，还远未‘成熟’(或甚至‘熟透’)”②,只有社会发展成熟，各民族共同体以民族主义为载体，通过现代资本主义阶段的路子，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理想，而在社会发展的这段漫长旅途中，我们必须要以社会主义民族认同、统一、自主的发展来对民族国家进行引导和实践。以此，“奈恩暗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未来”①。在社会结构日臻成熟的未来，民族主义将会给我们带来社会主义的后果，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将会促成社会主义的实现。
总之，解决问题的道路在于有意识地克服技术带来的异化问题，以民族认同、统一、自主、发展达成社会主义民族共同体的根本理想，它掌握在人类自己的手中。奈恩指出：“社会主义，他的智力和心脏更多的在于马克思主义传统而非别的地方，是启蒙运动的继承人。”②他对民族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维度的分析探讨，表明了他在民族范畴中一贯的唯物史观立场，他把民族国家之不均衡发展和民族主义之幼稚病的根源归结为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下的资本主义异化情境，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统治制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和建构，这样，他不仅把民族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且为民族相关问题找到了解决的途径——以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心智生产力、革命实践和民族认同来抑制和超越资本主义，达成社会主义民族共同体的根本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