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卢森堡、斯大林、凯杜里一样坚定不移地批评民族主义的人会愤然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罪恶、愤怒和道德**”②,这种无情的谴责通过世界范围内许多政治评论家宣传开来，而大众也总是趋于急于为区域间的暴力冲突找到一个源头，因而会毫不反抗、不假思索地接受这种观念。然而，简单地把民族主义视为罪恶的源头和战争的罪魁祸首显然是错误的，尽管它有着非理性的病态面相，但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运动还具有反帝国主义的特性和积极性。

作为一个对民族主义充满同情的马克思主义者，奈恩把民族主义比喻为双面神贾纳斯，这恰恰体现出他对民族主义的分析极具客观性、辩证性、理性和科学性，而在民族主义的双面相中，奈恩更加肯定了其积极的、反帝性的面相，他在《民族主义的面孔》一书中写道：“15年前我写了一些关于‘现代贾纳斯’的东西，把民族主义比喻为双头罗马神，他在向前看的时候也不住地向后看。从那时起，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像他。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我认为，总的来说，在奇怪面容中其向前看的一面可能比1977年更加突出。也许是因为今天向前看的观点比那时更加开放和令人鼓舞。”①可见，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仅仅看到民族主义非理性的、狭隘的、仇恨的和暴力性的一面，还要注意到它健康的、建构性的、反帝国主义的、积极的一面，而在奈恩看来，民族主义那美好的一面在现在变得更加重要和占主导地位。由此出发，奈恩阐释了民族主义的反帝性与积极性。

(一)民族主义是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反抗

奈恩并不怀疑民族主义的某些非理性特点，他认为，只有在极端的环境中才能让其病态全面爆发。在理论构建中，奈恩更强调民族主义的积极作用，他从发展中的、边缘的、外围的民族国家出发，分析民族主义在这些区域的影响，得出了民族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理论”(The Anti-Imperialist Theory)①,“它主要强调边缘地区斗争的连续波次，从19世纪初到现在的广义的第三世界的反叛”②。在这些区域，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可以使新的民族国家政权合法，有助于维持政治稳定，对有分裂倾向的人民进行管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促进广泛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进程，更不用说在民族国家政治自决和经济自主上面的功用了。

奈恩的反帝国主义理论同样展现了唯物史观的分析视角，对于边缘地区民族主义斗争的连续波次，他“是在一个高度积极的道德观念中看待这一现象的。那里可能有畸变和过激行为，但是民族主义主要伴随的是进步的天使。这种观点最有说服力地表达在盖尔纳著名的民族主义文章的结束篇。‘大体上这似乎是一个仁慈的安排’,他认为，因为如果对发展民族主义的反应没有发生，那么帝国主义只会加剧”③。换句话说，民族主义的发生抑制了帝国主义的蔓延，在奈恩的民族主义思想特征中，“反帝国主义理论优于关于恶魔的冲动和压抑不住的返祖现象的故事”④,他将民族主义与历史发展的更广泛的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指出民族主义结合了理论意识与强大的实践、政治冲动，而团结的冲动与对不发展的斗争仍然是世界上民族主义的主要来源和目的。

纵观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奈恩发现，“反帝国主义的理论释放了不均衡发展的真正逻辑，因为它放开了过程的整体性。……核心驱动力一直是全部矛盾运动的主要动力。换句话说，这是发达对不发达地区的不可抗拒的、变形的冲击，是核心领域对全世界农村的冲击。民族主义‘抵抗’这一冲击，这是真的，并取得了一些成功”①。可见，就全世界的不发达边缘地区而言，民族主义的确是抵抗帝国主义冲击的手段和力量，它在社会发展中是一个内在逻辑，并由此促进了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的整体斗争。

从狭义的具体事件上讲，从19世纪北美独立战争、亚洲革命风暴，

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亚非民族解放运动、30年代亚非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亚非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和20世纪60—90年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等，都是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侵略、压迫的革命运动，世界范围内的边缘地区，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的指导下，在近两个世纪内经历了一个史诗式的转变。过往相对隔绝的、独立的外围、边缘地区在不断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和压迫下，旧的观念逐渐被全新的民族主义、自由民主的思想所取代，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

从广义的一般特性上说，奈恩这样总结道：“民族主义的产生显然是边缘国家的一种补偿性的反应。其对理想的强化符合现实物质的缺乏性质，即现代性的经济和社会机构。那些发展的武器现在正在运用这一效果，被英国、法国运用，以及被后来取得它们的其他地区运用。正是这些武器的缺乏及能得到它们的绝望，使民族主义的补偿性意识形态的武器具有了一种必要性，理想的发动机被迫走出了落后或从属状态。”①可见，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和促进了世界不发达地区的反帝国主义运动。

因此，作为世界历史发展所展示的最基本图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总是通过边缘地区的人民思考和认识到自身的困境而产生，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主导的时代，当这些边缘地区努力重新整理自己以面对来自资本的威胁时，民族主义的言论和学说在被压迫地区不断重新制定和补充，通过边缘地区的不懈斗争，真实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力量变得无所不在。

(二)民族主义是一次真正的觉醒

历史是人类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民族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特性通过各种历史事实展示出自身的积极性。奈恩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渴望前进的努力，在被现代工业社会定位为落后、边缘和外围之后，被压迫群体必然会诉诸对帝国压迫的反抗，这种坚持政治自决和经济自主的运动，是为了民族国家的生存和繁荣而斗争的。奈恩写道，“所有种类的民族主义都因外部的伤害、威胁、侮辱、被冒犯的骄傲和攻击而成长”②,并“通过民族主义唤醒逝去的东西，重点是这是其第一次真正的觉醒”①。对奈恩有重要影响的捷克史学家米洛斯拉夫·罗奇指出，现今的民族主义或族群认同，是“一种替代品，在一个碎裂社会里替代原先的凝聚作用。当社会崩倒时，民族便取而代之，扮演人民的终极保镖”②。可见，将民族主义政治仅仅描述为秘密阴谋、恐怖主义，或虚无主义、极权主义是一种误导，它本身有着巨大的人道化与文明开化的作用，民族主义是不发达地区人民大众的觉醒，是自治、解放、自由意识的萌芽。

民族主义鼓动人心的方面在于，通过反抗，被压迫和被侵略的民族能够看到自由、解放的希望，在历经漫长而又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这些民族能够最终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实现民族国家的自治。民族主义的诉求是历史过程中一定逻辑的产物，是对“自由、领土自治、民族性本身权利”的追求，“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世界历史的资产阶级时代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时代，它具有(或在多数情况下，不得不具有)两种正当理由作为历史的动力。首先，作为逃离封建的或其他原始体系的一个必要手段，民族主义不可能是经济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障碍。在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是现代社会形成的先决条件，而整个资产阶级文明一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的模具中浇铸；并且直到现在才开始打破它。其次——主要在20世纪——民族主义一直作为一个类似的工具，为了让非欧洲社会从另一个体系中逃脱，这一体系对非欧洲社会构成了一个同样难以逾越的发展障碍，即西方帝国主义。在这里没必要尝试去讨论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很显然，在这两种情况下，民族主义有一个双重积极的作用：在外部，是一种扫除陈旧的或掠夺的社会形态的手段；而在内部，是一种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而动员民众的手段”①。可见，民族主义在现代历史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民族主义是作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矫正机而出现的，表达出对自由的渴望、对发展的追求和对自身权利的认同。是什么样的理由使得民族主义具有这样的积极性呢?奈恩已然告诉了我们：一是外部发展与反抗的手段，二是内部动员和觉醒的方法。因此，不论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还是通过民族国家的构建而填补的政治民主、经济发展和文化认同都要归功于民族主义。

具体而言，帝国主义的时代必然会造成有的民族成为“大民族”或“压迫民族”,有的民族成为“小民族”或“被压迫民族”,两者的斗争经久难息。在这一情况下，民族主义对本民族利益的维护和排外的倾向使得凌驾于众多民族的帝国主义模式很难形成，且就算形成了也难以为继。因此，民族主义对帝国主义有着强大的破坏力和反抗性，从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不禁会认识到，“帝国终究是要解体的，古往今来，帝国解体的重要动因之一就是民族主义”②。在帝国主义肆意妄为的现代社会，反抗并颠覆其秩序的社会力量除了无产阶级外，就是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保护资本主义的利益，掠夺压迫弱小民族，由这种政治产生的战争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因此，反对民族压迫的群众运动便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是真正的革命。民族主义的反帝性与积极性由此可见一斑。正如列宁所写的：“社会革命的发生只能是指一个时代，其间既有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又有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的、革命的运动，其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①正是广大民族国家反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逐步觉醒，并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主义解放斗争的呼应之下，最终形成了推倒“帝国大厦”的强大力量。

(三)公民民族主义的温和演变

人类文明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延续与发展依赖于对两个真理的认同：一是既不可能有绝对的国家主权，也不可能消灭民族属性；二是民族与国家之间必须保持平衡，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利益和阶级合作更应保持均衡。只有这样，破坏性的、极端的种族民族主义才可能避免。②对此，奈恩着重论述了公民民族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具体状况。与种族民族主义相反，公民民族主义普遍来说是相对温和的。伊格纳提夫指出，公民民族主义认为，民族应由认同民族政治教义的所有人组成，不必管种族、肤色、信念、性别、语言或族裔关系如何。这种民族主义之所以称为公民的，是因为他们所设想的民族是一个所有公民权利平等的共同体，因为一种爱国主义的依附心理，加上共同遵守的政治仪典与价值观而团结在一起。①罗伯特·法恩也指出：“‘温和民族主义’是当代社会理论的主题。它以‘公民民族主义’、‘民族认同’、‘宪法爱国主义’,甚至是以‘后民族主义’的名目出现。它向世界标榜自己是开明、宽容、反省、包容和以权力为基础的。它以认识到民族—国家存在的必要性及异质性，即民族一国家包含融合的各色人等而骄傲。”②可见，公民民族主义原则，是一种社会契约论，其中的成员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这是自由派民主政治的基本信条，“社会契约论”被认为是西方社会的重要特质，在所有民族主义类型中，公民民族主义最受西方人珍惜。它欢迎在国家整体框架下的多样性，西方人认为，“民主政治”与“公民民族主义”几乎可以画上等号，公民民族主义多数是温和而民主的。

奈恩分析了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到“公民民族主义”(CivicNationalism)的发展演变。③什么是市民社会呢?奈恩认为，“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政治伦理理念，已经从学术圈的讨论扩展到最流行和最有影响力的群众当中去了。他指出，市民社会是一种“过渡性的意识形态”①,从本质上看是现代社会政治反应性的观念，市民的集体意志是决定民族政治形式的依据，国家之构建也取决于市民的政治行为。一个“市民社会”秩序“有以下观念：‘正直’、隐私、个人和团体或少数人的权利、主动性和创造性的自由，等等”,且“取决于长期民族认同的一个适当的公民形式。后者也被称为‘民族主义’”②。换句话说，公民民族主义是长时间内民族认同下的一个公民形式，具有更加理性的特点。市民社会概念下的民族国家的具体历史可以在英国、法国、美国等民族国家看到。因此，较种族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更加理性，基于市民社会发展而提出的公民民族主义主要植根于普遍主权的自由民主国家，它对内尊重个人权利和公民社团的联盟，对外发展与其他民族的友好合作关系，既有自由契约主义的冷静与理智，又有对民族文化认同的感性与情感。从这一观点来看，公民民族主义完全不同于基于单纯的族裔性、血统、语言等的种族民族主义，而是建立在现代主权国家之上，简言之就是，“种族民族主义认为应由民族来界定国家，而公民民族主义认为应由国家来界定民族”③,

接下来，奈恩就要回答公民民族主义是如何在市民社会中产生的。对此，奈恩诉诸对苏格兰民族主义的分析。我们知道，“市民社会”是指一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内的一种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广阔领域。它由相对独立存在的各种组织和团体构成，是国家权力体制外自发形成的一种自治社会，是衡量一个社会组织化、制度化的基本标志，具有独立性、制度性的特点。奈恩指出，苏格兰就是一个典型的“市民社会”,“至少在大不列颠王国的框架中，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一个边缘的‘市民社会’的兴盛，而没有国家地位和独立的政治身份”①。可见，苏格兰民族的历史和社会总是在大不列颠王国的整体中，他们既缺乏国家地位，又无政治身份，处于整体当中的边缘，并以这种“沉默的方式”存在于大不列颠王国当中。“然而，沉默的方式不可能永远持续。……在苏格兰人中产生了对解放的渴望。”②反抗大不列颠王国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萌芽了。20世纪60年代，在苏格兰萌芽的政治民族主义就是一种公民民族主义。

那么,为何公民民族主义少有暴力事件发生呢?他们是使用何种手段进行斗争的呢?奈恩认为，公民民族主义主要生发于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发展的较为先进的地区，在这里，经济与政治主要以现代化的城市为核心，而不以农业为主导，因此，公民民族主义在自由主义的市民权利理论之上产生了，它扬弃了种族民族主义以血统和乡村为基础的民族成员身份认同，主张以高度发达的理性和公民权利来追求独立自治，因此，公民民族主义一定是自由主义的，具有自由、平等、宽容、和平等民主社会的基本要素，而其手段也常是温和的和非暴力的。

纵观世界历史，诉诸暴力的统一和独立屡见不鲜，而采取和平手段的公投则是近代“市民社会”民主思潮下的产物。国际上借由公投而独立的国家有南苏丹脱离苏丹、黑山共和国脱离塞尔维亚、东帝汶脱离印度尼西亚等，而公投后选择留在大国之内的有美国的波多黎各、加拿大的魁北克，以及大不列颠的苏格兰(尽管其在寻求二次独立公投)。这些以公投来解决国内民族主义诉求的历史事件是现代社会当中应该被提倡的，它们没有极端与暴力，抹去了杀戮与战争，在笔者看来，它们是人类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一种进步。

小结

奈恩的民族主义思想总体而言是基于对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分析和思考的，他为世界范围内广泛发生的民族主义现象提供了一种整体主义的分析策略。在这一章，笔者主要归纳总结了奈恩对民族主义特征的分析。民族主义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它所具有的本质特征也是多重的和多维度的，在奈恩的分析阐释中，民族主义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重要特征，分别是普遍性、地域性、两面性，其中两面性又内含了病态性与非理性、反帝性与积极性两方面，展示出民族主义的复杂性与理解的困难性。可以说，奈恩的这种整体主义的分析视域相对于其他单纯地支持或反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的观念更加科学与理性，是一种兼顾概念与实践、主体与客体、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的理论视野，基本上做到了既不冤枉民族主义，也不给民族主义戴高帽。

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人，都会承认民族主义的普遍性特征，民族主义常被看作和解释成一种毋庸置疑的、现代民族国家都必然存在的现象。民族认同、民族问题、民族年等是一切民族国家的基本内容，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和普遍需求注定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当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奈恩的分析当中，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及运动普遍存在于现代民族国家当中，其立论的基础是，民族主义深深扎根于地域空间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当中，并以此建立起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现代民族国家。因此，在现代社会发展当中，民族主义是一个无法跨越的普遍必要阶段，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无论是边缘地区还是核心地区，无论是被压迫民族还是压迫民族，都会为了自己的发展而普遍诉诸这一意识形态及运动。因为，对于所有民族主义的研究学者没有分歧的就是，民族主义在现代世界政治秩序的推进中具有广泛性。从这一方面来说，正是民族主义促成了现代世界局势的形成，自从民族主义萌发以来，其意识形态和运动的传播不止一次地决定和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政治秩序的走向和经济前景的趋势。实际上，这正展现了民族主义普遍性的巨大导向作用。

民族主义的地域性特征从民族主义的普遍发展来看，在不同的地域和环境中逐渐呈现出边缘地区的民族主义和核心地区的民族主义的分化。边缘地区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原发性的心理现象和政治现象，更具有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和同化的戒惧，其中心术语就是经济文化的自由、政治权利的自治与民族事务的自决，因此，在多数情况下，这里的民族主义是受人尊重的和健康积极的。在看到边缘民族主义的巨大作用之后，核心地区也认识到应该发展出自己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来巩固自身的优势，并利用民族主义来进一步加强资本的扩张和侵略，因此，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是非理性的、极端的和滥用的。

由此，奈恩引出了他最广为人知的“双面神”理论，即民族主义的两面性特征。他反对将民族主义分成“好”与“坏”,认为这种分类法并无太大意义。所有民族主义在奈恩看来都潜藏着进步与退步的种子，他以“贾纳斯”和“哲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来比喻民族主义，借此指出民族主义始终充满道德与政治的暖昧本质，民族主义替人类站在通往现代性的道路之上，既回望过去，又望向未来。民族主义具有鲜明的两面性，其破坏性与革命性是并存的。民族主义狭隘的、反动的一面不利于人类的发展，而积极的、反帝国主义的一面则对旧秩序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因此，我们在认识和分析民族主义时，仅对其进行批判或仅对其大加赞扬都是片面而又失真的。

进而，奈恩分析了民族主义两种面相当中的病态性与非理性。他指出，民族主义是现代历史发展中的病态。民族主义转向极端、偏激和非理性的疯狂势必会带来战争的剧目。糟糕的种族民族主义导致了成千上万无辜的人们在屠杀、战乱中死去和被强制驱离。毫无疑问，民族主义是20世纪战争的重要原因。而在民族主义所引发的战争中，既有法西斯主义、沙文主义的反动战争和侵略压迫，又有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这就是民族主义的另外一个面相，即积极的、反抗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面。通过对资本主义不均衡的发展规律和世界政治经济机制的唯物史观分析，奈恩指出，民族主义是被压迫、被侵略的边缘地区的人民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反抗，因此这是一次真正的觉醒。20世纪以来，亚非拉地区广泛而又深入的民族解放斗争遏制了帝国主义的势头和资本主义的急速发展，这种因民族认同热情而建、因民族耻辱而发、因民族政治经济被压抑而生的民族主义具有极强的爆炸性力量，对现代世界格局的塑造和型构意义很大。

诚然，民族主义是很复杂而又难以把握的现象，却不是完全没有规则可循。汤姆·奈恩以自身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整体主义的方法论抓住了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为我们展现出了民族主义的全貌。他以整体的视角和深邃的目光看待民族主义，将民族主义的完整特性尽显于他的思考之中，同时也将民族主义的历史与现实的表现剧目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进行考察，探究民族主义的本质与特点。奈恩始终在世界的整体背景中审视民族主义，从不同时空、不同地域、不同展现形式、不同影响后果的民族主义实际状况出发展开思考，而不囿于一时一地，不仅注重主导民族主义特性的宏观因素，也深入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的诸多细节；不仅站在民族问题之外省察民族主义，也不忘时刻回归民族主义的真实现状；可以说，奈恩从整体主义的分析视域给予了人们关于民族主义核心特征的正确认识，而且也改变了人们绝对地支持或反对民族主义的态度，这体现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