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的探讨看来，奈恩认为，民族主义在世界历史中是不可抵抗的和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和运动，在这样的整体社会环境中，奈恩进一步从不同地域民族主义的产生、发展的角度做出了分析阐释。在他看来，民族主义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在资本主义压迫之下从不发达区域的群体当中挤压出来的意识形态和运动，因此，民族主义最先生发于不发达的边缘、外围区域，进而扩展蔓延到中心地区，并成为世界范围内普遍的意识形态和运动。

(一)边缘地区的民族主义

我们在探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时，不可避免地要回答以下问题，即涉及有关民族主义起源的特定历史背景及推动力的问题：民族主义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因何而产生?这一问题的一般答案是，民族主义是欧洲晚近时期伴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旨在打破神权和封建主义的一种民族认同运动。民族主义成为一种真正的现代现象，大多数民族主义研究的学者都认同它在1800年前后在欧洲第一次出现，民族主义是在欧洲何地最先出现的呢?对于这一问题，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近代民族国家先后产生于16世纪的英国、17世纪中期的法国、18世纪下半叶的俄国、18世纪晚期的美国，以及18与19世纪之交的德国。在这个历史序列的演进之中，民族主义和民族本身都经历了一番重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是工业化之下，在它的原发地——英国——形成发展起来的，它是一场处于既定的历史疆域内的全体人民把国家主权从皇室、贵族手里夺归大众所有的运动。然而，不同于这一“民族主义产生于欧洲核心工业化地区”的观念，奈恩认为民族主义最先生发于边缘(periphery)区域。

在奈恩的分析中，他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分为“核心”和“边缘”两部分，正是两者之间的矛盾和世界政治经济机制下的广泛的不平衡发展催生了民族主义。上一章笔者已经完整分析过奈恩对民族主义产生的相关背景及动力机制的解读，在此就不做赘述了。民族主义为何最先生发于边缘、外围区域呢?奈恩写道：“民族主义运动是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的反映和对这些对立的表达。它的产生是为了统一和煽动资本主义的边缘或半边缘地的人民对抗核心地区的人民，从更实质性的、强有力的核心国家中刺激民族主义的反应。”①就此而言，正是工业革命和世界政治经济机制的特质决定了边缘、外围地区民族主义的必然生发，而边缘民族主义正是不均衡发展的最直接后果，核心区域的民族主义是被这些边缘和半边缘地区人民的反抗所激发出来的，因此它在时间顺序上迟于边缘民族主义。

奈恩看到了民族主义是由社会经济的普遍发展促成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触发了“核心”和“边缘”之间的紧张关系，产生了一系列地区的差异性震动，核心地区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相比之下，边缘地区不仅仅成为附属、次级区域，还沦为被剥削、被压迫、被掠夺的地方，而这一趋势并没有随着核心区域实现了发达和现代化而停止，反而愈演愈烈，核心地区的民族国家逐步变成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列强。奈恩观察到，这个社会发展过程所引发的关键的意识形态及运动就是民族主义。边缘地区能够自由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被帝国主义挤压了，区域间的相互影响更加紧密了，认同、身份、情感不仅没有失去其重要性，反而增加了自身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的影响，这是因为，在普遍联系的社会环境中，竞争变得极为残酷，人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注意自己所属的群体、国家和民族。为了更好地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与发展，不被先进地区的民族国家所入侵和粉碎，边缘地区的民族国家被迫使用最易调动各自民族国家的资源——民族性——来进行反抗，民族主义由此在边缘地区最先产生。奈恩以此分析了为什么边缘地区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在时间序列上是第一性的，体现出其民族主义理论地域性的最重要方面，以及与其他民族主义理论家关于民族主义最先生发地的根本分歧。

(二)核心地区的民族主义

接下来，奈恩分析阐释了核心地区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前面我们已经探讨过边缘地区民族主义产生的不可避免性，表明边缘地区民族主义是所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的生发点。在奈恩看来，“核心地区的民族主义与边缘地区民族主义一样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可能会更有效”①。在他看来，核心地区的民族主义是在边缘地区民族主义的发展、影响、冲击下产生的，是一种因果性的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到了民族主义的巨大力量，并借用这一力量，欺骗大众情感，以实现自身利益扩张和资本积累的丑恶目的。核心地区的发达国家和经济体“接管”了他们本来并不需要的民族主义学说，这些具有丰富人力、物质资源的社会，为了保证自身永久处于世界核心地位和保持资本主义以邻为壑而得的丰饶，把人们对不发达的痛苦、恐惧及民族情感认同结合起来，有效地动员和灌输他们的人民大众，锻造出一种比边缘地区的民族主义更具效力的民族主义。

19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的主要民族国家先后进入了以垄断、侵略、战争为主要手段的帝国主义时期，在当时，势力范围已被瓜分完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不均衡发展的普遍作用要求后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再次分配区域霸权，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又不愿放弃主导权和利益，加之被殖民地区的民族主义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各资本主义国家政客开始鼓动自己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利用民族主义的巨大导向性作用，表面上倡导民族身份、民族认同和民族利益，暗地里却进行着帝国主义的勾当，主张本民族的优越性，并以强权和战争的方式为本民族的发展开辟道路，导致了一系列的种族民族主义，包括德意志的泛日耳曼主义、俄罗斯的泛斯拉夫主义、不列颠的殖民主义、法国的民族复仇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等，而正是世界范围内各个核心地区的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加之偶发的“萨拉热窝事件”“德国闪击波兰”,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在奈恩看来，自民族主义在边缘地区产生之后，伴随其不断地向核心地区发展，民族主义最终被资本主义核心地区所利用，成为帝国主义扩张的武器，“换句话说，政治民族主义已经脱离了外围地区来到了中心地区”①。

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自身利益无所不用其极，导致世界被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同时导致了民族主义的蜕变和异化。民族主义不是一种自然现象，它最先生发于不发达的边缘地区，是边缘地区的民族主体反抗经济极端不发展的一种动员，是他们实现民族解放、民主、自由的前提，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对其加以利用和滥用，民族主义与资产阶级的贪婪相结合，成为种族的民族主义，具有了沙文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特征。从民族主义的地域转变所带来的性质转变当中可以看出，在认识民族主义时，我们要具体区分其历史、地域等客观条件。无论如何，民族主义普遍存在于世界的边缘与核心区域，这种普遍存在的地域性特征，“使得民族主义成为一种世界规则，一种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标准，以及那些觉醒中的国家的标准”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