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奈恩的学术发展中，有两个重要的人物是无论如何都必须谈及的，即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当今欧洲公认的20世纪最早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安东尼奥·葛兰西和英国著名民族主义理论家厄内斯特·盖尔纳，在奈恩的著述中随处可见他与二者的对话，他们对奈恩的理论形成、构建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可以说，这两位西方思想巨擘是奈恩民族主义理论的源泉。

(一)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霸权”与“市民社会”理论

葛兰西对英国新左派的影响十分深远，在20世纪60年代，奈恩把葛兰西的思想介绍进英国新左派当中，并由此开启了英国新左派内部的葛兰西转向。奈恩和安德森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的关于英国宪政制度和“工党主义”相关问题的一系列文章就运用了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或译为“领导权”)概念。“他们的核心观念，即贵族权力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不同寻常的延续，直接受到了《狱中札记》中的一个类似评论的启发。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观念则对《新左派评论》和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不同的文化转型方案起到了塑形作用。……正如大卫·福尔加奇所强调的，与意大利之外的其他国家相比，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葛兰西思想方面做得更深入也更广泛。”①毫无疑问，葛兰西的理论对新左派思想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也给奈恩的思想起步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正如塔里客·阿里(Tariq Ali)在《法国

1968:终结的开始》的中译本序中写道：“不到1968年，他(奈恩)就彻头彻尾地变成一个葛兰西马派，毫无挂碍地运用这一派的语言来诠释当代政治及社会。”②

奈恩对葛兰西的不竭热情体现在他对葛兰西的高度肯定上，他这样写道：“直到葛兰西为止，在知识分子中几乎没有任何唯物主义者的理论化的开始(并且不可能更深远地继续进行下去直到20世纪50年代)。”③虽然这一论断亟待考证，但是不难看出奈恩对葛兰西的强烈的个人情感钦佩及对其理论的推崇。在《民族主义的面孔》一书中，奈恩以最直接的话语这样歌颂道：“安东尼奥·葛兰西，‘马克思主义的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④奈恩认为，从启蒙运动理论家到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之中，葛兰西是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位思想家，因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意大利，在一个明显的左派的和革命的意义上，他恢复了(市民社会)这一观念”①。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原本是一个自由的概念，主要针对绝对君主制和教会蒙昧主义的威胁。”②奈恩认为，葛兰西恢复了“市民社会”对君主专制和蒙昧主义的反抗和对自由的追求，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哲学政治伦理理念，现在已经成为最流行的和最有影响力的观点。以前的情况不是这样的。不久前，‘市民社会’还被认为主要是学者的学术成就，并被那些对工厂起源——苏格兰启蒙运动——感兴趣，或对黑格尔感兴趣，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感兴趣(包括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一生和时代)的人所讨论”③。可见，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市民社会”的概念从知识精英走向了大众，从哲学理论扩展到了社会实践当中。

奈恩紧接着指出：“葛兰西适当地并有影响力地重新定义了这一观念……他认为一个革命的政治学必须有它自己更广阔的、非国家的、自立的社会视野，以及更深刻的民主社会环境，在这种环境下，资本主义和阶级统治最终可能被超越。‘在经济结构和国家关于其立法和高压政治之间站立着市民社会，而且后者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在一个具体的意义上改变而不仅仅在法令书本中’,所以任何新的国家形式将取决于一个真正的社会和文化‘霸权’(egemonia),而不是仅仅靠征收和武力。获得一个有效的霸权取决于一个长久而又逐渐的‘阵地战’,不同于1917年由布尔什维克承担的引人注目的政治或军事的‘运动战’。在西方的环境下，在试图抓住和变换国家当权者之前，社会主义者们必须为霸权做好准备。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将冒决定性的失败风险，在20世纪20年代的意大利，失败在一个恶化的民族主义手中，并使葛兰西在监狱中度过余生。”①因此，奈恩把“市民社会”和“霸权”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对现代社会进行了分析，解释了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恶化的、过度的民族主义，并指出想要实现新的社会形式必须要经历有自立的社会视野和民主的社会环境的市民社会阶段，社会主义者们必须要对霸权主义做好准备，以“阵地战”来获取真正的社会和文化“霸权”。

“市民社会”概念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恢复，自然吸引了西方一整代新左派思想家和激进分子，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图腾，“一个明显的非教条的和反经济主义的先驱……而且其迷人的部分是将葛兰西描述的‘市民社会’作为一个范围，这一范围不但是有价值的，而且可能比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的枯燥无味的想法更重要，无论在东方的实践中还是在西方的共产党的愿望里”②。因此，在奈恩看来，“市民社会”这一范畴是极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他把市民社会的概念融入民族主义的架构之中，做出了独具特色的研究。

总之，葛兰西“霸权”和“市民社会”的概念对奈恩的影响十分巨大，众多民族主义研究者都承认奈恩对葛兰西的依赖，他们这样评价道：“奈恩像其他葛兰西追随者一样强调霸权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性。”①“《不列颠的瓦解》是围绕葛兰西的监狱笔记进行的。‘南部的问题’‘有机知识分子’和‘常识文化’与英国和苏格兰之间的关系、流亡知识分子和亚文化民族主义的问题都有一个隐式并行。”②

(二)厄内斯特·盖尔纳的“现代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

现代主义思维范式的民族主义理论家厄内斯特·盖尔纳对奈恩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奈恩在其著述中多次提到盖尔纳的民族主义思想，并进行了十分深入的分析研究。

首先，盖尔纳民族主义思想对奈恩的导向性体现在现代主义思维范式的民族主义的整体架构上。与所有现代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家一样，盖尔纳认为，民族、民族主义等现象都是现代化的产物。他是如何阐述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的主旨关系的呢?奈恩指出，盖尔纳所展现出来的是，在现代化之下显著的民族主义，既不是一个巧合，也不是理想主义和蓄意的产物。“跟随盖尔纳，奈恩视民族主义是一种对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不均衡传播的反应。”③奈恩拒绝和批判了原生主义范式的民族主义理论，他聚焦于社会现实，看到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赋予了现代化和民族主义以新的意义，可以说，奈恩的现代主义理论范式的最基本的来源之一就是盖尔纳，正如奈恩热情洋溢的评价：“盖尔纳的‘现代化理论’的最大成就就是认识到，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现代化的反应，而非仅仅是反抗现代化的表现。”①

其次，奈恩对盖尔纳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认同体现在民族主义反抗帝国主义特性的解读之中。奈恩明确提出，民族主义具有反帝国主义的特性，而这一观念就来源于盖尔纳，他这样写道：“在盖尔纳著名的民族主义文章的结束篇，给出了这种最有说服力的表达。‘大体上这似乎是一个仁慈的安排’,盖尔纳认为，因为如果对发展民族主义的反应没有发生，那么帝国主义只会加剧，而‘这一在政治上联合的世界可能会变得类似于南非的现状’。”②以及，“盖尔纳尤其强调了民族主义的功能是多么重要，在抵制过度集权和整体发展中。如果没有‘碎片化’和‘解体’,某种类型的帝国早就会挪用工业化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③。不难看出，奈恩的民族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理论正是来源于盖尔纳，恰恰是民族主义这一“仁慈的安排”构成了19世纪初到现在的广义的边缘地区第三世界对核心的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的连续抵抗和抗争，可以说，不发达地区的民族主义斗争为抵制过度集权和帝国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盖尔纳的民族主义思想对社会经济的关注给予了奈恩极大的启发。“科恩和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弱点是其对经济学的忽视，其未能将种族政治的崛起放置于发展的一个更实质性的框架内。这一缺失被厄内斯特·盖尔纳、安东尼·史密斯及其他20世纪60—80年代的学者的重要工作所弥补。”①可见，奈恩认为，在盖尔纳之前的学者忽视了对民族主义的经济学解释，他们并未抓住社会发展的真实现实和本质框架，正是盖尔纳和他的学生史密斯等人对此缺陷进行了弥补，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盖尔纳为民族主义理论的经济学补充给奈恩的民族主义研究以社会经济视角的启发，因此，奈恩在盖尔纳对民族主义的经济学弥补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现代主义范式下社会经济视角的民族主义思想。

然而，在对民族主义的具体分析当中，奈恩并不是简单地重复盖尔纳的理论，也有许多对盖尔纳民族主义思想的反思和批判。

一是，奈恩并不认同盖尔纳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秩序的观点，即工业资本主义作为一个良性秩序逐渐辐射到世界，提供了人们渴望的和最终会获得的经济增长。奈恩反而认为，无限的资本积累的逻辑对其入侵的世界有非常大的影响，并产生了一个世界体系，其特点是深刻的分裂和不平等。这些分裂和不平等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发生在区域和次区域的民族国家，这通常意味着，最具戏剧性的对抗在于整体的民族主体之间所经历的斗争。民族主义运动是对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反应，是边缘区域与核心区域对立的表达。

二是，奈恩深入发展了盖尔纳关于现代哲学真正主题的论点。盖尔纳认为，现代哲学的真正主题是工业化，工业化和它持久的余震——“现代化”——确实改变了或者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结果。虽然认同这一点，但是奈恩认为，盖尔纳收敛性的概要是不完整的，他讲得不够深入。在奈恩看来，盖尔纳证明了工业化是如何产生现代民族主义政治的，但是却没有继续探讨现代哲学的真正课题是什么,奈恩认为，这一课题不是工业化，而是极其复杂和色彩斑斓的余震——民族主义。

不难看出，奈恩的民族主义思想受到了盖尔纳的极大影响，他不仅认为“民族主义起因于厄内斯特·盖尔纳和他的思想流派所描述的具体的发展关头”①,还十分赞同佩里·安德森的评论，即“盖尔纳和现代派告诉了我们所有关于民族主义所需要知道的东西”②,他满腔热忱地赞颂盖尔纳的《思想和改变》(Thought and Change)一书中的“民族主义”一章，称其是“英文中最重要的和有影响力的最新研究”③。

小结

奈恩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在继承发展前人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以自己的深入分析和理性思考而建构起来的，包括四个主要的理论来源，即马克思主义、英国本土的民族主义意识、法国“五月风暴”的革命实践，以及两位西方思想巨擘的相关理论，它们共同构成了奈恩唯物史观的民族主义思想的理论资源。

其中，马克思主义是奈恩民族主义的理论内核。一方面，奈恩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想，尤其是肯定了列宁的民族理论；另一方面，他修正和辩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缺失”民族主义理论的历史原因和时代局限，挑战和批判了卢森堡和斯大林的反民族主义理论，并在结合两方面的基础上，生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这不仅对民族主义进行了唯物史观的解读，而且对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实做出了科学、理性、辩证、客观的认识。在对奈恩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当中，我们必须看到其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奈恩的民族主义理论体系。

此外，英国本土的民族主义意识是奈恩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点。在对世界、不列颠及苏格兰民族问题的社会、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考察中，奈恩将理论奠基于经验主义的光影投射之下，从社会真实的实践活动出发来达成理论的有效性和解释力，又注意吸收、学习、借鉴西方和英国新左派的民族主义研究思潮的诸多成果，进而在不列颠王国中各民族的民族主义热望的驱动下发展、完善、运用自己的民族主义研究。

同时，对法国“五月风暴”的亲历和参与开启了奈恩以马克思主义解读世界的思想历程。我们知道，半个世纪过去，这场运动对法国和世界的影响仍然深远，这一运动加速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参与，从此，工人自治、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社会运动开始蓬勃发展。“1968年5月改变了法国。这与其说是一次‘失败的革命’,不如说是一次‘成功的改良’。”①1968年，奈恩虽然人在英国，但也参与到了与法国相呼应的英国学生运动当中，并写作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来解读这场革命运动，可以说，法国“五月风暴”以实践性的社会革命冲击了奈恩对世界的认识，形塑了其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认识世界的思维格局。

最后，两位西方思想巨擘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厄内斯特·盖尔纳是奈恩民族主义的理论源泉。在奈恩的学术理论发展当中，葛兰西和盖尔纳是至关重要的两位思想家，其中，葛兰西对奈恩的学术研究起到了先导性的作用，其“霸权”与“市民社会”理论给青年时期的奈恩以决定性的理论导向，带领奈恩走上了对马克思主义不懈发展的道路；盖尔纳则对奈恩民族主义的理论视域起到了铺垫作用，将奈恩的民族主义研究带到了“现代主义”的思维范式之下。

奈恩以上述理论资源为基础，考察现代社会当中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及运动，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并借鉴英国传统与现代革命实践，吸取葛兰西、盖尔纳的社会解释范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唯物史观的民族主义思想，其理论继承与发展并重，历史与现实兼顾，理论与实践相符，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融入民族主义研究的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