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民族主义的上升总是与社会阶层的主体关联在一起。人们相信，大众在与封建帝制、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等不同社会阶段的压迫者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从根本上起到了摧毁其社会政治权力的作用，而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正是作为相宜的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并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创设。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能够赢得从知识精英到大众广泛而普遍的认同的原因就在于，它能够超越所有社会、宗教和地域的界限而把全体阶层团结、组织起来。因此，民族主义并不是单一、狭窄、局限地与某种特定阶层联结在一起的，而是与所有阶层有着深刻的联系。可以说，民族主义是一种庞大的、覆盖阶层的意识形态和运动。民族，作为社会共同体，是由聚集在一起的阶级或阶层所组成的。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没落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阶级和阶级关系都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切现象、过程都具有明显的阶级特征。因此，(阶级国家的)民族必然地具有阶级的性质，民族主义的社会内容取决于阶级利益、阶级斗争和阶级的社会活动，在考察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民族国家关系和民族主义运动时，我们必须要考虑社会的阶级构成、各阶级的利益诉求和各阶级间的关系及作用，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

(一)知识分子必须引导无产阶级的觉醒

一个民族，乃至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历史生命力，以及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取决于组成这个民族的各个阶级或不同阶层。奈恩的平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深入探讨了民族解放斗争的阶级基础问题。民族自始至终都容纳着所有阶级，各个阶级在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首先，确定起领导作用的阶级力量历来是十分重要的。什么阶级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中的领导阶级呢?这一领导阶级用什么标准来确定，以及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奈恩指出，知识分子处于民族主义的领导阶层，制度上的知识分子必须居于民族主义计划的核心位置，并且，他把自己界定为其中一员，他充满热情地写道：“民族主义的新兴知识分子必须邀请群众进入历史之中，而且，邀请函必须用他们能够看懂的语言来书写”①;“只要考虑到20世纪70年代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方面，我们就仍然深信，就我们的特殊条件而言，仅有知识分子阶层能够带来这样一种觉醒”②。从这些表述中，我们看到了奈恩对于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巨大肯定，他不仅看到了知识分子在人类历史中的引导性作用，还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认为只有知识分子动员人民进入政治生活，才能实现由民族主义带来的伟大社会变革，正如他在《不列颠的瓦解》一书中所写的：“就一个独特的现代意义而言，民族主义的到来与下层阶级受到政治的洗礼有密切的关系。他们进入历史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将民族性转换为中心的和形成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民族主义运动有时候对民主抱有敌意，但他们的主张一定都是平民主义式的，并且始终设法将人民群众引进到政治生活中。典型的民族运动的形态，是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领导群，试图动员群众并将其能量诱导向对新国家的支持上。”③

不难看出，在奈恩的平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中，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处于民族主义运动的实际过程中的引导和领导的位置。我们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民族共同体的肯定过程是通过精英政治实现的”①。民族共同体会自然地按角色分解为精英与大众，这种确定的权力结构是自发的，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提供激发和引导民族主义的核心力量，他们是民族文化的制造者、民族解放梦想的发掘者、民族国家觉醒的领导者和民族主义政策的测绘师。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必须要重新学会从民族性中发现那些能够动员人民群众的因素，借由这些因素，不仅能够实现人民大众的民族身份认同，更重要的是还能够激起他们的民族主义热望，可以说“精英和知识分子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②。奈恩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视角分析民族问题，从不发达的边缘民族国家与发达的核心民族国家的不同状况来进行分析，他认为，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国家当中，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必须引导无产阶级的觉醒。

一方面，在不发达的边缘地区的民族国家当中，知识精英要充分运用他们所占有的文化领导权和话语领导权来动员人民的民族身份认同，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引导他们的集体凝聚力，促进他们的普遍觉醒，进而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入侵的对抗，以及自身民族国家的解放和发展。让我们再次回到这段论述：“启蒙运动被资产阶级革命带进了更广泛的现实世界，这些革命震碎了他们周围的旧世界。在这些欠发达地区，精英们很快发现，每次只有几个国家可以平静地并入世界性的技术官僚国家之列。其他大多数国家只能被排除在行动之外，而不是礼貌地被邀请加入。践踏他们，而不是教给他们游戏规则；利用他们，而不是将他们作为合作伙伴。他们被告知要耐心等待，情况会在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拉平，这起不到什么安慰作用。这究竟是真的吗?改变的新力量的实际配置将不让英国人更加牢固地负责一个更加非印度化的印度吗?德国人不会更加控制斯拉夫人的土地吗?不管真实与否，这一点似乎是学术的。鉴于暴力和快速的行动，耐心和时间无论如何都不再成为人类(平衡发展)的可能条件。”①

可见，核心的资本主义世界对外围落后地区的统治在“外围精英”中产生了一个防御反应，奈恩这样感叹道：“巨大的期望领先于物质进步本身。外围的精英们别无选择，只能试图满足这些需求，把东西掌握在自己手中。当然，‘把东西掌握在自己手中’表达出了大量的民族主义的实质。”②对于边缘地区的精英们来说，民族主义是最根本的手段，人民大众是最关键的力量，他们必须要把二者结合起来。“为了保护自己，外围国家被迫尝试和推进‘以自己的方式’,‘为了自己而去做’。他们的统治者——或者至少是现在掌权的最近刚刚觉醒的精英——不得不为了这一历史的捷径而动员他们的社会。”③因此，新兴阶层的知识分子只有通过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动员其人民大众，才能形成足以撼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民族主义解放运动。在所有以人民作为主体的阶层当中，新兴阶层的知识分子必须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社会动员，向现有的资本主义政治权利挑战，进而唤起人民主体的觉醒。

在现代社会，新兴阶层的知识分子扮演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制造者、发掘者、解释者、领导者等多个角色，他们天然地具有其他阶层所无法拥有的作用，即教育和社会地位，这种自身阶层所具有的特权和责任让他们能够发掘民族文化，编撰民族历史，引导民族情绪，创造具有明显认同倾向的意识形态，这样就能有效地得到人民大众的广泛支持，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主义的政治表达。在民族主义的生活引导和社会导向方面，精英阶层承担着整合与引导人民大众的任务。民族主义的计划需要民族的知识精英，只有知识精英的行动、引导和奉献，才能逐渐延伸为普遍的民族解放运动。没有什么比为了民族大义流血牺牲的精英和舍身殉难的英雄更具感召效用了。正是通过知识分子的引导与推动，民族主义以民族为主体单位的集体认同情绪产生了，进而转化为整个民族的觉醒和社会解放运动，这就是知识分子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大脑的巨大价值和意义所在。

另一方面，在发达的核心地区的民族国家当中，知识分子在肩负起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跨越的历史任务时，他们不仅要正确引导自身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健康发展，还要帮助工人阶级重新确立社会主义的原则，让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奈恩以对资本主义英国的具体分析为例，强调了英国新左派作为英国中产阶级知识精英的重要作用，即要以新左派来重新确立社会主义的原则。“英国的社会主义已经遇到了其视角和旧世界观都看不到的障碍物。就像飞机在达到某种速度时遇到的音障一样，这种力量使它重新陷入混乱和无能为力。”①奈恩怀抱着浓浓的社会主义理想指出，英国要突破社会发展的障碍、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离不开新左派对社会主体的引导，“要想在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上有一个开放的过渡情况，就必须有一个左派”②。奈恩从英国的现实状况进行分析，他写道：“资本主义的主要挑战正是社会主义，但这一点几乎完全失去了当代意义……在新生的资本主义的压力下，配备了新方法和新诉求，劳动立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了，工党似乎向后倒退到越来越绝望的位置。”③毫无疑问，在英国，由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强化，工党越来越倒退和妥协，在这种情况下，新左派必须要重申社会主义的意义，以此来挑战和战胜资本主义，帮助工人阶级重新确立社会主义的原则。

他接着指出：“如果我们要打动这个国家的工人……我们必须肯定地回到我们所知的传统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政党必须尽快回到社会主义的原则，政党正是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的。”④自下而上的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变革，离不开英国新左派对社会主义理想和意义的重申，由此，奈恩感叹道：“那么,是否一个新的左派必须存在才能将现实带入社会主义的视角呢?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肯定的。”⑤英国新左派对社会主义的实现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只有在工人阶级当中重新确立起社会主义的原则，才能够改变英国的状况，带来政治体制的新气象。“在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长期处于僵化状态之后，新的萌芽和新气候将带来一个不同的世界。这将是一个更加有利于发展真正的英国社会主义的世界。英国工人阶级仍能意识到多世纪以前马克思所预见的伟大未来的一部分，当时他预言，这将引领世界各地劳动力的解放。”①由此，奈恩从英国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出发，阐明了在发达民族国家当中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

此外，霍布斯鲍姆和安德森也强调了新左派在抵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及实现社会主义当中的巨大作用。霍布斯鲍姆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障碍重重，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衰落，都没有从根本上撼动西方资本主义政权的社会基础，西方的劳工运动总是处于倾覆的危险中。②面对这种无力感，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劳工阶层，还是不发达被压迫地区的人民大众，都必须与马克思主义左派结合在一起以促进旧系统的解体，他写道：“在反法西斯运动期间，民族主义与左派结成紧密同盟，在被殖民国家当中，这种结盟关系更因反帝运动而得到加强。于是反殖民斗争便以种种不同方式，和国际左派联系在一起。这些反帝运动如果能在其母国找到政治盟友，这些盟友无疑都是左派集团。因为反帝国主义长久以来就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观念……自从列宁发现被殖民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可能为世界革命带来莫大贡献之后，共产党这些革命分子便不遗余力地协助被殖民国家进行解放斗争。这种抗争对双方来说都极具吸引力，因为凡是可使殖民母国的帝国主义者惊惧的事情，必定也广受工人大众欢迎。”①不难看出，新左派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先锋，在被殖民、被压迫的不发达民族国家中是革命的领导者，在殖民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是传播社会主义科学思想、反抗帝国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有效组织者。

佩里·安德森从新左派的价值视域入手，强调了新左派的社会批判功能，他认为，新左派最初是一个丰富的知识分子群体(指学者一类),随后其成分更加多元化，不再只是知识分子群体，同时还是一场包括学生、新闻工作者、教师、医生、建筑师、学者和社会工人的大众运动。在他看来，英国新左派避免了欧洲其他国家那种知识精英与大众的分离状态，这是其十分重要的优势。由此，安德森进一步指出，“新左派最有价值的工作，在于对资本主义进行了道德批判，并且愈益关注文化问题”,“新左派的出现，标志着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社会深厚的社会批判传统的复兴”②。可见，新左派对于社会主义的实现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只有在工人阶级、人民大众当中重新确立起社会主义的原则，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状况，带来政治体制的新气象，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变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观点：无论是在不发达的外围地区的民族国家，还是在发达的核心地区的民族国家，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充当着启蒙、教化、引导人民大众的角色，作为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他们必须充分发挥自身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民族性政治的决策、民族解放运动的激**、民族国家的发展中的引导作用。

(二)所有政治动员必定要指向无产阶级

我们知道，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的现实发展过程中，民族主体会按照自身所掌握的文化、拥有的权利、具备的能力、享有的社会地位等因素自然地划分为两种角色，即精英与大众。奈恩在分析了中产阶级知识精英巨大作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强调了人民大众对于社会革命、民族解放的基础性作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及运动是一个精英与人民大众互动的体系，作为“一种超越地方和社会阶层的广泛的文化心理现象和政治现象”,民族主义“说到底是民族大众性质的”。①人民大众是民族主义情感与**的一个载体。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能够激发民族大众爱憎、造就大众理想的信念，最能够激励和动员人民的情感，使之成为民族冲锋陷阵的实体组织。民众通过知识分子的激发而成为社会革命的关键力量。

1.无产阶级是所有革命的关键所在

奈恩认为，无产阶级是所有革命的关键所在，他写道：“工人阶级是革命的惟一发动机……所有的政治动员一定得指向无产阶级，要不然就会注定失败。”②无产阶级人民大众作为革命的主体，对于冲破资本主义社会的枷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具有重要作用。奈恩始终强调革命的主体维度，坚持“主体性的呼声是一个内在动力”①,并致力于建构一种符合当下时代精神的、积极自主的革命主体。

具体来讲，奈恩首先从“个人”着手分析。他指出：“所谓个人，不外乎工作的时候像一只蜜蜂或蚂蚁，离开工作的时候则是一个孑然孤立的个体。”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解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③。可见，奈恩对“个人”的理解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中的人的描述有异曲同工之妙。正是个人对满足物质生存需要的实践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精神生活的不断追求，才使革命成了不可或缺的手段，才赋予了革命以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正是一个个的“个人”组成了无产阶级的整体。

进而，奈恩结合法国“五月风暴”的革命实践指出，只有一个崭新的主体才能推进新世界的形成，他这样写道：“在五月革命的过程中处处都展现出一种行动和组织的特质。藏在外显理念之下的是一个活水源头：一个崭新的主体性，一个当何所为的集体‘直觉’,这个崭新的主体性和集体直觉在短短四周内，从一只眠蛹幻化为一个新世界的原型与愿景。”①在奈恩看来，新世界的愿景是一个崭新的、具体的无产阶级主体性自觉的结果。无产阶级主体为了复得这个世界，以自身天性中的自由主宰自己的命运，以革命实践为手段，拿起主体性之刃劈向那个夺取人们自由、藏污纳垢的资本主义异化。奈恩把革命的实践活动与无产阶级的人的主体性密切联系起来，认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具体化过程和形式就是革命。无论在怎样的条件下，无产阶级的本质力量的实践都是绝对必要的。奈恩把无产阶级作为社会批判的革命武器来使用，以此把本来属于人民的一切归还给大众自身，这是他对人类主体性的期望，也是他对社会文明发展的渴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多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长期稳定的局面，许多资本主义的卫道士做起了“黄金世界”的美梦。可是1968年五月的四个星期，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却像突然刮起的一场风暴，席卷了整个法国，打破了那种美梦。②历史告诉我们，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把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组织起来。在奈恩看来，“五月风暴”中最重要的革命力量有两种：一是学生，二是工人。两者相结合形成革命的动力马达。一方面，学生在“五月风暴”中展示出了非凡的力量，他们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要求自在自为的自我定义”③,并带来了生机盎然的革命运动，正是学生对法国当时社会状况的不满，加之中国、古巴的革命精神的感召，使得他们毅然举起革命的旗帜，占领巴黎地区的大学，奈恩这样写道：“震**明日世界的社会体制的要角将是造反的学生。”①另一方面，随着学生运动的持续扩大，法国的人民大众也加入了这场运动，其中最重要的力量就是无产阶级工人。无须赘言，我们都知道无产阶级工人的力量之大、之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②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发展造成了政治领域、思想文化领域以及人自身的单向度发展，这是个病态社会，尽管西方发达国家都极力宣扬自由、民主，但无法掩饰实质上的虚伪、扭曲。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体系下最受压抑、限制、束缚的阶层，具有最庞大的工会组织、最强的反抗意识和最具斗争性的革命力量。

不难看出，奈恩对无产阶级力量的重视，体现出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深刻理解。只有在工人阶级中宣传革命的理念，让革命理念在工人阶级的意识中生根发芽，革命实践才能成为可能。革命只有掌握在觉醒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手里，才能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势头，向共产主义的理想靠近并取得未来的胜利。

2.无产阶级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及运动的社会基础

奈恩正确地看到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民族国家解放运动的勃兴和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型构，这不仅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和引导，更需要广泛而普遍的人民大众的参与，而民众的主要社会阶层就是无产阶级，可以说，无产阶级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及运动的社会基础。知识精英要如何动员起作为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呢?奈恩这样分析道：“国家被丢进发展的比赛中，没有时间让必要的机构和干部成熟起来。因此，他们被迫用其他方式动员人民。掌管那里的知识分子和士兵需要一个丰富肾上腺素的意识形态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并在一个西方民族精神的简写形式中发现它。这是基于血液的民族性，人民和国家的英雄的和排外的膜拜，建立在习俗、语言、信仰、肤色、烹饪和其他可用于包装的东西之上。”①可见，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竞争中，精英阶层必须要重新学会从民族性中发现动员人民群众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因素，奈恩认为，这些因素就是民族英雄、传统习俗、语言、信仰等，这些东西不仅能够让人民大众实现其民族身份认同，更重要的是还能激起他们的民族主义热望。

奈恩正确地看到了民族主义的平民主义性质，在分析如何激发和唤醒人民大众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时，他指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调动人民的民族性因素的过程当中，必须要诉诸人民群众或下层阶级能够理解的语言和形式，他这样写道：“民族主义的新兴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邀请群众进入历史之中，而且，邀请函必须用他们能够看懂的语言来书写。”②由此，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就在知识精英的引导下成为民族主义解放运动的主角和生力军，并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焕发出任何其他阶级都无法比肩的伟大效用。

在分析了人民大众力量的基础上，奈恩进一步阐释了民族主义为何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底层民众的战斗**。人类社会从19世纪晚期至今的历史是不同民族寻求和确立自己所属群体的历史，世界历史准确地记录下了每个段落，而在所有的历程中，民族主义作为贯穿始终的意识形态和运动开启了人类主体性的觉解之路，尤其是对无产阶级力量的整合和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人们在真的很贫穷或‘欠发达’地域的典型情况中，都可能或多或少地支持民族主义者。因为亲属关系的原因，它不得不通过高度修辞的形式运转，通过现在足够可以被下层阶层所理解的并召唤他们战斗的情感文化来宣传。”①可见，在现代真正的边缘的不发达地区中，民族主义能够最大限度地烘托和激起下层民众的热情，作为最能被人民所理解的情感，民族主义的作用不言而喻。奈恩接着写道：“民族主义的严格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社会的阶级本质影响下的实际形式和内容。他们的社会阶层化形成了某些问题，这些问题没有替代的选择，只能去解决；而且，‘解决方案’是大多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不成熟性、感情主义、通俗的平民主义、高度着色的浪漫主义。”②由此而论，社会在发展当中由于阶层差异而产生的诸多问题只能由不成熟的、感情主义的、平民主义的、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来解决。

此外，民族主义对下层阶级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人民大众无法重构自己。奈恩指出：“精英可能沿着跨国指南富有想象力地重构他们自己，人民则不行。至少大部分群众现在已经强行并且相对较快地离开他们的农村进入了车间、办公室、商店或征召入伍。讲希腊语、拉丁语或法语的精英们可能会认为，比起他们各自的下层社会的人民，他们之间最终会有更多共同点，而下层社会的人民则永远不会。对于后者，市民的‘爱国主义’从来不是一个直接的选择，但民族主义是希腊和罗马的、戴着假发的、苦行的、现代的、多数的、平民主义的、庸俗的、对抗的、有感情的继承人所承载的。”①换句话说，奈恩认为，在社会快速发展的状况下，知识精英能够有力地重构自己，不同地域之间的知识分子能够迅速达成一种共识，形成一个广泛的、跨区域的、多民族的阶层，而下层民众则不能自发地、快速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而能够有效组织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力量的一直都是民族主义。

通过以上分析，奈恩不仅指出了无产阶级民众对于民族主义解放运动的重要性，即所有的政治动员必定要指向无产阶级；还探讨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于组织人民大众的有效性和必然性。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两者，人民大众需要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自己身份认同和民族情感的依托，反过来民族主义解放运动更加需要无产阶级下层民众的巨大力量才能够形成足以席卷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变革，两者彼此促进，共同开启了民族共同体主体性的觉解。

总之，单一精英阶层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及运动不可能实现民族主体的觉解，不可能得到整个民族群体的认同，也不可能促成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更不可能成功扭转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只有将民族主义寻求政治自觉、经济自主和自由解放的精神诉求经由知识分子传达给无产阶级民众，才能够真正动员起、凝集起整个社会主体，在民族国家当中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现代民族国家需要做的是，以知识分子为头脑，以无产阶级为身躯，将两者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对抗和超越。

(三)主体性呼唤下的平民主义范式的民族主义

在分析了民族主义的阶级基础之后，奈恩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确立起了平民主义范式的民族主义。在资本主义主导的时代，平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能够适应社会的变迁和主体的认同，这使每个阶层的人民都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舞台主旋律的一个音符。19世纪初现端倪的民族主义，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被尽情地挥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前隔离、独立的民族群体被卷入相互作用、影响的关联状况中，演化为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历史性范畴。因为，当每一个民族群体以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来践履自身的时代使命时，他们所渴求的不仅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的现代化，还有自身民族认同的情感和国家存在的理由，这种“自下而上”的覆盖所有社会阶层的民族主义恰恰提供了所有的需求，并且能够带来社会体制的切实变革。

我们可以将平民主义范式的民族主义分解为三个问题，首先需要回答什么是平民主义。

众所周知，平民主义(populism)是指一种在政治上迎和普通民众的意识形态，其基本特征是拒绝以牺牲普通民众的现实利益来实现历史进步。平民主义强调主体的能力和创造力，看重人民大众的价值和意义，肯定民众的现实成就和生存特性，其行为方式是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希望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平民主义价值，对人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在当今世界，“平民主义”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名词，它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的确，平民主义的复兴已成为“后冷战时代”突出的意识形态现象，它的崛起告诉我们要从新的高度和新的视野去重新思考历史上的平民主义。奈恩平民主义理论立场下的民族主义正是对这一领域极具代表性的新思考和新认识，对于我们把握世界历史和考量现实社会具有很大价值和意义。在奈恩看来，作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推动力量和实践主体，人民大众以强烈的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诉求和潜在的社会变革的力量不断在现代民族国家和希望建立民族国家的地域进行深入而广泛的发展。这种在民族主体性呼唤下的发展必然体现出一种平民主义的理论立场，这是奈恩民族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特性。

其次，需要进一步回答为什么民族主义会求助于平民主义。

奈恩十分肯定人民大众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他认为，不均衡发展是民族主义的基本推动者，边缘地区的精英们在面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剥削时，没有能力与之抗衡，但是他们却拥有一样财富，即在“不发达”真实内涵的寡助之下，求助于一种能大量提供给他们的资源——人民。人民是边缘地区精英们唯一拥有的资源，并被证明是一种潜在的武器。精英们动员“我们的人民”并邀请他们进入历史，而且以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书写邀请函，同时将他们的“大众情感”引入民族的抵抗运动中。这就是为什么民族主义始终是一种大众化的、浪漫的和跨阶级的运动，也是为什么它总是依靠大众的族群情感来维持。边缘地区的知识精英须求助于平民主义来指导、激发、唤醒其人民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及运动。

除了对边缘地区人民大众的平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阐释外，奈恩也分析了核心地区的民族主义，它同样具有平民主义的特性。让我们再次来看这段表述：“核心地区的民族主义是，从长远来看，与边缘地区的民族主义一样不可避免；但是可能会更有效。最有力的版本被发现，存在于我们所分析的更大的历史的不同位置。即在民族性中，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这两个因素——‘不发达’的痛苦经历和恐惧，以及现代社会经济机构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动员和灌输他们的人民大众。”①奈恩看到了核心地区民族主义的实际状况，他们以永远处于核心地位、保持自身利益，以及不被别国超越、剥削来动员和激发核心地区人民群众的民族主义热情，事实证明，比起边缘地区的民族主义，核心地区的民族主义是更加有效的和有力的，不仅因为核心地区拥有更加发达的工业、技术，更因为其具有先进的民族国家政治体制。

奈恩不止一次地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人民观分析了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诉求和人民大众作为社会变革的潜在武器的巨大力量。那么,要怎样利用平民主义来指导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及主体权利呢?或者应如何求助于平民主义的伟大力量来动员和激起民族主义的社会变革和解放运动呢?我们知道，在面对发展的困境时，有必要求助于平民主义来动员和激起民族主义的社会变革和解放运动。奈恩认为，民族主义的扩散过程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发展，100多年来，伴随民族主义的是反殖民主义、民族性因素的复兴和知识分子对人民大众力量的唤醒。用奈恩的话来说就是：“不均衡发展总是会产生中心对边缘的帝国主义，对于这种优势，这些边缘地区已一个接一个地被迫进入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反应中，寻求立即反抗它，并以某种方式接管其重要力量为自己所用。这只能用一种方式实现，即一种高度的‘理想主义的’政治和思想动员，经过一番痛苦的强行进军，这是基于他们自己的资源，即以他们的‘民族性’作为基础。”①这种以民族性为基础的动员实则就是激发和唤醒大众自身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就是利用民族主义的主权诉求和其强大力量来进行社会革命，民族主义必须与平民主义相结合才能够实现自身民族自决的理想和社会革命的胜利。

由此，奈恩肯定地指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必然要求助于平民主义。因为，“社会结构中包含的能量远远大于先前所理解的，民族主义动员的出现把他们从旧的模式中激发并释放了出来”②。这足见人民大众的力量之大，及其在民族主义当中的重要作用。奈恩在民族主义的解释范畴中继承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认为人民大众是民族主义的基础，民族主义烙印着深刻的平民主义维度，所以，在他看来，民族主义“在前景上未必是民主的，但它总是平民主义的”①。

最后，需要解答的问题是，平民主义范式的民族主义何以能够造就社会体制的切实变革?

第一，一个民族身份和价值的认同、一个民族国家实力的发展与彰显离不开平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尤其是外围、边缘地区的民族群体更是如此。奈恩指出：“无法从字面上‘复制’先进地区，落后地区被迫拿取他们想要的东西，并把这些东西铺在他们自己的社会形式的遗产之上。这一过程的理论化在编年史上被称为‘不均衡和合并的发展’。为了保护自己，外围国家被迫尝试和推进‘以自己的方式’,‘为了自己而去做’。他们的统治者——或者至少是现在掌权的、最近刚刚觉醒的精英——不得不为了这一历史的捷径而动员他们的社会民众。这意味着一个激进的、阶级间的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独立身份与统治的外部力量是相对的。”②知识精英没有其他方法，对于下层阶级的动员必须有依据，而这个依据的整个要点就是现代民族主义。边缘地区虽然缺乏现代性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但是“那里有的是该地区的人民和特性，即其继承的族裔、言语、民间传说、肤色等。民族主义进行类似于那些差异性的运作，因为它必须这样做。它在前景上未必是民主的，但是它总是平民主义的。……人们在真的很贫穷或‘欠发达’地域的典型情况中，都可能或多或少地支持民族主义者。因为亲属关系的原因，它不得不通过高度修辞的形式运转，通过现在足够可以被下层阶层所理解的并召唤他们战斗的情感文化来宣传。这就是为什么距离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很远的浪漫主义文化总是与民族主义的传播是手拉手的”①。可见，从中产阶级到下层民众，总是需要通过民族主义来认同自己的身份、组织自己的群体、发展自己的国家，无论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前景如何，但其特性必然是平民主义的。

第二，民族主义的平民主义特征已经得到了时代的认可，现实意义上的主体觉醒已然成为一切民族国家发展与解放的核心。奈恩认为，民族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是这样的：它“从西欧的本源出发，在动**和反应的同心圆中扩散——经过欧洲中部和东部、拉丁美洲，然后穿过其他大洲。1880—1945年，多样统一的帝国主义是这个更大历史中的一个插曲，其派生物是，反殖民主义战争和‘去殖民化’。我们研究了始终伴随它的现象，即民族历史的‘重新发现’或发明，城市知识分子唤起了农民的优点”②;“资本主义无情地在全世界蔓延，第一次把人类社会统一成一个或多或少连贯的故事，还造就了一个危险的和骤发性的新的社会分裂。资本主义对世界快速植入的社会历史的成本就是‘民族主义’”③。可见，在资本主义的无情侵袭下，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站在所有阶层的人民的整体上去改造这个世界，伴随一系列的反殖民战争，民族群体对民族历史的重新认识、对民族认同的重构，通过民族主义完整地表达了自身的诉求与意愿。可以说，平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是主体对社会发展的自然适应过程。

第三，平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是对民族本身资源的深入利用，这样构建起来的民族国家共同体通过铸造自己的民族精神能够保证民族国家得以在稳定中巩固和发展。“事实是，通过民族主义，社会尝试推动自己向某种目标前进(工业化、繁荣与其他民族平等，等等),通过一种特定的回归——通过向内部看，更深入地利用他们的本土资源，复兴过去的民族英雄和神话等。这些理想主义的和浪漫的源头坚持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①由此可见，民族主体的觉醒和地位的获得来自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对发展进步的渴望，民族自我意识的生成一方面使其能够以统一的群体面对来自其他国家、群体的不断挑战；另一方面又使民族主体的民族主权得以体现，使民族历史得以认识，使民族精神得以彰显。因为，“身份的力量远比之前意识到的弗洛伊德以理论观点所揭露的要大得多”,而且，“社会结构中包含的能量也远远大于先前所理解的”②,所以，平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必定会带来社会体制的全面变革。很难想象，一个非平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会取得成功，历史证明，“真正的异议一定得从下发动，从体系之外，从街头、学校、工厂开始”③,只有平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才会带来社会体制的真正的、切实的变革。

小结

奈恩对民族主义的主体意识的分析直接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奈恩分析民族问题最坚实的思想支撑、最牢固的原则立场和最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从根本上确立了其民族主义思想的逻辑依据和方法论路径，这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价值取向蕴含着丰富的理论智慧。他始终秉承唯物史观的理论方法，在此基础上深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民族观、阶级观和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普遍规律，来分析民族主义的主体。奈恩首先以从历史到现实的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揭示了民族主义是人民大众的共识；其次以从阶级到民族的主体转换，洞悉了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的整体化；最后以从精英到大众的阶级分析，阐发了平民主义范式的民族主义的重要作用，形成了正确的认识。

在平民主义的语境中，奈恩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挑战、信奉与发展、坚持与改造源于对人民大众力量的信任和对民族与阶级关系的重要认识。我们知道，“新左派的主导趋势是‘修正主义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新左派拒绝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固定的、完成的学说或神圣的文本。新左派对马克思的思想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被修正并传承到现在有不同看法，但重新发现马克思一直是新左派的追求”①。作为英国新左派中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之一，奈恩以现代社会的真实历史为参照，结合当前世界的政治发展的现实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阶级斗争和阶级划分理论进行了重新审视、发展和一定程度的挑战，并由此转向了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视与肯定，通过对民族主义主体意识的分析，奈恩完成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与“修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平民主义范式下的民族主义理论。

我们知道，构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的实质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奈恩的平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既继承、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肯定，又探索性地发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整体框架，创新性地提升了民族在现代社会发展当中的主体地位。由此，奈恩在分析民族主义的主体意识基础上，阐释了一种新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平民主义范式中的民族主义。接下来，奈恩必须要解释如何以民族主义的发展与实践来实现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超越，并最终达成社会主义的理想。对此他以确立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和构建社会主义民族国家来进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