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刃剑”在我国的民族主义讨论中是经常出现的，奈恩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他通过整体的辩证分析理解近现代历史，结合关于“贾纳斯”(Janus)及“哲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Dr.Jekyll andMr.Hyde)的形象比喻，阐释民族主义生而具有的两面性的特点，由此来证明民族主义的历史合理性。

(一)现代贾纳斯

奈恩始终全面而辩证地看待民族主义，这点最初清晰地表现在他在1975年撰写的《现代贾纳斯》一文中。贾纳斯是古罗马的两面神，他站在门槛上，一面望向未来，一面回望过去。贾纳斯作为一个十分形象的意象表现出奈恩对民族主义的看法，即民族主义生而具有两面性。“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一个现象，在边缘地区和中心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剧目。就像贾纳斯一样，它具有现代性进步和退步的两方面。”①这一双关性的基本态度，既不是简单的反对，也不是简单的赞成，而是致力于理解它的前因后果。“民族主义既是原因又是结果，既是民主的又是极权主义的，而且并列于人类发展与人性之中。”②他指出，民族主义具有一种普遍的含混不清的性质，它站在人类通往现代性的通道上，有着平民主义、政治自决与经济自主的诉求。对于奈恩来说，任何民族主义都具有两面性。奈恩并不佯称所有的民族主义都是完全合乎道德的，而是认为它最终都具有同样的矛盾本质。这就和汉斯·科恩对好的民族主义与坏的民族主义的区分有根本差异了。他这样感叹道：“民族主义的大多数形式都有一种巨大的含糊、矛盾的心理。”③

民族主义能够引发强烈且巨大的忠诚，这种忠诚是一种对身份的认同和对边界的捍卫，人们为了保护祖国的尊严和发展甚至可以放弃生命。这一令人肃然起敬的民族共同体信念，主要体现为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民族解放斗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非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等。基于这种积极的、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民族性认同而建立起的民族共同体，无疑是大众意志的表达，我们有义务继续维护和珍惜祖先呕心沥血为我们建立起的民族国家。这种以民族自由、解放意志为主导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社会正义的框架，是民族主义积极的一面。但是，一旦对民族主义的运用超出一定的伦理道德范畴，对其加以滥用，民族主义就会从争取合法利益的诉求变为资本主义的强取豪夺，成为沙文主义、法西斯主义。①民族主义的内在困境实际上正是民族主义两面性的特质所决定的，“关键是，最基本的比较分析显示，所有民族主义都既是健康的又是病态的。进步与退步两者从一开就刻在其基因密码中。这是关于它的一个结构性的事实。而且这一事实没有例外，在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矛盾的，是一个准确的(而非修辞的)表述”②。

奈恩将民族主义的这种两面属性比喻为“贾纳斯”,这种“双面神”特质一方面引发了为祸甚烈的民族侵略，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启蒙运动的民主理想。19世纪的学者并不嫌恶民族主义，它与自由主义是能够相提并论的，自由主义者追求个人自由，民族主义者追求民族解放，两者在最终诉求上是相通的。而随着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进入20世纪以后，民族主义几乎等同于战争，根据迈克尔·布朗(Michael E.Brown)的研究，目前全世界超过35个地区的武装冲突都和民族主义有关。因此，许多学者、政治家都对民族主义唯恐避之不及。然而，民族主义的健康与病态、进步与退步、积极与消极具有共生的特性，它同时具有健全的一面和残破的一面，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分为好的或坏的民族主义。如果纯粹地把民族主义以“好与坏”进行区分将会陷入二元论的窠臼，这种简单又粗暴的区分，其道德批判意味太重，并不符合学术研究的精神。

(二)哲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

作为现代社会与政治变迁的自然发展的产物，民族主义表现出其与生俱来的两面性，而这种两面性体现出固有的矛盾性。奈恩20世纪70年代最著名的文章《现代贾纳斯》,就是为了呼应他这一关于民族主义的双关性的观念而作的，“民族主义的实质本身总是道德的、政治的、人性的模棱两可”①。《现代贾纳斯》一文出版20年后，奈恩在自己的《民族主义的面孔》一书中进一步论述了这一两面性的特征，他不仅仍使用“贾纳斯”来形容民族主义的双面性特征，还使用“哲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来进一步加深民族主义两面性特质中的矛盾状况。

“哲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是19世纪英国伟大小说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代表作《化身博士》(Strange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一书中的主人公，善良的哲基尔医生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大善人，邪恶的海德先生则是四处作恶的恶魔，然而，他们却是具有善恶双重人格的同一个人。奈恩以此形象来描述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他写道：“通常在大多数哲基尔医生中都有一个海德先生，就像绝大多数海德先生里也有哲基尔医生一样。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出他们在现代世界观中有潜在的联系，在现代世界观的大厦中他们占据着不同的楼层。”①可见，作为一个过程、一样工具，当落后的民族国家运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来使民族共同体恢复骄傲和自尊时，它显现出积极、健康、建设性的一面。但是，当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运用民族主义来进行征战、侵略和沙文主义压迫时，它就是一种威胁，是一种非理性的社会病态。

安东尼·吉登斯也看到了民族主义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引发为祸甚烈的民族性侵略，另一方面它也引发启蒙的民主理想”②。不难看出，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产物的民族主义是一个辩证存在的、具有矛盾性的意识形态和运动。此外，霍勒斯·戴维斯(Horace B.Davis)曾把民族主义比喻为一个锤子，当锤子用于杀人时它无疑是一件凶器，用于盖房子时它就是一件建筑用具。民族主义本身不是非理性的，但它很可能被非理性地运用。“作为反抗民族压迫的运动它是正义的；作为侵略的手段，它是有悖于道德的。”③这恰恰体现出民族主义的巨大的矛盾性特质。民族主义不同面向的矛盾性起源于现代化的根本困境，它迫使共同体、个人一个接一个地渴望进步，这种强制使得人们无处可逃，在过去的二百年里，它几乎无处不在，并导致了一个更深层的后果，即现代帝国主义政体，这一政体被注入了来自工业化核心地带的更大的科学技术力量，它在权力和野心方面是无限的，并期望拥有世界帝国之霸权。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民族主义矛盾的两面性逐渐显露，并成为世界范围内既被人追捧又遭人唾弃的意识形态及运动。

奈恩从世界历史出发认识民族主义的两面性，他写道：“一方面，民族主义是一件好的东西，是一股在现代历史中的道德和政治上的积极力量。它是较弱的、欠发达国家努力摆脱外来压迫的意识形态。从希腊和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时期到最近印度支那的斗争，它似乎在这个意义上是进步的方面。但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个术语十分适用于，并仍然应用于典型的，20世纪30年代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事国家的历史、戴高乐将军的职业和性格、阿明将军和伊朗国王的行为中。”①奈恩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剖析了民族主义的两面性特征，无论是作为边缘、外围、不发达地区的民族国家的解放斗争，还是20世纪的沙文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压迫，都只是民族主义暖昧本性的某一方面的凸显。

奈恩紧接着指出，“民族主义理论的任务——不同于一个为了忍受矛盾的策略——必须接受这一两难的境地。必须把这一现象视为一个整体，在某种程度上克服这些‘正面的’和‘负面的’方面。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才有希望摆脱以它的一个说教为主的观点，并且崛起……我不会说一个‘科学的’观点，因为这个词一直遭受如此多的意识形态的滥用，但是，这至少是它的一个更好的、更独立的历史的观点。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定位这一现象于一个大的、解释性框架中，一个可以理解这些矛盾的构架中”①。换句话说，只有把民族主义视为一个整体并认识到其两面性本质，我们才能够克服片面的、固定不变的、旧的民族主义的二元论，形成一个真正科学的、整全的、历史的民族主义理论。由此，奈恩必须要回答这个可以理解民族主义矛盾的框架是什么呢?他的答案是：“在这里，真正有效用的参考性的唯一框架是把世界历史当作一个整体。只有历史发展的一般过程(至少),自18世纪以来，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巨大而复杂的问题上给出需要的核心内容。”②换句话说，正是民族主义的两面性使得我们在解释民族主义时必须要以历史唯物主义来进行阐释，这样才能真正把握这一复杂而庞大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形成一个对民族主义的整体分析。

通过辩证、整全的分析理解，奈恩得出了民族主义生而具有两面性的特点这一结论。他认为，民族主义的实质总是道德的、政治的、人性的模棱两可。这就是为什么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仅从道德的角度出发来建构总是失败，无论他们是赞扬它还是指责它。许多学者只简单地抓住民族主义这一事物的一面或另一面，而不承认有一个共同的头颅连接着他们。民族主义为人类社会而站在现代性的道路上，因为人类被迫要通过现代性的狭窄通道，民族主义的一张面孔必须绝望地回望过去，为了“痛苦的”发展聚集力量；另一张面孔要坚定地凝视未来，为了追寻更美好的世界创造条件。因此，我们必须抓住“附着在民族主义上的双重内在性质”①,并鼓励民族主义主要的、进步的、积极的、健康的一面，抵制那些派生的、衰退的、非理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