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恩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与现代西欧的发展过程与历史构建紧密相关的，民族、民族性、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等在人类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成长阶段之后，最终确立起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和主导性，成为现代社会最具感召力、影响力和认同力的群体性质的、有政治经济组织的意识形态和运动。可以说，时至今日，民族及其相关问题已然成为社会发展中的核心。“现时代给民族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过去形成的概念，有些已经陈旧而被抛弃，有些则随着生活的要求而向前发展，逐渐完善。阐明民族概念的内容，尽可能确切地给它下一个定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否则就不能充分深入地揭示出民族和民族关系发展中许多根本问题的实质。”①在当今众多民族理论中，奈恩以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向度，形成了一种较为客观的、理性的、具有解释力的、能够反映历史发展本质的概念界定。

(一)民族

对于所有人来说，“民族”似乎是一个自明之理，一提到这个词，人们都会有大致的观念和印象，它涉及地域、语言、风俗、文化、历史、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但是要给“民族”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并不那么容易，安东尼·史密斯这样写道，“那么我们将如何来定义‘民族’这一概念?这无疑是本领域最成问题和争议最大的术语”②。“民族”(nation)一词源于拉丁语中的动词“nasci”,是“出生”的意思，最初用来指出生在同一地方的人群。民族在英语的语境中所对应的单词是“nation”,但是“nation”一词同时包含“民族”和“国家”两种含义，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中总见到对“nation”和"state"两个单词的混淆使用。另外，在英语的语境中，表示具有相同文化、历史的民族共同体的单词不仅仅有“nation”,在不同情况下还会使用“ethnic”“race”“people”等单词，这更加剧了对“民族”相关概念的翻译的混乱。加之中文语境下的“民族”,常常与“族裔”“种族”“族群”“国族”等概念交叉，使得民族概念的界定、使用和翻译更加含混，难以厘清。由此足见中英不同语境下“民族”和“nation”语义的复杂性、差异性和主观倾向性，因此在介绍奈恩对民族的理解之前，笔者先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阐释：

列宁：“民族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工人阶级如果不‘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如果不成为‘民族的’……就不能巩固、成熟和最终形成。”①

斯大林：“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②

厄内斯特·盖尔纳：“如果某一类别的人(比如，某个特定的领土上的居民，操某种特定语言的人),根据共同的成员资格而坚定地承认相互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时候，他们便成为一个民族。”③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①。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是“具有名称，在感知到的祖地上居住，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与众不同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拥有共同的法律与习惯的人类共同体”②。

不难看出，虽然这些概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解释力，但是无论是从主观的、突出民族情感的范畴来解释民族，还是从客观的、着重于历史发展的标准来界定民族，学者们都只能把握到“民族”的一部分，学者们并不能就概念的界定达成一致的理解和认同。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从属于政治的、历史的、社会的共同体及其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奈恩基于现代工业社会发展对民族做出论断，对“民族”的定位具有自己独特的、不同于以上定义的阐释。

奈恩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社会经济分析方法，结合现代主义思维范式来解释民族，他指出，“民族是现代化环境下最适合的和占支配地位的身份识别方式，这种民族认同表现出对工业化‘天气’行之有效的顺应”③。在他看来，民族是工业化的后果，是一个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社会转型等密切相关的范畴，是现代社会共同体中人民大众最重要的身份识别和认同范式。

奈恩从功能和社会学意义两个角度阐释了民族，他指出，现代社会发展充满了斗争和分离的非理性因素，“如果在这些现代化的斗争中，他们转向过去(象征性地转向‘血液’),其本质上是为了保持完整以把他们自己撬入未来。保持完整，或者获得一个新程度的社会和文化凝聚力，是由于工业化而变得必要——甚至(在很多情况下)由于遥远的希望，即工业化前进的影子(而有必要)”①。换句话说，在工业化的背景下，转向“血液”或“民族”就是为了使共同体自身获得新的社会和文化凝聚力，而这一凝聚力保证了群体能够完整地发展并进入未来世界。当人们要求和保证共同体凝聚力的时候，或者在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发展进程要求完整的时候，都要诉诸“民族”这一单位，因为“民族提供了确保这一凝聚力和共同目的的唯一途径”②。可见，民族的功能就是，在现代工业发展中确保群体的完整性和凝聚性。

进而，奈恩从民族分类和民族主权的角度阐释了民族的社会学意义。“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由数百个不同的和离散的‘民族’组成的，每一个民族都有(或应该有)它自己的印记和民族的灵魂。打个比方说就是，森林的秘密是树木。”③在奈恩看来，民族的存在特征是自身的独特印记和灵魂，而正是纷繁多样的民族构成了我们的现实社会，可以说，是民族的树木共同构成了世界的森林。奈恩进一步阐释了民族分类的重要性，他指出：“人类的民族分类对于他们本身是一件极好的事情，例如，在欧洲，他们帮助防止形成一个普遍的帝国专制统治。”①奈恩强调民族分类的社会积极作用，并以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民族分类将会被确立为社会组织的一个新的和主导的原则。”②根据奈恩的观点，民族分类在现代社会已然成为最重要的群体组织方式，因为“我们必须拯救我们的民族主权”③。

(二)民族身份认同

在奈恩的写作中常见到对“national identity”的分析，我们知道，“identity”具有“身份"和"认同"两重意蕴，本研究多使用"民族身份认同”来确保译文的完整性。奈恩认为，在近两个世纪的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民族性诉求开始逐渐获得政治支配地位，民族身份认同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凸显出来。国家的边界划在何处，谁被包括在这一边界中，是什么让人归属于这一边界，变得越发重要。“人们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有组织地在肯定自己的历史、文化、宗教、族类和领土之根。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在重新肯定自己的特殊认同。”④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作为世界范围内主导的政治组织形式，民族身份认同使得共同体成员联结在一起共同维护、发展民族国家，成为现代民族的核心力量。奈恩把民族身份认同看作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运行基础，并为建立、巩固和发展现代民族国家提供了最核心的凝聚力。民族身份认同就是要对民族身份进行政治的肯定和保护。

什么是民族身份呢?奈恩指出，“‘身份’是一个非常当代的词，关涉令人困惑的和政治的重大意义”①。现代民族“身份”是一个具有政治合法性的概念。“民族性一直都有身份。但现在看来，他们必须拥有它。不再是想当然的，身份必须符合一定的标准。”②在现代共同体的运行和建构过程中，人民必须拥有民族性的身份，这种民族身份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政治标准，是社会群体位置的信念。寻求身份认同是人民区分自身与其他群体的表现，是证明其独特性和价值性的来源，奈恩写道：“民族或人民现在可以被描述为正在寻找……‘他们自己的身份’,这些东西使得他们是不同的和有价值的，或者，至少是独特的。”③奈恩认为，国家对民族身份的肯定和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机构的关键”④,它作为共同体运作的最重要的机构，为身份认同提供了政治保护，是人类多样性存续发展的关键，是民族凝聚力的载体。

如何实现民族身份认同呢?奈恩主张，“‘人类的生物多样性，需要被探索，而不是被否认’。然后，多样性为了生存，需要一些新的政治保护”①。在他看来，应该探索人类的多样性，每一个群体都应当寻求确认自己的身份，而国家这一政治机构对肯定和保护民族身份起到了重要作用。“认同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人需要归属感。”②资本主义与国际竞争正在全方位地包围人类社会，民族身份认同正是最适合这一环境的共同体形式，这种正当性和向心性的民族身份认同“能产生强大的心理力量，给个体带来安全感、自豪感、独立意识和自我尊重”③。在当今国际社会中，民族身份为个体提供了安全感，而民族国家又为这种认同提供了政治保护。奈恩这样写道：“民族身份保护‘自己人’,以集体文化精神的联系来排斥和抵抗异己的力量。对于个体而言，没有民族及国家作为其存在的依托，一个人是无法发展的。”④

民族共同体成员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关键就是民族身份认同，“民族国家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变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个国家捍卫自身利益的最为重要和有效的武器”⑤。基于唯物史观的科学分析，奈恩看到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作用，就像他所写的，“保持完整，或者获得一个新程度的社会和文化凝聚力，是由于工业化而变得必要——甚至(在很多情况下)由于遥远的希望，即工业化前进的影子(而有必要)。

而民族提供了确保这一凝聚力和共同的目的的唯一途径”①。这种身份认同的凝聚力的内在力量具有深层的社会效用，奈恩感叹道：“无论涉及什么情况，‘身份’都是一个问题的答案。在一个大的和增长的典型的现代情况下，‘你是谁?’必然是一个集体的而非个体的疑问。”②

(三)民族国家

在现代世界的语境中谈社会形态问题，就不得不提到民族国家。民族和国家两者息息相关，其概念互相交错涵盖，尤其是在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视野中，民族与国家从未脱离干系。民族与国家是无法分割的，二者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体的。西方学者之所以对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的研究分析经久不衰，就在于民族国家这一政治性组织的不断发展的历史既勾勒了世界图景的基本轮廓，又左右了国际秩序的不断变化。民族国家是现代历史进程中最普遍的政治实体模式，自现代工业文明产生以来，民族国家就成为主体想要形成共同体的最重要的政府形式，它在政治上具有主权合法性，在经济上具有发展合法性，在文化上具有认同合法性。

奈恩把对民族国家的解读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场域之中，他认为，正是工业化使得民族得以存续，也正是伴随着工业化，民族与国家这两个紧密联系的范畴逐渐结合成为现代社会中最主要的政治性组织，他写道：“在工业化之前这种消失常常发生，文化、民族、传统被时间所湮没，足够幸运的话也许会留下令人费解的一砖半瓦。”①工业化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对于对象世界的统治越来越快、越来越完整，可以说，在现代社会，工业化不仅把一切存在归纳于生产过程之中，而且通过资本主义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化、全球发展把民族国家也划归在这一场域之中。现代民族国家正是资本、工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结果，并为其成员提供了一个“归属”,即为民族身份认同、民族意识、民族凝聚力提供了一个合法性的边界。

显然，在对民族国家的分析中，奈恩给予工业发展以重要地位，他十分同情不发达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批判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在不发达地区的侵略扩张，认为只有通过认识现代工业发展并理解每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形成过程与机制，才能解决资本不均衡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这体现出解释现代民族国家的工业、技术的理论维度。“与民族国家紧密相连的，是在西方国家中所爆发的工业革命，以及此后大规模进行的成功的工业化和现代经济增长，以及与经济增长相连的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②可以说，民族国家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外化载体是现代性在人类社会的投影，现代民族国家成型的动力基础就是工业发展。“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不断研究新的问题，不断产生新的思想，使自身的思想内核得以巩固，理论系统逐步得以完善，其时代性和现实性也得以展现。”①奈恩将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传统嵌入对民族国家的解释框架之中，以唯物史观解读民族国家，着眼其成型的动力基础，指出工业革命对民族国家形成的巨大作用，从而形成了技术批判嵌入民族国家理论母体的新理念。

奈恩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不均衡发展”思想为出发点认识民族国家，认为随着现代化从西欧心脏地带向外横扫，工业化将世界分割为不平等的区域，早先开始现代化的区域在工业化不同的时间、程度和深度上冲击后进的区域，民族国家由此产生。他写道，“发展更喜欢更大的有竞争力的实体结构，即民族国家单位”②。也就是说，“在新的模式下，通过发展的压力和限制，民族国家成型了，换句话说，这确保了只有实体超过一定规模的临界值，才有生存的机会，或获得独立”③。可见，资本主义工业改变了一切社会状况，工业发展造就了民族国家的成型、建立。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层面，民族国家确保了共同体整体和其中所有个体的存续，在现代社会中，民族国家只有保障自己的合法性边界，才能实现民族群体的独立、自主，只有从属于某一特定的民族国家，个体才具有生存的权利和意义。在民族国家的构建上，它应该是一个群体参与、维护、认同民族自决、国家权利的社会实体的创设。作为现代社会当中最具主导性的政治单元，民族国家是政治体制、社会形态论争的首要空间，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时代。

进而，奈恩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给出了他对民族国家的解释和定义。他从历史上的多民族国家(pluri-national state)和超民族国家(supra-national state)着手分析，指出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于世界范围内蔓延之前，共同体必然是“某种多民族国家：不论是加尔通(Gal-tung)所认为的一种建立在‘欧洲沙文主义’之上的超民族国家，还是一个‘超民族的’主体管理现有的国家等诸如此类的国家。多民族国家在一般意义上是人类历史的主要产品。沙皇俄国、中华帝国、印度次大陆的各个帝国、古代地中海的帝国、奥斯曼帝国、中欧的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国家，等等”①。无疑，在奈恩看来，前资本主义的多民族国家是以帝国的形式存在的，这种“大型多文化的和多语言的‘帝国’(这里的帝国不能与那些近代的帝国主义相混淆!)”②是当时大部分社会的主要实体类型。

而在工业革命之后，民族国家的状况发生了改变。与对民族领域的其他概念的解读相一致，奈恩对资本主义广泛蔓延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分析再次走到了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析之上，他这样写道：“资本主义入侵世界产生了民族国家。就是说，产生了相对单一文化的、均质的、单一语言的实体，这已成为20世纪联合国组织的标准模式。”③这一关键性的阐述不仅给出了他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定义，同时也指出了现代民族国家产生的源头。在奈恩看来，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相对单一文化的、均质的、单一语言的实体”,而这一对世界体系具有奠基性作用的实体形式，实则是资本主义入侵世界的最重要产品，并将“最终取代所有其他形式的文化和政治共同体”①。

此外，就其类型和规模而言，奈恩把民族国家进行了划分。从国家实力、国际地位和发展状况进行考量，民族国家能够划分为核心地区的发达民族国家和边缘地区的发展中民族国家；从群体组成部分和是否共享单一历史、文化、语言、价值等方面来分析，民族国家可以划分为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而就真实的社会状况来看，当代民族国家常为多民族国家；从规模和所占地域大小出发，民族国家可以分为大型、中型、小型、微型民族国家，其中，奈恩认为，“中型到大型的民族国家，要能够构建自己的与众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行政管理机构，必须管理这一范围，以及建造一支能够捍卫它的军队”②。相对于“大规模”经济，奈恩也热衷于分析“小型”经济，在其《民族主义的面孔》一书的第三部分，他对安道尔(Andorra)③进行了重点分析，并将其描绘为一个财政天堂，认为这种地方的微观市场经济经历了巨大且持续的发展。

民族国家要保障自身的生存能力，就要在世界民族国家舞台上具有独立行动所需要的充分自主权，需要构建自己与众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行政管理机构，以及一支能够捍卫它的军队。无论何种民族国家，都强调要以独立的权利主张和真实的自我管理确立自己在国际上的正式法律地位。只有以积极的民族意识、以实现自身发展而不损害其他共同体为目的的民族国家，才能实现持续的政治稳定和自决、经济进步和自主、文化多样和认同，才能真正实现贸易自由、区域自治和民族国家的持续发展。

(四)民族性

笔者在此讨论的最后一个奈恩所涉及的民族领域的相关术语就是“民族性”(nationality)。与其他民族相关概念相同，对“民族性”这一术语做出一个科学的、普遍认同的定义也比较困难，基本上大部分学者默认它是一种民族的属性，是一个体现民族历史延续性、传承性、差异性的身份认同特征，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信念。如同奈恩把与民族相关的问题都放置于历史范畴中解释一样，他对民族性的理解亦是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范畴展开的。

奈恩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引出了他对民族性的解释，他写道，“不均衡发展总是会产生中心区域对边缘区域的帝国主义；对于这种优势，这些边缘地区已一个接一个地被迫进入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反应中，寻求立即反抗它，并以某种方式接管其重要力量为自己所用。这只能用一种方式实现，即一种高度的‘理想主义的’政治和思想动员，基于他们自己的资源经过一番痛苦的行军，即以他们的‘民族性’作为基础”①。依照这段论述所言，奈恩认为，首先“民族性”是民族群体与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资源。这种资源有什么样的内容物呢?我们可以从以下的论述中找到答案，“国家被丢进发展的比赛中，没有时间让必要的机构和干部成熟起来。因此，他们被迫用其他方式动员人民。掌管那里的知识分子和士兵需要一个具有丰富肾上腺素的意识形态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并在一个西方民族精神的简写形式中发现它。这是基于血液的民族性，人民和国家的英雄的和排外的膜拜，建立在习俗、语言、信仰、肤色、烹饪和其他可用于包装的东西之上”②。可见，民族性是一种具有丰富“肾上腺素”、令人血脉债张的意识形态，是人民和国家对英雄的崇拜和对外族的排斥，是基于血液的、构建在习俗、语言、信仰、肤色等之上的资源。

此外，民族性也展现出它在对抗资本主义冲击上的重要作用，“(工业化)‘天气’本质上是一个十分猛烈的风暴，即从20世纪40年代核武器创造以来摧毁了社会文化自身。对抗这种状况需要构建一个大规模的、坚固的、文化上有凝聚力的，以及政治上装甲的防波堤；在多数情况下，民族性可以提供以上这些需求，而别的团结的方式却不能”③。可以说，民族性作为一种团结方式为主体提供了政治和文化保护，并确保了群体不被工业化“风暴”所摧毁。

在此基础上，奈恩对民族性与现代社会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分析，他指出：“民族性不在基因中；但是，它在现代世界的结构中，比起在古代更加突出和不可避免。”①可见，民族性是现代世界的结构性需求，其在共同体的体制结构和建构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和无法规避的。“自从巨大的多民族对法国侵略的反抗以来，政治民族性原则已经出现和重新显现了，显然已成为几乎所有新的国家和国际民族聚居地不可避免的形式。”②不难看出，民族性是反抗侵略压迫、追求自由解放必不可少的群体原则，是民族稳定、进步和发展的前提。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只要有世界政治经济导致的民族国家间的矛盾冲突，那么民族性政策就一定是群体所采取的主导合法性措施。奈恩进一步分析了民族性与工业现代化的辩证关系，“现代化理论曾注意到并解释了为何工业现代化是民族性政策中不可缺少的条件”③,而且，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冲突中——只要世界经济的主要矛盾主导着它——民族性的地位仍将越来越强大”④,就此而言，可以说，民族性离不开工业的现代化，工业的现代化同样离不开民族性政策，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以一种互为因果的方式构成了现代社会。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对于奈恩来说，民族性是资源，是团结方式，是现代世界的结构性需求，是群体政策原则，他的理论阐释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民族性，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的巨大生命力和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