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识到民族主义所内置的两面性的基础上，奈恩进一步详细分析了其病态性与非理性的一面，以及反帝性与积极性的另一面。我们知道，奈恩关于民族主义两面性的阐释并不是简单地将民族主义区分为“好”与“坏”,或者划界出绝对意义上的“光明”与“黑暗”,而是辩证地看到了民族主义的矛盾本质，因此，我们不可以将民族主义思想归类为理论上的“二元论”,或者演绎为方法论上的“二分法”。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二分法”是一种很好用的工具，可以借用二元划分的方法来方便地、清晰地解读奈恩的理论，即从价值判断的角度分类解析民族主义的两个不同面相。首先是奈恩所分析的民族主义两面性特征所呈现出的病态性与非理性的唯物史观解释。

(一)民族主义是现代历史发展中的病态

奈恩不止一次地把民族主义比喻为人类社会发展当中的“幼稚病”(infantilism)、“神经衰弱症”(neurosis)、“痴呆症”(dementia)、"青春期”(adolescence)等，所有这些词汇，一言以蔽之，即民族主义是一种病态(pathology)。

在现代社会，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然而无所不在的技术、工业又加速了贫富分化、人的异化、区域战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工业社会是唯一依赖持续和永恒的增长、依赖连续不断的改进而生存的社会”①,其建立在资本不断积累之上的生产体制注定了工业社会必定会迎来狂暴的变化，尖锐而又客观的社会差异和不均衡使得民族共同体的自主、自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作为现代工业时代的一种意识形态及运动，民族主义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产生，它要求政治的边界和民族的边界应该是一致的。虽然对民族主义充满了同情，奈恩仍一针见血地指出，民族主义是工业发展、技术进步之殇，是现代民族国家发展中的病态，是社会还未达到完全成熟之前所得的幼稚病。

民族主义是现代历史发展中的病态。人类社会自始至终都行走于寻求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道路之上，民族国家是社会构成的最基本体系，人们为了满足对物质财富的渴望和精神层面的认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应运而生。民族主义作为牵涉到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一大问题，是全体人类都难逃其外的意识形态。然而，虽然民族主义的独立运动对于实现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十分重要，但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民族主义具有幼稚的一面。奈恩对民族主义的解读恰恰与爱因斯坦的著名论断，即“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是人类的麻风病”①不谋而合，他以鲜明的整体主义的逻辑进路分析出民族主义病态的本质特性。

虽然民族主义的原则是为了让民族共同体拥有自己的政治居所，维护自身的发展和利益，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寻求民族国家的自由解放，然而，民族主义事实上往往并非如此理性，它有着诱发利己主义、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可能。近代以来，民族主义主导的运动贯穿于整个世界近现代史。一方面，民族主义引发了积极的民族解放运动，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到19世纪北美独立战争、亚洲革命风

暴，再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非的民族解放运动、30年代亚非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亚非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20世纪60—90年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等，都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作用下产生的解放运动，是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反抗。另一方面，走向极端的民族主义也导致了殖民、侵略、剥削、压迫和战争，其中规模最大、最惨烈的一场战争就是德意日发动的法西斯战争。奈恩指出：“‘民族主义’是现代历史发展中的病态。如同‘神经衰弱’之于个人一样地不可避免；它既带有与神经衰弱极类似的本质上的暖昧性，也同样有着退化成痴呆症的内在可能性——这个退化的可能性根源于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所共同面临的无助的两难困境(这种痴呆症等于是社会的幼稚病),并且，在多数情况下是无药可医的。”①可见，民族主义有着与生俱来的病态，这一现代历史发展中的病态不仅体现为民族主义病态的不可避免，还表现为民族主义的不可医治。

奈恩没有武断地说民族主义的形式是好的或是不好的，他对此进行了这样的比喻，“民族主义的巨大家庭不能被分为黑猫和白猫，以及少数混血儿。整个家族都是斑点的，没有例外。‘非理性’的形式(偏见、敏感、集体以自我为中心、侵略，等等)把它们中的很多都着色了”②。可见，在奈恩的理论进路中，他认为，所有民族主义都被非理性因素着色了，所有民族主义都是“斑点的”,抑或是“病态的”。这种社会的幼稚病是几乎所有现代共同体都要面临的问题，民族主义是社会系统尚未完全成熟的过程，它根据社会自身的内在逻辑去演进，也依照政治共同体的利益需求而滋生，其发展具有多样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工业发展、技术进步作为人的现实活动，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飞跃、物质财富的极大积累，进而显露其对人与社会的异化本性，成为引发民族主义这一社会幼稚病的元诱因。

纵然民族主义是一种病态，是工业和资本异化之殇的对象性存在，人类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幼稚病是无法避免的社会发展过程，要实现整个人类共同的理想，必然要经过民族主义这一阶段。奈恩把社会发展的本质与民族主义密切联系起来，认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促使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不断改良、发展和扩张，在社会的这一急速发展阶段，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必然会产生，因为它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结果，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极端的困难和矛盾，崩溃的前景或永远被关在通道处——类似这样的情况，当然，对于个人来说可能会导致疯狂，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则可能会导致民族主义的痴呆症。我们知道，工业化的压力巨大，工业力量的种类很多、强度很大，而且这些挑战未加限制地进入更有意识的活动中，因此，在一般意义上，在现代历史中，非理性的出现并不令人惊讶。”①民族主义的病态危机，在社会本质层面上，具有一种现实必然性。就这一点而言，这种社会的幼稚病已成为民族国家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意味着人类必须给予这一发展阶段以时间和空间。奈恩对这种必然性感叹道：“民族主义是一个内在决定的社会必需品，一个‘生长的阶段’,位于传统的或‘封建的’社会和未来之间，在那个未来中，民族性的因素将变得不那么重要(或者至少在人类历史上不那么麻烦)。令人遗憾的是，它是一个发展的阶段，会时而走错路和变得疯狂。这是神秘的。青春期是如何成为一种致命的疾病的呢?”②

(二)战争是民族主义的非理性剧目

对此，奈恩的答案是，民族主义的幼稚病或青春期的这种错路与疯狂、含糊与矛盾、病态与衰退的致命表现就是由其非理性特征所引起的区域间的暴力冲突。奈恩从唯物史观的视域出发，揭示出不均衡发展与极端民族主义战争两者潜在的关系。虽然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渴望前进的努力，它表现为对帝国压迫的反抗，是被压迫群体坚持政治自决和经济自主的一种运动，然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常常会因其固有的病态而走上激进、暴力和毁灭性的弯路，即其“非理性”的一面。

奈恩从现代工业社会的整体设定出发，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意义上，对这一无法回避的历史力量和社会病态进行解读，客观辩证地分析出蕴含在其基因密码之中的非理性因素。“民族主义是一个伞状概念，它承认民族性在现代发展中的系统性。工业化的一般过程始终呈现出更多重要的民族性因素，而非反之。”①可见，在工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工业化已然成为民族国家产生的根源，也成为民族主义产生的关键，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历史环境下，它甚至是引发民族共同体间矛盾、冲突的核心因素。“事实上，迄今为止，现代国际性的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政治副产品，即民族主义，不是国际主义逻辑上规定的常识，而是民族国家不合逻辑的、不整洁的、难以治愈的、崩解性的、特殊性的真相。”②因此，民族主义，作为一个长时间以来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的问题，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一个共同体的头上，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就是其整体面相当中非理性的一面。

民族主义非理性特征的最直接表现就是战争。虽然战争的产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现象，不能将其归因于单一的因素，但是它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是十分值得探讨的，可以说，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对于战争的发生有着极大的诱发作用，现代世界中，大多数战争正是民族主义转向非理性的激进的结果。奈恩从唯物史观的整体角度来分析民族主义的非理性特征，结合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指出：“‘不均衡发展’是对‘战争’的一个礼貌的学术表达。这一过程指的是战争，(人们可能称之为)‘发展的战争’,自从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来，一直通过斗争解决问题。……在多数时间，自然地，这一斗争以社会经济的或外交的术语来进行。但是，这一本质上矛盾的过程一直倾向于真正的战争。而且我们都知道，它是历史事实中最简单的事件，从普法战争至今，现代战争已经演变成一种以前无法想象的类型和规模的军事冲突。替代19世纪40年代人们所预测的社会革命，世界大战出现了；替代国内冲突，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屠杀出现了；作为这些战争的副产品，社会革命出现了——与民族主义主题交织在一起，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主义所设想的完全不同。”①这说明，自资产阶级革命发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发展的矛盾最终都会诉诸战争，这种斗争方式就是民族主义的后果。在奈恩看来，正是战争造成了人类历史发展当中的重要拐点，换句话说，军事冲突影响和决定了当前的世界格局，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帝国主义，抑或民族主义屠杀，都与民族主义的非理性特征相关。

“在这个战争的世界中”①,奈恩继续分析、阐释了民族主义的“非理性”问题。他指出，关于“民族主义的民间传说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关于现代历史的更显著的灾难性的方面是，他们代表意外的偏差或过度。……这些灾难出现于帝国主义及其弊端对民族主义的挪用”②。可见，现代历史的灾难源于帝国主义对民族主义的挪用，民族主义的非理性因素引起了其自身的偏差和过度，最终造成了战争的苦难。由此，奈恩再次回到了民族主义的病态性特质，他总结道：“所以，民族主义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的、本质上是健康的民族主义，我们所赞同的在印度和莫桑比克；以及另一种派生的、退化的民族主义，我们所反对的，例如，美国的工人阶级、戴高乐主义、智利军政府等。正是这种差异，解释了一些民族主义的‘非理性’现象。虽然民族主义的主要动力是进步的，但是它的这些滥用的版本是退化的，而且它倾向于鼓励社会和心理的返祖现象，利用无谓的恐惧和偏见，并因此使其人民走向暴力。”③奈恩指出了现实世界当中民族主义的两面，即主要的、本质上是健康的民族主义和派生的、退化的民族主义，并由此解释了民族主义的非理性特征是战争和暴力的根源。

虽然奈恩把民族主义的两面区分开来，但并不认为存在着纯粹好的或坏的民族主义，抑或是完全健康的或病态的民族主义，他如此解释道：“承认这些政治的和道德的区别是合理的，……区别并不意味着两种民族主义的存在，一个健康和一个病态。关键是，作为最基本的比较分析显示，所有民族主义都既是健康的又是病态的。进步与退步两者从一开始就刻在其基因密码中。”①奈恩以此分析了民族主义病态的非理性剧目——战争，并呼应了现代民族主义的两面性特征，这样他就可以更加具体而深入地分析民族主义不同地区暴力冲突的历史了。

(三)种族民族主义的暴力冲突问题

民族主义具有暴力的“非理性”特征，尽管这一特征并不是所有民族主义的主要面相，但是，一旦走向民族暴力，它势必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奈恩认为，“虽然民族主义的主要动力是进步的，但是其滥用版本是退步的，而且它倾向于鼓励社会和心理的返祖现象，利用无谓的恐惧和偏见，并因此走向暴力”②。因此，对民族主义的滥用会导致非理性的暴力。这恰恰与马克思的民族理论相契合，“民族的意志，正如个人的意志一样，不能超越理性规律的范围。非理性的民族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合乎理性的国家组织”③。这一论述表明，民族意志不能超越一定的范畴，民族主义这一意识形态作为民族意志的一部分更加不得滥用，否则就会造成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暴力。

那么,民族主义与非理性暴力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为何苏格兰民族主义历史中少有暴力发生，而在未实现现代化的地区却时有惨绝人寰的暴力冲突发生呢?对此，奈恩在民族主义与种族民族主义之间做出了区分，认为后者激发暴力，而不是前者。苏格兰民族主义发生在生产力十分发达的现代化地域，是苏格兰民族对不列颠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反抗，苏格兰民族希望借由和平的手段，以一种与时俱进、解放而又革命的民族主义来实现苏格兰民族的自决与自治。与此相反，种族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沙文主义的一个变形，表现出不合理的、过分的、盲目的、危险的、极端的民族情感。奈恩主要以农民沙文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两者为例，分析了种族民族主义的非理性特征。他指出，在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力不发达地区，民族主义的滥用会导致农民沙文主义，如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杀戮；而在已经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区域，民族主义的滥用则会导致种族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如德意日三国的法西斯战争。

奈恩将民族主义的非理性病态归结为“种族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也译为“族裔民族主义”),这种“鲜血与土地”的民族主义形式充满越轨行为和暴力冲突。种族民族主义极具沙文主义和排他主义的信念，它以传统的亲属和身份关系把民族中的人民凝聚在一起，主张自身民族优于其他民族，表现为对本民族语言、文化和血统的自负，是一种非自由主义的、仇视其他民族的情绪。由此，奈恩解释了有关民族主义的种族灭绝方面的问题，他认为，这里的问题不是民族主义本身，而是种族的民族主义，尤其是在那些民族主义被用来动员生活在“现代化”威胁之下的农民地域。

1.农民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柬埔寨(1975—1979)

在对种族民族主义的分析中，奈恩首先对农民沙文主义(PeasantChauvinism)的民族主义进行了解释，他认为，“第一阶段，主流民族性政治不可避免地异常依恋农村性。在大多数情况下，贾纳斯没有其他地方来安放他的意识形态的目光”①。因此，民族主义的普遍状况是，它必须首先依赖于农村地区，作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产生后的第一阶段，它与现代化的发达地区相对立，必然要以农村为依托，并由此向外辐射。在20世纪，广泛的边缘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是为了生存、自由和解放而斗争，然而，一旦超出了某些限度或被极端思想所控制，该民族主义就会转变为农民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

农民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发生在农业主导的地区，在那些地区，民族冲突往往比较激烈，奈恩以红色高棉(Khmer Rouge)为例，解读了农民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恶果。20世纪70年代的柬埔寨基本没有工业，红色高棉运动动员起农民，试图重新塑造一个民族，对外与越南进行战争，对内则对异质民族进行清洗，完全中止了城市化并且强行重组农业社会，最终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究其原因，红色高棉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现代化的结果，而是“农民沙文主义”的结果。农民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农民阶级的变形。奈恩指出，那些民族主义冲突最强的地区，往往也是农业主导的地区。那些被用来动员生活在现代化威胁之下的农民所处地域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运动最容易失控，最易造成现代历史中巨大的灾难性后果。他也以此解释了柬埔寨和卢旺达的大屠杀。

在奈恩看来，作为种族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之一的农民沙文主义，“本质上是农民阶级的一个变形，至少在理想的条件下，蜕变成为一个民族”①。农民阶级的这种变形是在现代化因素下被迫发生的，正是长期的和大规模的社会发展历程促使农民阶级进行“重构”,“农民阶级可以‘重构’,在根本上是一种杠杆形式，是一种帮助建立现代民族的手段”②。而这种“重构”如果没有知识分子进行引导，常常会走向极端与暴力，“一个最具揭露性的事情发生在1975年和1979年之间的柬埔寨。在那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尝试，确实扭转了整个过程——完全中止了城市化，并且强行重组农民社会使其成为一种不同的国家，本·基尔南(Ben Kiernan)在他的新研究中称之为‘契约农业国家’。每个人都听说过伴随着这种尝试的恐怖，然而，却对这一事件本身仍是一知半解的。……但是，在更长远的回顾中，如此彻底地从本·基尔南的新书《波尔布特政权》(The Pol Pot Regime)中吐露这一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曲解的不足之处。其他坐标是更重要的。更准确地说，1975—1975年的柬埔寨是民族主义发展的一个偏差。因此，从1996年的观点来看，它显得完全不同：作为今天许多‘问题’的一个非凡的先驱。……它充分体现了在一个明确的族裔的或种族的民族主义的模板(ethnic or racial-nationalist template)上，权力的行使会多么具有毁灭性”③。

在对柬埔寨的农民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的阐释中，奈恩主要结合了耶鲁大学国际和区域研究教授、种族灭绝研究项目主任和历史学家本·基尔南对红色高棉的分析。奈恩指出，20世纪70年代的波尔布特政权所造成的恐怖后果，是民族主义走向极端、非理性的偏差事件，桑洛沙(Saloth Sar)的错误在于完全中止了柬埔寨的城市化进程，并强行重组农民社会成为一种单一的民族国家，红色高棉所推行的中央控制下的“清洗”政策必然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波尔布特的革命目标是，建立一个纯血统的和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乡村的高棉民族国家。”①

进而，奈恩开始分析农民阶级在集权下是如何变为沙文主义的。对此，奈恩从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政权入手进行阐释，波尔布特向民主柬埔寨国歌致敬道：“我们的国歌，清楚地表明了人民斗争的本质。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国歌不是诗人创作的。其实质是我们全体人民的血。这血的召唤已经被包含进了国歌。”②不难看出，波尔布特打着人民斗争的幌子为自己的方针进行掩饰，他的“全体人民”不是生活在1975年以前柬埔寨的每个人，而是所谓的“真正的高棉人”,他认为，“金边和旧政权充满了叛徒和无耻之徒，以及外国人。必须摆脱这些虚假的高棉人”③。波尔布特利用民族主义来欺骗和控制柬埔寨的农民，让单纯而又善良的农民认为“他们承担着民族灵魂的血的负担”④。此外，他还打压和抹黑知识分子阶层，认为，“大学毕业生知道任何有关真正的自然科学的事情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完成的每件事都是根据国外的书籍和标准进行的，因此，是无用的。相比之下，我们在农村地区的孩子一直都有很有用的知识。他们会告诉你哪头牛是驯服的，哪头牛是易激动的。他们可以从其两侧骑上一头水牛。实际上他们是自然界的大师，[而且]只有这才应该被称为自然科学，因为它与国家的实际紧密联系，与民族主义思想、生产、国家建设和防御相联系”①。由此，波尔布特从根本上抑制了知识分子对农民阶级的正确引导，彻底地把柬埔寨带上了极端的种族民族主义的毁灭性道路。

波尔布特在充分利用和调动柬埔寨的农民阶级之后，完全终止了其现代化的进程，认为“真正的高棉人必须重新教育他们堕落的表兄弟‘国家’……因此，不是把农民部队放到城市，而是把城市清空为农村。如果艰苦的劳动会提高粮食产量并使柬埔寨自给自足，或实现‘真正的独立’,那么外国的强迫观念和自私的个人主义会被一个多产的政权打败。这将迅速带来‘一个干净的社会制度，一个新的社会声音，干净的没有腐败、贪污、挪用公款、流氓、卖**、赌博、酗酒或任何一种危险的游戏’”②。农民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火焰被煽动起来，变成疯狂的**，波尔布特认为，通过治理和指导，真正创造一个典型的农村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可能的。他幻想在现代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完全的自给自足可能是可实现的。这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念，最终造成了空前的血腥和残忍。

对此，奈恩分析道：“在由此产生的柬埔寨狂潮中，民族纯洁是一个关键主题。另一个主题则是他称为的‘集中控制的斗争’,或‘红色高棉政权中心为了自上而下的统治而做的不断斗争’。然而，事实上，两个主题是相互隐含的。立体典型的、简单的农民自己并不能计划和组织新的霸权，也不能决定谁是不相容的因素，以及对他们做什么。这是政党的任务。”①这看似是解放的斗争，实则是红色高棉政权疯狂地进行种族清洗和遏制其他政治力量的行径，农民并不知道这些，他们单纯地相信波尔布特所讲的“以土壤耕种者(即农民)的名义”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支持“真正的”高棉主义革命而不是背叛它。在民主柬埔寨，安卡(An-gkar)把民族主义转变为专制主义最具可塑性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独裁者要利用虚构的亲属关系来引导乡村地区的种族民族主义。

而为何红色高棉能够如此轻易地欺骗和利用农民的力量呢?奈恩的答案是：“农民的运动最容易发生在‘被战争摧毁的国家，因为他们经历了传统的领导和社会秩序的崩溃’。”②我们知道，在越南战争的最后几年，美国长期轰炸柬埔寨，这是波尔布特崛起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1969年到1973年，美国B-52轰炸机对柬埔寨农村执行了地毯式的轰炸。越南军队越来越多地利用本是中立的柬埔寨，它被美国空军力量追捕和侵扰。很自然地，结果是大屠杀中的大多数是柬埔寨人”③。红色高棉利用B-52轰炸机攻击造成的破坏作为他们宣传运动的主题，他们告诉人们，是朗诺(Lon Nol)政府要求空袭的，并要为无辜村民的苦难负责。因此，停止对“国家的大规模破坏”的唯一方法是击败朗诺和停止轰炸。该方法成功地招募了一批年轻人，而且该方法对于难民和受B-52轰炸机攻击的地区十分有效。奈恩引用了这样一段描述：“当大炸弹和炮火来临时，普通人有时真的会拉在裤子里。他们的头脑就是吓呆了，他们会无声地游**三四天。受惊吓的、半疯的人们愿意相信他们被告知的任何事情，这就是为什么红色高棉可以那么容易地赢得人心。”①

红色高棉由此开始以“意志的胜利”来操控农民，他们灌输给柬埔寨人民一种疯狂的想法，即任何真正的高棉人相当于30个软弱的越南人。民主柬埔寨使部分高棉人认为自己是完全有能力入侵其邻国并“收回”湄公河下游地区的。这种逻辑无疑是自杀。柬埔寨不同地区的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红色高棉践踏了革命旗帜，它所做的与其所宣扬的截然相反。这些开始清醒的人通常会被当场击毙，或送到吐斯廉(Tuol Sleng)。但是，安卡和军队都被进一步削弱了，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些错误，他们开始打破它，并最终导致了波尔布特政权的消亡。对此，奈恩诉诸基尔南的解释：“农民起初积极地支持红色高棉接管这个国家，但是随后却大失所望，尤其是当他们意识到家庭生活本身受到威胁时。……波尔布特的乡村乌托邦真正的目标是结束农村生活。……对暴力和死亡，基尔南判定农民是有罪的，但是情有可原的境遇是，起初他们必须让他们进来反对城市居民，尤其是受过教育的人，但后来被迫对自己的作为进行忏悔。”①奈恩紧接着评价道：“柬埔寨版本明显的是他(盖尔纳)经常描述的主流模式的一种病理转移。”②可见，柬埔寨的农民沙文主义是民族主义病理的极端表现，它通过再现乡村、血液和土壤的主要因素，形成暴力性的后果。

因此，在以农业为主导的不发达区域，对民族主义的运用必须要以知识分子所引领的正确的、健康的民族认同为先导，使其向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而不是落入沙文主义的漩涡当中。“‘沙文主义’的真实故事表明，现代化需要通过像一个巨大水渠一样的通道，其中有许多代的斗争，试图解决农村的过去和城市工业的未来两者间的矛盾。”③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在边缘地区解决农业与工业之间发展的矛盾，并给予农民阶级以正确的引导，才有可能在根本上避免和消解农民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

2.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德国、意大利、日本

在对种族民族主义的阐释中，除了农民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奈恩还着重分析了大国沙文主义(Great Nation Chauvinism)的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的暴力冲突不仅是贫穷、边缘的农业国家的不幸事件，同时也牵扯到那些富有的、中心的工业化国家。因为，“一旦民族国家被意识形态化为‘民族主义’并成为世界政治的新气象——新接受的政治人性的真相——的核心领域，他们自己也必将成为民族主义的”①。所以，核心地区的民族主义也是不可避免的，而其畸变就是大国沙文主义。

与农民沙文主义不同，大国沙文主义一般发生在已经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区域。鉴于奈恩认为民族主义是不均衡发展的反应，不均衡发展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而资本主义是现代场景的一个固定部分，我们必须看到，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不是民族壁垒的分解，而是大国野心的一个借口，尽管英、法、美、德、意、日等核心国家一直宣称，他们向全世界推行的是民主与解放，并极力否认其侵略性和破坏性，但是历史不曾说谎：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是“大国沙文主义，或‘反动的民族主义’,是一个都市统治阶层的阴谋，它借用了世界民族解放斗争的思想和情感，并雇佣他们来欺骗无产阶级。遗憾的是，这似乎常常是奏效的”②。奈恩的这段论述与马克思的论断不谋而合，“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装饰，它给资产阶级种种无理性要求穿上一件民族的外衣”③。

奈恩经由种族民族主义当中的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解释了20世纪德意日的法西斯主义战争。作为一种现代历史现象，学界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与起因一直存在着持久的争论与分歧。较之一般的理论，奈恩对此的分析更加注重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社会经济视角的阐释，他指出：“19世纪，随着边缘地区追赶上核心区域，‘由上而下的革命’使得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超高速的工业化成为可能，面对这种状况，英国和法国发展出自己的‘民族主义’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这导致了创始人成员和暴发户之间的斗争，在那里，大国民族主义被从新的观念和情感中锻造出来。自然地，与边缘地区相比，被锻造的民族主义具有更丰富的效力，一个简单的原因是，这些社会具有丰富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去这样做。”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德意日三国确实通过政治改革和重组实现了自身的经济发展，因此，这三国作为工业化的后起之秀必然会与老牌强国进行斗争，在斗争中，民族主义作为最有效力的意识形态和运动，自然而然成为每个工业化民族国家都要使用的手段。

奈恩进一步分析了德意日三国是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来动员自己的人民的，这种比边缘地区更具效力的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这两个因素：‘不发达’的痛苦经历与恐惧，和现代社会经济机构，这两者的结合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动员和灌输他们的人民大众”②。也就是说，曾经相对落后的经济和对此的恐惧，以及现代社会经济机构，共同构成了德意日三国利用民族主义的理由。那么是什么因素让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组合在一起成为1939—1945年的轴心国呢?奈恩指出，这三个社会都有一个相对(与英法比较)“落后”的经验，他们不是处于真正的边缘地区，而是半边缘地区。对于这种突然被剥夺和虚弱的困境，这三个国家以特别强烈的、补偿性的意识形态机制作应对，即民族主义的信念和情感，在此基础上，它们以实质性的民族国家权力实现高速工业化和国家强制性的社会严格控制。“这样，这些社会就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去实现‘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20世纪上半叶，这三个国家都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或者直接的可能性，即瓦解。对于他们来说，这意味着贬谪：永久地限制在二流水平、半边缘的位置，被排除在核心地区的‘日不落之地’之外。物质的与道德的失败，内部崩溃的威胁，或者(在他们看来)继续或再度被核心帝国主义力量所侵略——这些因素，促使他们进入一个更加强化的民族主义动员的形式中。”①毫不奇怪，此时，强大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出现了，并被迅速地挪用于帝国主义的真正资源之上，最终造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可怕后果。

就目前奈恩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尽管民族主义并不必然是种族主义的或非理性的，但是作为“一个如此千变万化的现象”②,民族主义在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权利滥用中表现出崇尚暴力和美化自身族裔的特点，并最终发展为大国沙文主义的种族民族主义。正是种族民族主义表现出的对族裔统一和种族纯洁的执迷，在法西斯主义的暴力历史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十分同情民族主义，但是奈恩仍理性、客观地分析了民族主义走向极端、非理性、病态的法西斯主义面相，因为“用足够的历史深度去看，法西斯主义更多地告诉了我们民族主义的东西，而非任何其他事件”③。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奈恩从民族主义的两面性入手，不仅区分了民族主义与种族民族主义的差异，还洞悉了民族主义病态性、非理性特征所带来的不同政治经济区域的暴力问题。他这样写道：“温和的、合理的民族主义是被称赞的，但是，一个超出这些历史限制的极端的或过度的民族主义则被视为是不健康的和危险的。”①因此，我们在采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及运动以实现自由和解放时，应该仔细分辨其中的各种因素究竟是平民主义的诉求还是沙文主义的阴谋，是谋求发展的斗争还是帝国侵略的暴力，是民族的解放还是资本的侵蚀，以避免退化为沙文主义的种族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