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来到现代社会，是以民族群体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掠夺与侵袭，争取民族解放、自由为主要背景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政治规划，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民族和人民大众的思想武器而出现的。在强调民族主义的现代性、整体性和主体性之后，奈恩看到，现代社会的民族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达至社会主义理想。民族主义的客观事实不再是目的本身，而是现代性的一种发展过程，民族主义承担着社会演变的重大历史责任，其真正目的是要改变世界，建立新的更加自由、民主、公平的社会共同体。

(一)民族主义是现代哲学的真正主题

现代社会的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究竟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机制与社会主义相关联的呢?透过奈恩的理论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换句话说，民族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我们达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是一个不可跨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大众心理倾向。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始终是在现代大工业生产的推动之下进行的。民族主义从来不只是抽象的社会心理，而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内涵，是伴随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萌芽发育的。很显然，二者之间被不可或缺的纽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牵连。在世界历史当中，作为民族解放指导思想的民族主义始终是与寻求民族复兴和发展的主体互为表里的，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民族主义是人类的命运，“现在我们都是‘民族主义者’”①。

在此基础上，奈恩进一步指出，民族主义是现代哲学的真正主题。奈恩认为，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创造过程，通过对现代化理论和原生主义的深入探讨，他认为要回归“人性”的视域。奈恩指出，厄内斯特·盖尔纳不止一次地评论到，现代哲学的真正主题是工业化，他们一直努力去做的是应付改变蒸汽机所带来的后果。工业化和它持久的余震——“现代化”确实改变了和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结果，其中包含有关人的价值、科学和技术、道德准则、自然、灵魂和上帝等理念的转变。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类，并使我们走上了环球网络信息的道路。从此，一切都改变了。虽然我们认同这一点，但奈恩认为，盖尔纳的收敛性的概要是不完整的，他讲得不够深入。奈恩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延伸，认为民族主义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社会过渡的关键，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民族主义两者是互为因果的两个方面，其中，民族国家的政策就是“发现自我”,这一口号是建立在民族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之上的。所以，奈恩批判性地指出，盖尔纳虽然证明了工业化是如何产生了现代民族主义政治的，但他并没有继续探讨现代哲学的真正课题是什么。奈恩进而指出，这一课题并不是工业化，而是极其复杂和色彩斑斓的余震——民族主义。奈恩在《民族主义的面孔》一书的导论部分总结道：“哲学是‘关于’什么的呢?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哲学从来不是‘工业化’,而是具体深入的结构，通过对现代化的挑战，在相继的民族中，哲学是被思想家体验的‘世界’。因此，现代哲学的真正主题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工业化；是民族国家，而不是蒸汽机和电脑。”①

(二)民族主义的根本理想必将聚焦于社会主义

奈恩认为，政治自决和经济自主是民族主义的根本理想，其实质就是民族的自我解放。“民族”一词向来就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民族主义”更是如此。从马克思的民族理论出发，奈恩提出了民族主义是人类命运的命题，究其原因，是因为他看到了民族主义对政治自决和经济自主之理想的追寻。

所谓政治自决，就是人民能够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奈恩认为，民族国家所寻求的政治自决承袭于马克思的民族自决权。早在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就明确提出了“民族自决权原则”①,希望借此原则来使一切民族都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②,并“自由决定自己的国家归属问题”③,使遭受殖民统治的被压迫民族有权在政治上自由、自治，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因而，人民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应当诉诸民族主义。

奈恩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因为，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不管单个资产者进行多么激烈的斗争，资产者作为阶级是有共同利益的，这种共同性，正像它在国内是针对无产阶级的一样，在国外是针对其他国家的资产者。这就是资产者所谓的民族性”④。所以，资产阶级民族性下产生的民族主义必然是压迫的、剥削的、不平等的。奈恩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须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形式，只有发展出自己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形式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政治自决。正确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是对民族文化、民族经济利益、民族国家自治和独立的保护，是民族平等的政治结构，而非资产阶级所滥用和利用的、狭隘的、利己主义的民族主义。

所谓经济自主，就是一国之全体人民在不受外来干预的情况下，自由谋求其经济发展的权利。奈恩十分重视民族经济的发展，认为“不均衡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①,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要打破这种不均衡，以经济自主来带动民族国家的发展，只有摆脱经济上的落后和依附状态，民族国家才有可能真正地独立。民族主义的情感与理想是被现代国家中不同地域、不同阶级相较之下的贫困与剥削，不发达的边缘地区与发达的核心地区相对的被剥削与剥削，以及核心区域的精英与边缘地区的精英相比之下的剥夺与被剥夺而唤醒的。

马克思认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②,因此，经济的自主发展不仅仅是民族情感和理想的内在要求，还是人类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然属性。奈恩在《民族主义的面孔》一书中写道：“‘历史唯物主义’的古雅信条过去常常教导以基本的社会经济条件去‘决定’事件的总体方向，包括什么样的观念和领导人可能获得国家和政治运动的控制权。在《1780年以来的民族和民族主义》(Nations andNationalism since 1780)一书中，这一信条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这是很奇怪的，而且也很可惜，出于对民族主义的研究，首先，应该要说服人们关于这一点仍然有很多可谈的。”③可以看出，奈恩十分重视历史唯物主义对民族主义的解释，认为社会经济对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发展走向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民族主义，不仅是社会工业化过程中所不可分割的，而且对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是必要的。普遍的社会经济环境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促进了新工业生产方式的扩散传播，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特别是以资本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所架构的现代阶级结构的形成”①,奈恩看到了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对社会经济的巨大作用，它们共同引发了资本的不均衡发展，反过来只有在不发达地区实现经济的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才有可能缩小这种发展的不均衡状况，并最终实现政治自决、经济自主的民族主义理想。

仍是在《民族主义的面孔》一书中，奈恩写道：“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不会否认全球经济日益相互依存——大型生产单位的发展和市场的经济管理，国家干预的增多，跨国公司的作用，或任何其他对物质的崇拜。”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市场经济可以说是实现民族国家经济自主的途径之一。在看到东欧剧变以及苏联解体后，奈恩认为，这是“计划经济的失败所产生的一个逾期的反应，即像别的事物一样，它必须呈现出一个主要的民族主义的形式。换句话说，民族主义现在没有，过去也从来没有异常或意外地违反什么是‘应该发生的’。它不是逆流或侧涡，或妨碍进步的磅礴的奔流，民族主义就是主流，现在我们是时候该承认这一事实了”③。也就是说，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一个自由的市场才是自由的主体条件。作为世界意识形态最磅礴的主流，民族主义必须以巨大的导向作用引导民族的觉醒和发展，以人民大众的民族身份认同来促进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实现民族国家的繁荣兴盛、民族主义政治自决、经济自主的根本理想，最终实现社会主义。不难看出，作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民族主义理论家，奈恩认为，民族主义是实现民族自治的核心指导观念，是民主和解放的前提，民族国家政治自决、经济自主，以及自治解放的根本理想必将聚焦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

(三)民族主义的未来必定会让位于理性的社会组织

社会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未来。虽然民族主义在今天仍然保持其重要性，但是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民族主义的未来必定会让位于理性的社会组织——社会主义。可以说，民族主义是一种阶段过程，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是达到国际主义的必要阶段，是为了社会主义的未来而做出的斗争。这样就不难理解奈恩对苏格兰民族主义及欧洲一体化的支持，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①。

首先，奈恩以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解读为基础，指出为何民族主义在抵抗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中有重要价值，以及资本主义为何不可能获得世界的最终支配权。在他看来，“民族主义是一个内在决定的社会必需品，一个‘生长的阶段’,位于传统的或‘封建的’社会和一个未来之间，在那里，民族性的因素将变得不那么突出”②。因此，追根究底，民族主义是传统社会向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和实践工具。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并不是偶然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从工业革命爆发开始，它就已经伴随着帝国主义对资本积累的普遍追求，附着在物质、工业、技术、生产力的广泛蔓延之上，在其所到之处播撒下要求民族政治经济自由和社会正义的种子。无论资本主义的力量多么强大，它总是压抑不住世界上被剥削、压迫地区的民族主义的革命斗争和解放运动。奈恩指出：“资本主义确实统一了人类的历史并使世界成为一个整体。但是，它是以令人惊奇的不均衡为代价而实现的，通过仍远未完成的近乎灾难性的对抗和社会政治分裂的过程而实现的。”①可见，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现代世界绝大多数不均衡、不民主、不公正的部分，它无法避免自己内在的侵略性、破坏性本质。因此，可以说以民族解放和实现现代化为根本目标的民族主义力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抵抗力，民族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斗争保证了资本主义不可能是一个不可超越的社会历史阶段，而只是通往社会主义的一个前期幼稚阶段，“历史终结论”仅仅是西方资本主义理论家自大的臆想，是一个不可能真正统治现实的理论谬断，“社会主义以一个远比其创始人所想象的更快速的节奏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因为，“资本主义不可能，最终，统一世界”②。

其次，奈恩探寻了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转化和联系的过程，并特别聚焦于民族主义对建立国际主义观念、结构的铺垫作用。国际主义是马克思创立的关于指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条基本原则，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国际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只有达成国际主义，全人类才有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同时，国际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必定具有国际主义的博大关怀。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主义者所秉承的国际主义就是指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运动和理想”①。因此，奈恩对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探讨，实则是解释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潜台词，“国际主义是世界精神的更高和谐”②,只有在民族界限消失的国际主义社会中才能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历史是人类共同体的记忆，自民族主义出现以来，关于其与国际主义的争论没有一刻停歇，大部分学者主要关注两者的相互对立、矛盾与斗争，但是奈恩看到了它们内在的相互联系、渗透。民族主义是如何带来国际主义的演进和发展的呢?奈恩的答案是，民族主义“这一社会演变过程是之后更加令人满意的状况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即‘国际主义’”③。因此，民族主义的不断演变将会给我们带来国际主义的结果，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促成了国际主义的命运。奈恩不止一次地分析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他指出，只有在工业化、现代化达到完全的成熟时，社会才会发生本质上的变革，只有在实现了民族主义认同、统一和自主的民族国家中，社会中的民族性因素才会不再是最主要的社会特征，只有人们达到了真正的自由和解放，民族共同体间不再存在压迫与反抗，民族国家的边界才会模糊，这时，国际主义便会取代民族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整个世界将会以全体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形式存在，“真正的国际主义无疑应当以独立的民族组织为基础”①,“一首真实的国际歌只能建立在人类本性的解放基础上：它(首先)意味着民族性，这是民主和个体解放的前提”②,然而要达到这一理想，我们还有好多路要走。

最后，奈恩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把民族主义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背景中，理解它与社会主义之必然联系，揭示出民族主义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功能和意义。民族主义作为一个社会过渡阶段，除了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有抵抗性的积极作用外，更重要的是，还对社会主义的形成、实现、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我们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理想，必定是以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形成为先导的。我们应当手执民族主义的利剑，直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的不均衡发展状况和剥削压迫现象，这一意识形态和运动将带来民族国家由下而上的社会控制和现实的民主。

毫无疑问，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的建构，尽管民族主义的发展偶尔会绕弯路，甚至倒退，但是奈恩坚信，民族主义的总趋向是发展、解放、自由，随着这一理想的实现，社会主义的美好社会就是一个水到渠成、付因结果的政治架构。奈恩写道：“社会主义，对于世界的一大部分来说，可能代表了某些治愈的必要状况。”①所以，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治愈方法，必定需要民族主义历史与现实的目标和程序，这样才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完整过程。奈恩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野里，找到了解释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的重要关系，在他看来，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必然性的历史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得以实现的基本形式。如果没有民族主义，就既没有资本主义的终结，也没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