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复杂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现象，民族主义总是与各种“主义”相混杂，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今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歪曲和丑化了“民族主义”的概念，“人们要么认为它是一种集体性自私主义，要么界定它是一种集体性扩张主义”②,将其与种族主义、沙文主义、法西斯主义相等同，指责民族主义造成了战争、侵略、暴力冲突、对外扩张、民族分裂、恐怖主义等极具破坏性的影响，这使得民族主义声名狼藉，与令人肃然起敬的爱国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然而，这是对民族主义的惯性认知，这种将民族主义“贬义化”和“标签化”的认识偏离了民族主义的实质，与真实的国际政治实际不符，是一种错误的印象。事实上，一般来说，民族主义是中性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对普遍大众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正确健康的民族主义可以激发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对民族国家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而如果对民族主义加以滥用则会造成极端的破坏性后果。这一部分主要从奈恩对民族主义与相关概念的阐释出发，对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分离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关系进行一定的梳理和界定。

(一)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

在现代生活语境中，人们谈到民族主义时总会不自觉地倾向于它是一个贬义词，而提到爱国主义(patriotism)时，人们毋庸置疑地会把它归为褒义词。人们对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态度总是如此大相径庭，并着力于探讨二者的区别，着墨于把爱国主义描绘为防卫性的公民道德的标准之一，而把民族主义描绘为进攻性的权利欲望。就像当今世界著名政治家，乔治·奥威尔奖、汉娜·阿伦特奖得主迈克尔·伊格纳提夫(Michael Ignatieff,又称叶礼庭)所说：“我们在使用这些词汇时往往会因为自恋而不严谨，为自己的国家骄傲时会使用爱国主义一词，而拿民族主义去责难其他人的邪恶沙文主义，由此认为，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人民是爱国主义的，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人民则是民族主义的。因为是自己的感情，所以肯定是温和的；而他人的感情，因为是他人的(不是自己的),所以就是邪恶的。”①

然而，事实是，“当人们说‘我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时，这意味着‘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②,爱国主义在多数情况下是与民族主义相重合的，在情感层面，二者是一致的，都是个人和群体对共同体所表达的忠诚与热爱，都是对自身所属的民族与国家的眷恋与认同，同时也都强调维护自身所属群体的利益和发展。从二者的指向对象来看，爱国主义的热爱对象是祖国，民族主义的认同对象是民族，从这一角度看，两者具有不同的客体对象，然而，我们知道，在当今世界，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最主要的共同体形式，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民族与国家的结合体，无论是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总是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尽管在一些多民族国家内部会有民族间的利益冲突，但是从广义的视角上看，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两者是统一的。因此，可以说，在情感与实践层面，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两者是统一的。

此外，从理论层面上看，爱国主义并不具有民族主义研究的深刻意义和完整性，虽然国内外学者关于民族主义的看法千差万别，但是这正展现出这一领域的复杂性与重要性。学者们对于爱国主义的阐释多在于其情感层面，而对民族主义的分析则不仅仅局限于情感的认同与忠诚，还广泛延伸到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各个层面。从这个角度看，爱国主义是包含在民族主义的理论内涵当中的。有学者这样写道，“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往往是可以互换的同义词，区别他们确实没有实践的意义”①。但是，笔者认为，民族主义是比爱国主义更宏大、更深刻的范畴，在众多话语中，尤其是在众多学术理论话语中应使用“民族主义”才是恰当的和准确的。

奈恩在对苏格兰民族主义的分析当中，就把爱国主义置于民族主义的语境之中，他写道，“当苏格兰的政治和民族性相遇时，没有什么可以是理所当然的。现代爱国主义在苏格兰没有自然的形象。……因此，整个组织——保守党、工党、民族主义者、反政治者——发现自己向前陷入了‘我们是谁’的困境?或者，更意味深长的是，‘苏格兰性是什么?’”②,奈恩对苏格兰身份问题的提出正是来自他对苏格兰政治和民族的释论，他所指的苏格兰现代爱国主义就是民族身份与苏格兰性之意象。他接着解释道，“在苏格兰的情况中，提供社会和文化的一个分离的民族结构——用当代的术语说，即一个‘身份’——能够保持民族性、一定程度的爱国主义，以及多样的沙文主义”③。不难看出，民族身份是民族性、爱国主义、沙文主义的前提，民族身份的好的、坏的后果都是民族主义历史性、政治性、现代性的内容。

此外，他还引用了这样的表述，“甚至，在没有对其警告可能存在的副作用的情况下，去建议采用一个民族主义的治疗法。这一副作用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在那里它]混合着致命的沙文主义和极端爱国主义……然而在其表面之下是可恶的暴虐行径、潜在的更加丑陋的蒙昧主义，以及潜伏的仇恨”①。可见，在奈恩看来，民族主义的副作用产生了可怕的沙文主义和极端爱国主义。进而，奈恩在分析沙文主义的起源时写道，“爱国主义变成了沙文主义——原本是一个拿破仑主义、血液崇拜、七年的军事征兵、攻击贝都因人，以及性的疯狂混合物”②。因此，奈恩从拿破仑手下的士兵——尼古拉·沙文(Nicolas Chau-vin)——对拿破仑以军事力量征服其他民族的狂热崇拜、自以为优越和鄙视其他民族的故事出发，指出了民族主义之大语境下的沙文主义的产生，反映出狂热、自大、极端、本位的爱国主义会产生沙文主义的恶果。不难看出，奈恩对“爱国主义”一词的使用正是在民族主义的语境下进行的，按主流政治形态来说，在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世界，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具有同一性的，此外，同民族主义一样，爱国主义也有畸变和走向极端的可能。

(二)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

在日常生活中，长期存在着把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Racism)不加区分地等同起来的状况，然而，事实上两者有着巨大的差异。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的术语，它虽然有畸变的可能，但整体而言是一种中性的寻求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认同、独立的意识形态及运动；而种族主义则相反，它是一种糟糕的、粗鄙的、落后的、顽固的、保守的狂热，它呈现出盲目排外、妄自尊大、自以为是的情形，并常常伴随着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种族屠杀等行为。

奈恩把种族主义界定为伪科学。他指出，近100年来，我们现在已知的伪科学的种族主义占用了一部分人类发展历程，并使之成为统治、压迫和毁灭一部分人的正当理由。工业化导致新世界的奴隶制度产生，同时也带来了文化的、民主的和更高的生活标准。在奈恩看来，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样是在工业发展下产生的，它“能为所有的暴行做出辩护。我们不知道道格拉斯·邓恩(Douglas Dunn)描述的皮克特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很容易想象他们的命运，在19世纪或20世纪，他们的基因被认为是下等的、有缺陷的、三流的和危险的”①。因此，这种歧视其他种族的伪科学与民族主义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傲慢的种族主义者认为，“有些人类的亚种在生物学和文化上属于低劣种族”②。“种族主义一直有一个计划，即关于人类的新上帝，在其之下，其他人都将是奴隶或者是更糟的——坦率地讲，低于人的、一出生就被诅咒的贱民。”③这种将人类从一出生就打上等级烙印的信仰是不道德的和泯灭人性的。奈恩进一步分析了种族主义的具体表现，包括种族争斗、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白人种族主义(white racism)、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以及非洲中心主义(Afrocentrism)。反犹太主义、白人种族主义是广为人知的，并由于生物学和遗传学的发展，现在已经名誉扫地了。奈恩特别论述了非洲中心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指出，非洲中心主义“这种信仰颠覆了白人种族主义……一切好的东西都被认为是来自非洲黑人，而且所有非黑人都被认为是基因上有缺陷的，因为其黑色素的缺乏。……‘欧洲人不得不为浅色皮肤付出代价，因为他们需要在阴暗的北方合成维生素D’”①。这种认为非黑人的人种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遗传劣势的非洲中心主义与白人种族主义一样，都是对种族差异的伪科学解释和都有以自我为中心的傲慢态度。社会达尔文主义根据自然界食物链现象的“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现象，强调人种差别和阶级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战争的不可避免，并被其拥护者用来为社会不平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正名。对此，奈恩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灾难性的形式”②,几乎全部“都建立在简单的无知上”③,而且在解释人类社会问题时，“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更加不值得考虑的”④。

奈恩进一步从人类现代科学的发展出发来讨论种族主义的不科学和无知，他指出，“195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种族声明毫不含糊地告诉全球要振作起来：‘科学家们已经达成了普遍一致的观念，即所有人都属于同一物种，智人。’人种从今以后是‘族群’或‘人口’。……现在，没有人被贬低，特别是从心理的角度”①。因此，作为同属智人的人类不应被区别对待。然而，虽然“科学已经达到真正地去理解基因遗传实际上是如何工作的。但是，子科学、伪科学或后科学，可能会继续毒害社会组织”②。从奈恩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尽管“种族科学作为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信仰体系已经过去了”,而且人类目前的科学认知水平已然推翻了种族主义的立论根基，但是“种族主义可能会用一种低调的、分散的和逐渐的形式归来”③,我们仍要警惕种族主义继续荼毒人类社会的认知。种族主义作为一种伪科学不仅会导致社会层面的疯狂、排外和自闭，还会造成主体层面人性的泯灭，其与民族主义有着明显的分野，由此，奈恩阐明了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本质区别。

(三)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

在奈恩的民族主义著述中有许多对沙文主义(Chauvinism)的详细论述，对于他来说，沙文主义与民族主义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说，沙文主义是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化、非理性化的后果。

沙文主义是什么呢?奈恩的回答是，“这一词汇起源于法国，与大多数现代政治词汇一样，‘沙文主义’的理念出现在后拿破仑时代的巴黎，并与当时流行的战时英雄人物农民士兵尼古拉·沙文相关。每一部现代语言字典将其定义为‘极端或庸俗的爱国主义’、‘仇外心理’,等等，是有其来源的，因此这个特定的人物——或至少从19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中期，是讽刺式戏剧中的被讽刺对象。但是，在这里重要的是，这个高卢原型在本质上无可争辩的是一个农民。他总是在自己的小农场中，通常有一条木制的腿，一支步枪和一件被授予奖章的制服，并时刻准备行动，而村里的男孩则把君主的可怕故事、贝都因人的抨击和勾引外国人的女人作为谈资。用粗俗直接的方式连接着血液和土壤：在耕作时，他总是发现那些过去为国家牺牲的祖先的遗骸”①。可见，沙文主义来源于拿破仑时代农民士兵尼古拉·沙文对拿破仑的盲目崇拜和鄙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狂热情感，它代表了一种非理性的、庸俗的、本位主义的、对其他群体怀有仇恨与恶意的、有偏见的仇外心理和极端爱国主义。

这种盲目与狂热、疯狂与偏执必然会带来不良后果，沙文主义所主张的极端民族情绪强迫人民将“血液”放置在共同体的发展进步与个人的民主权利之前，这必然会造成世界范围内长期的混乱，在奈恩看来，这种混乱就是“冗长的巴尔干化和后苏联混乱，在那里，精神错乱的沙文主义和无法容忍的风险形式共同抑制了进步，举起了太多新的旗帜却导致了‘种族清洗’”②。这种极端主义一方面导致了沙文主义控制下共同体的分裂、排斥与自闭；另一方面造成了社会发展的停滞与倒退，“种族清洗”就是沙文主义的最可怕的后果之一。可见，沙文主义带有盲目自大的偏见，往往诉诸对其他民族、国家的“清洗”和侵略，而民族主义如果没有走向极端，则多是民族共同体的理性诉求，并表现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与自决自治，两者在内涵与实践上都有着相悖的理想与追求，不能因为民族主义发展当中的某些偏差与过失，就笼统地把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相等同。

在区分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的基础上，奈恩进一步分析了非理性的、反动的种族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并指出种族民族主义是沙文主义的表现。奈恩并不否认民族主义在与政治和社会力量的结合中所产生的偏差，他将民族主义的负面表现归结为种族民族主义，并将其与沙文主义进行了嫁接。他认为，民族主义在现代历史当中显然有着灾难性的方面，即民族主义意外的偏差或过度。“这些灾难出现于帝国主义及其弊端对民族主义的挪用。大国沙文主义(Great-power chauvin-ism),或‘反动的民族主义’(reactionary nationalism),是一个都市统治阶层的阴谋，它借用了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思想和情感，并雇佣他们来欺骗无产阶级。遗憾的是，这似乎常常是奏效的。”①不难看出，民族主义的偏差与过度是由于帝国主义对其的挪用，是统治阶级对自己的包装，他们以民族解放为幌子欺骗人民大众，实质上却是利用群众的巨大力量来达成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由此，奈恩对民族主义与反动的民族主义做出了区分，并把种族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农民沙文主义等归入反动的民族主义一类。

由此，沙文主义必然会面临这样的诘问，即如何消除这种极端的、过度的“主义”呢?奈恩的答案是，“一旦阶级的目的真的是符合人性的，无产阶级就将获得权力，然后沙文主义将不再有任何存在的理由”①。所以，克服沙文主义的途径在于，无产阶级获得实际上的社会控制权，而想要无产阶级获得权力，在奈恩看来就是要具有符合人性的阶级目的，然而要达成这一点，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

(四)民族主义与分离主义

在当今国际社会，民族主义与分离主义(Separatism)都在广泛地发生，给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的现实状况造成了决定性和颠覆性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和厘清两者的关系。分离主义是什么呢?当代学者普遍在民族问题领域的研究中使用这一术语。从语境上来看，分离主义一词较为中性和客观，与分裂主义有本质上的不同。分离主义指，从现存的主权国家中分离出一部分领土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在奈恩看来，分离主义是民族主义的表现之一，奈恩对分离主义这一术语的使用是在民族主义的语境之下的，并以此分析了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指导下的分离主义运动。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奈恩虽然在许多方面继承和肯定了列宁的民族主义理论，但是仍有对其理论的发展与挑战，他指出，列宁认为，“分离和自我肯定的过渡时代很快将会结束，国际革命会带给我们一个更好的、自由的、永久的、健康的联盟的时代”①。列宁作为一个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秉持一种对国际主义的理想观念，相信分离与自我的时代将被一个更美好的、自由的、健康的社会形态所取代。虽然，奈恩相信，民族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终将进入国际主义的联合中，但是，他从唯物史观的视域出发，认为列宁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力量，也并未看到分离主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他写道：“列宁所鼓励的正统把其历史的重点放错了地方。它坚决主张，总体上，关系到历史的普遍运动，民族主义或分离主义的趋势是令人遗憾的失误。‘总体上’,他们不是那种应当总是被欢迎和鼓励的革命运动。”②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在民族主义与分离主义的问题上，奈恩与列宁有分歧，从现代历史发展的事实来看，奈恩的观念更符合世界的现实状况，因为民族主义与分离主义从18世纪晚期至今仍然占据着部分民族国家的政治意识主要领域。

我们知道，近年来世界各地的分离主义运动不断升温。仅2014年就连续发生了苏格兰独立公投、新弗拉芒联盟党在比利时大选中获胜、乌克兰克里米亚公投，以及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非正式独立公投，这些引起了世界各地的高度关注。欧洲这几个国家的公投，不但将其自身长期的分离主义运动推到**，而且也为其他国家的分离运动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①作为一个苏格兰人，奈恩一直是苏格兰民族主义的倡导者，他的理论著述也大多围绕此展开。奈恩一直以来都希望以温和、合法、循序渐进的手段来争取苏格兰与不列颠王国的分离和独立。

总之，在奈恩看来，虽然民族主义与分离主义不是重合的概念，但是在他对分离主义的使用中，两者是有一定相关性的，分离主义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的一种表现形态，具有政治性特征，广泛地植根于具有民族主义诉求的国家、共同体和群体之中。

(五)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

我们知道，尽管鼓吹国家战争、民族侵略与种族仇恨的法西斯主义(Fascism)和纳粹主义(Nazism)运动在21世纪已经消失殆尽，但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则不然。在当时的世界环境中，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作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潮流，对整个人类的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对于此种极度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必须做出具体的分析，不能将其直接归因于一个因素——民族主义，而要详尽探讨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之间的关系。民族主义对于两者的兴起、发展有什么样的作用?民族主义与它们是各自独立的还是相互涵盖的历史现象?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是不是民族主义转向激进、畸变、非理性的结果?对此，奈恩的答案是肯定的。虽然他十分同情和支持民族主义，但是奈恩并不否认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和暴力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可以说，奈恩认为民族主义畸变的非理性后果就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激进的独裁主义的民族主义，在20世纪初的欧洲十分显著,受到社团主义、工团主义、独裁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中央集权形式的军国主义、反无政府主义、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反共产主义政治哲学的影响，它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意大利，并逐渐扩散到其他欧洲国家，表现出一种极右的政治倾向。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民族是单一的有机实体，这一实体通过他们的祖先、“血液”和自然的大众凝聚力把人们联结在一起。法西斯主义认为，民族或种族是高于一切的，如欧洲法西斯运动通常信奉种族主义的概念，认为日耳曼人优于其他人种。历史表明，法西斯主义促进了帝国主义的发展，导致了战争与暴力事件，是一种错误的、非理性的、畸变的意识形态和运动。

纳粹主义是德文"Nationalsozialismus”缩写成"Nazismus"的音译，意译为“民族社会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特勒等人提出的政治主张，这种意识形态和实践受到泛德意志主义的影响，并与20世纪的德国纳粹党及其他极右团体相关。纳粹主义通常被描述为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形式，包含系统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它宣扬种族优越论，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励以战争为手段建立世界霸权。

可见，纳粹主义包含于法西斯主义之中，而非理性的、极端的、狭隘的、畸变的民族主义是这两者的主要基础。“人们普遍认为民族主义对于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运动的出现起了极大的作用。”①正如胡安·林茨(Juan Linz)所写：“法西斯主义首先是一种民族主义运动，因此，只要是在国家和民族被强烈认同的地方，它都加强了国家的权威，而且超越所有社会团体和利益冲突……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民族主义在不同社会人们的思想中占据着十分不同的位置，这也许比其他因素能更好地解释法西斯主义的相对力量。”①奈恩对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理解也是如此，他虽然同情民族主义，但是他并不否认民族主义的非理性一面，他指出，民族主义这一术语“适用于，并仍然应用于典型的、20世纪30年代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事国家的历史、戴高乐将军的职业和性格、阿明将军和伊朗的国王的行为中”②。不难看出，民族主义一词包含各种现代非理性的历史。正如对沙文主义的分析一样，奈恩把现代历史中民族主义的畸变、消极、非理性、暴力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一面都放置于种族民族主义的类别当中去理解，把两者划归于种族民族主义的范畴进行分析，这种对民族主义畸变的归类具有客观性和辩证性，展现出对民族主义畸变的独特认识视角，这是值得肯定的。

奈恩把法西斯主义定义为“一个狭隘的、右翼的和排他主义者的模具”③。他指出，意大利是第一个生成强大的、有影响力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国家，进而发展到德国、日本，这三个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都面临着一个永久地处于次发达或半边缘地区的事实或可能，他们对于这种被排除在核心之外的状况十分不满，因而诉诸一个强化的民族主义动员，并结合帝国主义的力量，最终发展为毁灭性的法西斯主义。这种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挪用，是一种欺骗的、滥用的、资本主义的变形。从现代历史的深度去挖掘法西斯主义的内核，其实就是一种畸变的民族主义。

在奈恩看来，纳粹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表现形式，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等同的概念，他引用佩里·安德森的话语来描述纳粹主义在现代历史中的巨大影响，“20世纪民族主义真正精彩的表现不是捷克斯洛伐克或摩洛哥的独立，而是世界大战和纳粹主义”①。足见，民族主义畸变的巨大的灾难性后果。奈恩指出，德国人在希特勒的煽动下从对血统的崇拜，逐渐发展成为对优种的疯狂，纳粹主义由此产生，并烙印上了民族主义的标签。然而，这种发疯了的“纳粹主义事实上可能是遗传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其民族主义的起源是不可否认的，而且被所有它的受害者所敏锐地感受到。所以，它的罪恶不可避免地落在这类民族性政策上”②。换句话说，在奈恩看来，纳粹主义虽然起源于民族主义，但它其实是帝国主义的后果，可以说，是民族主义替帝国主义背了黑锅，这是需要厘清的。造成纳粹主义和犹太人屠杀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奈恩在他的《反思民族主义的灾难》一文中以图表(图2.1)的形式做出了清晰而准确的阐释，他指出，是民族主义、身份认同创伤、传教士式的意识形态、外部威胁、乡村性、一党执政、团结动员和崩溃式的危机共同造成了纳粹主义的可怕后果。

简言之，奈恩认为，“民族主义有两种。主要的、本质上的是健康的民族主义……以及派生的、退化的民族主义……正是这种差异，解释了一些民族主义的‘非理性’现象。虽然民族主义的主要动力是进步的，但是它的这些滥用的版本是后退的，而且倾向于鼓励社会和心理的返祖现象，利用无谓的恐惧和偏见，而走向暴力”②。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正是民族主义非理性的、退步的、派生的、畸变的后果。毫无疑问，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民族主义是促成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运动兴起的因素之一，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利用民族主义的观点赢得大众的支持，并在此基础上诱导民族主义的极端化、非理性化和畸变，但是，为了便于更加清晰地分析和认识，我们应该将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分开。

在厘清奈恩对民族主义及相关概念的解释的基础上，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讨论下一部分的主题，即民族主义是如何起源的?它有什么特征?奈恩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如何呈现出现代主义的思维范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