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恩从唯物史观的维度出发，认为现代社会民族主义的形成机制非常复杂，“历史本身为变化逐渐创造了真正的、新的条件。正是这些条件，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历史的命运，并为理论重构准备了一个远比过去更健全的基础方式”①。民族主义的形成与现代世界历史进程息息相关，是社会历史发展下多重因素的产物，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维度。奈恩以对全球历史的回溯来理解民族主义的动力机制，把现代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民族主义的重新诠释，阐释出民族的构建是一种现代过程，突出了生产方式变革、工业化的世界经济和多元化的国际政治机制下的民族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反应，它源自新兴的社会经济因素，是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关键，是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和世界政治经济机制的结果。
奈恩谈及民族主义，主要是从18世纪法国大革命开始，他指出，“‘民族主义’在其最普遍的意义上来讲，是由世界政治经济的某些特性决定的，处在法国的工业革命与现在的时代之间”①。民族主义经历了在世界政治经济历史中孕育、形成、发展的过程，即从法国大革命伊始蔓延到整个人类近现代社会发展当中。在这一过程中，正是日益壮大并逐渐成为社会发展主导的资本主义使得民族主义的出现成为必然，可以说，“民族主义，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形式的强迫性的必需品，自然来自这些新的发展条件”②。因此，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中，民族、国家等都被卷入资本的发展中去了，必然会催生近现代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所以奈恩这样写道：“资本主义对世界不同社会快速植入的社会历史的成本就是‘民族主义’。”③
(一)民族主义的主体背景
1.工业化
在近两个世纪的世界进程中，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开始逐渐获得政治支配地位，民族认同、民族自决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凸显。国家的边界划在何处，谁被包括在这一边界中，是什么让人归属于这一边界之中，变得更加重要。民族主义作为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主导的意识形态和运动，为民族国家提供了政治主权、经济利益、身份认同上的情感力量和组织方式，使共同体成员联结在一起共同维护、发展民族国家。近代的人类社会是工业化的时代，同时也是民族主义产生、兴起、发展、鼎盛的时代，两者在时间与空间上基本重合，因此，要分析研究民族主义就不得不认识了解其工业化的主体背景。
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伴随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确立，奈恩把民族主义产生的主体背景确立在工业化之下，其对民族主义的分析理解一直深受盖尔纳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他写道：“一般看法是，民族主义起因于厄内斯特·盖尔纳和他的思想流派所描述的具体的发展关头。它是工业化的伎俩。衣衫褴褛地、不均衡地进入现代性，在那里某些民族领导或主导着其他民族并对他们进行改造(而不仅仅是压制他们),从民族性中挤压出民族主义，并使它成为世界发展的普遍政治气候。民族主义是反映族裔多样性的一面镜子。它是一组杠杆(有时是武器),通过它，民族被驱动到人类事务的新的显著性(因素)中。”①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运动，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工业化下不均衡发展的产物，在此之前的民族、国家、地域都未暴露在这种普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只有在资本主义扩张、殖民和压迫之下，民族主义的这种反抗性、应激性的意识形态和运动才被从民族性中挤压出来。
奈恩认为，工业化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萌芽的温床。他指出，民族主义“显然来自现代的工业化发展和帝国主义时代”①。在他看来，人类在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永远绕不开的一个主题就是工业化，其为资产阶级带来巨大经济财富的同时，也给人民带来了剥削和压迫，苦难的人民为了实现自由、民主、解放，自然会以民族共同体来进行反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由此萌发。“工业化迫使内部人口从农村转到城市；当然所有这些断言激起了对类似的发展的‘竞争’,并伴随着威胁、失败和征服——典型的例子是法国在19世纪70年代的命运。”②可见，工业化改变了传统社会，这场革命从城市到农村席卷了全球，产生了一系列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后果，其中最深刻的后果就是对于发展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使得民族国家分化为工业国家与农业国家、先进的发达国家与贫困的落后国家，而那些先进的发达工业民族国家必定会给贫穷的落后农业民族国家带来压力和威胁、征服和掠夺，民族主义随之而生。19世纪，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以民族主义来确立、巩固、保护自身的经济优势和工业地位；而后进的农业、殖民地民族国家，即广大的亚非拉地区，则以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来进行防御性的反击，以寻求生存和对抗侵略。
资本主义工业化对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有决定性影响，工业化大生产促使社会转型，使得民族逐渐成为最具主导性的共同体组织方式。
“资本主义的趋势‘在某种程度上统一了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工业化能够减轻彼此的需要，增加彼此的享受，并促进彼此的工业发展’”①,工业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文明程度的提高，“带来了新世界的奴隶制度”②,也带来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和压迫，工业化改变了世界的政治体制，使得自尊的民族国家意识到应该拥有自决的身份认同和自治的政治机制。奈恩写道：“决定性的身份认同模式是被‘迫’或在帮助下显现的，它似乎是自然的决定而非个人的意愿。”③在现代民族国家，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为身份认同提供了这一“逼迫”和帮助。在工业社会，工业生产规模越庞大，资本主义市场越发达，身份危机、认同心理越强烈，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越发能够发挥其在工业秩序中的控制效应。奈恩感叹道：“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所谓现代政治文化的基质和此后的民族国家碰撞并剧烈震动了农业世界。”④
在这一背景下，民族身份的特殊性展现出它在对抗工业化冲击上的重要作用，民族作为现代社会中人民大众最重要的身份认同范式，逐步走向了国家和社会的中心。“民族是现代化环境下最适合的和占支配地位的身份识别方式；它表现出对工业化‘天气’的行之有效的顺应。这一(工业化)‘天气’本质上是一个十分猛烈的风暴，即从20世纪40年代核武器创造以来摧毁了社会文化自身。对抗这种状况需要构建一个大规模的、坚固的、文化上有凝聚力的，以及政治上装甲的防波堤；在多数情况下，民族性可以提供以上这些需求，而别的团结的方式却不能。”①可见，工业化风暴严重冲击了人类社会的文化与政治，面对此种冲击，人类必须要构建一种团结的共同体来对抗侵略和压迫，而民族主义恰恰可以提供这样一种凝聚力，为共同体提供意识形态上的身份认同。
2.现代化
随着机器大工业的不断发展，人类翻开了现代化社会的新篇章，进而促进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在奈恩看来，社会经济的发展赋予了现代化和民族主义以新的含义，把它们变成了改革的工具。资本主义工业和农业的出现，改变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社会状况。民族主义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的现代化给予了民族主义以生长的养料，使其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播撒下意识形态的种子。奈恩指出：“民族解放和国家地位被描绘成一个途径，像一扇门，罗马的神贾纳斯站在那扇门上注视着过去和未来。在现实中，这一现代性的入口是一个旷日持久的、黑暗的通道，对于世界大多数人来说，它已经占据了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②从这一表述可以看出，奈恩认为，民族主义是人类在现代性道路上必然要历经的过程，它占据了广泛的现代化时代，并且像古罗马的雅努斯一样既回首过去又展望未来，是现代化过程中双面相的意识形态和运动。
现代化产生于工业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奈恩写道：“‘现代化’本身永远只是另一个单词——工业化的发展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最后一定会产生更伟大的人和文化的多样性。”①可见，现代化是工业发展的过程，工业社会的现代化生成了更多主体和文化等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需要一个边界来保护，需要特定的共同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由此我们必须要有民族性的意识形态来提供集体以身份，培养共同的忠诚，满足共同体成员道德上和情感上的认同。奈恩写道：“有意识的、集体的‘身份’……只有在共同的目的和行动出现时，他们的意义才可以是完整的。”②因此，民族身份认同是在共同的意愿和行为下发生的，只有身处公众的目的和行动中，民族身份认同才会是有意义的和整全的。奈恩相信，“科学引领的技术发展可能引发一系列我们称为‘现代化’的可能性的变化”③;“社会学的现代化的积极输入，似乎受科学和工业所带来的新的变化的影响”④。科学、技术的工业化变革带来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如此，科学技术才会与现代化建立联系，现代化进程才会与民族国家政治制度建立联系，民族身份才会得到认同、肯定和保护，并使得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断形成、发展。奈恩进而写到，“现代性召唤我们出示身份的通行证”⑤,伴随着现代化的深入，民族主义的归属意识越来越清晰，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承载着人类在多元社会中的存续和发展。奈恩注意到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辩证关系，“现代化理论曾注意到并解释了为何工业现代化是民族性政策中必不可少的条件”①。可见，现代化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得以指导主体和民族主义运动能够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
奈恩以真实的历史和物质条件来解释民族主义，他指出：“在物质条件下，现代民族主义之谜将自己展现在这些过去的世代面前。”②面对现代社会的民族主义谜题，奈恩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来解释，他给出了这样一个深刻的判断：“民族主义为人类社会站在了现代性的通道上。”③换句话说，民族主义是人类通往现代性道路上一个至关重要和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及运动，它承载着人类社会走向现代的任务，人类依赖民族主义来面对、应对、反思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在奈恩看来，“民族主义因此尽可能多的是一个现代性的本地人，像民主和发展的资本主义发动机一样。它就像它们一样离不开发展”④。可见，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发动机，与民主一样离不开现代化的“发展”这一现实状况。
在这个意义上，奈恩进一步谈道：“在我看来，最终，他们展示出民族主义离不开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它(民族主义)远不是发展的一个非理性障碍，对于大多数社会来说，它是在发展竞赛中唯一切实可行的道路——在这唯一的道路上，他们可以竞争而不被殖民或消灭。如果在这些现代化的斗争中他们转向过去(象征性地转向‘血液’),它本质上是为了保持完整以把他们自己撬入未来。保持完整，或者获得一个新的程度上的社会和文化凝聚力，由于工业化而变得必要——甚至(在很多情况下)由于遥远的希望，即工业化前进的影子而(很有必要)。而且民族提供了确保这一凝聚力和共同目的的唯一途径。”①不难看出，奈恩认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是绝大多数社会共同体寻求发展的必经之路，这条道路具有唯一性和可行性，只有通过民族主义的道路，这些社会才能够实现发展而不被妨碍、殖民或消灭，只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才能够使这些社会保持完整和具有凝聚力。因此，可以说，民族主义是社会经济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过程，它是现代社会共同体应对和融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有效途径，对于大多数民族国家共同体来说，只有走民族主义的道路，才能确保其在现代化背景下保障领土完整和政治、经济独立发展。
3.全球化(本书所说的全球化，专指经济全球化)
生产力的工业化和社会的现代化必然会带来经济的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又促使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传播发展。从20世纪中后期到21世纪初，我们在讨论民族主义时，不能不注意到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性的历史发展潮流。众所周知，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而民族主义则是一种民族共同体寻求政治自决和经济自主、强调民族国家政治和区域边界的情感认同、利益表达、政治效忠、精神和实践运动。两者看似是截然不同、相互对立的社会发展趋势，但有意思的是，全球化的发展并未使民族主义被淡化或抑制，相反，在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时代，民族主义也在强化和发展。可以说，伴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也从不同纵深波及世界各地，换句话说，正是全球化浪潮对国际经济的涤**，刺激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勃兴。作为英国新左派当中最具时代感和最敏锐的民族主义理论家，奈恩面对社会的新发展和新状况，对全球化舞台上的民族主义进行新的探索，得出了新的分析。
在与保罗·詹姆斯(Paul James)合著的《全局矩阵：民族主义、全球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一书中，奈恩指出：“全球化是高度现代性的最后时刻”①;“全球化像自由一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②。可见，在历史发展进程当中，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是世界范围内广泛激**的全球化和国际竞争，这种社会进程，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最新的、最具主导性的概念之一。全球化在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成为最重要和炙手可热的术语，正如奈恩所说的那样，“直到20世纪80年代，从一个几乎没有人使用的术语，到现在每个人都发现了全球化。
正如我们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所讨论的，在世纪之交，全球化被神话地视为是最新的事物、包罗万象的过程，它本身解释了所有发生在这个星球上的事情”①。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是按照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这样的路线梯度推进的。这种进程导致了经济全球化是当前现代社会的最重要因素，尤其是20世纪晚期之后的世界，这一因素对于当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必然具有一种决定性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正是近三四十年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根源。中国学者罗志平也指出：“民族主义研究的困难行进，最大的症结就在于‘时代性’。”②因而，人们要研究现代社会民族主义的相关问题，必然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进行基于新的时代特点的分析。
经济全球化肇始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蔓延，与民族主义呈现出一种交织叙事、互促发展的特征。对于奈恩来说，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是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而不断推进的。这种伴生性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民族主义与全球化。奈恩指出：“民族主义开始于现代国家全球发展的起飞阶段，其支持者和批评者都期待一个新的世界性的和人性化的世界。”③现代国家全球发展改变了世界的社会经济政治状态，人们对世界性和人性化的新社会越来越渴望，而民族主义能够为不同地域和共同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提供保护和凝聚力，因此，在全球化启动之初，民族主义就作为伴生物存在了。二是民族国家与经济全球化。他指出，“民族国家和全球化是一起长大的……名为‘民族国家’的政治实体的形成是由全球化工业和商业革命架构的”①。全球化工业与商业革命正在全方位地包围人类社会，民族国家正是为了适应全球化的环境而设定边界。在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样一个事实越发清楚明显：在全球化与国际竞争的环境中，民族国家对于化解很多后殖民时代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先进的工业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必须依赖于民族国家建设的合法性。三是民族性与经济全球化。他写道：“在经济全球化的舞台上，民族性政治学的复兴会变得更容易理解。”②可见，在全球化的环境中，民族共同体间的差距越来越明显，等级差别越发凸显，繁荣的发达国家和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格局逐步形成，面对这种差距、分化的世界格局，民族性政策必是政治的、经济的选择。奈恩感叹道：“在现代经济全球化的风暴中，六千种(或八千种)语言、宗教信仰的冲突、形形色色的人种、发散的和不可调和的风俗习惯才是关键。”③可以看到，在复杂多变的全球化形势中，不同地域共同体之间语言、信仰、族裔、习俗的多样性主导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
奈恩认为，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意味着资本与文化的流动，还蕴含着人类的解放，他这样写道：“一个伟大的解放过程已经被启动，它的名字是‘全球化’。”④其主要内容有两项：第一，民主的扩展；第二，共同命运意识的增强。民主和民族是手拉手的。“多样性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构，而不是一个姿势、一个可选的展示。全球化可能会给它更多的空间，而不是更少。”①人性需要有差异的身份认同，而身份认同又需要边界，如果把边界抹去，结果会是灾难性的。民主政治的目标之一，就是保护共同的身份认同。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同质化，在新的时代，全球化给予了民族主体更多的空间，而非反之。因此，对于奈恩来说，所谓经济全球化，最根本的就是民主的民族主义的扩展，就是经济全球化过程所引发的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就是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发展阶段。他写道：“历史上，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不同阶段可以被认为是一连串(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时刻。”②
毋庸讳言，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必须要结合新的社会特点，面对现代世界的新发展要给出与时俱进的释论。通过分析，奈恩看到了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是民族主义产生的主要背景。正是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一步步推进，民族主义才得以不断萌芽、形成和发展。
(二)民族主义的运行动力
在分析阐释现实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背景之后，奈恩进一步挖掘出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之下的民族主义形成的运行动力是资本发展的不均衡性。奈恩运用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观点进行解释，马克思认为，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的不均衡发展是应该经常提到而不该忘记的。①工业革命的巨大变革给世界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影响，一方面带来了生产力、物质、资本的极大丰富，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殖民扩张、帝国主义侵略。帝国主义作为“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不可抗拒的、变形的冲击，是核心地区对全世界农村的冲击”②。民族主义作为对这一冲击的“抵抗”进而形成，“在本质上是对强制执行的‘不发达’困境的一种反应”③。民族主义本身并不是什么邪恶的意识形态，它一方面是民族主体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工业化、现代化转型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对抗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过程的工具。在奈恩看来，民族主义的运行动力就在于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
1.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不可避免地造就了民族主义
对于民族主义的产生发展来说，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主导性和动力性是不容置疑的，这可以从不均衡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根本作用得到说明。不均衡发展的历史状况是什么样的呢?奈恩指出，“普遍的和长期的不均衡发展的状况是唯一一种资本主义允许的，和唯一一种自1989年以来最终明确确立了的进一步演化的矩阵”④。可见，在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普遍的和长期的不均衡发展作为一种最具操控性的社会状况是资本主义唯一允许其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状态。这种不均衡性在资本主义的纵容和促进之下不断扩张，并在苏联解体之后强化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几乎对所有存在确立起全面的统治，导致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技术落后区域进行剥削和压迫，成为东欧剧变之后唯一可以继续演化发展的矩阵。“通过‘工业’不幸的入口”①,人类进入了一个异化社会，奈恩把这一异化的根源视为一种应资本主义体制下不均衡发展模式而出现的意识形态。在现代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状况下，民族主义产生了。
首先，奈恩解释了民族主义为何总是在边缘地区发生。每个民族共同体都有利益共享的积极诉求和美好愿景，每个民族国家都为了尽可能实现自己的民族利益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并对资本的不均衡发展进行反抗和斗争。每个民族共同体都应该拥有自己适合的政治体制，这套政治体制在本质上是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而服务。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主要发生在边缘地区，其不平衡波动形成了边缘地区寻求利益共享的推动力。奈恩写道，“不均衡在边缘发生，寻求找到平衡”②。资本主义带着帝国主义的“镣铐”来到边缘地区，资产阶级在西方列强的帮助下对殖民地进行剥削。面对这样的冲击，被殖民的边缘地区的人们十分无助，他们没有枪炮，没有财富，没有技术与这些帝国主义者抗衡，只能在经济不发达的真实状况下，求助于一种能大量提供团结力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来寻求发展、平衡。因为，“从来没有时间或社会学上的空间提供均衡发展”①,所以，民族主义诉求总是在边缘地区发生，边缘地区的人民必须认清不均衡发展这一现实，并在此基础上以民族主义的合力来实现发展和进步。
其次，奈恩探寻了为何在“不均衡发展”的环境下寻求社会发展必然要诉诸民族主义。“工业的现代性发展无法避免总的不均衡性。”②奈恩特别聚焦于不发达地区的利益共享问题，他指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政府希望去推迟利益”③,因此，在“不均衡发展”的世界资本运作环境下，民族国家的政府为了寻求利益共享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并寻求克服之道。工业化使社会不均衡地瓦解，外围知识分子出于对不均衡发展差异扩大的敏感，寻求民族国家的利益共享和独立自主的发展。就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不均衡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④。这种不均衡发展是从何处起源，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奈恩的答案是：“‘发展’(工业化和相关的现代性社会结构)在特定的地方开始，在欧洲而不是亚洲或非洲，而且是在欧洲的某些区域而不是其他区域。这些区域获得了一个多种形式的压倒性的优势。这种不同方式的帝国带来了一种新型的隶属——一个进步世界、一个普遍运动的省份或殖民地，它们迟早会被迫加入而非被邀请加入这一世界。”①可见，工业化和现代性的社会结构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发展在英法等民族国家开始，并逐渐显露出其与生俱来的不均衡性，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帝国主义殖民运动，进而通过这一不均衡发展的资本运作和利益追逐引起了整个时代、社会的突变。因此，为了实现“‘落后的’文化和人民占用现代性的权力和利益供他们自己使用”②,实现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和利益共享，落后地区必须要诉诸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对帝国主义侵略、资本主义压迫的反抗。
最后，奈恩结合不均衡发展的资本逻辑，认识民族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为何总是会导向民族主义革命战争。“‘不均衡发展’是一种辩证关系。”③奈恩对不同发展程度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分析，“不均衡发展不仅仅是贫穷国家的不幸故事，还牵扯到那些富有的国家”④。以英法与德意日为例，虽然“新的发展力掌握在英法资产阶级的‘肮脏的物质利益’手中”⑤,但是在19世纪末，本属于边缘地区的德意日的工业化程度逐渐追赶上了英法这两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更为广泛的殖民侵略和世界大战。可见，不均衡发展的双方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两者不断地改变对方，边缘不发达地区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政策有可能会发展成为新的中心发达地区，而发达地区为了维持自身利益会与之产生矛盾，两者在相互影响和斗争之中改变世界局势。因此，不同地域民族国家的发展都是一个辩证法，我们必须要理解、把握及合理利用“不均衡发展”这一辩证关系，在“不均衡发展”的常态下追逐合理、合法的利益共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对工业发展有一种非理性的渴求，利益是这一渴求的内核，然而工业、资本、生产的发展注定是不均衡的，必定会把人们推向民族主义战争和社会演变的边缘。
2.民族主义是应对现代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关键
在奈恩对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分析逻辑中，作为资本主义核心特征的“不均衡发展”反映出现代社会的经济状况和文化内容与民族主义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不均衡发展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不仅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的产生与发展，而且决定了民族主义是现代民族共同体应对不均衡发展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和运动。奈恩以现代社会的都市与农村为切入点，以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为解释框架，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角度进一步揭示了民族主义是对抗现代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关键，深刻说明了民族主义在应对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时的基本立场和核心作用，其理论要点主要体现为以下逻辑进路。
首先，奈恩从“不均衡发展”与“均衡发展”的概念出发，指出“均衡发展”是理想的、修辞的、不真实的概念，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不均衡发展”才是常态，是真实的社会特质。不均衡发展的概念源自均衡发展的概念，“均衡发展是不均衡发展的反义。这一反义是词语的、不真实的，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被迫通过的所有真实的‘发展’都是不均衡的”①。可见，“不均衡发展”与“均衡发展”在概念上是反义的，两者有着现实与理想、真实与虚幻、实际与修辞的差别，无论人类对均衡发展的渴求是多么强烈，然而社会发展的事实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不均衡发展才是全部社会状况。
对此，奈恩进一步写道，“然而，均衡发展的理念和愿望是如此强大，我们应该从它出发”。就此，奈恩对“均衡发展”的理念做出了解释，他写道：“它(均衡发展)接近成为西方或‘欧洲中心主义’世界观的神经——这一世界观仍倾向于支配我们思考历史的方式，而且(在其他事情中)对民族主义也是如此。……物质文明和大众文化的一个均衡的和进步的发展想法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特征。对于那个时间和地点的精英来说，它自然反映了一个向前的视野。像他们在高文化时代的前辈们一样，他们仍然思考在外部迷雾中文明与‘野蛮’对抗的方面。但是，进步的新信念对野蛮人的前景更有利：给以时间和帮助，他们能够迎头赶上。这种救赎被构想为一种既向外又向下的稳定的文化适应的过程，即从中心向外围区域，以及社会学的由上向下，从教化的阶级到服务员和劳动人民的推演。”②在这里，奈恩对“均衡发展”的理念进行了追溯，指出均衡发展是17、18世纪西方世界观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特征，它指导和支配了许多意识形态层面的思考，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均衡、进步地发展物质文明和大众文化的理念是彼时精英阶层提出的最适应现实状况的想法。这种渴求共同进步和均衡发展的新信念，从核心地区向外围地区、从精英阶层向平民阶层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过程，这一构想给予发展的落后方以鼓舞和希望，让他们认为，假以时日和辅助他们，就能够与发达区域并驾齐驱地均衡发展。
然而，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不断打击着均衡发展的理念和渴望。就此，奈恩从康德的解释出发，指出进步的真正矛盾不是民族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他对康德有下面两个分析：一是，对康德民族性因素的解释进行了肯定。奈恩十分认同康德对于民族性因素的肯定，民族分类在欧洲有利于防止形成专制统治和确保中产阶级对贸易的控制，他写道：“至于民族性因素，康德把它表达得非常清楚。人类的民族分类在他们本身是一件好事。在欧洲，例如，民族分类帮助防止形成一个普遍的、类东方的帝国专制统治。在未来，它将确保中产阶级的贸易不失去控制。”①二是，对康德“商业精神和金钱力量”的解释进行了批判。康德认为，“‘商业的精神，与战争不相容，迟早会在每个国家占据上风’,……而且‘金钱的力量’(他认为是‘最可靠的力量’)将迫使统治阶级明白，要不惜一切代价摆脱他们返祖的冲动并实现和平(《永久和平，一个哲学草图》,1795)”②。在康德看来，商业精神终将在每个共同体中实现其统治，是一个与战争相悖的理念，金钱力量则终将使人们进入一个和平的、进步的社会状态中。奈恩认为，事实上恰恰相反，“在现实中，商业精神和金钱力量，作为他们不断入侵全球的工具，将导致返祖冲动的更新。他们会导致战争的加剧”①。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历史证明，社会的真正发展与隐含在康德所期望的思想和力量中的发展是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的商业精神和金钱力量并未给人类带来自由和解放，相反，伴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传播、发展和扩张，它带来了压迫、战争和倒退的返祖现象。奈恩进而指出，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环境中，“民族分类将会被确立为社会组织的一个新的和主导的原则，而不是作为障碍越来越不那么重要”②。进步的真正矛盾并不是民族主义的，而是真实的、长久的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状况。
其次，在分析世界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奈恩指出，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可能让不发达地区进行毫无妨碍的均衡发展和找齐，农村、边缘、外围地区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与进步必然需要民族主义的形式，这一方式是在资本主义浪潮下求得生存和避免被湮没的唯一方式。“均衡发展的概念是：这种进步可以直截了当地跟随，并且这些机构负责对它进行复制——因此，边缘地区，世界的农村地区，在适当的时间会赶上那些领军者。这一找齐将继续进行，通过在整个外围地区构造一个基本上同质的启蒙阶级，国际的或‘世界性的’精英负责扩散的过程。但是，这样稳定的扩散或复制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形成这一普遍的阶级也是不可能的。”③可见，均衡发展意味着处于不发达的外围、边缘地区可以通过对发达、中心区域的学习、复制，以及构造一个精英阶级而实现找齐，然而，无论如何，这种毫无阻碍的发展和找齐在现代资本主义环境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坐视边缘区域的民族国家迎头赶上。此外，形成一个普遍的国际主义的精英阶级也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依据奈恩的分析解释，“‘不均衡发展’这一总标题所指的是资本主义增长在世界中不可预见的、敌对的现实。它表明了一个步履蹒跚的、战斗的、不平衡的、不合逻辑的、颠倒的事实，可以说，它不同于理想的、高贵的、向上的和逐步的改进。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由许多西欧国家推动的，而这些西欧国家经历了很长一段历史的积累才具有了这样做的潜力”①。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概括不均衡发展的产生及内涵：不均衡发展是现代西欧国家资本主义长期发展所推动的一种社会现实，它具有矛盾性、不平衡性、非理性、倒退性、战争性、侵略性等特质。
在现代社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总是表现出一种尊崇商业精神、启蒙运动和政治经济学的美丽表象，似乎它在世界范围内推行一种进步的、积极的、发展的、自由的意志。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奈恩对此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指出，“商业精神应该接替掠夺和诈骗的传统形式。但是，在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②。这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常有着侵略和压迫的行为，因为“新发展的力量并非在一个仁慈的、无私的、关心人类进步的精英手中。相反，它在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肮脏的物质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喜欢说)手中，他们利用启蒙运动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作为烟幕弹。即便在世界中有着最好的意志(但他们并没有),在某种程度上，进步也不会以这些特定的地方、阶级和利益识别自己。而且，以这种方式，它不会煽动一种新的‘帝国主义’”①。实际上，因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牢牢掌握着发展进步的科学技术生产力，他们只关心本区域、本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必然会利用这一强大力量来对其他区域进行进一步的扩张，新一轮的帝国主义由此产生。
奈恩接着分析了外围区域要如何适应资本主义的扩张，或者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如何影响和改变了不发达地区。他写道，“在外围地区本身，人们很快就不需要别人来说服自己这样的事实，他们处于资本主义新工业发展的核心领域之外。他们很快认识到，在抽象意义上，进步意味着实际上的权力控制，作为外国人或异乡人，他们不禁会担心和忧虑。在不同于理论的实践中，文化适应的过程更像是外来干扰和控制的一个‘浪潮’(用盖尔纳的话来说)。人类的前进首先是英国化或法国化，之前大多数人能够有意识地看到这一改变。后来就是，越来越全球的：‘西方化’或‘美国化’”②。可见，伴随着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扩张，外围地区逐渐认识到自身与发达区域的巨大差距，这种处于资本主义新工业发展的核心领域之外的恐慌，以及应对发达国家对他们的干扰和控制，使他们走上了变革的道路，从18、19世纪民族国家的“英国化”或“法国化”,到20世纪的“西方化”或“美国化”,都是外围地区对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适应过程。
事实是，“从来没有时间或社会学上的空间给予均衡发展。对于任何这种要发生的渐进的文明进程，与他们有关的新的生产力和新的国家军事力量太过于动态化和不受控制，导致社会突变太过迅速和具有毁灭性。在现代历史中，没有‘适当的时候’。一旦巨大的冲击波已经开始其进程，所有时间都是不适当的。对于那些大都市以外的地区(在独特的、不可重复的情况下，事情已经慢慢成熟),问题不是以合理的速度去吸收文化，而是为了避免被淹死”①。奈恩看到了社会发展的真正状况，文明进程渐进的均衡发展不具有发生和存在的条件，这种诉求必定会受到动态化和不受控的新的生产力及国家军事力量的阻碍，而在资本主义的这种冲击之下，边缘地区以合理的、符合自身状况的速度来接受、吸收、发展西方科技与文化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愿景，为了避免被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浪潮所淹没，边缘地区只有诉诸民族主义才能得以生存。
最后，奈恩站在世界历史的总体发展进程之上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不发达的边缘地区平静地、耐心地实现发展和进步是不具备可能性的，只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才能真正应对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启蒙运动被资产阶级革命带进了更广泛的现实世界，这些革命震碎了他们周围的旧世界。在这些欠发达地区，精英们很快发现，他们中每次只有几个可以平静地并入世界性的技术官僚国家之列。其他大多数只能发现他们自己被排除在行动之外，而不是被礼貌地邀请加入；践踏他们，而不是教给他们游戏规则；利用他们，而不是将他们作为合作伙伴。他们被告知要耐心等待，情况会在下一代或者是下下一代拉平，这起不到什么安慰作用。这究竟是真的吗?改变的新力量的实际配置将不让英国人更加牢固地负责一个更加非印度化的印度吗?德国人不会更加控制二等斯拉夫人的土地吗?不管真实与否，这一点似乎是学术的。鉴于暴力和快速的行动变化，耐心和时间无论如何都不再成为人类(平衡发展)的可能性。”①奈恩看到，自从启蒙运动开始，资产阶级革命就逐渐改变了全世界的社会状态，所有区域都争先恐后地期望变革为发达的核心国家，然而发展过程并不如他们所愿，资本主义的发达民族国家并不会高尚地帮助他们摆脱落后的状况或耐心地教给他们资本发展的游戏规则，而是对大多数的不发达的边缘地区进行排挤、利用及压迫。“发展只能是不平衡的”②,边缘地区的人民在一次次残酷的事实面前，逐渐认识到平静地过渡到发达状态是不可能的，只有诉诸一种具有强大力量的理念和运动——民族主义——才能够凝聚起边缘地区的人民来对抗不均衡发展和实现社会进步。
(三)民族主义的真正起源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的产生、发展离不开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主体背景，以及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运行动力，然而，究其根本，这种主体背景和运行动力是源自新型的社会因素下整体的世界政治经济机制(machinery of world political economy),可以说，就民族主义的本质内核来讲，世界政治经济机制才是以上所有主导因素的根源。世界政治经济机制不仅是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客观本源，而且是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支配根基。奈恩认为，虽然民族主义体现出一种工业社会中身份认同的强烈情感，但是其真正的、内在的客观诱因是世界政治经济机制。“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一天比一天复杂”①,民族主义并不是简单地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伴随物而出现的，而是与这一过程有着更具体、更深刻的关联。现代世界政治经济机制的特性主要表现为自18世纪以来历史发展的不均衡性，二者互为表里，可以说，不均衡发展表象下的控制内涵就是世界政治经济机制。事实上，现代社会历史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物质方面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事实所导致的，而不均衡发展的事实是世界政治经济机制的表现形式。民族主义在工业主义政治经济机制压力下快速成型及发展，我们能够看到，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过去两个世纪人们对物质追求的客观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定一个民族主义‘理论’的任务是理解不均衡发展的破坏机制和矛盾”②。正是不均衡发展过程的真实主导内核——世界政治经济机制——产生了民族主义形成的完整历史潜能。所以说，民族主义是政治经济机制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后果，是“一个社会政治组织的自治方式”①。
民族主义是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机制下技术控制模式的必然结果。现代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控制模式几乎是无孔不入的，自18世纪以来，世界上所有社会都被卷入了现代性转型过程之中。现代化虽然带来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但是随着工业、技术从欧洲核心地带向边缘地带的横扫，世界被划分为不平等的区域，现代化的技术控制模式在不同时空、不同纵深无情地冲击着不发达区域。在这样的环境中，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的产生变成一种必然，成为民族国家的客观的需要和现实的计划。奈恩这样写道：“民族主义在一种意义上只不过是这个语言的一个总标题——现代性的发展演化的语言。”②换句话说，民族主义是现代性发展演化的结果，是“把‘主义’注射进入民族的反应”③,是地缘政治环境和社会特定区域的因变量。因此，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产生于“强烈的民族文化差异及快速工业化的痛苦”④之下，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让民族国家间的交往和联系变得空前紧密，资本、生产力、科学技术、物质材料、信息观念等在全球化的国际市场中流转，区域自给自足的壁垒被打破，但是却无法打破民族之间的藩篱。“工业化在遥远偏僻的部落爆发，并传播开来，通过战争和破坏获得最终的伟大的世界统治权。意外事件、不均衡性，以及冲突并非‘发展’所固有的，但是他们无疑构建了发展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边缘民族主义是不可避免的。”①可见，在现代社会以技术、工业为分析起点的研究范畴中，民族主义以追求民族利益为目标，主张民族的边界应当与政治的边界一致，这是现代社会技术、工业发展不可避免的归宿，“是现代性无法逃避的一部分”②。在工业时代，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牢固控制了个体情感，使其在面对资本主义侵略和帝国主义压迫时，能够团结一致反抗不均衡发展的剥削机器。世界政治经济破坏性的机制导致了民族主义的产生，这无疑是近代以来几乎所有战争冲突的诱因，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利用民族主义去侵略、破坏别国，落后的不发达民族国家则运用民族主义运动来争取解放和自治，世界政治经济机制对于民族主义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从18世纪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以来，其与生俱来的弊病一直伴随着工业、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模式，是一个全面控制社会发展的体制和秩序。在资本主义不断统治、蔓延全球的状况下，经济、资本“不均衡发展”的弊病逐渐暴露出来，并展现出其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各个方面的根本作用和统治地位。奈恩看到了世界政治经济机制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病，并以此为基点解释民族主义的起源，他从“民间传说”和“主体性”两条线索出发，指出这两者并非民族主义的真正起源，而世界政治经济机制才是。
民族主义起源的第一个线索是民俗(folklore)。奈恩指出，民族主义与民俗之间具有必然的联系，民俗暗示出民族主义与“发展”具有自然的联系。普遍的民族主义的民俗在很大程度上是追溯过去的神话，人民希望重建想象中的那个伟大而高贵的民族，并以民歌故事、民间神话、风俗习惯和传统等唤醒民间精神，唤起人民对民族的尊敬、热爱和责任感，创造一个新的民族来确保民族国家的安全和统一。这种民俗尽其所能地挖掘民族主义情感，主张在民俗中寻找他们的过去，从历史中为未来寻找精神和力量，来填补过去和现在之间的鸿沟，这带有想象、虚假的成分。对此，奈恩指出：“民族主义的普遍的民俗并不完全是错的。如果是，它将无法起到神话所具有的作用。另外，如果它是真的，它也同样无法以这种方式运行——就是说，它在这个地方涉及我们的这个意义上来说是真的。它是意识形态。这意味着它是世界普遍接受的一个仍在‘民族主义’控制中的‘虚假意识’。它是调整和补偿的机制，是贴上‘民族主义’标签的历史发展的现实中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对于这些形式，它最好被视为一组重要的线索。”①可见，在奈恩看来，民族主义的民俗是一种意识形态，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情境中才是真实的、正确的，它是民族主义历史发展当中的现实形式，是民族主义起源、产生的重要线索。
民俗存在于19世纪以后发展变化的社会背景当中，民族主义与“发展”的相互联系就在于此，对此，奈恩这样解释道，“这一主要线索是常识所认为的民族主义同发展的概念或社会、经济‘增长’之间的有力联系。的确，民族主义(而不是民族性、民族国家和其他前兆)的独特的现代事实以某种方式与此相关。因为它只存在于1800年开始的、普遍加速的、变化的环境中，在这个新的意义上，只有在‘发展’的背景下，民族国家地位才获得这一系统的和抽象的意义”①。因此，在“发展”及现代及社会经济“增长”的普遍环境下，民俗为民族主义的现代事实提供了客观背景和现实依据，奈恩指出：“民俗的观点当然是建议授予它(民族主义)一个自然的状态，并因此是一个‘健康’的标签，好像它确实是所有社会的青春期，在这条路上我们必须一路从农村的愚昧行为跋涉到‘现代性’、工业化(或诸如此类的东西)。”②换句话说，普遍的民俗认为，民族主义是社会健康发展的自然状态，是从愚昧到文明的过渡期。虽然认同民俗与民族主义的起源有着很大的联系，但是奈恩并不认为这是民族主义的真正源头，他这样写道：“然而，系统的内涵并非来源于发展这样的事实。……它完全不是这样(虽然人类一直有足够的理由希望是这样)……它不是自然的。”③在奈恩看来，民族主义并非自然地来自发展，民俗的线索也并非民族主义的真正根源。
民族主义起源的第二个重要线索是“指向社会和个人的主体性(sub-jectivity)”④。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情感、归属感等具有必然的联系，奈恩由此出发解释民族主义与主体性之间的联系，他写道：“的确，民族主义与典型的内部运动、个人和群体相联系。它们以相似的方式表现并且怀抱非常相似的感觉。所以很容易说(例如),19世纪50年代的意大利民族主义或20世纪70年代的库尔德或厄立特里亚民族主义依赖这些机制并由这些特定的内部机制产生。他们表达了自己人民的本土特性，以一种广泛类似的方式——大概是因为人的灵魂(或者至少是其资产阶级)的需要。”①奈恩并不否认民族主义确实与主体及主体运动相关，但是他接着指出：“然而，说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确实是这些内部运动的产物，是不正确的。”②为何民族主义不都是主体内部运动的产物呢?对此，奈恩给出的解释是：“这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对我们所希望的经验主义进行阐释的国别谬论的核心。”③他以威尔士民族主义为例，指出：“威尔士民族主义，当然，与具体的威尔士人相关，与他们的历史、他们压迫的特殊形式，以及所有其余的事情相关。但是，威尔士民族主义——记录在我们感兴趣的特定术语中的通用的、普遍的必然性——与威尔士无关。它不是一个威尔士的事实，而是一个普遍的发展历史的事实，在一个特定时间，威尔士的土地和人民被迫进入这种方式的历史进程中。之后，‘主义’被迫跟随，在现实中从外部强加给他们；虽然这一定造成了这种适应，但还是有必要从内部萌发一般类型的民族骨干、神话、情绪等。”①奈恩从威尔士民族主义的历史发展事实出发，即威尔士民族主义的产生并不是威尔士民族主体运动的产物，而是一个普遍发展的事实，是“主义”在特定情况下被迫进入威尔士民族而产生的意识形态，这解释了为什么民族主义并不都是主体内部运动的产物，并指出主体性对于民族主义而言只是一个客观事实，而民族主义的真正起源也不在此处，他这样写道：“所有民族主义通过社会和个人机制典型剧目的运转而发展，其中许多是高度主观的。但是，戏剧的因果关系不在民族的内部，这条道路有着血液和精神的神话。民族主义的主体性是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但是这一事实，就其本身而言，仅仅传递一个起源的问题。”②因此，在奈恩看来，主体性虽然是民族主义的重要线索，但也并非其真正根源。
在分析民族主义的两个重要线索的基础上，奈恩认为，虽然“民俗”与“主体性”两者与民族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民族主义真正的起源并不在这两者，而是在世界政治经济机制当中。他这样写道：“(民族主义)真正的起源是在其他地方。它不在民间，也不在为了某种完整性或身份的个人压抑的**上，而是在世界政治经济机制中。然而，它不是在这样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伴随物，它与该过程的更具体的特性相关联。将这些特质归类的最好方法就是，他们代表了自18世纪以来历史发展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是一个物质事实；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关于现代历史最严重的物质事实。”①
不难看出，奈恩认为，民族主义的真正起源不一定体现为民间传说、风俗习惯等民俗方面，也不一定要表达出主体性的情感与认同，但是一定是世界政治经济机制的反应。世界政治经济机制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发展过程，而是表现出历史发展中复杂多变的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正是现代历史最严重的物质事实。因此，奈恩认为，“这一陈述使我们能够得到一个令人满意和近乎荒谬的结论：最声名狼藉的主观和理想的历史现象实际上是过去两个世纪历史的最残酷和最绝望的物质一方的副产品”②。在这里，民族主义是“最声名狼藉的主观和理想的历史现象”,世界政治经济机制导致的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是“过去两个世纪历史的最残酷和最绝望的物质一方的副产品”,因此，民族主义实则源自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现象下的世界政治经济机制。
总之，奈恩的民族主义的焦点是对社会经济的思考，他认为，“哲学思考的真正基础是经济发展的复杂问题”③。在现代社会经济领域内，不均衡发展把民族国家间的现实状况带入资本主义的显像之中，使一系列复杂问题与之相联系，并继续影响和支配这些问题的发酵和展现。资本不均衡发展不仅是解释民族主义的工具，还是对民族、民族国家、民族性政策进行哲学思考的手段。奈恩民族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不均衡发展”,他站在批判的视域上分析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结合严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理性地提供了民族主义思想的初步架构，即在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为了克服不均衡发展、追求利益均衡，以及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自治，以发展为诉求、以利益共享为目标的意识形态或运动。民族主义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民族主体性的内置，也是共同体发展的决定，我们必须以历史、客观、辩证、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它。奈恩对民族主义动力机制的理论分析凸显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和社会经济分析的立场，这是一个深刻的理解，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的重要解释力。
小结
“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渐显现出其现代性特征，作为近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特质与表现，我们对现代性进行梳理、概括和反思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可以说，如果不对现代性有所把握，就无法理解几百年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①奈恩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对现代社会的民族、民族身份认同、民族国家、民族性、民族主义的产生、发展等的研究当中，形成了现代主义范式下的民族主义思想。这种现代主义思维范式下的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民族、民族性、民族认同、民族国家，以及民族主义的现代性特征，奈恩的思想围绕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来解释民族主义的内涵，从而打上了鲜明的现代主义烙印。
我们要认识民族主义的内涵，首先要对民族及相关概念有最基本的理解，奈恩对民族、民族身份认同、民族国家、民族性的诠释试图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解。他认为，民族是现代化环境下最适合的和占支配地位的身份识别方式。民族身份认同是在被社会发展的工业化逼迫下和帮助下显现的，是自然的决定而非个人的意愿。民族身份为个体提供了安全感，保护自己人，以集体文化精神的联系来排斥和抵抗异己的力量。对于个体而言，没有民族及国家作为其存在的依托，一个人是无法发展的。民族国家单位是一种实体结构，在新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压力和限制之下，民族国家形成了，而只有在这一实体超过一定规模的临界值时，民族国家才有生存的机会，或获得独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相对单一文化的、均质的、单一语言的实体”,而这一对世界体系具有奠基作用的实体形式，实则是资本主义入侵世界的最重要产品，并将“最终取代所有其他形式的文化和政治共同体”。民族性是现代世界的结构性需求，是反抗侵略压迫、追求自由解放必不可少的群体原则，是民族稳定、进步和发展的前提。
在厘清民族的基本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分析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了。我们想要彻底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就必须要先阐明民族主义，在走进奈恩的民族主义思想范畴前，首先要对学界的民族主义的相关研究进行一个总体的把握。目前学界对民族主义的解释范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现代主义范式，二是原生主义范式，三是族群—象征主义范式。这三种范式是围绕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起源问题而形成的不同解释范式，其概念争论点在于“民族”起源于何时?我们能否谈及前现代民族?民族主义是不是现代不可避免的产物，抑或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时期?民族与民族主义是何者构建了何者呢?对于这些问题，现代主义范式相信民族主义所固有的现代性本质，认为现代性必然需要民族的形式，并不可避免地造就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原生主义范式强调民族的血统与基因，认为民族是原生的，其存在于时间的第一序列，并是一切社会发展的起源。族群—象征主义范式则采用折中的解释方式来看待民族主义，并带入了族群的意向来进行解释，认为民族主义和现代民族认同更多地植根于前现代族性，族裔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前现代形式与现代民族主义之间存在潜在的延续性。这三种范式中，现代主义既强于理论，又兼顾历史，提供的理论方法在学界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奈恩作为现代主义范式中的一员，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解释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内涵，这是值得肯定的。
此外，民族主义研究会涉及许多相关概念，包括爱国主义、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分离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这些在奈恩的理论著述中也多有涉及，因此，本部分阐明了民族主义与这些概念的联系与区别，以为之后的分析论证奠定基础。在现代社会的主体背景中，奈恩以真实的历史发展为例探讨相关概念的内涵。第一，奈恩把爱国主义放在民族主义的整体语境下看待，认为爱国主义在多数情况下是与民族主义相重合的。我们知道，在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就现代共同体的构成形式而言，民族与国家基本上是重合的单位。因此，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在情感和实际状况两个层面上基本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个人和群体对共同体所表达的忠诚与热爱，都强调维护自身所属群体的利益和发展，都是对自身所属的民族与国家的眷恋与认同。第二，奈恩把种族主义界定为伪科学，这种歧视其他种族的伪科学与民族主义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第三，奈恩并未否认民族主义在与政治和社会力量的结合中所产生的偏差，他将民族主义的负面表现归结为种族民族主义，并将其与沙文主义进行了嫁接。他指出，沙文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极端化、非理性化的后果。第四，分离主义是民族主义的表现之一，奈恩对分离主义这一术语的使用都处在民族主义的语境之下，并以此分析了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指导下的分离主义运动。第五，虽然奈恩十分同情和支持民族主义，但是奈恩并不否认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和暴力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可以说，奈恩认为，民族主义畸变的非理性后果就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综上所述，奈恩认为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两者是极度不同的两个概念，不能把两者混淆，民族主义是一种科学看待社会历史发展的分析阐释，而种族主义则是伪科学。奈恩把爱国主义、沙文主义、分离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都放在民族主义的视域下进行解释，在他看来，爱国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情感表现，分离主义是民族主义的社会运动的一种表现，沙文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都是民族主义非理性的、退步的、派生的、畸变的后果，是种族的民族主义。
在完整梳理和归纳民族主义所有相关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我们看到，奈恩从现代主义的社会经济视角出发对民族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他看来，民族主义产生的主体背景就是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凸显出来，并构成了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的运行动力，而构成这一切的最根本因素就是世界政治经济机制。从奈恩对民族主义产生、发展的解释进路中，我们明确看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刻运用，他在看重历史的同时，也聚焦现实；他强调客观环境的影响，也注重主体性的意识；他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也结合政治、文化等不同社会面相。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奈恩的民族主义思想一直屹立于世界各种理论范式之林，对英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民族主义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值得我们对他的理论进行更加深入而系统的探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