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神圣家族》中这样写道：“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①奈恩继承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并将对人民群众巨大力量的笃信和恪守放在对民族主义的分析当中。人民大众是奈恩民族主义理论构建和解析当中重要的理论基础和主体向度。他从历史到现实的分析路径出发，对民族主义的人民大众主体进行了阐释，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人民观的基础上，指出民族主义是人民大众作为主体的共识。

(一)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体意识的彰显

奈恩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坚持与信奉，不仅体现在他始终如一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守和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运用上，更体现在他对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一如既往的笃信和恪守中。他把人民大众看成民族主义的核心力量、中枢主体和斗争武器，民族主义的这种主体特性，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客观产物，另一方面是推动现代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工具。其重要作用和价值是关于历史认知和现实实践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奈恩民族主义理论当中的主体意识进行深入探究和考量。

从对奈恩民族主义理论的主体特性进行分析肇始，我们需要考察和界定的第一个问题是，民族主义主体性的根源何在?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分析过民族主义是一个内在决定的社会必需品。普遍的观念是，“民族主义是一种社会力量，或社会运动，它必然产生于处于工业化阵痛的社会之中”①。奈恩也共享了这一观念，他认为，民族主义的真正根源在于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机制的发展及其不均衡的本质。而这种发展的不均衡和工业化的阵痛必然会投射到社会主体之上。因此，对于民族主义的产生及发展来说，人民大众作为主体的主导性和本源性是不容置疑的，这可以从不均衡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根本作用得到说明。在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时代，民族主义是一种能够牢固控制个体情感的巨大力量，它能够最快、最有效地动员社会主体反抗不均衡发展的剥削机器，与资本主义侵略和帝国主义压迫做斗争。可以说，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破坏性的机制导致了民族主义必然是一种内在决定性的社会必需品，而这种必需品必然要诉诸人民大众作为其承载物，因此，民族主义的主体性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又是现实实践的需求。

接下来，我们需要回答和分析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世界政治经济机制中，人民大众作为主体对民族主义有什么样的作用?或为何民族主义总是必然地具有主体性的特质呢?奈恩认为，民族主义是人民大众应对现代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关键。不均衡发展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机制的一个核心特征，不仅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的产生与发展，而且决定了民族主义是人民大众应对不均衡发展的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和运动。奈恩以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为解释框架，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素进一步揭示了人民大众作为民族主义的中枢载体必然会发挥其抵抗现代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主体性作用。因为民族主义不仅仅是外围地区的人民大众对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一个适应过程，还是所有地区人民情感、利益的载体。正如奈恩所写的：“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蛮荒人民都学着寻求自己的权益。这种需求表现为不单单是个人，还有集体的条件……对于那些无知的平民百姓是很明显的，发展中的强加一方自然是集体主义的，意味着在实践中巴黎特性(Parisian moeurs)、自由贸易主义(Manchestertum)、日耳曼唯灵主义(Aryan-Teutonic spiritualism)、莫斯科共产主义(Muscovite commu-nism)等的成功。因此反抗或非正统的动员需要沿着有效的路线建立等效的同一性。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民族性提供的，这种民族性现在正在建立、重新构建或‘探索’一个实际的或潜在的民族。”①由此，奈恩指出了所有地区人民大众的重要作用，这种主体性不仅仅包括底层人民，也包括上层贵族，因此民族主义是全体人民都必然会诉诸的意识形态及运动。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人民大众作为主体从个人到集体都要为了自身的权益，以民族性的主体来探寻和构建自己的民族国家。

第三个问题是，民族主义的主体性是如何从历史的发展中崛起的呢?换句话说，现代大众民族主体的兴起进程是什么样的呢?对此，奈恩基于民族情感、民族认同和民族归属感的阐释，分析了人民主体如何适应资本主义的扩张过程，并仍延续了其一贯的从外围到中心的分析路径。他写道：“民族主义是这样一种努力，即被一个接一个‘落后的’文化和人民占用现代性的权力和利益供他们自己使用的努力。被重新定义为落后之后，他们渴望前进。”②可见，外围、边缘地区的人民大众必然会利用自身的主体力量追求发展，进行反抗剥削的民族主义斗争，“群众的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很好的，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在对抗外来的压迫中，等等”③。而在边缘地区，在民族主体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的不断扩张与发展下，中心地区的人民主体也意识到民族主义的重要作用，进而发展了符合自身主体特征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及运动。

很明显，通过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分析阐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主体意识的彰显，其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之下的世界政治经济机制，在这一大背景中，人民大众对于民族主义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人民大众不仅是民族主义的主体和载体，还是边缘不发达地区反抗帝国主义剥削压迫、寻求发展解放的核心力量，因此，民族主义总是必然地“指向社会和个人的主体性”①。由此，奈恩解释了民族主义与人民大众作为主体的必然联系，让我们再次回头看奈恩的这句表述：“的确，民族主义是与典型的内部运动、个人和群体相联系。这些以相似的方式表现并且怀抱非常相似的感觉。……他们表达了人民的本土特性，以一种广泛类似的方式——大概是因为人的灵魂需要。”②可见，民族主义确实与主体及主体运动相关，民族主义不仅彰显了人民的主体性需求，也表达了民族性的特质。奈恩承认，民族主义与主体性的联系是不可忽视的，主体性对于民族主义而言是一个客观事实，民族主义正是民族主体意识的彰显。

(二)民族主义为社会主体提供了新的承载物

我们知道，民族认同将个人与世界秩序联结在一起，对这一方面的认识必须转向真实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历史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民族主义转变为一种大众现象，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伴随民族的文化特性、历史主义的发展和政治自决、经济自主等观念，民族主义概念开始广泛引发大众的共鸣和**，并成为现代政治领域中重要的动员力量。因为在这一时期，民族成为大众共同体的重要形式，影响了之后100多年的世界历史与人类生活。大体来说，奈恩在分析民族主义的主体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体两者的相互作用与联系进行了阐释，他从身份认同着手，以历史与现实的真实状况为例，分析了民族主体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指出民族主义为社会主体提供了一个共同命运的概念，将人民大众引入政治生活之中，并为文化提供了新的容身之所。

首先，民族主义为社会主体提供了一个共同命运的概念。我们知道，广泛的“不平衡发展”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在这种大环境中，边缘地区的人民对自己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落后表示强烈不满，核心地区的人民则希望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且惧怕落入被剥削、被压迫的境地，因此都在寻找一个最有效的团结方式和身份认同，而民族主义恰恰可以为社会主体提供这一需求。奈恩认为，民族主义“相当于社会的特定内部需求，而且也相当于某些个人的、心理的需求。它给民族和个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商品——‘身份’,一个与这一切相联系的独特的、容易辨认的主体性。每当我们谈论民族主义时，我们通常发现，自己总是谈论‘感情’、‘本能’、对‘归属感’假定的欲望和渴望，等等。这种心理显然是关于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事实”①。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民族是现代社会主体最重要的身份认同范式，从心理层面看，民族主义是社会主体的内在本能和潜在情感，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体意识到必须要有一个身份，这一身份能够提供一种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当中，主体可以和“自己人”隶属同一个共同体中，而不是同“局外人”绑在一起，也意味着不论“我们”认识与否、相互之间的分歧有多深、发展的挫折有多大，“我们”都要彼此关照，生活在一起并发展“我们”所归属的民族国家。因此，这样一种建立在忠诚和集体身份基础上的共同命运的概念，让同一民族国家的人民个体之间相互信任和心存善意，培养了人民的民族主义精神，是人民对某一特定共同体的道德的和情感的认同。

其次，民族主义将人民大众引入政治生活之中。按照约翰·布鲁伊利的说法，我们将民族主义主要视为在“掌控国家”的斗争中可利用的“政治意识形态”①,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民族主义流行的国家或地域，民族主体与政治制度的建立和行使有什么样的关系和作用呢?奈恩的回答是，民族主义使得“政治也改变了其特性，它变成一个非精英的大多数人都关心的事；‘代表’成为或者说假装成为平等主义者，直到现代民主政体得以确立。‘主义’是一种效力，这种效力必定会大规模的实现”②。也就是说，民族主义的主体性特性改变了社会政治的原本参与者，让政治从一个“精英”“代表”关注的事务，扩展到广大的人民群众当中去，因此，可以说民族主义扩展了参与政治的主体，让更多的人民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这种赋予人民大众以政治权利的行为正是民族主义的伟大作用。奈恩接着写道：“物质文明和大众文化的一个均衡的和进步的发展想法……对于那个时间和地点的精英，它自然反映了一个向前的视野……进步的新信念对野蛮人的前景更有利：给以时间和帮助，他们能够迎头赶上。这种救赎被构想为一种既向外又向下的稳定的文化适应的过程。即从中心向外围区域，以及社会学的由上向下，从教化的人民到劳动人民。”①可见，人民大众在逐渐地觉醒，他们相信，假以时日能够达成进步与文明，而这种想法从上至下扩展到了人民大众当中，并让人民主体开始行使“用政治行动改变自己生活的权力”②。

最后，民族主义为文化提供了新的容身之所。民族主义的身份认同不一定体现为非常明确的政治诉求，但一定内含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民族身份认同不是姓甚名谁，不关注职业、性别、阶级，而更加关注民族文化的含义。文化危机带来迷茫、消沉，乃至失去身份认同，不仅是一个民族衰微、败落的征兆，更加孕育着国家、族群的危机。因此，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来说，建立和维持民族文化认同是十分重要的。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不仅需要吃喝，需要安全感和自由，更加需要归属于某一群体的认同感。正如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所说：“乡愁是一种最高贵的痛苦感。”③假如社会主体没有了归属感，没有了特定的文化认同，那么他们就没有了习俗、生活方式和共同的记忆。这是十分可怕的。而现代资本主义的扩张给原本相互隔绝、独立的民族带来了同化与侵略，它摧毁地域上的乡土状况，入侵精神上的自留地，使得民族主体必须以民族主义来抵抗它。

奈恩指出：“有时决定性的身份认同模式是被‘迫’或在帮助下显现的，它似乎是自然的决定而非个人的意愿。不可否认，此‘自然’非彼自然，是在现代化的新情况下加了引号的自然，一种传播的、遗传的、重新审视的自然。虽然如此，传播的确定因素(‘民族性’,重置的过去)仍是这一过程的中心……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他的著名的关于保罗·克利(Paul Klee)的名画《新天使》(Angelus Novus)的文章中写道，惊骇的历史天使似乎是在注视着现代性的一堆堆残骸，‘想要留下来，唤醒死者，并把破碎的拼成完整的’。但是通过民族主义唤醒逝去的东西，重点是这是其第一次真正的觉醒。这些逝去的人和事纠缠着所有文化并把他们安放到另一个世界中。民族主义给文化提供了新的容身之所。通过这个机构过去不再是‘远古的’:它主动加入了当下并赢得了一个未来。这是第一次意味深长地规划未来的前景。”①依照奈恩的解释，资本主义世界从来不缺乏经济的急速更新、政治的剧烈变革，如果民族的共同历史经验与主体间的纽带尚不够强大，不足以抵抗外部的侵袭和支撑内部的认同感觉，那么自身传统的生活模式就会遭到冲击，失去文化认同的农民、小业主、知识分子和各个领域中的专业人员必须要重新夺得文化的领导权，找到新的容身之所，民族主义在这时恰如其分地出现了，它无论是作为象征还是现实都是最能够重组文化、唤醒身份认同的手段，只有民族主义能够最具效力地把主体凝聚成一股力量，为资本主义打击下支离破碎的、奄奄一息的文化认同提供新的家园和住所，可以说，对于保持文化的同一性、符号性和神圣性，民族主义是无与伦比的力量。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民族主义为社会主体提供了情感、政治与文化的新的承载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