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想要解释，在1914年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为什么民族团结在整体上被证明比阶级团结优越，那么部分答案不得不从“阶级与民族”的历史关系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是历史的主体，阶级是推动当下历史运动的主体，阶级是作为“无产者”,而非“德国人”“古巴人”“爱尔兰人”等出现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而奈恩则认为，马克思低估了民族主体与民族主义的力量。他提出，民族，是比阶级更重要的现代历史运动的主体。霍布斯鲍姆也曾表述：“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国家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都正在成为民族的，也就是说，他们正成为民族主义者，没有迹象表明这种趋势会停下来。”①可见，民族与民族主义是当代世界不容忽视的内在推动力。奈恩敏锐地洞见到了这一点，对马克思阶级理论进行了分析、改造和扩展，提出民族在历史进程中是比阶级更为内在的和实质的主体。他认为，民族主义为大众提供了一些真实的、重要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一种以狭隘的知识分子的模式而设定的、阶级意识从来都不可能提供的东西。以此，奈恩从对世界历史的回顾视域，分析了民族与阶级的关系和作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发展、修正与挑战，形成了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
(一)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认识与转向民族主体的支配地位
奈恩所讨论的主题是民族主义，他从真实的历史事实和唯物史观的范畴来着手分析，不仅回归了历史，还以此种方式转向了对民族主体、民族性力量的肯定。他将民族主义的产生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是资本主义工业、技术、生产力的产物，“从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存在一个长时间的、有趣的、不均衡的和合并的发展，对于帮助我们理解全球发展的复杂性，被证明更加富有成果”①。针对这种不均衡发展，奈恩指出：“发展只能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均衡只能产生一个持续的反应，这种政治的推动动员了那些被排除在外的、‘落后的’、殖民统治的或被判决的成为遗产的足迹。也因为另一个原因，这样的动员主要是沿着民族的线路而不是阶级的线路行进。虽然民族主义在概念上声称是普遍的，但是在实践中，中心地带进步的马达已经假设了有力的民族状况。”①也就是说，落后的、外围的、边缘的地区必定会以民族主体为单位来对抗来自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的压迫。毋庸置疑，动员的对象一定是整个民族群体，而非其中特定的某一阶级群体。事实上，奈恩为边缘地区所采取的对抗方式就是，把所有阶层的人民以民族主义的热情和民族身份的认同广泛地联合在一起。正如布莱恩·特纳(Bryan S.Turner)所写的：“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学家一样，奈恩认为，意识形态或民族文化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合并所有的阶级于一个共同的文化中来整合社会体系。”②
由此出发，奈恩将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的理解回归到真实的社会发展领域之中，进而引出对民族、民族性的转向。奈恩“把民族主义称为‘现代发展的病态’,并用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方式将其视为起源于经济因素——但以一种新奇的方式：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结果(因此是‘病态’)。就不发达社会的上层阶级而言，其来源是跨民族的，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最直接地打击了他们，并成功地把他们与殖民社会的其他阶级一起划入了民族解放运动当中”③。简言之，资本主义不均衡地发展促成了民族主义的生发，并使得上层阶级与其他阶级联合到一起进行民族主义运动，寻求民族解放。可以说，“在社会阶层之间，每个地方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两个世界性的阶级，可谓，被困在同样的战斗中”①。因此，是民族主义促进了阶级之间的联合，使它们以一种共同的民族身份来进行斗争，由于相同的“不发达”困境，民族成为现代社会主导性的群体单位，奈恩这样写道：“一个激进的、阶级间的共同体的有意识的形成……意识到自己的独立身份是与统治的外部力量相对的。”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激起的两个波次的民族国家的大量建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广泛发生，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引致的民族运动的复兴，无数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事件表明，在面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侵略压迫时，只有民族共同体才能够实现真实而富有成效的抵抗和防御。
除此之外，奈恩还以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分析了民族和民族主义作为历史动力的原因。他认为，民族自由、自治的权利诉求是历史过程中资本主义逻辑的产物，这些理念作为“部落和封建多样性的矫平机”而出现，广泛附着于民族、民族性与民族主义之上，民族与民族主义一方面是社会摆脱落后走向进步的手段，另一方面又是逾越帝国主义剥削、掠夺的工具，因此，对于奈恩来说，“民族似乎是历史的超级主体，有着机构和行动的属性：他们‘动员’、‘期望’、‘推动他们自己向前’和‘做出反应’”③。
显而易见，奈恩认为，民族是现代社会当中占支配地位的主体，“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蔓延，它创造的不是一个均衡的世界秩序，而是一个以不均衡发展、不平等性和压迫为特质的世界秩序。在这样一个世界秩序中，民族主义相对于阶级的优势因此刻在了结构上”①。霍勒斯·戴维斯也共享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普遍的民族运动是有助于解放的……在某些情况下，民族的斗争并不具有阶级的成分(如非洲某些无阶级的部落社会),而在其他情况中，民族斗争则是所有阶级的斗争[如在卡斯特罗(Castro)]。”②可见，当涉及新时代的民族国家时，我们应当强调民族主义与社会发展、人类解放的关系，现代民族国家必须要设法团结所有内部阶层来争取独立和寻求国家地位。在新的社会状况中，扩展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并转向民族主体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考虑到所有历史与现实因素，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时代的发展，革命的动力已经不再仅仅是某一特定阶级的阶级利益，而是普遍利益；主体意识已经从阶级斗争和阶级划分的观念转向民族的观念。在社会发展与改革的事业中，已然不用去衡量是民族的因素还是社会的因素所占的分量更多，也不需要弄清这是不是一个社会化的民族或民族化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不置可否的是，民族与社会的这种混合确确实实是爆炸性的，是“强烈得足以逆转历史的动力”③。由此，奈恩接下来继续深入论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念的发展与改造。
(二)拓展阶级意识的范畴与展望民族主义的向度
《现代贾纳斯》一文是奈恩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此文开启了奈恩对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和挑战，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机制下，民族主义解放斗争是更为关键的和内在的意识形态和运动。在新的现实状况下，马克思主义者们应该认识到，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主导世界的核心因素，不应过于关注阶级矛盾而忽视民族矛盾，不能够只看到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理解和把握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这样才能真正地解释现代历史发展并指导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
在此，我们可以引用政治学家琼·科克斯教授对奈恩的一段评价来做出一定的说明：“通过把民族形成和民族冲突放置在现代历史的中心，奈恩从根本上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他将资本作为原动力，在历史中，资本改变了从欧洲到世界所有地方的传统世界，奈恩坚持认为，现代经验的最令人震惊的方面是由这一过程所造成的文化政治的瓦解和重新整合。资本主义入侵的最重要的产品是民族国家——‘相对单一文化的、均质的、单一语言的实体，最终取代所有其他形式的文化和政治共同体’……无限的资本积累的逻辑对其入侵的世界有震动的影响，并产生了一个世界体系，其特点是深刻的分裂和不平等。这些分裂和不平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区域和次区域，这通常意味着最具戏剧性的对抗是全体人民所经历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的反应和对这些对立的表达。他们的产生是为了统一和煽动资本主义的边缘或半边缘的人民对抗核心地区的人民，从更实质性的强有力的核心国家中刺激民族主义的反应。从而奈恩降低了资本理论中占主要位置的阶级冲突。”①可见，奈恩从两方面具体论述了民族主体对传统阶级主体的超越关系。
一方面，以阶级意识的扩展突破阶级斗争的僵化性与保守性。在对世界历史与现实的阐释中，奈恩认为，相对于民族主义，阶级划分已经不是最能激发人们团结起来对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入侵的意识形态，为了团结人民，现代精英们必定会以民族主义的热情来团结人民。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形成对比，民族主义有着“对阶级意识的高度的理性，民族主义在大众水平上成功了，因为它提供给‘大众真实的和重要的东西’”②。我们知道，阶级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核心和关键的主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在历史中，阶级总是更重要的……阶级斗争总是历史变革的发动机，民族性仅仅是它的一个附带现象。因此，后者使得前者黯然失色，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③然而，随着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以及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相继失败，民族意识的形成、民族主义观念的勃发、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建立纷至沓来，事实证明，民族已然成为与阶级同样重要的世界范围内的核心主体。布莱恩·詹金斯(Brian Jenkins)和金特·明纳普(Günter Minnerup)也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必须承认，民族主义的解放力量并不仅仅是阶级斗争的附属物，“在政治解放的领域里，民族国家实际上代表着人类发展的高峰”①。奈恩正确地指出，“一个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性质和深度有缺陷的把握暗示着某些错误”②。这意味着，仅以阶级观念来驾驭世界发展有一定的不完整性，马克思主义者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把握社会发展中真正的对象——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在奈恩看来，“这是唯一的真正的‘结构’,这一‘结构’可以解释资本主义现实的各种‘上层建筑’(包括民族主义)”③。不需要做出过多的解释，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横行的时代，单一地探讨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不足以应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顺应时代的需求，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打破阶级斗争的局限，扩展阶级意识的范畴，适时地为顺应时代潮流做出发展和调整。正如政治学家亨利·帕特森(Henry Patterson)对奈恩的评价：“他(奈恩)显然积极地提出了一种认识民族主义的必要，打破了一个阶级还原主义。”④
另一方面，以民族支配地位的转向肯定民族主体的充分性和民族主义向度的有效性。奈恩指出：“‘物质’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不单单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和阶级斗争的方式，还需要一些更深层次的和旧的物质因素来理解民族主义的世界。”⑤在新时代，我们必须认识到，不同发展状况的民族国家之间有深刻矛盾，现代社会真正的、基本的矛盾不仅存在于阶级斗争中，还存在于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存在于充分体现群体意志的民族主体中，存在于有效动员大众情绪的民族主义向度当中。由此出发，奈恩进一步分析了民族性因素的核心作用。资本主义的蔓延与发展打破了旧的社会形态，而旧有社会形态的崩溃总是倾向于以民族主体的形式发生，而不以阶级单位展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主义能够起作用，因为它确实为群众提供了真正的和重要的东西——那是假定在一个狭隘的唯智论者模式中阶级意识永远也提供不了的东西……是更大、更易接受的、更贴近于大众现实的东西。……它在现代发展中必须有一个功能，或许是比这一时期各个民族国家内的阶级意识和形成更重要的功能”①。在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情况下，“只要世界经济的主要矛盾”仍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民族性的地位仍将越来越强大”②,在这样的状况下，民族主义给人民大众提供了充分的和确定的理由去对抗现代资本主义对自身的侵袭，并动员民族共同体中的全体人民以民族解放、革命运动走出不发达的困境，拥抱现代化的进程。
(三)注重民族解放运动中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的相互融合
虽然奈恩以民族范畴的充分性和有效性指出了阶级斗争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僵化与保守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用民族主体完全替代阶级主体，并忽视和否定阶级的作用，恰恰相反，他十分重视阶级意识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的相互结合与影响，他认为，在现实世界中，社会主体要把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相结合，既相信阶级划分的科学性，又认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性，不能一元地、绝对地解释历史和现实，而要从发展的角度拓展对人民、民族、阶级三者的理解。
在现代社会，几乎所有的民族独立斗争与阶级斗争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知道，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中，阶级、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总是处于最核心的地位，与阶级相关的概念统揽了包括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斗争等问题，在奈恩的民族主义思想当中，他也十分谨慎地对待“阶级”的相关概念，在《现代贾纳斯》一文中，当他决定要讨论民族主义与阶级问题时，他这样写道：“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没有提到神圣不可侵犯的主题：阶级。当然，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这样一个问题，用任何唯物主义的方法来接近，我们不仅发现路被常识性的丰富神话堵住了；还会发现马克思主义有它自己的家庭产业。……我们的特性一直是‘阶级’。”①可见，在奈恩看来，“阶级”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主题，虽然奈恩把“民族主义”置于解释世界历史的中心，但是同时，他也分析和扩展了阶级问题，因为人民大众的特性一直是阶级的。我们知道，民族是由聚集在一起的阶级所组成的，民族与阶级以一定的规律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联结起来，这便构成了人类现代历史发展当中的社会组织，而在对社会主体运动的分析中，奈恩不仅阐释了民族解放运动的主体，还在此基础上结合了对阶级意识的拓展性分析。
在现代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中，奈恩认为，民族的革命解放运动只有把所有阶级全部联合起来才能真正凝聚成足以改变社会的伟大力量。在奈恩看来，人类社会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发展离不开民族与民族运动，他对此有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组织的彻底的调查研究，他指出，“在俄国革
命之后，第三国际产生了真正极端强化的谬见：国际主义因缺乏意志力和组织性而失败了——因为主观的原因，他们没有足够的决心对阴谋和腐烂的主体进行披露和战斗。如果他们那么做的话(言外之意是),那么阶级的因素可能会战胜那些民族的划分，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革命，而不是战争”①。可见，第三国际缺乏坚定的革命性和对资产阶级的妥协，致使世界范围内并未形成一个伟大的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社会革命，因此，民族划分仍是人类社会中的主导组织形式，它进一步促进了世界历史中民族解放运动的快速形成和发展，对此，奈恩指出，“民族边界对于资本主义本身早已过时”②,这种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常常使用的言论既是错误的，又是不符合社会现实的，阶级意识必须要与民族主义发展的新世界相协调，这种调和是势在必行的。尤其在涉及“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性质和深度”③时，如果仅仅单纯地运用阶级观念来解释社会中“真正意义上唯一的对象，即世界政治经济”④的话，就会造成一系列的偏离和失效，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拓展阶级意识的范畴，并将其与民族解放斗争相结合，这样才能使阶级利益与一般民众的利益相一致。
由此，奈恩强调了民族在人类主体当中的地位，并在世界历史当中扩展了阶级意识的范畴，奈恩十分认同在现代民族主体中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民族主体内部的阶级关系及功能划分，他写道，“真正的、基本的矛盾仍在阶级斗争的地方起作用”①,“阶级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这显然是真的”②,“这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困惑，在那里，一个民族性的上层阶级统治另一个民族性的农民和工人。但关键是，混乱只能根据民族性来调节，而不以阶级调节。作为一种动员手段，民族主义仅仅是无比地优于那些包含在一个仍然未成熟的阶级意识中的东西”③。换句话说，在民族主体中，上层阶级统治下层阶级，而在现实社会当中，民族国家间的矛盾、问题和混乱能且只能以民族共同体的单位进行解决，而不能以新生的阶级意识来调节。
纵使在定位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时，奈恩把民族置于阶级之前，但是奈恩并未把二者放在一个相互矛盾的状况当中，他指出：“工人首先是德国人、古巴人……民族属性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属性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矛盾，前者只是在走向后者(等)的路上的一个阶段。”④可见，在当今现代化、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民族国家间的矛盾、问题和混乱首先要以民族共同体为单位进行解决，在还未实现国际主义的、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世界中，民族性的调节应该先于阶级性的调节。奈恩并未把民族与阶级二者放在一个相互矛盾的状况当中，而是进行了融合和统一。对于奈恩来说，民族、民族性、民族主义是现代历史的中心，而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发展和成熟，它们会逐渐让位于后者(阶级)。在这里，奈恩也阐释了社会主义与新民族主义的结合，“从来未曾如此明显，社会主义成为主要的意识形态武器，成为一个全新的朝向欠发达地区的强行军。它有效地融合他们的新民族主义，而不是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意识。因为联合的帝国主义被第三世界国家的广义起义横扫，逐渐增加的不平衡发展的意识开始变得清晰”①。可见，这种融合了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体更加具有动员的充分性和运动的有效性，因此，不发达的边缘地区的人民终将实现他们的民族解放和社会变革。
同为英国新左派的霍布斯鲍姆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捍卫者，虽然他不尽赞同奈恩的观点，并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超越某些概念的边界，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正视民族主义的政治事实，并确定他们对民族主义具体表现的态度。自马克思以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必要的，它不是一个理论原则的问题，而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做出的实际判断。”②此外，在理论层面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和卡尔·伦纳(Karl Renner)也试图用一种复杂的历史方法将阶级结构与民族问题联系起来，他们以捷克为例进行分析，指出捷克民族在被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征服后，经大屠杀和文化同化失去了他们的上层阶级，这些民族精英的消失意味着捷克民族仍然是一个由农民构成的民族，即没有社会和政治领导，也没有文化精英，在经济上依赖讲德语的地主。捷克农民出身的无产阶级发现自己受到了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剥削，面对这种社会状况，他们只有通过民族主义的政治和文化运动才能挽救捷克下层阶级的贫困人民，从而使捷克的工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获得权力。①可见，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关怀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方面，将阶级范畴与民族范畴相联系，这样才能符合实际的历史发展走向，适应真实的现代社会状况，有效地动员切实的主体力量。奈恩以历史为参照、以现实为依据解释民族主义，在客观分析社会经济政治变迁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探索了关于民族和阶级的新认识。接下来，奈恩对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阶级基础进行了分析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