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恩的民族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以唯物史观来认识解读世界历史和社会发展，他总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对现代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进行研究和探索，并以此为理论内核构建出一种既有继承又有挑战，既有坚持又有发展，既有信奉又有改造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
(一)对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坚持
奈恩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去阐释民族主义。这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对于解读现代民族主义现象有着十分科学的、客观的分析力和解释力。他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把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运用到对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分析解读之中，其中，主要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对资本主义普遍规律的运用，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思想、整体性思想、主体性思想的发展，以及对社会主义和人的自由解放理想的坚守，展现了一种对民族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和阐释。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种以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原理，奈恩把其融入对民族主义的分析当中，以社会经济运动的普遍规律看待民族、民族国家、民族性政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系统分析世界历史和社会生产力的状况，并以此来解释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
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不均衡发展”("uneven develop-ment”,或译为非均衡发展、不平衡发展)思想为奈恩的民族主义思想提供了奠基性的哲学基础。在其充满争议的《苏格兰和欧洲》一文中，奈恩写道：“与民族性及种族类别不一样，民族主义不能被视为一种‘自然’的现象。”①事实上，民族主义必须被界定为是对“反抗极端不发展这一令人不快的事实的一种动员”②。他将民族主义描述为共同体在面对帝国主义者时产生的一个激进运动，而且这一运动提供了一个共同命运的概念。在《不列颠的瓦解》一书中，奈恩明确提出，不均衡的发展是民族主义的基本推动力。可以看出，奈恩认为，民族主义的产生是资本的“不均衡发展”导致的，这一理论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主要包括两重含义：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法；二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解释，即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均衡。①
其一，民族主义的产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法的运用。平衡和不平衡是唯物辩证法的一对基本范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统一。在工业大生产条件下，不平衡发展是一个时代的选择和命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平衡和不平衡的角度对许多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包括对不同的生产部门、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各个资本集团之间的平衡和不平衡关系的研究。正是在分析各个领域中大量存在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从哲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概括，他说：“平衡总是以有什么东西要平衡为前提，就是说，协调始终只是消除现存不协调的那个运动的结果。”②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平衡是以不平衡为前提的，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消除不平衡的结果。马克思关于平衡与不平衡的思想对于奈恩民族主义理论的奠基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其二，民族主义的产生是对“不均衡发展”这一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运用。这个词最早是列宁提出的，即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是现代战争，特别是世界大战的根源。列宁认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早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已经如此，但是这时国与国之间发展速度的不均衡还不突出。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展，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均衡性加剧了，导致政治乃至军事力量发展的不平衡，这就必然要爆发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也就是世界大战。所以，列宁的结论是，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尤其是世界大战的根源，而战争又必然加剧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危机，在矛盾最为尖锐复杂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就是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无产阶级革命不但必然要发生，而且完全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之内的率先胜利。
在以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之上，奈恩运用“不均衡发展”这一理念来解释民族主义在边缘地区的产生与发展。他认为，西方工业化的发展过程是不均衡的，先发展的核心地区剥削边缘地区，这使得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差异持续拉大。工业化不仅瓦解了传统社会，而且使其不均衡地瓦解。边缘地区的知识分子出于对这种差异扩大的敏感，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但边缘地区往往没有核心地区那样的现成的具有整合性的政治框架，所以边缘地区只能够诉诸民族与文化来动员人民。因而，民族主义最先是在边缘地区出现的。“发展必须在某处开始，而非在所有地方发生，其中大部分是一系列突发事件，而非全球资本所提供的一个像上帝一样的对策。”①这恰恰继承发展了马克思的众多著名论断：“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②;“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①;“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②;等等。可见，奈恩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来解释和审视民族主义的。
此外，奈恩还把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思想、整体性思想、主体性思想融入自己的民族主义理论的构建当中，以此对民族主义的特征、类型、主体结构和理想目的等进行分析，从而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构造了自身独具特色的民族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兼具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客观理性、整体性的哲学思辨及主体性的实践形态三个特征。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思想是一种关于现代性的社会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阐释。资本主义的马达推动着人类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使得社会历史发展进入了新纪元，这让整个社会生活都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现代性”。奈恩正是看到了现代性前所未有的张力，从而揭示出其与民族主义产生的联系。他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与表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和融合催生了民族主义的萌芽，而这一萌芽在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迅猛扩张下日益生长，最终成为足以撼动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力量。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思想是一种从宏观角度考虑社会历史、现实现象与事物发展的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最经典的论述是由列宁做出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完整的世界观”①。奈恩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对民族主义进行剖析，形成了自身具有整体性特质的民族主义理论。奈恩整体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主要体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对民族主义核心特征的整体性分析，他牢牢抓住民族主义的历史与现实，并以此对民族主义的特征进行了多维分析，他不仅看到了其普遍性、地域性，更重要的是他抓住了其两面性特征，他并不像其他民族主义理论家那样把民族主义区分为好的或坏的民族主义，而是相信民族主义固有的矛盾本质，以此辩证客观地分析了民族主义的病态性与非理性，以及积极性与反帝性；二是在系统分析民族主义特征的基础上，他对民族主义进行了整体分类，展示出种族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和新民族主义的不同类别。他全面分析了现实世界中最典型的民族主义实例，完整地阐明了从苏格兰、阿尔斯特等区域，到英国、欧洲，乃至世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
再次，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思想是一种对人的主体性特征和地位的深入考察。奈恩从这一点出发剖析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中人的主体性力量，指出了人民大众的实践价值所在，实现了对民族主义主体性的理性解读。马克思曾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②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的主体承载者就是人，奈恩认为，民族是历史发展的推动者，可见民族是作为实践意义上的主体而存在的，人民大众作为民族的组成主体，其作用和地位具有极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进而奈恩指出，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体意识的彰显，它将人民大众引入了政治生活之中并提供了一个共同命运的概念，因此，民族主义是一个具有内在决定性的社会必需品，具有平民主义的特质。奈恩考察了实践意义上的主体、历史意义上的主体和价值意义上的主体，分析了民族主义范畴内的民族与人民大众，展示出马克思主义主体性思想对人类终极意义的渴求和追问。
最后，奈恩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民族主义理论有着对社会主义和人的自由解放理想的坚守。社会主义理想现实化的探索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主题，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一直都在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不懈的追求，但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等的限制，其时代的社会主义只能是理论上的理想社会状态。虽然奈恩的研究对象是民族主义，但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直坚守以期达成人的自由解放的最终理想，并希望人类能够通过民族主义的阶段，实现自由、解放的社会主义社会。奈恩把社会主义的理想拖进了日常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之中，指出了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的关系，并相信民族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现象，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民族主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缺失”民族主义理论的修正及辩护
作为当代英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范式的民族主义理论家，奈恩的思想在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当中引起巨大关注始于1975年他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的《现代贾纳斯》一文。虽然奈恩从唯物史观出发来解读民族主义，但是他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某些传统作家关于民族主义的解读是完美而不可更改的，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内对民族主义进行了一种既继承又批判、既尊重又挑战、既发展又修正的研究与探索。我们从奈恩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分析理路中可以得知，在对世界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双重解读下，奈恩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民族主义某些问题的阐释上是“缺失”①的。他从挑战与修正的角度解读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剖析马克思主义在现当代社会中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的解释的缺失和某些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缺失进行了辩护。
第一，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缺少对民族主义的解释与分析。作为一名新马克思主义者，奈恩对进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觉醒和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式表现出辩证性和客观性，他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民族主义理论是绝对完美无缺的，而是认为由于历史的时空限制，该理论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奈恩认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实践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问题都十分重要。②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缺失主要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关于民族主义的系统论述，而卢森堡、斯大林等对民族主义做出过专门论述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对民族主义几乎一律采取批判和排斥的立场，唯有列宁在这一方面的思想表现出十分积极的意义，因此，从历史发展和现实实践上来看，奈恩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民族主义的认识并不尽如人意。因此，奈恩在自己最著名的《现代贾纳斯》一文的开篇写道：“民族主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历史性缺失。”①
第二，众多“主义”在民族主义问题上都是缺失的。在提出马克思主义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缺失后，奈恩进一步指出，其他“主义”对于民族主义问题的解读更是失败的，他这样写道：“的确，西方思想的其他传统并没有做得更好。唯心主义、德国历史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现代社会学在这里与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缺失的。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安慰。他们思想的科学主张和政治意义是大于这些对手的，而且也没有人会不自觉地感觉到他们应该更好地应对现代历史的这一中心的、不可避免的现象。”②可以看出，民族主义是人类历史中主导社会发展的核心，众多传统思想理论都无法做到对这一问题的成功解读，而在各种“主义”中，马克思主义显然是更加科学的和有意义的。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基础上，奈恩进而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缺失”进行了辩护。
第三，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缺失是不可避免的，这在历史与现实的理论与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奈恩写道：“我的论点是这种缺失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现在是可以被理解的。而且，它在本质上在唯物主义的术语中是可以被理解的。所以，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很好地逃离已经被困于这个问题中的旷日持久的和破坏性的僵局。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不能从这一考验中不被注意地和未曾改变地逃离出来，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认识到这一缺失的原因是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中的真正位置，它的一些局限性，一些无意识的根源，它盲目地与现代历史发展的进程捆绑在一起。这意味着视马克思主义本身为历史的一部分，在一个相当贬损的意义上，与理论和实践的神圣婚礼无关。这意味着永远失去那个马克思主义从唯心主义哲学那里所接管的(并最终从宗教接管)以科学为外衣的神一般的姿态。”①在奈恩看来，马克思主义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缺失是无法规避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中的位置。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所处时代精神的精华，固然开创了一种科学、理性、客观、辩证的理论体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是历史的一部分，其与现代历史发展进程的捆绑意味着它必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这一局限性使它在对民族主义问题的解读上缺失了，因此这一缺失是可以理解的。
第四，哲学的、概念的缺失。奈恩在把马克思主义放入真实的历史发展中之后，对其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民族主义上的‘缺失’似乎对于我们来说首先是哲学的、概念的缺失。伟大的名字从马克思本人到葛兰西都没有足够关注这一话题，他们都顺便或一带而过地对待这一话题而不是直面这一问题。”②可见，在奈恩看来，这种缺失首先是一种哲学的、概念上的缺失，从马克思到葛兰西，他们都没有关注到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对于民族主义，他们都仅仅是顺带提及，更别说系统全面的分析阐述了。加之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大都固执地反对民族主义，这更加使得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的分析理论走向一种片面和固定不变。尽管列宁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学说不同于罗莎·卢森堡、普列汉诺夫(Plekha-nov)和卡尔·拉德克(Karl Radek)所秉持的不应该支持任何民族主义运动的传统观念，并把民族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采取理论上无条件地坚持民族自决权和实践上有条件地支持民族主义运动的策略。但是，大部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仍是在阶级分析的框架内，坚持认为，“在历史中，阶级总是更重要……阶级斗争总是历史变革的发动机，民族性仅仅是它的一个附带现象”①。而这种观点在奈恩看来是错误的，民族、民族主义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推动力并不弱于阶级，甚至是“现代社会形成的先决条件”②。
第五，历史局限下的“缺失”。真实的历史事件远比理论来得更加残酷和深刻，国际主义的团结终究没能阻止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没能带来列宁所希冀的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更加没能阻止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肆虐，真实的人类历史表明，这种既能带来民族解放运动又能造成民族压迫，既积极又消极，既健康又病态的民族主义才是社会历史最重要的现实。由此出发，奈恩进一步从理论走向了现实，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缺失’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的或主观的缺失”,事实上，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够给出对民族主义的合法阐释，那么其他“主义”更加做不到。他接着写道：“历史的发展在那时并没有产生这样一个‘理论’所必需的某些东西。当时时机并不成熟，对于它，或对于它们来说。直到1914年后两代人遭受创伤时，它仍未成熟。”①换句话说，当时的社会现实并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产生的条件，时机的不成熟与历史的局限性共同造成了这种缺失。这也是为什么奈恩一方面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缺失”,另一方面又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和解释民族主义。可以说，奈恩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释世界的方法，创造性地把民族主义的现实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结合，建立了一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学说。
第六，回归真实的历史。奈恩认为，要克服这种缺失，就要回到真实的世界历史中去，他写道：“哲学的缺失使我们回到真实的历史。它带领我们回到物质条件中，在物质条件下，现代民族主义之谜将自己展现在这些过去的世代面前。……民族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清楚的核心。和其他思辨系统一样是有时限的，马克思主义没能预见这种发展，或没能预见最终资本主义历史将承担的总体形状。至于民族主义，由它产生的麻烦远比接近这一问题所需要的多。”②这段话表明，作为一种在特定时代内产生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并不能预见性地看到之后席卷全球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任何“主义”都不具有上帝似的预见能力，因此，理解民族主义必须要从真实的社会历史出发，以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为指导对其进行剖释，才能得出正确的、客观的观点和结论，可以说，在奈恩看来，马克思主义在民族主义上的“缺失”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是一种历史发展下的时代限制。由此，奈恩发展、修正和辩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主义的理论，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建立起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
(三)对卢森堡、斯大林民族理论的拒斥与批判
奈恩在众多著述中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作家的相关民族主义理论进行了基于唯物史观的分析和批判，主要包括对卢森堡、斯大林民族主义理论的批判和对列宁民族主义理论的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奈恩的民族主义思想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卢森堡、斯大林关于民族主义的立场，他认为，“民族主义可以用唯物主义来解释，理论家的首要工作就是要找出正确的解释架构，以便据此适切地评估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根源不应从个别社会的内部变化中去寻找，要从18世纪末以后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中去了解，因此唯一有用的解释架构是‘世界历史’”①。以此为基点，奈恩指出了卢森堡、斯大林的民族主义理论的问题所在。
我们知道，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角度少量地、间接地奠定的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的基本立场来说，列宁、卢森堡和斯大林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并广泛论述了民族主义问题，在论及民族问题时，他们较高频率地使用了“民族主义”及“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等相关名词，可以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正是通过列宁、卢森堡和斯大林等人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第一，卢森堡作为一位波兰女性社会主义者，一直站在反对波兰民族主义和重建波兰民族国家的立场之上，她反对所有的民族主义和基于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在她看来，所有的民族国家都压迫其国内的少数民族和弱势民族，她认为，如果人类能从国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那么所有民族都能够彼此相互尊重，共同生活在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里。此外，卢森堡还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波兰民族主义运动、恢复国家独立持批判态度，她批评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爱国主义者的支持，因为她认为他们分裂波兰与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事实上支持了专制统治。她坚持认为，在没有解决阶级问题前民族问题是不能被解决的，“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创造现代的民族国家；但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是消灭作为资本主义政治形式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作为一个有觉悟的阶级形成了，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努力”。直到被残忍地杀害，卢森堡一直在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建立“废除民族国家以后的世界”、创建真实的民主制度而斗争。①在卢森堡看来，现代的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产物，是要被无产阶级所消灭的一种共同体形式。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关注波兰问题，发表了《论波兰》《论波兰问题》《对波兰的重新瓜分》等论著,不断号召各国无产阶级支援波兰人民的解放斗争。此外，他们也同样高度重视爱尔兰问题，并公开站在爱尔兰方面，坚决支持爱尔兰的民族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早已辩证地提出，“前进的第一步就是争取民族独立”①,“只要还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②,“只有真正成为国家的民族时，才更能成为国际的民族”③。列宁对此评价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政策提供了各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民族运动的伟大范例。这种范例至今还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④
奈恩坚决秉承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解放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反驳了卢森堡倾向于怀疑整体民族解放的观点，他谴责“罗莎·卢森堡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问题有着最大数量的错误答案”⑤。奈恩从1914年的社会现实着手分析，“1914年不仅被标记为阶级斗争的发展达到顶点的时代和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的增长达到顶点的时代；它也同样是民族斗争在欧洲内外的成熟时期。在欧洲，其余成熟的民族国家，如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经历了持不同政见的民族对他们不断增长的压力，而且奥斯曼帝国已濒临结束。在其他大陆，警惕的观察家认为，一般主要的民族主义革命的开始就是针对新近的欧洲帝国主义。几乎所有民族解放运动都发生在相对落后的地区”①。在奈恩看来，1914年，阶级斗争严峻，社会主义运动不断高涨，同时，民族斗争也在成熟，两种斗争是同时达到时代顶点的，然而卢森堡却认为，“民族主义斗争应该分配一个明显的次级的地方。……无论在哪里(如在她的家乡波兰),工人和知识分子似乎都可能需要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之间做出选择，前者永远不应该被优先考虑。因此，考虑到波兰的情况，即被‘整合’到沙皇领域中，而相对来说，德国(当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视其为未来革命的中心)占据一个敏感的缓冲位置，放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愿望是他们的义务。在欧洲类似的情况下，民族斗争是一个分心的事物……对于真正重要的东西，即将突破的阶级斗争。只是在后者发生的地方，它相对不那么重要。其非民族的价值和动力将很快致使民族主义关注的整个领域在任何情况下变得不合时宜”②。奈恩对此持否定的观点，他指出，两种斗争没有以任何方式发生冲突，事实证明，民族主义并不全然是狭隘的，它甚至是极具反帝性的、健康的，引导民族解放的重要意识形态和运动，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承认民族主义具有积极的功能。奈恩在此以列宁对民族主义的阐释批判了卢森堡的观点，他写道，“在关于这个问题上的一系列作品中，列宁批评和限制了卢森堡主义的反民族主义。他认为，在欧洲，甚至在更接近大都会革命的现场，民族主义起义有更积极的意义。他们所利用的社会力量和**太强大了以至于不能真正的‘放弃’;而且无论如何，他们都致力于推翻旧的王朝，并以此培养有利于社会革命的普遍条件。这些旧国家的瓦解是必要的(尽管不可否认还远未充分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努力争取的改变的条件。在这种务实精神中，解放斗争的民族主义应该被鼓励至少到他们夺取政权的那一刻”①。
霍布斯鲍姆也指出，“阶级意识在实践时，必然会涵括公民、民族这个向度，同理，公民、民族或族群意识自然也会把社会主义的向度涵括进去。于是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劳工阶级迅速走向激进化，自然会连带强化他们潜在的民族意识”②。可见，在社会实践当中，民族的向度与阶级的向度是相互融合的，两者不存在矛盾性，不应当只重视阶级的革命而忽视民族的革命。英国历史学家休·希顿-沃森(Hugh Seton-Watson)也指出，“那些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民族运动一定会获得支持”③。换言之，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两者没有以任何方式发生冲突，事实证明，“受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要想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首先要取得‘自身解放的首要条件’,‘第一个条件’——解放被‘本民族’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如不这样，压迫民族统治阶级力量的直接削弱、机会主义对工人运动影响的消除、无产阶级自身队伍中思想障碍的克服、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新的高涨的机会的到来，都是不可能的”①。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革命恰恰是“自世界大战时代以来，在全球事务中最伟大的革命”②,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承认民族解放运动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具有积极的功能。
第二，斯大林作为苏联的重要领导人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代表，其理论与实践既有历史贡献，也有一些错误和失误。他在民族主义问题方面的论述较为丰富，主要有《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在走向民族主义的道路上》《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等。他认为，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精神武器，他写道，“在现有的一切压迫形式中，民族压迫是最精巧最危险的一种形式。所以精巧，是因为它便于掩盖资产阶级的强盗面目。所以危险，是因为它挑起民族冲突来巧妙地使资产阶级免受打击。过去欧洲的掠夺者之所以能够把工人抛到世界屠场上去互相残杀，至今他们之所以还能够使这种屠杀继续下去，其原因之一就是麻醉欧洲工人头脑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力量还没有枯竭。民族主义——这是资产阶级最后的阵地；要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把它打出这个阵地”③。他要求共产党员要“同民族主义作无情的斗争”,恢复“以前原有的那种兄弟般的国际主义关系”,“消灭民族主义这条九头蛇，造就国际主义的健康气氛”。④根据斯大林的观点，所有民族主义都是狭隘而无益的，无产阶级必须要团结在一个伟大的国际工人运动中，“工人无祖国”,由此，斯大林从根本上把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对立起来，树立了一种反民族主义的分析视域。
奈恩对斯大林以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的分析做出了批判，其关注点主要在于对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分析阐释。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古板僵化的态度对待民族主义，否认民族主义的积极作用，并盗用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观点来反对民族主义，他的这种把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从根本上对立起来的观点，在奈恩看来是不合时宜的和错误的，他指出，“当然，国际主义者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但他们的问题是，1914年以后正统观念仍然迷恋高度大都市化的形式，这有助于其比较系统地组织大国交易。这一严重的例子是在斯大林和‘一国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之后，苏维埃国家对国际主义者的信条的盗用。从那时起，正如一份当代苏联文件所说的那样，‘国际主义的根本意义是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必须意识到其作为一个整体运动的责任，制定具体的“纯粹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否定可能危及社会主义建设普遍规律的诱因’”①。根据这段论述，我们看到，作为一名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家，奈恩从不把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对立起来，而是相信国际主义的反帝国主义性，以及承认现实世界民族主义的主导性，认为只有通过民族主义这一社会阶段才能够实现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
奈恩指出了斯大林的错误，即盗用了国际主义的信条，我们看到，1914年之后，人们更加忠于民族国家，而不是国际组织，因为对于普通大众而言，眼前的实际问题与个人经验使他们认为，主权国家的民族标识比抽象的、理论的国际主义原则与组织更加让人觉得亲切和重要，工人是有祖国的，在成为无产阶级之前，他们首先是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波兰人。奈恩感叹道：“所以这是现代国际主义黑暗的、畸形的一面。挫败把它转变成了一个比以前更加严格、盲目崇拜的纲领。但是，一旦这一挫败结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中，世界历史环境并没有解除这些顽固的想法。相反，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分裂为斯大林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前者篡夺了国际主义来为伟大的苏联服务，必然会陷入神权政治的术语；后者对此及斯大林主义者对革命的其他背叛做出了回应，这一回应要么是遥远的悲观主义的观念(像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要么就是更大的理想化的国际理念的观点。……只有一个
成功的第一世界或第二世界的国际革命的影响(能与1789年相媲美)才可以解开这样一个强大的、食古不化的结构。”①斯大林把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对立起来是对概念的教条与僵化的理解，奈恩不仅相信国际主义的反帝国主义性，也承认现实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性。
汤普森也一直致力于对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错误进行集中清算，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人的更大程度的解放，而不仅仅是实现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社会化，斯大林主义的国际主义是一种教条的、强迫的集体主义，并使得“一些人会放弃社会主义，或不再想积极参与任何为新社会奋斗的活动”①。汤普森提出，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过渡要诉诸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坚持认为，只有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才能看清民族性自身的问题，同时他不否定国际主义视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他坚决反对通过国际主义走向民族虚无主义。②此外，吉登斯、安德森等人也从各自的角度阐释了民族维度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因为“民族和民族主义均是现代国家的特有属性”③,而且“世界体系显然备受民族国家的主宰”④,所以“斯大林主义在那个时代确实把马克思主义还原为一种无价值的权力”⑤,这是不正确的。
斯大林反民族主义思想的错误，在于打着国际主义的名号来服务苏联，其实，列宁早就说过，“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支持(用宣传、声援和物质来支持)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⑥。可见，斯大林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两者对立起来，并非真正的国际主义，其盲目、顽固、错误的解读对于社会主义的实现是致命的。而在新的社会状况中，将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相融合的革命才是民族解放、无产阶级解放的真正有力武器。
(四)对列宁民族理论的肯定与发展
奈恩对卢森堡和斯大林的民族主义做出了诸多的挑战和批判，但是不同于对他们的态度，奈恩对列宁的理论做出了诸多的肯定与发展。列宁的观点是，在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之内，共产主义者支持“一切反对现存任何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被迫害的宗教、被贱视的等级等等去争取平等权利”①。他做出了许多重要论述：“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享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打成一片，——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教给工人的民族纲领。”②“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压迫的加剧不会使社会民主党放弃为争取民族分离自由而进行的‘空想的’(象资产阶级所说的那样)斗争，而是相反，会使社会民主党加紧利用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各种冲突，作为发动群众性行动和反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导火线。”③民族主义是强有力的“动员剂”,帝国主义控制着社会中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必要体系。就被压迫民族对抗压迫者的民族主义而言，“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加以支持，而且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因为我们反对压迫是最大胆最彻底的”。“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内容，而我们无条件支持的正是这种内容。”④列宁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把大民族的民族主义与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他认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妨碍各民族团结和联合的主要障碍，因此他主张同其进行坚决斗争，主张过去受压迫民族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列宁敏锐地注意到，民族主义对于民族解放的催化作用，他的分析是基于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差异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承认民族运动的历史合理性”①,“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两个趋向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规律。第一个趋向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优势，第二个趋向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纲领考虑到这两个趋向，因而首先是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容许在这方面有任何特权，其次是坚持国际主义原则”②。可见，列宁主张以民族解放运动同资本主义压迫、剥削进行坚决斗争，主张受压迫民族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因为只有实现民族平等才能走向国际主义的联合，只有实现民族的解放才能达至全人类的解放。
在对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主义理论的分析当中，奈恩对列宁的民族问题的相关观念最为肯定，他写道，列宁对民族问题的分析，“优点就在于‘现实主义’,在于其谨慎地承认民族主义有双面影响，这位于革命战略的核心。在其时代的实际动力中，在1914—1918年的泛滥之前，这有双重积极的作用：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理论发展中的实用策略和基础。但是，共产主义1918年后的变形清空了它在这两方面所有的实际内容，只剩下一个双面的态度，这一模棱两可的公式，没有他们询问的、不安分的张力：论战僵化为祭司的伪善说教。尽管如此，它仍然不可能把原始的冲动从机械教条的累积中分离出来。在我看来，列宁旧观念的修正版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新民族主义问题可以采用的唯一令人满意的答案，在不列颠群岛或其他地方。无论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还是卢森堡马克思主义都不能提供这一可能性”①。这里不难看出，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家对民族问题的分析中，奈恩的主要发展点在于民族对阶级意识的融入问题，民族主义为人民所提供的情感刺激了革命运动的生发，在现代历史发展中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是并行不悖的，它们共同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实现。
此外，列宁的民族主义总是在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世界革命观与阶级斗争理论的基础上解释民族主义，认为在面对阶级问题与民族问题时，应首先立足于阶级问题的解决，因为“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比较起来，只有从属的意义，这在马克思看来是无可置疑的”②,“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①。对此，奈恩持不同意见，他认为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在现代社会，民族并不是阶级的从属，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我们知道，“马克思已经无数次强调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身，只有打碎所有形式的剥削，才能砸碎自己的锁链”②。阶级解放的前提是主体的解放，而民族作为人类主体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群体单位，其解放任务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从目的旨归上来看，民族的解放与阶级的解放具有根本上的内在一致性。
可见，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家对民族问题的分析中，奈恩的主要发展点在于阶级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卢森堡和斯大林忽略和低估了民族、民族主义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力量，并肯定、发展了列宁的观点。奈恩认为，民族主义为人民所提供的情感是阶级意识无法提供的，单纯、片面地把民族主义归结为恶魔似的错误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看到，民族主义在现代历史发展中并不是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把民族局限于阶级的范畴中也是不合时宜的和古怪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的决定性功能和作用已然在真实的历史中展现出来。
总之，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奈恩，对以上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民族主义观点进行了继承与批判，尽管他们之间有许多“家族”相似性，如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分为核心和外围，先进地区为了自身利益入侵和粉碎外围不发达地区，人民必须要反抗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等。但是，不同于前人，奈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民族观出发看待世界现实，认为“民族主义是对资本主义渗透的一种必要反应……成功的民族独立的结果，不是一个独特的民族的胜利，而是现代性所普遍要求的一个民族追求独立的胜利。因此，资本主义不是超越，而是贯穿了一个辩证法，在其中，‘资本主义得到传播且粉碎了包围它的古代社会形态’,民族主义抵抗资本主义，进而拥抱现代化进程”①。由此，奈恩把民族主义放在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过程中，批判了卢森堡、斯大林的民族主义思想，发展了列宁的相关思想，辩证地看待民族主义的积极作用，形成了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