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恩认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在现代人类发展史中具有普遍性。从纵向上看，民族主义普遍渗透交织于近200年来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从横向上看，民族主义又广泛参与到各个民族国家、各个族裔群体的共同体建构当中。作为一种历史潮流，民族主义与现代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镜像、与现实实践紧密联系，它不仅普遍存在于现代民族国家当中，还是社会发展的普遍必要阶段，而且在现代世界政治秩序的推进中具有广泛性。

(一)民族主义普遍存在于现代民族国家当中

民族主义的普遍性特征首先体现为它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普遍存在。民族主义既是复杂的人类历史现象，也是繁复的社会现实状况。奈恩认为，民族主义在现代社会中具有一种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不仅体现在民族主义的生发具有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还体现在民族主义在世界整体政治秩序的推进中具有广泛性。一方面，民族主义的发展不仅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和阶段的特点，而且渗透在整个人类现代社会的架构和体系之中，可以说，社会发展决定了民族主义的不可缺席，而民族主义又显示出社会发展的方向及特征。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作为一个与全部社会状况相关的意识形态和运动，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体系，而是广泛深入地与世界政治秩序相联系。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策略常具有民族主义的一般特征，而民族主义反过来也影响和左右各种社会政治的秩序和走向。

民族主义的普遍性还体现在其具有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现代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一个脚印都有民族主义的参与，民族主义源自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后果，因此，只要有资本的流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就会随之产生。换句话说，普遍的现代性必然会导致民族主义的普遍存在。奈恩认为，“发展必须在某处开始，而非在所有地方发生”①,这些发展中的一大部分是一系列突发事件，而非在发达的中心地区执行全球资本的指示。奈恩接着指出，“从这些偶然的起源迸发出暴风骤雨般的影响，以及更加深远的事件，它们迄今为止构成了‘现代性’: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世界”②。可见，在世界范围内与发展相关的突发事件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并构成了现代性的基础，而在奈恩看来，现代性就是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世界。在资本主义的风暴中，族群、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才是主导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让民族群体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自己的民族是优秀的、有价值的和关键的。因此，作为现代性内容的民族主义，在现实世界中必然是普遍存在的和广泛兴起的。

在现代民族国家当中，民族主义的普遍存在十分重要，奈恩不止一次地这样重申道：“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普遍的情况。公元2000年更统一的世界来自超越而不是否认人性的多样和好斗的过去。”①可以看出，作为现代性的普遍情况，民族主义确实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对此我们不应否认，但是，民族主义更多地表现为整个民族的紧密团结，表现为对民族国家实体的强调和维护，主张在减少内部矛盾的基础上拓展外部的发展空间，以及对人类多样性的保护，只有每个民族国家都有权利自由、自决地掌控自己的民族国家事务，我们才能够进入一个更加统一、联合的21世纪。可见，民族主义承认差别，也重视共同利益，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最普遍的社会黏合剂，民族主义是培育民族精神、铸牢国家意识的时代课题。

(二)民族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普遍必要阶段

民族主义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普遍性还表现为，它是社会发展的必要阶段。奈恩明确写道：“民族主义的概念作为所有社会发展的一个普遍必要阶段，对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都是普遍的。后来理论构想的社会必须经历这一阶段。这些理论也同意把这一阶段的发展归因于在相关的社会结构中固有的特定力量或冲动。民族主义因此是一个内在决定的必需品，马克思主义者把其与一个民族的市场经济和一个切实可行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创造联系在一起；唯心主义者把其与共同体的内在精神联系在一起，表现为历史发展的普遍特性。”②因此，就社会发展的阶段过程而言，民族主义是必不可少的，只有通过民族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现今社会才能够达到之后的社会形态，无论是走向资本主义的更高级阶段，还是达到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抑或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民族主义这一社会阶段都是不容忽视的和不可越过的。无论是唯物主义理论家还是唯心主义理论家，都承认民族主义的这种普遍必然性，它源自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的民族共同体和个体与生俱来的力量、冲动。但是，秉持不同基本立场的理论家，对于民族主义普遍性的要素解读是不同的，奈恩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从唯物史观看民族主义，把它与社会经济的客观状况相联系，认为其产生于民族市场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则把民族主义与主体的内在精神相联系，认为它是共同体的精神的表现。而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在社会发展的进程当中，民族主义具有普遍性。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当中，作为世界意识形态最磅礴的主流，民族主义必然具有一种极其巨大的导向作用。奈恩借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关于社会现实的相关理论对民族主义进行分析，他写道：“许多可怕的真相其实可以从穆勒的三个短语中读取，即民族主义的兴起，国际主义的妄想，真正发展的无可救药的(但是也幸运的)不正当性和双刃性。最后，对1989年现实的巨大回归。并没有‘地位平等’这种东西。作为一种普遍状况，地位平等不是变化的一个普遍气候。也许一些情况比其他情况好一些，并且他们也许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变得更加均衡。但是，在整体上，他们已是极度的不平等了。这种不平等正是实际发展活生生的核心。”①可见，奈恩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诸多重大事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实则是不断兴起的民族主义、当时仍无法企及的国际主义，以及发展的不正当性和双刃性的现实后果。彼时的社会现实是极度不平等的，奈恩指出，当时并不存在地位平等的条件，也许在某时某地会显现出均衡的状况，但是真实社会的不均衡、不平等的普遍环境必然会把社会现实拉回到发展的真正状况之中，而普遍存在的民族主义正是这一现实的反映、表现及中枢。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普遍兴起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运动，民族主义不单单是一种心理现象和情感认同，更是符合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自发产物，伴随着民族主义这一社会发展的普遍必要阶段的生发和推进，人类再也无法退回到封建时代了。

(三)民族主义在现代世界政治秩序推进中具有广泛性

在分析解读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普遍必要阶段之后，奈恩进一步指出了民族主义在政治秩序推进中的广泛性。在他看来，“民族主义也是世界秩序本身的一个副产品”②,因而民族主义必定是普遍存在的。

世界秩序受到国家实力、国际关系、民族利益、经济体制、军事能力、地域差异、外交政策等多方面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在这些纷繁复杂的条件下架构起的世界秩序必然会制造出广泛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关于这点，奈恩回到民族主义的起源进行阐述，他指出，“‘主义’都不是机械地或直接地起源于它所代表的真实的历史实体。过去和现在无论有没有民族主义，民族都是存在的。只有在特定历史阶段，民族和国家才开始发展‘民族主义’,这是民族主义理论的基本论题，一般来说，‘民族主义’是从18世纪后期开始萌芽的……他们是被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帝国强加于世界的”①。可以看出，奈恩认为，民族主义是18世纪以后在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帝国主义政治下显现的，伴随着资本的发展而席卷全球，民族主义并非直接来自客观的民族实体，而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秩序的强迫下产生的。在现代历史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对人类社会的全面统治势必造成民族主义的普遍兴起和发展。不可否认，民族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对社会状况普遍变化的回答，“资本主义的国际性引发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产生，事实上，自拿破仑的法国帝国革命的兴衰以来，这些政治的世界观相互之间就存在着永久的、不稳定的紧张关系”②。

更为普遍的是，在现代社会中，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被赋予了一种主导性和支配性，奈恩这样写道：“就现实而言，所有我们需要做的是记住现代国际性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副产品是民族主义。不是国际主义逻辑上规定的常识，而是民族国家的非逻辑的、杂乱无章的、桀骜不驯的、分裂的、特殊主义的事实。不是增大‘更高的统一’而是‘巴尔干化’,即一个应当有规则的世界的尖锐的例外。这些例外已经变成了规则。这才是重点。如果我们允许历史唯物主义对我们的理论有哪怕一点点的影响，那么我们就无法否认‘巴尔干化’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转变这种想法。”①这段论述表明，对于现代社会，民族主义是一个主导性的政治副产品，在当代世界，重要事件并不是整个世界的统一化，而是令人头痛的、分裂的、例外的巴尔干化，而造成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巴尔干化的主导就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奈恩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有重要的解释价值，并以此认识到民族主义已然成为世界范围内普遍的重要规则，“作为一种参考框架和社会、政治组织的原则，民族主义无所不在”②,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